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文學論文

英語文學論文1

　　在文化發展領域，相對于文藝復興之后和中世紀后期的英國文學研究而言，古英語文學研究在國內外的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幾乎很少有人關注。在文學史上，古英語文學的評價、古英語詩歌與散文研究、古英語文學譯介，對于后來人研究文學精粹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本文將簡要分析，古英語文學研究述評方面的內容，旨在更好的促進古英語文學的發展。前言：通過研究資料發現，古英語文學是英國文學的發端，也是歐洲中世紀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對而言古英語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對歐洲文學傳統的發展也非常重要。國內學者對于古英語文學的介紹和論述，最早是在國內學者編寫文學史著作的時候。通常情況下，古英語文學的文學史主要分為三類，包括歐洲或西洋文學史、英國文學史、歐洲中世紀文學史和中世紀英國文學史。

　　一、古英語文學對歐洲史詩傳統的繼承

　　在古英語文學研究述評分析過程中，古英語文學對歐洲史詩傳統的繼承，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都知道，在公元前12世紀末，歐洲進入了荷馬時代，其經歷了從原始公社制向奴隸制過度的社會發展階段。“荷馬史詩”是歐洲文學史上最早的史詩作品，其中包括了《伊利昂紀》、《奧德修紀》。《伊利昂紀》主要描寫了特洛伊戰爭的故事，《奧德修紀》則主要描寫了希臘英雄奧德修在特洛伊戰爭后還鄉的故事。通過具體的研究資料發現，這兩部作品在歐洲史詩傳統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后人研究歐洲同時期文化傳統發展的重要資料。

　　二、古英語文學對早期歐洲英雄主義文學傳統的繼承

　　為了更好的研究古英語文學的發展脈絡及過程，對古英語文學對早期歐洲英雄主義文學傳統的繼承方面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內容。通過對古希臘時期文化的研究，我們發現那一時期的歐洲人非常崇尚勇敢、堅持方面的英雄品質。英雄主義逐漸成為古希臘人所信奉的行為準則，也成為早期日耳曼民族崇尚的哲學之一。其次，很多歷史故事也充分證明了，古英語時期的文學繼承了早期歐洲英雄主義文學的傳統，也深刻的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精神信仰和情感特征，甚至對整個時代的文化發展都產生了重要的意義。因此，在實際的文學研究中，研究古英語文學對早期歐洲英雄主義文學傳統的繼承影響非常重要。

　　三、古英語文學對歐洲基督教文學傳統的繼承

　　作為歐洲文學的一部分，古英語文學對歐洲基督教文學傳統的繼承，還表現在其受到到了基督教文學的影響。結合文學史詩的相關資料研究可以發現，古英語文學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基督教文化，并在實踐的發展中逐漸將基督文學傳統與日耳曼文學傳統有機的結合了起來。古英語文學在對基督教文學繼承發展主要表現在古英語本土文學中有機的融入了哦基督教思想，以及古英語時期產生了基督教內容的文學等等。因此，通常情況下，我們研究古英語發展的過程，都應重視古英語文學對歐洲基督教文學傳統繼承方面的相關內容。

　　結語：

　　綜上所述，相對而言，國內的學者基本上都是通過文學史來進一步對古英語文學進行認識和了解的。古英語文學研究述評，更加有利于讀者對古英語文學進行了解和欣賞。古英語文學的形成和發展，應歸功于對歐洲文學傳統的一種繼承與發展。古英語文學在英語本土文學發展的基礎上，不但繼承了古希臘歐洲史詩傳統，也繼承了基督教文學的傳統，其更是形成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早期文學的產物。因此，古英語文學的發展，在不同時期都具有一定的發展特色，為研究歐洲文學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英語文學論文2

　　【摘要】

　　近年來，我國教育改革不斷深入，素質教育得到了普遍的推廣。英語是一項重要的交流工具，我國對此非常重視。幾乎每所大學都開設了相應的英語課程，所以，英語又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可是，部分大學英語教師都側重于講解英語教材上的知識，卻不重視培養學生的英美文學素養。本文將簡單分析大學英語教學中培養學生英美文學素養的重要性及方法，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關鍵詞】

