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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工漂：三年換了十份工作
三年時間，七個城市，十份工作——這是來自安徽省宿州市靈璧縣的90后農民工魏勝一的打工“履歷”。與其說是工作，不如說是漂泊。
“新華視點”欄目組織的問卷調查和記者的調研均發現，在以80后、90后為主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這樣的“工漂族”并不是個別現象。
專家分析，就業“高流動性”與“短工化”是“工漂族”的典型特征，這也成為近年來用工荒愈演愈烈的一個重要原因。“工漂”現象，折射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需加強服務引導、一線勞動者收入增幅有待提高、城市“新二元結構”亟待打破等一系列重要問題。
走近“工漂族”：瀟灑還是無奈？
“這根本不是打工，更像是旅游”。魏勝一的家人這樣評價他。高中畢業后出門打工這三年來，他足跡遍及廣州、深圳、寧波、蕭山、上海、合肥、泉州等全國各地打工，從事的十個工作中，橫跨制造業、零售業、餐飲業等多個行業。最長的一段工作時間不到5個月，最短的只有一星期。
中國社科院勞動與人力資本研究室主任都陽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高，除了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期望值比父輩高外，也與當前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變化有關。正是由于勞動力資源短缺的問題越來越明顯，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時有了更多的選擇，導致其更換工作的頻率加快。
更多就業選擇，并不意味著更多收入。魏勝一說，他沒賺到什么錢，這兩年不僅沒給家里寄錢，反而要父母貼補了他兩萬多元的路費和生活費用。
雖然賺不到錢，但“工漂族”的花費可不少。魏勝一說，他喜歡玩網絡游戲和聊天，經常和老鄉相約在網吧里玩通宵，“除吃喝外，生活費用主要是上網費用和通訊費用，手機差不多每半年換一次”。
看似“瀟灑”，其實無奈。一方面，“年輕氣盛”的他們不甘心安于現狀，對收入的不滿讓他們不斷尋找新的機會。另一方面，限于自身條件和就業崗位的低層次，其提高收入的愿望面臨現實困境。在以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為主的調查對象中，有近四分之三的農民工去年凈收入不超過兩萬元，有23.4%的人對工作表示“不滿意”，但絕大多數的人今年依然選擇在外打工。
“工漂族”就業心態日益多元
少小離家、游移無根的“工漂族”，有著怎樣的就業心態？記者采訪發現，存在這么幾類：
其一，“盲目嘗試”型。今年春節后，來自安徽阜陽的90后農民工彭良從上海一家快遞公司辭職了，結束了這份為期僅半年的工作，想跟著老鄉先去學個廚師。而這已是他兩年多來在上海的第四份工作了。他說，不斷換工作的原因，一是對目前的收入不滿意，其次是想趁著年輕多在幾個行業里干干，以便能好好學習技術。不過，他告訴記者，到目前他還是沒想好自己以后要干什么。
其二，“一心賺錢”型。老家在山東菏澤農村的王美今年沒回老家過年：從去年臘月十三到今年正月初十的20多天時間里，他以臨時工身份在上海一汽車企業做車間鉗工。“春節期間有高工資啊！”他得意地算給記者聽：“除夕之前每天110元；大年初一至初三每天330元，初四至初八每天220元，夜班工資是每班55元。”打一個“春節工”，除去生活費，凈掙4000元，這讓他感覺很值。很多年輕的農民工進城打工，看重的是城里能賺到比老家種地更多的錢。
其三，“著眼長遠”型。“城市畢竟不一樣，收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機會多、發展空間大。”來自安徽省亳州市利辛縣的王帥帥告訴記者。相比于很多同鄉，他的條件要好得多，父親在老家做生意，家境殷實，但高中文化的王帥帥還是選擇到大城市“見世面”、“長見識”。
不管是茫然還是清醒，沖動還是理性，很多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村”的距離日趨疏遠。問卷調查顯示，52.2%的受訪者絲毫沒有務農經歷，在15歲～30歲的農民工中，無務農經歷者更高達55%。
“這樣漂來漂去像個游民，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我也渴望有固定的工作和生活，但不管怎樣，我不想再像父母這一代人那樣在農村種田了。”90后農民工魏勝一說。
