- 相關推薦
新一代城鄉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探析論文
一、問題的提出與研究方法。
第五次人口普査的結果顯示，xx%的流動人口集中在15——49歲年齡組，這說明育齡人口特別是年輕的育齡人口構成了我國城市流動人口的主體。我國當前的流動人口，其群體特征、城市生活環境、制度環境已與以往的流動人口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可稱為“新一代鄉—城流動人口如此大規模的青年育齡人口的鄉—城流動，其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和生育行為必將對我國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長率帶來重大影響。因此，新一代鄉—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特點應該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
在此背景下，我們開展了針對新一代鄉—城流動人口的問卷調査與半結構式個案訪談研究。20xx年xx月，我們分別在xx——xx歲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農業戶籍人口，進行了關于生育意愿的抽樣問卷調査，有效樣本xx個，回收率為xx%，其中男性占xx%，女性占xx%。問卷調査的基本結論如下：
第一，針對生育數量意愿，平均生育意愿為xx。有xx%的人希望生一個孩子，xx%的人希望生兩個孩子，希望生育xx個及以上的比例為xx%，xx%左右的人不想生孩子。
第二，針對生育性別意愿，多數流動人口對孩子沒有性別偏好，xx%的人認為應該“順其自然”，xx%的人希望兒女雙全。相對而言，在男性流動人口中，男孩偏好多于女孩偏好；在女性流動人口中，女孩偏好多于男孩偏好。
第三，成本約束、為了孩子成長和情感需要已經成為主導新一代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以上結論說明了新一代鄉一城流動人口的生育觀念呈現出理性的趨勢，新型的生育觀已經形成。
通過調査問卷的數據結果，我們對新一代鄉一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有了更為客觀的判斷。但是，由于生育意愿屬于人們的主觀認知和自我判斷，因此，要深入了解人們關于生育和計劃生育問題的真實想法，僅靠問卷調査是不夠的。因此，在20xx年xx月至20xx年xx月期間，我們在xx和蘇州對xx名18——31歲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農業戶籍人口，進行了半結構式深度個案訪談，其中男性xx人，女性xx人；未婚者xx人，已婚者xx人。
本研究通過個案訪談，以期深入了解我國新一代鄉一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現狀、主要特點及其對生育孩子數量和性別的預期，掌握他們生育意愿改變的程度和方式，深入探究影響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及其改變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城市的社會支持體系和制度安排對流動人口實際生育行為的影響。同時，本研究還試圖通過調査流動人口對孩子人力資本投資的需求及其滿足程度，來驗證以孩子質量替代孩子數量這一趨勢的實現程度，以及制度供給和社會環境能否支持流動人口新型生育觀念和意愿的實現。
二、新一代城鄉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現狀。
流動人口一般想生育幾個孩子，他們依然恪守傳統生育文化的規定而呈現出顯著的男孩偏好，還是已經發生了改變？目前的城市生活與社會環境對他們的生育意愿產生了什么影響？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實現基礎是什么？在生育意愿與實際生育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差距？本文將分別從生育數量意愿、生育性別意愿、外出務工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以及生育意愿的實現基礎四個方面，對新一代鄉一城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現狀做出判斷和分析。
（—）生育數量意愿
通過訪談，我們發現絕大多數訪談對象對于孩子數量的選擇傾向取決于其目前的經濟狀況。無論是否有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當訪談者被問到對孩子數量的預期時，大多會以經濟負擔和經濟壓力作為首要考慮的因素。因此，很多訪談對象都表達了在目前的生活環境里，只生育一個孩子的愿望。隨著社會轉型、經濟發展和居住環境的變化，流動人口的生活壓力大幅度增加，其中孩子的撫養成本（經濟成本、心理成本和機會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住房、飲食、日常生活物品、教育等）是最為突出的兩個方面。所以，在經濟收入普遍不高的約束條件下，許多訪談對象認為如果只生育一個孩子，教育資源、物質資源和時間資源都可以集中投入于一個孩子，這不僅有助于孩子的成長、教育和今后的發展，而且也能減輕自己的經濟壓力與負擔。我們可以從以下訪談內容中明顯感受到這種認知傾向。
