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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分析
大學生村官被視為目前實現新農村建設和基層民主建設的新鮮血液和最具活力的人才力量，受到各級政府乃至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在大學生村官普及化的趨勢下，越來越多的調查發現大學生村官政策執行中潛藏著的各種問題和矛盾。下面是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分析，歡迎來參考！
為了解決新農村建設和基層民主建設中的人才短缺問題，同時也是為了應對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需要，“大學生村官”成為了大學生就業扎根基層的典型代表，受到各級政府乃至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同時，越來越多的調查發現，大學生村官政策執行中潛藏著各種問題和矛盾。大學生村官，尤其是異地大學生村官與農村民情存在現實差異。
在我國的廣大農村，由于自身完善的內部結構秩序和“熟人社會”的排外性，使得大學生村官開展工作屢遭困難，難以順利進入和引領農村政治、文化生活。此時，該如何引導實踐大學生村官鄉土化的路徑，使之在入鄉隨俗的前提下盡快融入鄉村政治、經濟生活。為村民辦實事？我們認為，唯有推行大學生村官的鄉土化轉型，才能“使其身份從農村的‘外來者’轉變為‘村民”’。而正是“大學生村官與村民雙方之間的了解、認可與接納的過程”，…以及這種基于“熟悉”的身份，大學生村官在農村“熟人社會”環境中才可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村民。
一、大學生就業環境
“熟人社會”是費孝通《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的一個重要的概念。中國傳統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它建立在親緣、地緣、業緣的基礎上，具有明確的地域界限。農村熟人社會具有維持私人道德、禮治而非法治秩序、長老統治、無訟、重視血緣和地緣的關系等特點。胡擁軍和周戎楨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檢驗作為“熟人社會”的農村社區，認為農村具有豐富的結構性社會資本與認知性社會資本。前者包括共同信念、傳統倫理、價值觀、歸屬感等因素：后者包括自發的信用、規范、慣例、習俗等。二者都存在于各種私人關系構建的社會關系網絡中。“而這種信任和認同是處理日常村務工作不可缺少的。”
國內一部分學者對于大學生村官困境及解決方案的研究也是基于農村熟人社會的視角展開的。例如，彭飛武認為熟人社會內部結構完整，大學生村官不易打破并融入；王勇和陳家剛認為熟人社會的人情關系網絡對于大學生村官具有不平等性，將大學生村官的瓶頸歸咎為“宗族勢力及其編織的人情關系網絡”。
二、大學生村官的現狀
大學生村官計劃是“為優化村級領導班子和增強農村經濟發展活力”這一目標而推行的。大學生村官組織的主管部門和形式基本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由教育部發起的，一村招收一名具有中專文化水平的青年，到高校進行學習培訓，成績合格者授予國家承認的大專文憑，然后回村擔任村干部；另一種是由當地政府部門面向社會通過一系列的選派程序，公開招聘具有大專文憑以上的大學生到農村擔任村官。
（一）大學生村官發展概況
大學生村官計劃可以追溯到1995年江蘇省豐縣的“雛鷹工程”，為了解決“三農”問題。江蘇省率先開始招聘大學生擔任農村基層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了大學生村官計劃。定安、臨高等市縣先后組織招聘大學生村官。同年。浙江省寧波市采用公開招考的方法，成為全國第一個推行“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的地區。
（二）大學生村官發展階段
大學生村官計劃得到迅速推廣和普及主要基于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國家為了建設新農村的需要，在當前農村中普遍存在村干部學歷淺、年齡老化等問題嚴重制約農村發展的情況下，鼓勵大學生到農村基層就業，填補長期以來形成的農村人才洼地；另一方面，大學生到農村當村官，也是解決基數龐大的大學生就業的一個重要出口。
二、大學生村官難以發揮作用的現狀及原因