　　大學英語；教學；培養；英美文學；素養

　　隨著我國經濟及國際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度和廣度都在日益提升，教育部門也越來越關注大學生的英美文學素養的培養問題。提升學生英美文學素養水平，一方面能夠滿足大學生學習的需要，同時還會為日后學生的就業奠定良好的基礎。

　　一、在大學英語教學工作中提升大學生英美文學素養水平的作用

　　實際上，我國大學開設英語課程的主要目標就是有效提升大學生綜合素質，從而讓學生實現全面的發展。所以，在大學開設英語課不只是讓大學生獲得比較優異的學科成績，也不只是讓大學生能夠順利獲得畢業證，而是要有效豐富當代大學生在知識方面的儲備，拓展學生的知識面，開闊學生的眼界，強化國際文化交流，最終提高大學生綜合素養，所謂的英美文學素養從根本上看則是當代學生在文學方面展現的素養。

　　一位教育專家說過，要想提升當代學生英美文學素養，則一定要讓學生盡量接觸其他國家的優秀文學作品，從而更好的豐富知識儲備。語言為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并且文化和語言有著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語言一定不會脫離文化，文化也必須通過語言進行展現。

　　所以，開展大學英語教學活動的時候，有效培養大學生英美文學素養能夠很好地提升大學生應用英語的能力。學生學習英語知識的時候，只有閱讀到大量優秀的英美文學作品，才有可能說出比較流利的英語，因為文學作品當中不光有大量書面語，還有一些日常交際用語及方言俚語。所以不難看出，優秀的英美文學作品能夠像學生提供良好的語言學習環境及素材。閱讀大量英文作品可以有效豐富大學生的英語詞匯量，不斷積累詞匯正式學生進行英語寫作及交流的前提和基礎。大學生閱讀相應英美文學作品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分析文學作品當中的語境及情感，從而逐漸提高自身的英美文學素養。

　　和我國文學一樣，英美文學作品當中同樣蘊含了豐富的人文美和人性美，所以能夠提升大學生審美能力，豐富學生情感體驗，進而有效促進學生多方面的成長及發展。隨著新課標的不斷推進，大學英語教師一定要充分重視培養學生英美文學素養的重要意義，根據大學生實際特點，制定出適合的培養學生的英美文學素養的教學方法。

　　二、提高大學生英美文學素養的方法

　　（一）課前培養學生英美文學素養的方法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所以，要想較好的培養大學生英美文學素養，大學英語教師就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從大學生興趣著手，有效激發大學生學習的興趣。進行實際英語教學前，大學英語教師可以設計一些比較合理的，趣味性較高的有關英美文學方面的問題，使學生帶著相應的問題搜集有關文學作品。然后在進行正式講課以前，教師讓大學生將自己搜集的相關英美文學作品內容加以展示和分享，也可以學生們共同閱讀。另外，教師還要在教材基礎上不斷豐富英語教學內容，有效延伸英語教學的內容，選取那些同教學主題有密切關系的文學作品，使學生學習英美文學的時候充分感受英語的魅力，從而激發其學習英語的興趣，這樣培養其英美文學素質也就水到渠成了。此外，大學英語教師也可以讓學生們在班內組織一些活動，例如排演英美文學當中的話劇，鼓勵每一位學生都參與表演，從而使其充分感受英美文學及英語的魅力。

　　（二）有效利用大學第二課堂

　　目前，為了滿足大學生們廣泛的業余愛好，豐富學生們的學習生活，大部分大學都開設了第二課堂，而英語教師則可以適當地將英語課堂同第二課堂的活動進行有效連接，為大學生創設出真實的學習情境，使學生受到充分的英美文學熏陶，從而一方面提升學生英美文學素養，另一方面還能有效豐富大學生業余生活。另外，有條件的大學還可以聘請一些教授或專業人士在學校舉辦英美文學的講座，從而對大學生進行有效的英美文學知識澆灌，這是有效培養學生英美文學素養的重要方式。