1、要一個，一個就好了，經濟負擔太重。（訪談對象：SMUC1，男，21歲，未婚）
只想要一個孩子。現在的經濟條件嘛，社會現實、養育、教育一個孩子都非常難。
2、經濟上開支很大，還有教育投入非常大，如果兩個的話更麻煩。（訪談對象：SMMI，男，24歲，已婚未育）
雖然被問及如果在計劃生育政策放開的情況下是否會改變對生育孩子的數量意愿，有的訪談對象希望可以增至為兩個，但是經濟壓力依然是他們首要擔憂的問題，因此在實際的生育行為過程中，他們仍然會根據其經濟狀況來進行生育決策：
3、計劃生育不管，也不要了，負擔太大，沒精力也沒錢。（訪談對象：TMMCC1，男，26歲，已婚，育有一男）
4、富裕的話我會生兩個，窮的話我就只生一個。（訪談對象：SFMCO5，女，29歲，已婚，育有一女）
還有一些訪談對象認為精力投入也是決定生育孩子數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訪談對象認為養育孩子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使得她們無暇顧及更多的孩子。
5、—個就夠了，多了太累了，照顧不過來。孩子太多就忙不過來了，照顧不好，還影響工作。（訪談對象：SFMCI5，女，27歲，已婚，懷孕）
也有少數訪談對象在面臨生育孩子還是職業發展機會的選擇時，會明確選擇優先發展職業。這表明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動人口，受到城市社會情境與文化的滲透和影響，也逐漸呈現出城市居民的特點，不僅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隨著經濟條件變化而逐漸提高，同時，他們也更加強調自我的主體性，關注自我的空間與發展。
6、有機會發展的話我要先發展，不要孩子，比如說有個機會在我面前，那肯定要發展，不選擇孩子（訪談對象：TMUC4，男，19歲，未婚）
綜合以上訪談對象對于孩子數量的預期，我們發現在孩子撫養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不斷提高的約束條件下，孩子的質量成為流動人口的首要選擇。這說明城市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經呈現出以孩子質量替代孩子數量的趨勢，計劃生育政策不再是決定流動人口生育數量決策的主要約束條件。同時，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的增加、自我發展需要也成為許多流動人口在生育決策中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這反映出在城市社會環境的影響下，流動人口對自我發展的關注程度，以及對生活質量水平的預期都比以往有所提升。
（二）生育性別意愿。
流動人口對孩子的性別預期呈現多元化的特點。訪談結果表明，沒有性別偏好、男孩偏好、女孩偏好或兒女雙全等其他一些不同性別組合偏好的現象都存在。但是針對性別偏好的訪談調查結果顯示，與傳統農村生育文化中普遍的男孩偏好明顯不同的是，流動人口中女孩偏好大幅度地增加了。
1、性別無偏好。
少數訪談對象表達了對性別沒有特別的偏好，他們對女孩和男孩的價值評價沒有差別。
現在在農村里，男孩不孝順的也有的是，女孩孝順的也很多，其實要個男孩不孝順的話還趕不上要個女的好，我要男孩女孩都無所謂。（訪談對象：SMUI1，男，21歲，未婚）
2、兒女雙全。
希望兒女雙全的訪談對象也不乏其人，同時獲得男孩和女孩的收益（經濟收益和心理收益），滿足家庭和自己的不同需求，這十分符合中國人普遍希望兩全其美的心理特征。
最多要兩個，一男一女最好，能夠兒女雙全。（訪談對象：TMMS，男，25歲，已婚未育）
3、男孩偏好。
—些訪談對象認為農村里男孩偏好的傳統觀念對自己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雖然居住在城市社區，但是由于與農村社區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性別偏好取向依然存在于在城市里工作的流動人口中。但是，就整體而言，男孩偏好觀念的影響范圍和影響程度明顯有所降低。
農村都這樣，你要是都是女孩，別人會瞧不起你。（訪談對象：TMUS1，男，23歲，未婚）
我喜歡男孩子，女孩子長大了就結個婚，帶個孩子，伺候公公婆婆。沒什么出息。（訪談對象：TMMC，男，24歲，已婚未育）
4、女孩偏好。
很多訪談對象都表達了傾向于生育女孩的意愿，這主要基于以下兩個出發點：一是相對于男孩，養育女孩的經濟成本更低，例如不需要給女孩準備房子、養女孩更為省心等等；二是在某些方面，女孩的收益高于男孩，如女孩更為孝順、體貼，女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等等。在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的訪談對象中都有人具有顯著的女孩偏好。