（一）制約大學生村官發揮作用的因素
1。“截留任用”大學生村官現象普遍
調研數據顯示，鄉鎮截留任用大學生現象在各地都極為普遍，盡管政策上不允許鎮政府長時期使用大學生村官，但是等大學生下了鄉，他們真正的領導不再是學校里樹他們為典型的校領導，不是國家鼓勵他們下基層的政府官員，而正是當地鄉鎮干部。在這個嚴密的熟人社會里，不僅大學生村官無從進入，甚至任何個體都無法打破，大學生村官唯一能選擇的只能是順應固有的內部秩序，才能不被排斥。
2。大學生村官在當地任職并無實權
盡管大學生村官的身份不斷被制度化，既有國家政策的扶持，又由法律文件的保障，但在熟人社會里與當地村支書、村主任等村官相比還存在很大的不同。從實際情況來看，大學生村官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村官，也就更沒有實權。在中國鄉村內部結構完整、自身秩序有加的“熟人社會”里，大學生村官、尤其是異地任用的大學生村官成了名副其實的外來人員。他們不僅不能真正解決農民的問題。不能替他們做主，甚至引發村民懷疑“大學生村官的到來會改變村莊的關系結構和權力平衡，從而會有損自己的利益”。因此，村民在某種程度上排斥大學生村官也就更為正常了。 3。缺乏信任導致大學生村官工作無力
大學生村官與當地村干部在管理理念上存在沖突，村干部多指責大學生村官“工作想法存在不切實際之處”。同時，村民也表現出對大學生村官的不信任。事實上，當地的農村干部盼星星盼月亮，本來希望盼來的是一個財主。寄希望于大學生為他們招商引資、發展經濟，“對有知識、有能力的‘大學生村官’給村里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抱有過高期望”。相反，大學生村官們來到農村之前規劃的是一套校園里社團文化建設的組織理念，試圖加強村莊的凝聚力，這一方面被當地村干部認為“很多想法不切實際”；另一方面，習慣了現狀的村民也實在缺乏參加的興趣。
（二）大學生村官工作無力的原因分析
1。部分村鎮干部不支持大學生村官的工作
當地的村干部往往不能完全接受政策的安排和變化，心理上排斥大學生村官的更是大有人在――年輕的、稚氣未脫的孩子反而管到了自己頭上。村干部們早已形成慣例的權威受到了撼動，這在一個沒有法律保障，全然依靠“熟悉”認知的鄉土社會里是不能被允許的。
事實上，正像彭飛武認為的那樣，村民組才是真正的熟人社會，而熟人社會的治理有著其內在的邏輯。賀雪峰認為，全國農村都有著以自然村、生產隊或村民組為基礎單位的人情往來，有著在生產和生活上的相互合作的傳統。這種人情上的往來、生產生活上的互助合作。就形成了結構性的力量。面對熟人社會的這種內在特有的結構性力量，只有對本組村民極為了解的村干部能夠與村民建立長期信任和“一種對自己人的認同”。這就是為什么在平日工作中大家都愿意聽村干部的話。
其次，村務日常工作具有季節性、臨時性、應急性等特點，這也決定了處理村務工作需要的不是抽象的知識和法律，而是地方性的道理――即村情、民性、耐心細致的工作方法和適應當地的恰到好處的軟硬兼施。這些都是建立在對村情極為熟悉的基礎之上的，這并不是一個大學生村官在幾年的書本中能夠學到的。
2。大學生村官與當地村情的現實差距
王勇和陳家剛認為，正是“熟人社會”的排外性特征造成了大學生村官的融入困難。面對外來的陌生人，“熟人社會”內部的平等性即開始推演為對陌生人的不平等性，要么對其排斥，要么對其壓制。不幸的是，大學生村官正是上級政府下派的“陌生人”。
事實上，大學生村官盡管在到任前接受過一些培訓和思想教育，但這些知識遠遠不能夠適應與解決農村的真實情況。因此，對農村村情認識的不夠全面和缺乏工作經驗共同導致了大學生村官在面對農村復雜工作環境時，顯得舉手無措，成為與現實極不相容的“外來者”。當然，從小生活在城市的大學生村官則更難以適應農村的生活環境。大學生思想的現代化和對于農村實際情況認識的不足，往往讓他們不理解、也不接受老百姓的觀念，更不要說融入老百姓，成為當地“熟人社會”的一份子了。
此外，從當地人的視角來看，村民短時間里對新事物抱著一種懷疑的態度并不足為奇，更何況是對待他們眼中這些“沒有成熟的毛頭孩子”。不難想象。面對這些沒有經歷過磨練，沒有實踐經驗，沒有了解農村社會的環境和狀況的大學生村官，老百姓的確難以把自家的出路都交給他們。因此，熟人社會環境下的村民對這些年輕的外來客通常并不買賬。
3。大學生村官所學不切合農村實際需要
據中國農業大學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到農村工作的大學生具有農學背景知識的僅占4%：理學、文學、教育學三者占45%；經濟學相關專業比例也相當小（見表2）。