　　（三）提高教師專業水平

　　新課標在大學英語教師的綜合素質及專業水平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一定要充分認識提高教師隊伍水平及能力的意義，不斷增加對教師培訓方面的資金投入，創新教師培訓模式，拋棄傳統的無效培訓，從而不斷提升教師自身的英美文學素養及綜合素質，只有不斷豐富教師教學經驗，才會有效滿足當代大學生在學習方面的需求，進而有效提升學生的英美文學素養水平。大學英語教學絕不僅僅是單純的語言教學，同時也是一種情感教學，語言是情感的載體，教師則要有效借助猜題，引導學生通過載體去充分揣摩并感知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及文化內涵，《新視野大學英語讀寫教材》每個單元都圍繞一個主題，因此教師就可以從這些主題當中充分挖掘人文素質教育因素。另外，大學還要積極從校外聘請一些專業英語教師，不斷壯大高校英語教師的隊伍，并且要利用老帶新的培訓模式不斷培養新的具有較高專業水平和綜合素質的英語教師。

　　三、結語

　　隨著我國政治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而掌握并能熟練應用英語則是當代大學生必須具備的一項素質。要想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必須培養學生的英美文學素養，而要做到這點，大學英語教師就必須積極創新教學理念，改變教學模式，大力拓展學生知識面，從而保證教學質量。

英語文學論文3

　　論文關鍵詞：加拿大英語文學后現代主義多元文化后殖民主義

　　論文摘要：20世紀下半葉，以“消解中心”、“邊緣化”等為特點的后現代主義文學興起，對消解“歐洲中心”、“西方中心”，促使原來處于邊緣地帶的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移向中心，起了推動作用。近年來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理論等的崛起，更是從理論上支持了這種傾向。本文審視了這一背景下加拿大英語文學的發展，論述它如何繼承、借鑒和超越宗主國文學——英國文學和強勢文學——美國文學，并發展和繁榮具有鮮明加拿大特點的民族文學；特別關注因長期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而產生的體現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等文學流派的一些優秀作品及其作者，如包沃林、克羅耶奇、小川、翁達杰等。

　　加拿大文學是在大西洋彼岸歐洲文學的歷史性影響和近鄰超級大國美國文學的強大影響的夾縫中發展起來的。由于歷史的原因，曾經是法、英殖民地的加拿大很長一段時期沒有自己獨立的文學。加拿大作家（這里指加拿大英語作家，下文同——筆者注）所寫的文學作品，作為一個整體，往往被視為英國文學的一個分支，或美國文學的一種翻版。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加拿大知識分子就決心改變文學上這種令人沮喪的從屬狀況，不少作家和評論家從分析、歸納加拿大文學作品中有代表意義的主題入手，著意建立獨立的加拿大文學。到了被稱為“加拿大文藝復興”的六十年代，他們更是孜孜不倦，把建立獨立的加拿大文學、探尋和確定加拿大自己的民族特性視為已任。二十世紀中期，特別是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獨立百年紀念以來，加拿大人思想認識上有了一個飛躍，對自己的國家充滿了信心，加拿大文學才真正走向成熟，形成獨立的民族文學，在世界文壇上的影響與日俱增，開始作為一支生力軍躋身于世界文學之林。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以來的二十年中，加拿大文學具有以下三個特點：作家隊伍空前擴大，新一代的作家脫穎而出；文學評論家的隊伍日漸成熟；文學作品的題材日趨豐富多彩，創作手法也日趨多樣化。由約翰·莫斯編著的《加拿大小說讀者指南》（一九八七）就列舉了諸如道德教育、哲理、社會現象評論、女權主義、老年問題、移民生活、歷史、戰爭、科幻、心理分析、諷刺與幽默、荒誕與恐怖、地域風情等十余類。從創作手法來看，短短二十年中就涌現出一大批實驗小說及先鋒派小說。以前，諾斯洛普·弗萊幾乎是惟一有國際影響的加拿大文學評論家。但六十年代末以來，一批年青的文學評論家脫穎而出，文學評論刊物數量激增，新增了如《加拿大小說雜志》、《加拿大作品評論》、《加拿大文學研究》等刊物，促進了作家間的交流切磋和加拿大文學的進一步發展。

　　到了九十年代，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加拿大文學已進入成熟時期，它已成為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并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主要表現在：（一）加拿大文學不但已成為加拿大本國中學及大學的獨立課程，而且還成了許多外國（包括中國）高等學府的外國文學專業的研究課題乃至獨立課程；（二）加拿大不少著名作家不但為本國人民熟知，而且也享譽世界；（三）加拿大的優秀文學作品已成為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加拿大英語文學較為突出的是其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傾向以及多元文化的特點。