我想要女孩，女孩不用給她買房，我要生個男孩還得給他準備房子。（訪談對象：SFU02，女，19歲，未婚）
想要女孩。女孩貼心，而且女孩吧，也省心一點，男孩太調皮了。（訪談對象：SFUI3，女，25歲，未婚）
根據訪談調査結果，與生育數量期望明顯受到經濟狀況影響相比，生育的性別偏好并沒有一個清晰的主導決定因素。換言之，影響流動人口生育性別的認知取向與行為結果的因素是非常復雜和多維的。一方面是傳統的男孩偏好觀念，另一方面是伴隨著社會轉型，女孩價值的普遍提升，尤其是城市社會中女孩價值實現途徑明顯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于流動人口的認知與決策過程，使其在生育性別選擇中呈現出復雜多樣的特點。總之，雖然各種因素的多重影響造成了性別偏好組合的多樣化，但是在訪談中我們發現，城市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經呈現出更為理性的一面，他們對女孩的價值判斷（資本收益和心理收益）已經更為客觀和理性。
（三）外出務工經歷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訪談結果表明，雖然流動人口仍保有傳統的生育文化特征，但通過與那些沒有進入城市務工的農村居民進行比較，我們發現外出務工經歷對流動人口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已經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現代生育文化正在逐漸改變流動人口的認知與生育行為模式。他們已經不再單純的追求孩子數量，也不再一味地只想生育男孩，而是更加趨于理性地結合自己經濟收入和發展狀況，通過對男孩和女孩在人力資本投資、價值實現及實現途徑等方面的客觀比較，來做出生育決策。
我家鄉還是比較重視男孩，我感覺我的思想方面改變了，打工經歷改變了一些想法。如果你沒有到外面看看的話，就會聽家里的安排生個男孩。但是你出來仔細一看，你就會改變一些想法。（訪談對象：SMUC1，男，21歲，未婚）
同時，相對于農村社區，城市社區里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更加松散，個人生活空間相對擴大，隱私權能夠得到一定的尊重，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流動人口的生育壓力（如生男孩家庭才有面子）得以緩解的現實基礎。正是基于城市社區居住環境的特點，才使得流動人口在進行生育決策時，能夠更多地關注經濟狀況而非生育文化的制約。
在家鄉一定最好有個男孩，那邊生男孩感覺名聲上會好一點，生個女孩好像會被人笑話似的，在城市這邊生活就無所謂了。（訪談對象：SFMCO8，女，29歲，已婚，育有一男）
總之，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對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產生了影響。城市融入過程不僅讓他們改善了物質生活水平，也改變了他們所秉承的傳統生育文化，為生育意愿的轉變構建了良好的支持環境。
（四）生育意愿實現的現實基礎。
生育決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父母的機會成本等）和間接因素（包括住房、看病等在內的城市生活支出）的影響。因此，如果流動人口的城市社會融入程度不高，制度供給缺乏或政府角色缺位都會直接作用于這些因素，使得流動人口以質量為取向的生育意愿難以實現。本文從以下三方面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現實基礎進行分析。
1、農村社區對流動人口依然具有很強的影響。
雖然居住在城市，但是流動人口與遷出地的農村社區仍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傳統的農村生育文化對流動人口的壓力依然存在。我們發現不少調査對象都處在城市社會與農村社會兩種不同生育文化的雙重影響中，有時候，他們必須在兩種文化所產生作用力的夾縫中進行決策。以下訪談記錄就能夠準確地反映出這一困境。
我自己不怎么特別想要男孩。但是怎么說，我百分之六七十想要男孩，主要是想到我老公家的情況嘛，要傳宗接代，……主要是老人給的壓力。（訪談對象：SFMCO8，女，29歲，已婚，育有一男）
通過以上訪談，我們可以推斷由于受到長輩、以及與農村社區之間的各種聯系等外界因素的影響，那些具有現代生育觀念的流動人口中的未婚者和已婚未育者，其目前的生育意愿和以后的實際生育決策及行為之間可能會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2、對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對于孩子的成長和教育問題，訪談對象大都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希望孩子今后能立足于城市得以發展。城市的教育體制、教育環境、教育資源與機會要遠遠優于農村已經成為流動人口的普遍共識。