事實上，農村也已經沒有留置新生代農民工的物質依托。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份報告顯示：16歲～25歲的90后農民工中，41.4%沒有承包地、36.4%沒有宅基地；26歲～30歲的80后農民工中，35.4%沒有承包地、33%沒有宅基地。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文軍說，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和土地的感情要更為淡漠，在城里安居樂業、做城里人已成為他們新的憧憬。
應對“新工荒”需正視“工漂族”的訴求
雖然“工漂”的出現有其時代背景，但不可否認，這一現象對當前的用工荒而言是雪上加霜。不少企業主反映，工廠每周都有人進進出出，很多人在辭掉上份工作后并未迅速展開下份工作，由此形成了一個“高不成、低不就”的待業群體，放大了用工缺口。
要有效應對“用工荒”，必須正視“工漂族”的訴求。記者調查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訴求非常多元，盡管收入還是影響其工作滿意度的最主要因素，但打工的目的絕不是單一的“掙錢養家”。其職業訴求與現實境遇存在四大落差。
落差一：當前農民工的實際工作強度較大，與其期望值存在巨大落差。
問卷調查顯示，被訪農民工中，42.2%的人每天實際工作8小時以上，48.6%的人每周需要加班，有10.8%的人每周加班時間在16小時以上；而期望加班的人卻只有11.2%。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太累”成了繼“收入”之后、農民工對工作不滿意的第二因素，比“沒前途”的負面影響還大。
落差二：新生代農民工對精神生活的需求豐富多元，而現實工余生活顯得單調。
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對精神層面的需求遠高于其父輩。來自云南楚雄、26歲的祝森平在江蘇昆山的一家電子廠打工，他抱怨說，單位從未組織過集體活動，工作之余的主要娛樂就是上網，“不開心”。
不少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能“過得更多彩”；但調查顯示，農民工所在單位經常組織集體活動的比例不到20%，多數人娛樂活動除了上網，就是聚餐、看電視、打牌。
落差三：新生代農民工提升職業地位的意愿比較強烈，而現實中，其職業流動呈現“水平化”。
成為創業者和管理人員是很多新生代進城務工者職業發展的意向，但農民工就業的“短工化”同時還伴隨著職業“水平化”，即無論是在用工單位內部，還是通過跳槽在用工單位之間轉換，其職業地位都難有實質性的提高。調查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間，在薪酬待遇、技術等級、管理地位等方面沒有新的收獲，在職業地位上獲得提升的少之又少。
落差四：逐漸脫離土地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開始將自己的未來放在城市，但嚴格的戶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阻礙著他們的城市夢。
“新華視點”欄目與公眾網的聯合調查顯示，在以21歲~30歲務工者為主體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65.3%的子女長期在老家，長期在身邊的只有33.1%，而子女在務工地讀書的就更少有了，只有13.7%。
如此落差之下，“遷徙復遷徙，工漂還工漂”的局面便難以避免。
“短工化的‘工漂’傾向對新生代農民工和用人單位都有不利影響，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企業、社會和農民工自身一起努力。”上海農民工聯席會議辦公室負責人趙建德說。
幫助新生代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是一個重大而迫切的問題。民政部在今年年初專門出臺《關于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社區的意見》，要求構建以社區為載體的農民工服務管理平臺，做好農民工社區就業服務工作，保障農民工參與社區自治的權利。
業內人士認為，當務之急是要規范就業環境，提高勞動者收入，并促進住房保障、教育、文化等各類公共資源的公平分配。
而一些企業管理人員也表示，希望新生代農民工能夠學習父輩認真、負責和踏實的就業態度，“其實，用工荒意味著勞動力市場向賣方的轉變趨勢，新生代農民工當抓住機會，找準定位改善自身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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