　　一、加拿大文學與后現代主義潮流

　　加拿大作家的主要寫作風格在很長一段時期一直是現實主義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現代主義在美國和歐洲各國興起，并代表了一個卓越的文學發展時期；二戰后，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又出現了后現代主義這種更新的文學潮流。加拿大在文學發展方面似乎總是比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慢半拍到一拍[1]。一方面，一些加拿大作家仍在摹仿別人已近尾聲的現代主義；另一方面，加拿大人傳統的反美情緒使不少人對發源于美國的后現代主義抱懷疑態度。盡管如此，加拿大文學界仍然出現了一些學者，他們從理論上、創作實踐上對后現代主義進行探討、實驗，寫出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后現代主義作品。他們中的突出代表有喬治·包沃林（一九三五—）、羅伯特·克羅耶奇（一九二七—）、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邁克爾·翁達杰（一九四三—）、達夫妮·馬拉特（一九四二—）等。

　　喬治·包沃林是加拿大后現代主義實驗小說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關注點是加拿大開拓史。從這一題材入手，他實施了他的后現代主義文學觀。他的文章《畫出來的窗戶：關于后現代主義小說的幾點想法》一直被視為加拿大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辯論中為數不多的有創見的論文之一。小說《燃燒的水》（一九八○）被加拿大當代文學評論家琳達·哈欽歸于“首先解構英國的社會和文學神話，以重新確定自己作為殖民地的歷史”[2]的加拿大后現代主義小說的一個典型，也是包沃林實踐自己后現代主義文學觀的最好范例。他在小說的前言中意味深長地稱自己的這本書是“一部真正的歷史小說”。然而實際上，他是在借歷史人物喬治·溫哥華的探險來戲仿“大英帝國殖民主義英雄發現和征服世界”這類帝國主義神話。“通過使用戲仿，他們（包沃林等加拿大作家——作者注）還對歐洲和美國文學中典型的神話和形式提出了疑問……”[3]包沃林認為，小說的功用不是描述歷史或解釋歷史，而是創造歷史。他說：“加拿大惟一的歷史就是書寫歷史。”[4]在此，他不僅暗示了加拿大歷史的短暫和平淡，也似乎在間接說明，只有通過小說這面鏡子，歷史才成為歷史。《燃燒的水》這一類小說被琳達·哈欽稱為“編史元小說”，“這些作品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小說，因為它們在關注寫作、閱讀和理解過程中表現出了明顯的元小說的傾向，不僅自覺地表露出自身的虛構性，同時也公開地關注閱讀和寫作歷史與小說這種行為（及結果）。”[5]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后現代主義作家是羅伯特·克羅耶奇。在加拿大和美國求學與工作的雙重經歷使他的小說創作也帶上了雙重性。一方面，他依戀自己的祖國，特別是家鄉的西部大草原，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深深地植根于阿爾伯達這塊肥沃的土壤中——他所有的小說都以加拿大為主要場景，人物絕大多數也是土生土長的加拿大人；同時他還勇于借鑒敘述學、魔幻現實主義、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國際文學新理論和新方法，不斷開拓新的“疆界”。在其“西部草原三部曲”——小說《我的吼叫》（一九六六）、《養種馬的人》（一九六七）和《沉淪的印第安人》（一九七三）中大膽嘗試后現代主義的各種創作手法，運用了文本的互文性、元小說、自我指涉、高度的不確定性等多種后現作策略和手法。更為重要的是，他與美國學者威廉·維·斯巴諾斯一起創辦了著名的《疆界2：后現代文學雜志》，探討和推廣后現代主義文學理論，激發了加拿大人對作為文學和文化運動的后現代主義的興趣。克羅耶奇還被看成后殖民主義文學理論在加拿大最早的表述者或代言人：在與瑪格麗特·勞倫斯（一九二六—一九八七）的交談中他說，“我們沒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講述我們的故事。虛構（小說）造成我們的真實”，這句話因暗示了加拿大的后殖民身份而成為經常被人們引用的語錄。