帶過來把孩子放在城里撫養，我感覺對孩子的前途比較有希望。（訪談對象：SMMCS1’男，已婚已育者）
除了考慮教育環境和教育體制等因素之外，也有不少訪談對象意識到，如果將孩子留在家鄉，隔代教育會產生很多弊端，同時也會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問題。這說明新一代的流動人口不僅關注孩子的學習，也逐漸認識到孩子在教育和成長過程中應該運用適當的教育方法，并且開始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建立融洽的親子關系。這表明流動人口已經具備了一些較為先進的教育理念，重視孩子身心的全面發展。
老人帶小孩不是很好的。我們的父母嘛，文化程度比我們還要低啊。他們帶孩子的話，有些時候也不是那么文明。（訪談對象：SMMCI1，男，27歲，已婚，育有一男）
盡管訪談對象大都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學和接受教育，但是他們普遍認為在城市里孩子的教育成本很高，遠遠超出他們的承受能力。同時，工作繁忙、無暇照顧孩子也是流動人口難以將孩子留在城市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
孩子讀書一個月要很多錢，有時買衣服，吃東西，還有用的啊，還有其他什么的都加在一起，—個月800—1000吧（訪談對象：SFMO1，女。30歲，已婚，育有一男）
總之，雖然流動人口對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需求很強，但由于教育成本和撫養成本過高，以孩子質量替代孩子數量的生育意愿缺乏實現的現實基礎。一方面，流動人口迫切希望將孩子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教育成本壓力過大的現實，使其愿望難以達成。
3、生育意愿實現的社會支持薄弱。
撫養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響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但是生育意愿的現實基礎不僅僅取決于這兩個方面，還受制于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狀況。因為，對于流動人口而言，他們所處的城市生活環境、可獲取資源的滿足狀況，以及遇到的主要困難，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他們的生育意愿和實際生育決策。同時，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們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進而影響他們對城市生育文化觀念的接納程度。
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由于制度供給的短缺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他們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生存壓力，面臨許多發展困境。他們在就業、住房、看病、日常生活物品支出等方面都會遇到各種困難。同時，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社會融入過程，也會受到來自城市居民的歧視，社會排斥和歧視又會進一步惡化流動人口的生活困境。因此，對于流動人口生活現狀及所面臨困境的客觀呈現，能夠進一步探求他們生育意愿形成、以及今后實際生育行為實現的社會機制。至于政府對流動人口的支持，很多流動人口并不愿意對政府做出評價，就那些做出評價的訪談對象而言，他們普遍認為政府在流動人口的社會支持網絡中是缺位的，流動人口缺乏來自政府的制度供給和社會支持。
政府啊，我感覺政府好像離我蠻遠的。（訪談對象：SMUS2，男，21歲，未婚）
從來沒有聽說過政府對我們有優惠政策，政府出臺的政策都是對本市戶口，外地是不可能的。我從來沒聽說過，也從來沒享受過。我從來沒有聽說政府對外來務工人員有幫助，除非是特別困難的有幫助。（訪談對象：SFMCR3，女，24歲，已婚，育有一男）
總之，城市生活的拉力和壓力共同作用于流動人口，使流動人口陷入一種兩難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的居住環境、生活方式、生活內容、收入和教育等都吸引著流動人口奔向城市；但是另—方面，城市生活支出的壓力、制度供給的缺乏以及社會歧視的存在，又使得流動人口處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層，難以實現有尊嚴的生活。這種困境對流動人口生育觀念也會產生重要影響，使他們的生育意愿和實際生育行為預期出現一種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因此，由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社會支持系統還非常缺乏，因此，在流動人口較為理性的生育意愿和實際生育行為之間，仍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三、結論與反思。