大學生村官的專業技能偏離了農村發展的需要，在農村工作實踐中很難有效應用。有54。96%的大學生村官認為自己所學知識在農村發揮的作用很低。正是出于這種“專業不對口”和對農村實際情況的陌生，大學生村官們在校所學派不上用場，也就偏離了大學生村官下鄉改造農村的美好愿景。在已經發現大學生所學無法應對農村實際工作需要的情況下，政府在制度上的培訓也沒有及時跟進，導致部分大學生村官遭遇無事可做或者遇到生產實際問題無力解決的困境。
（三）大學生村官鄉土化轉型的建議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學生村官的尷尬處境主要來源于其在農村身份的不明確。更深層次說，是他們在依靠“規矩”而非“法律”的“熟人社會”里不具有遵循規矩的“合法”身份。因此，大學生村官要想在農村發揮作用。首先應實現自己的鄉土化轉型，畢竟農村法制建設不是一日之功，不可能立竿見影。而大學生村官以法律賦予而非熟人社會人情關系賦予的身份介入農村事務管理，往往導致不能夠成為真的鄉村代表，更不具有村民真正信任和賴以托付的發言權。從矛盾及原因出發，大學生村官的鄉土化轉型，以下的幾個方法或許可以提一些益的借鑒：
1。大學生理想定位的鄉土化轉型
當前，一部分大學生村官把三年的服務期當作一個跳板，三年后或者根本做不滿三年就當了“逃兵”，沒有把自己的工作當作一番事業與自己未來人生規劃的一部分。既然大學生村官自身不具備扎根農村的決心，就更無法讓村民發自內心地接受。要想真正融入村民，大學生村官在思想上、理想定位上應首先實現鄉土化轉型――即樹立扎根農村的職業理想，將自己的位置放在村民之中，才能與村民們在一個平面內結成一張人際關系網絡。
2。大學生村官身份的鄉土化轉型
鄭明懷認為，大學生村官身份的轉變是大學生村官鄉土化的關鍵所在，并把身份的轉變視作鄉土化轉型中的“農化”過程。而“農化”就是“政府部門通過政策的制定或對相關法律法規的適當修改，促使大學生村官在戶籍意義上由‘城里人’向‘農民身份’的轉變。具體而言，一是在大學生自愿的前提下，大學生村官的戶口可以遷到農村，而具體權利與村民可以有所差別；二是戶口不遷到農村，也可以享受到村民的部分權利，如選舉權。”這里的身份“農化”轉型，是從制度上對大學生村官身份提出的保障方法，雖然在依靠“熟悉”認知的鄉土社會里，制度轉型并不如大學生村官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鄉土化轉型更徹底，但多少能夠削減大學生村官與農民之間的“城市一農村”身份差異，督促大學生村官在思想認識上放正心態。
3。大學生村官選拔方式的鄉土化傾向
即便是本身在農村長大的大學生村官，因為接受城市化的轉型以及大學的教育，在行為、觀念與管理方法上都與鄉村村民形成了一定的差異，如果是城里大學生下鄉這種差異就更明顯了。因此，在大學生村官人選的選拔聘用上，應有意識地向本土大學生傾斜。對于農村的建設，本土大學生有其自身的很多優點：一是對農村有一定的了解，熟悉當地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這是做好一個村官的前提條件。更重要的是作為農村社區的一員，在長期相互交往的過程中，也會與村民形成“類親屬”的關系，社會學家楊懋春指出這種關系“對社區團結感的形成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二是本土大學生村官因從小在村民的關注下長大，村民對其了解更多，心理上不排斥回鄉的大學生村官，換句話說，村民對于本地回鄉大學生村官基于“熟悉”而產生的信任要明顯多于異地大學生村官。
4。大學生村官技能的鄉土化轉型
如上所述，很多大學生村官的學習背景與之后在村內承擔的職務并不相關，難以在第一時間上手村務工作。大學生村官在技能方面的鄉土化轉型包括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通過加強培訓就可以掌握的農業方面的技能。只有足夠掌握有關農民生存和致富的方法及需求、生產生活習慣，才能真正理解農民的所需所求，幫助農民解決實際問題。第二個層次是從鄉村熟人社會的人際交往方法著手，熟知村情民情，最重要的是內化與村民打交道的方式，以一個內部秩序中的“局內人”的身份介入村民糾紛或利益糾葛，以更貼近人情的方式處理農民問的事務。
大學生村官在國家政策的號召下，或權衡就業形勢，抑或無奈地、抑或滿懷憧憬地下了鄉，準備在這里大干一場，或者期待3年后更好的出路。但是首先擺在他們面前的是頑固的農村熟人社會秩序，在這種堅實的人情網絡面前，發揮作用的是大學生村官們根本不知道、也無從適應的村里習慣了的“規矩”。但不管現實如何艱巨。大學生村官在理想定位、身份認同、選拔任用、專業技能四個方面的鄉土化是大學生村官融入現實環境、獲得村民信任，并順利開展工作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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