　　包沃林關于“歷史即虛構”、“發現即編造”的論點和克羅耶奇“小說使我們真實”的名句顯然與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小說傳統背道而馳。這兩位后現代主義作家又不約而同地強調了“講述”故事的重要性。為了重新找到一種獨立的、真實可信的敘述聲音，克羅耶奇認為，“加拿大（英語）作家必須摧毀那種一直使自己無法聽到自己聲音的、出于同源的美國語言和英國語言。”[6]

　　在這方面，還有一些加拿大作家態度更為激烈。如丹尼斯·李（一九三九—）就宣稱，只有退回到沉默的狀態，拒絕玩以說話為基礎的摹仿性游戲，加拿大文學才能最終擺脫曾經作為殖民地的歷史陰影，因為采用這種現實主義就意味著采用外國的思維模式和表達方法。李認為，只有通過傾聽空間的“韻律”，加拿大作家才有可能尋找真正能表達自我的方式。他還宣稱：“要在一個殖民地不假思索地說話……那就不得不借助反映異國空間的文字。思索意味著陷入沉默，意味著發現真正屬于你自己的空間卻沒有文字。”[7]這是對人們的一種提醒：光用美學標準來評判、探討加拿大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是不夠的，我們不應忽視它作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內涵。“政治是加拿大后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8]加拿大后現代主義作家們在背離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傳統的同時，還向歐洲/美國文化的主導地位或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戰。他們中不少人在小說中記載、反映了加拿大作為殖民地的經驗、人們對強大鄰國文化殖民傾向的恐懼，以及這種經驗和恐懼在當代加拿大人心靈上留下的陰影。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小說《浮現》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對美國及一切與之相關的事物都有一種恐懼感和厭惡感。她走在回故鄉的路上，滿目都是被“從南方蔓延過來的病毒”毀壞的樹木——暗喻美國對北方鄰國加拿大的毀滅性影響；一路上，美國的陰影更是隨處可見：美國人開辦的電力公司為提高水位，破壞湖圍，給森林和動物們帶來了滅頂之災；有美國人提出用高價購買主人公的家園，以便“從事一些狩獵或捕魚的活動”。[9]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國文化對加拿大文化的侵蝕，包括女主人公的兩位旅伴在內的許多加拿大人競相模仿美國人的生活風格和語言，并以此為榮；到處都是美國游客，“他們的獨木舟船頭上插著一面滿是星星的旗子，……這好像向我們（加拿大人——作者注）顯示：我們正在一個被（他們）占領的土地上。”[10]

　　加拿大的后現代主義作家們沒有就此駐足，他們認為，加拿大文學的發展中沒有完全成熟的現代主義運動這一階段，這未必不是件好事，因為，這可以被看成建立獨立自主的加拿大（英語）文學理想的起點。克羅耶奇宣稱：“加拿大文學從維多利亞階段直接發展到了后現代主義階段。……這個產生了馬歇爾·麥克盧漢和諾思羅普·弗萊的國家，（對歐洲和美國的主導文化）作出抵抗的方法就是從來沒有現代主義化過。”[11]在這種情況下，加拿大人并沒有跟在美國和歐洲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潮流后面亦步亦趨，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相對歐美“中心”而言，加拿大處于“邊緣”或“外圍”的位置。琳達·哈欽指出，“加拿大是一個不喜歡中心的國家，多元文化盛行”，那兒有極強的“反中心意識”和“地域意識”（regionalism）；同時，“加拿大文學傳統中婦女的聲音特別強……她們一直就是文學主流”。[12]因此，加拿大當代文學又呈現出區域性、多元化、女性化等特點。以弗蘭克·戴維（一九四○—）為代表的一些加拿大學者表達了更為激烈的觀點，他們認為，只有當已被奉為經典的、代表了等級制度的歐美現代主義文學衰敗了，加拿大的區域性文學和邊緣/外圍文學（如少數族裔文學、女性文學等）才有可能興盛繁榮。因此，他們將加拿大的后現代主義文學與區域性文學和邊緣/外圍文學視為利益一致、同步興盛的發展趨向。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加拿大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潮流并不是一場純粹的文學運動，它應該是加拿大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后現代主義文學中含有后殖民主義、多元文化、女性主義等政治傾向，它的政治內涵使它有時成了“后殖民主義”和“后美國、歐洲中心主義”的同義詞。

