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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亂象與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選擇
這樣的新聞叫人見怪不怪了。廣州市市容環衛局下屬事業單位招聘13個環衛工，引來286名本科生、研究生報名爭搶。最后，有1名博士生、4名碩士生和6名本科生被錄用（11月10日《都市時報》）。說不清是環衛工漲價了，還是大學生掉價了。雖然人無貴賤，但分工還是存在的。我們的教育，是否已經發達到能為環衛工作培養大學
本科生的程度？我疑而不信。若是換在蘭州、銀川，估計不會火成這樣。很有可能漲價的是廣州，而不是環衛工。
相映成趣的是這樣一條新聞。武漢某大學一個叫楊洋的新聞學碩士生，畢業3個月，已連跳了3個單位，穿行了3個城市，換了3份工作（11月10日《生活新報》）。過去說大學生畢業3年再轉換工作，是“合理跳槽期”；現在正演變成“三月之癢”。雖說這被人說成是“80后”的“集體浮躁癥”，其中有家境寬裕的縱慣，還源于用人單位對大學生工作經歷的過分強調……但看看楊洋從武漢到重慶再到廣州的軌跡，似可看出大學生求職的地域期許，似乎折射出大學生就業選擇的另一類尷尬。
有了這樣的求職行情，就有了另一類叫人酸甜莫辨的新聞。北京、上海出現專門的“求職旅社”，上下鋪，像學生宿舍，每晚只需20元的旅費，但必須出示大學畢業證書。全國各地輾轉而來的求職者，使這樣的旅社越開越紅火。經營者有意要在廣州、深圳再開十幾家連鎖店（11月10日《生活新報》）。他們吃準這樣的就業亂象，會熱出廣深的旅社市場來。問題是跳槽成本不斷走低，會不會推動“三月之癢”繼續走高呢？“三月之癢”成為大學生的求職通病，這會是大學生的求職利好嗎？有些讓人憂從中來。
至于北大學子在家串糖葫蘆的新聞，清華研究生因找不到合適工作而抑郁跳樓的新聞，南京某電大新上崗大學生繳完三個月的社保金，因只剩下100多元月工資而黯然至于淚下的新聞……無不渲染著職場的無情。按照規劃，今后五年，每年有1000萬個職位；按照國情，每年卻至少有1200萬個競爭者。在求職群體中，無論怎么說，大學生都不該是競爭的弱者；但從表面情況看，依然有相當多的大學生，成了淘汰出局的失敗者。個中緣由，絕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
先要說勞動價格的普遍偏低，使大學生棄職而去，如棄雞肋，提高工資標準，有望減輕大學生的跳槽頻率。各地正在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出臺較高的小時工資，這不僅能減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有利于整治就業亂象，可算是對癥之舉。再說大學生擇業過濫，500元的月薪也能接受，雖為職場所逼，事出無奈，但客觀上調高了用人單位的胃口，致使充滿歧視意味的用人標準，沖破法規底線，紛紛出籠。職場普遍存在店大欺客現象，“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人多得是”，成為用人單位的普通心態。有必要修改《勞動法》，給就業歧視設障，給待遇盤剝設限，再通過失業保障和創業貸款之類的優惠，不讓大學生過分掉價。此外呢？家庭和學校要重視正確的就業指導，除了要培養學生的謀生智慧，還要讓學生認識到，人是有適應能力的，發展是有空間限制的，博士成堆的地方，碩士就會失去意義。廣深的“求職旅社”越開越多，廣深也就未必是就業的天堂。
2006年畢業的大學生多達413萬人，其中有六成沒有找到工作；而找到工作的大學生中，有七成會在一年內有一次以上的工作變動（11月10日《生活新報》）。其中雖然不乏合理的擇業因素，但客觀上加劇著職場亂象，這不僅會損害大學生的職業形象，還會將大學生以外的就業群體推到更弱勢的求職境地。理性而務實地調整大學生的就業選擇，會有利于就業亂象的整治，從而有助于實現真正和諧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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