通過訪談調査，我們發現隨著生活區域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經呈現出—些新的特征。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質量替代數量的趨勢已初步形成。目前，孩子的撫養成本成為流動人口進行生育決策時首要考慮的因素。當經濟條件允許和照料資源充足時，流動人口傾向于將孩子放在教育環境更好的城市中養育。所以，相對于農村，城市的教育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很多訪談對象認為，為了保證孩子成長過程中獲得充足的資源和機會，目前的經濟收入難以支持兩個孩子的生育決策。這反映出了在流動人口中，已呈現出以質量替代數量的趨勢。但是，由于城市生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得流動人口愿意用質量替代數量選擇的可實現程度降低，在孩子質量的需求和供給之間出現了較大的缺口。
第二，性別選擇呈現出理性的一面。雖然有一些訪談對象仍然具有明顯的男孩偏好，但是大多數流動人口已開始更為理性地反思這種偏好的實際收益。許多訪談對象通過直接經驗或間接經驗，能夠理性地認識到相對于男孩而言，女孩的成本支出（不需要為女兒準備房子）低，而收益（女孩子更容易找工作，女兒會更孝順）卻更高，因此，女孩偏好，或者沒有性別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漸增多。
第三，個人發展的機會成本和時間成本也逐漸成為生育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一些訪談對象在進行生育預期時，會考慮自己的職業發展，或者個人的精力投入與時間成本。雖然這并非普遍現象，但是可以看出，流動人口的生活理念，以及對自我生活空間的需求與城市社區文化更加契合。相對于孩子的撫養成本而言，個人的機會成本和發展成本雖然還不是生育意愿形成的首要影響因素，但其重要性已經顯現出來。
第四，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雙重性特征非常顯著。一方面，工作和居住環境的改變，使他們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響，遠離了農村社區所傳承的習俗和文化，尤其是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與農村社區之間依然保持著緊密的聯系，還受到根深蒂固的農村生育文化的牽制。這種雙重性特征，使流動人口呈現邊緣性特征，他們一邊接受著現代城市生育觀念，一邊仍受農村傳統生育觀念的影響。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流動人口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社會，對未來的預期是否以城市為生活重心的判斷，都會直接決定他們的生育意愿和實際生育決策之間存在差異的程度。所以，對未來生活預期的不確定性，可能導致實際生育行為在一定程度上背離生育意愿。
第五，流動人口以質量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相應的現實基礎。在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社會支持體系中，制度供給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不僅加劇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社會的困難，也會延緩流動人口生育觀念從傳統到現代的現實轉變過程。生育決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和間接因素的影響，而制度供給的缺乏和政府角色的缺位會直接作用于這些因素，使得流動人口以質量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實現的現實基礎。
【新一代城鄉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探析論文】相關文章：
城鄉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總結06-28
倫理與道德的關聯探析論文04-20
證據與事實的關系探析論文04-22
酒店成本管理問題探析論文04-08
我國臨床藥學的發展探析論文02-25
Web數據挖掘技術探析論文04-07
探析孟子的論辯方法論文02-25
宿舍文化與學風建設探析論文04-26
胡適白話文體影響探析論文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