　　二、雙重語境下少數族裔作家的崛起

　　加拿大是移民國家，種族構成十分豐富。二戰以后洶涌的移民潮更使其然。為了保護少數族裔權益、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維護社會穩定，加拿大政府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通過立法，推動形成了以英法雙語制為基礎、以多元文化為特色的社會、文化和文學新格局。這一特色被稱為“加拿大馬賽克”，它如同一幅多彩拼貼畫，其中每個族群都可以保留各自的歷史和文化特點，它們既是相對獨立的個體性群體，互為彼在，同時又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共存。

　　近年來，源于文化研究的反西方文化霸權和歐洲/美國中心主義的后殖民主義理論興起，它也借助多元文化的浪潮迅速傳遍全球。有關專家認為，凡受過英、法、葡、西等殖民主義者壓迫的民族的文學，尤其是在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霸權撤出后所產生的民族文學，都是后殖民文學[13]。作為前法、英殖民地和英聯邦的一員，加拿大的文學，特別是始于六十年代末、真正具有本國特色及獨立文化意識的加拿大文學顯然屬于此列。與加拿大的后殖民文學一起發展、成長的，是一大批優秀的少數族裔作家。他們的文學創作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鮮艷的色彩，也拓寬了加拿大文學創作的表現空間。由于受作家雙重或多重種族文化背景的影響，他們的創作主題往往具有獨特的沖突性和復雜性，而這種沖突性和復雜性往往使后現代手法運用起來顯得更為貼切自然。他們將本民族的文化及語言特色帶進加拿大英語文學，也豐富了傳統的英語文學形式，增加了它的生氣與活力。

　　在加拿大，不僅有被稱為“立國民族”的英裔、法裔居民，還有被稱為“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的印第安人、因紐特人（愛斯基摩人）等土著居民，更有來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移民。與此相同，正在崛起的加拿大優秀少數族裔作家的種族構成也很豐富多彩，他們包括猶太裔作家倫納德·科恩（一九三四—）、捷克出生的作家約瑟夫·斯克沃雷克基（一九二四—）、烏克蘭裔女作家簡妮絲·庫利克、匈牙利裔作家喬治·喬納斯（一九三五—）、印度出生的作家洛辛頓·米斯特里（一九五二—）、斯里蘭卡出生的邁克爾·翁達杰（一九四三—）和日裔女作家喬伊·小川（一九三五—）等等。其中，喬伊·小川和邁克爾·翁達杰的文學創作分別體現了加拿大當代文學的兩個重要特征——多元文化與后殖民傾向。

　　喬伊·小川生于溫哥華，是日本移民后裔。盡管她是因詩歌成就成名，但人們普遍將其長篇小說《伯母》（一九八一）及其續集《總有一天》（一九九二）視為她的代表作。她的小說被看作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語境中少數族裔自我意識覺醒并不斷成熟的經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隊偷襲珍珠港之后，加拿大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立法，強行將在溫哥華附近沿海地區居住了好幾代的日本僑民（約二萬余人）撤離西海岸，并剝奪其財產。他們或被關入勞動營、集中營，或被驅趕到內陸地區，或被遣送到廢棄的礦區；尚未取得加拿大國籍的日僑中則有不少人被趕回日本。這些遠遠超出軍事必需的種族主義政策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戰爭結束后，這一政策仍在繼續且變本加厲，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終止。七年的種族歧視和迫害促使人們逐漸覺醒并進行了經過多年的抗爭。一九八八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向受害者道歉并承諾向社團和個人賠償經濟損失。

　　二戰期間，小川一家作為“敵僑”也被迫從西海岸遷往內陸。《伯母》及續集《總有一天》就是根據她和家人的這一親身經歷創作的半自傳體小說。作者用充滿深情的筆調，描寫了中根和加藤這兩個日本僑民家庭在二戰期間和戰后的遭遇，反映了世界大戰和種族主義給眾多普通人帶來的痛苦和創傷，敘述了他們逐步認清痛苦之根源并為在加拿大這個多種族共存的社會中爭取民族認同而進行抗爭和最終取得勝利的過程。《伯母》一書既真實感人，但又避免了直接、過分地宣泄怨恨與悲痛，從而顯現出一種哀而不怨、隱忍有力的風格。小說獲加拿大作家協會一九八二年頒發的書籍獎，也成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語境中少數族裔自我意識日漸覺醒并在爭取自身權益的斗爭中不斷成熟的經典作品之一。為此，它被列入“加拿大英語文學”課程的“必讀書目”。

　　少數族裔作家的另一杰出人物邁克爾·翁達杰出生在英屬殖民地錫蘭（如今的斯里蘭卡），十一歲時隨母赴英國，在倫敦讀小學和中學；十九歲遷往加拿大，受大學教育并獲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后定居加拿大，在多倫多約克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同時從事文學創作。特殊的身世和經歷使他的作品帶有鮮明的多元文化特色。他認為自己“既是亞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從種族上說，他本人就是多元混合血統的產物，其祖先中既有印度人，也有荷蘭人和英國人。翁達杰是位多產的作家，迄今為止已出版了詩集、小說、回憶錄、文學評傳等十數部，還發表過文學評論文章等。這位很有天賦的后現代主義作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寫作風格。琳達·哈欽指出：“在文學中，我們對體裁的界限也持同樣的懷疑。用克羅耶奇的話講，‘現代主義文學限定了邊界，現在需要的是一種沖破這些界限的后現代主義文學’”。[14]翁達杰正是這樣一位“沖破界限”的后現代主義作家。他涉及的范疇主要是詩歌和小說，但他最大限度地對傳統的文學形式進行了反叛和顛覆，打破了小說與詩歌以及其他文學體裁之間的阻隔，將詩歌、筆記、傳記、醫學檔案、病史記錄、新聞報道等融入小說，尤其重要的是，他顛覆了小說創作的傳統套路。在他充滿激情和詩意的筆下，虛構與事實、抒情與機智、反諷與幽默、詩歌與小說、新聞與筆記、訪談與想象，等等，完美地融為一體。翁達杰以其杰出的敘事藝術拓展了小說的疆界。他的作品給圖書分類帶來了麻煩，有些機構只能將他的作品粗略地分為“散文”和“詩歌”兩類；不同的研究人員將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在“回憶錄”、“小說”、“散文詩”等不同的目錄下。他被譽為“風格的熔爐”，也被稱為所謂“跨文體”或“跨文本”寫作的積極探索者和實踐者，還被贊為“兼顧視覺效果和聽覺效果的詩人小說家”。

　　翁達杰像小川等加拿大作家一樣，也是先以詩歌創作成名。然而，使他躋身于國際知名作家行列的卻是小說《英國病人》。《英國病人》也顯示了上述“跨文體”創作風格的不少特點，而最為突出的，是它的后殖民主義傾向。

　　《英國病人》的故事發生在二戰結束前夕，地點是意大利佛羅倫薩北部一幢被用作英軍臨時戰地醫院的別墅內。小說有四位主要人物：一位是印度錫克族工兵基普·辛格，在英軍中任排雷專家，他出生入死為英軍排除地雷受了傷，內心卻對英國殖民統治深惡痛絕。第二位傷員卡拉瓦喬是英國前殖民地（加拿大）居民，戰前曾是行竊高手，戰爭中任英軍諜報員，被敵人折斷拇指，失去了謀生能力。第三位是個全身嚴重燒傷、身份不明的神秘傷員，大家稱他為“英國病人”，最后卻被證實根本不是英國人，而是匈牙利沙漠探險家阿爾馬希伯爵，他為救被困沙漠的女友而遭遇飛機爆炸、女友喪生、自己負重傷的悲劇。第四位則是照顧這些傷員的護士——二十歲的加拿大姑娘漢娜，她的生父和養父都在建設英國殖民地的勞作中受傷乃至喪生，母親也死于養父所制造的炸彈的意外爆炸，接二連三地失去親人使漢娜心靈深受創傷。整部小說就寫這四個人物在醫院里的生活、交談、回憶。最后，作者才簡單交代男女主人公的結局：基普戰后回印度當了醫生，家庭幸福；漢娜回到加拿大，“很可能與另外一個她并不滿意的人共同生活”。

　　《英國病人》被公認是“后殖民小說”的經典。小說的反殖民主義立場十分明顯。基普、卡拉瓦喬和漢娜稱阿爾馬希為“英國病人”，其實他們三人的身世和經歷卻都在暗示：在某種意義上，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英國（殖民主義的）病人”，因為他們多少都受過英國殖民主義的傷害；他們是后殖民時代的一代新人，是“生于此地卻居于彼處的國際混血兒，終身都在為回歸或離開故土而奮斗。”翁達杰本人也有強烈的反殖民主義意識，對歐美白人所寫的歷史著作有意忽視亞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做的貢獻很反感，聲稱“在那場戰爭中，印度次大陸的損失也是巨大的。我非常高興基普·辛格的出現，在他身上有著我的經歷。”[15]同時，《英國病人》以其對“歷史”的戲仿、對小說創作過程的關注、對“真實”與“虛構”可疑界線的揭示等，又展現了典型的后現代文學特征。如同在其他作品中那樣，翁達杰再一次把歷史與小說、真實與虛構融為一體。小說的英國版和加拿大版都在封面上使用了一個頭纏穆斯林頭巾、雙手攀沿的男子的照片，這是攝于一九三二年的阿爾馬希伯爵。歷史性和真實性在這幅照片中帶著一絲嘲弄人的形式進入小說（虛構）的世界，令人深思[16]。書中不少情景雖來源于作者的親身經歷，但事實上它不是歷史而只是一個虛構的故事，只是這個虛構的故事給人造成了一個非常生動逼真的印象。

　　翁達杰已榮獲無數國際、國內獎項和榮譽，包括四次加拿大最高文學獎——加拿大總督獎，《英國病人》（一九九二）是四部獲獎作品之一。此外，《英國病人》還獲當年的布克獎，被改編為同名電影后還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的九項大獎（一九九六）。

　　“后現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當代加拿大英語文學，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中幾個緊密相關的特點。正如琳達·哈欽在為一部多元文化題材的小說集《另外的孤獨》所寫的序中所說：“加拿大文學是一個由許多條河流匯入的海洋，這些河流中流動著七十來個文化群體的痛苦和歡樂，而這些河流的匯合使所有的水都發生了變化。……我這里引用了“后現代”和“后殖民”兩個詞，因為加拿大多元文化意識形態的文學作品可以被視為參與了這兩種文化現象。”[17]

　　正是少數族裔文化的多樣性造就了當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義，“移民為加拿大所帶來的文化繁榮永遠改變了我們關于‘加拿大文學’構成的觀念”。[18]

　　參考文獻

　　[1]黃仲文（主編）：《加拿大英國文學簡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140頁。

　　[2]琳達·哈欽：《加拿大后現代主義——加拿大現代英國小說研究》，趙伐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第20頁。

　　[3]同上。

　　[4]喬治·包沃林：《一本簡短悲慘的書》，溫哥華：塔倫布克斯出版公司，1977年。

　　[5]琳達·哈欽：《加拿大后現代主義——加拿大現代英國小說研究》，趙伐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第29頁。

　　[6]克羅耶奇：《一個加拿大問題》，載《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頁。

　　[7]丹尼斯·李：《韻律，國家，沉默：在殖民主義的空間寫作》，載《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63頁。

　　[8]琳達·哈欽：《加拿大后現代主義——加拿大現代英國小說研究》，趙伐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第4頁。

　　[9]王曉英：《生存回歸真我——論＜浮現＞的多元化主題》，載《外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2期。

　　[10]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浮現》，蔣麗珠譯，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131頁。

　　[11]克羅耶奇：《一個加拿大問題》，載《疆界2》，1974年，第3期，第1頁。

　　[12]同上。

　　[13]申慧輝：《尋回被盜走的聲音——當代加拿大英語文學中的后殖民意識》，載《世界文學》1994年第5期，第199頁。

　　[14]琳達·哈欽：《加拿大后現代主義——加拿大現代英國小說研究》，趙伐等譯，重慶出版社，1994年，第17頁。

　　[15]瞿世鏡：《＜英國病人＞——“后殖民小說”經典作品之一＝，載《文藝報》，1997年9月23日。

　　[16]梅紹武：《英國病人》（長篇選譯·前言），載《世界文學》，1994年，第五期，第9頁。

　　[17]琳達·哈欽：《另外的孤獨》，王逢振譯，載《世界文學》，1994年，第5期，第167頁。

　　[18]同上，第1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