碩士畢業論文開題

碩士畢業論文開題1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一個世界性的痼疾，也是社會公眾十分關注的焦點問題。在現代社會中，一般是指權力的，從狹義上講，是指國家公職人員為其特殊利益而濫用權力或偏離公共職責的權力蛻變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了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時期，各方面體制機制不盡完善，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反形勢越來越嚴峻，消極現象呈現階段性多發、高發態勢，尤其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反工作呈現了新的特點。高中級干部違法現象日趨嚴重，僅20xx年就有4名省部級高官落馬，11名省部高官判刑。案件涉及金額巨大，動輒金額數千萬、上億、甚至數十億元，分子涉及來源不明的財產的金額不斷攀升。犯罪行為趨于隱蔽化、智能化、復雜化，“裸官”跨境轉移贓款后外逃現象愈演愈烈，一些分子選擇先送子女留學、家人移民、然后通過各種渠道轉移資金到國外或在國外投資置業，一旦風吹草動就擇機出逃，滯留不歸逍遙法外。其中，官職高、涉案金額大的外逃官員大多逃往西方發達國家，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官職較低、涉案金額少的分子則選擇拉美、東歐或者其他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據有關部門透露，近30年來，我國外逃官員數量約為4000人，攜走資金約500多億美元，計算起來人均卷走約1億元人民幣。

　　依靠制度懲治和預防，是人類社會反的成功經驗，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路徑。從國際經驗來看，財產申報制度是當今法治國家預防和治理公職人員問題的主要手段。比如，1978年美國頒布了《政府官員行為道德法》，開始依法實行財產申報制度。1989年，美國又頒布了《廣泛政府道德法》，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個系統中的官員實行統一的財產申報制度。美國的財產申報制度在反腐實踐中起到了良好的績效，不少美國高官都曾因為這項制度受到懲處。實踐證明，該制度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地遏制的制度性構建。

　　近年來我國大案要案不斷，公職人員尤其是中高層干部的行徑令人發指，很大程度上與制度缺失有關，尤其是與財產不申報或不如實申報密切相關。20xx年2月28日，國務院總理同網友在線交流時就有網友提出什么還不建立公務員的財產申報制度的問題，總理回答說：我認為這個建議是正確的，這應該是反對的一項重大舉措。實施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有助于監察部門全面掌握公職人員的家庭財產狀況，尤其是在職期間財產來源變化情況以及其中涉及的經濟利益關系，及時對異常情況進行預警并采取有效措施，變事后懲戒為主動預防、提前介入，實現對公職人員廉潔狀況的動態監測，防患于未然。同時，按照有關制度和程序統一進行財產公示，開設公眾查詢渠道，更有助于社會、群眾對國家公職人員進行有效地監督，強化公職人員的自我約束能力，確保公權不被私用、濫用，樹立政府和公職人員的良好形象，增強社會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及其配套措施，既能有效預防和遏制行為的發生，也是加快中國民主法治建設進程的助推器，有利于提升政府能力和國家競爭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長遠發展。

　　二、學術研究綜述

　　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都認為，建立和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反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對于治理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曾這么說，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建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反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由新西蘭的杰里米·波普編著的《反腐策略—來自透明國際的報告》一書是“透明國際”關于反腐倡廉研究的集中成果。它匯集了目前國際上開展反斗爭的一些經驗。作者探究了目前猖撅的原因即制度的缺失，研究了去掉動因后國家廉政制度的構成，認為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是一項重要的廉政制度，值得推廣。

　　薛梅在《財產申報制度在我國的進展及前景》一文中指出，建立財產申報制度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應有之義，財產申報制度的著眼點雖然是防范公職人員的權力不正當運行，但它的意義又遠遠超出了這個范疇，還是增強政治透明度、促進政治民主化、公開化的重要標志。李恩俠在《出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遭遇的困境與對策》一文中統計，截止到20xx年3月，包括瑞典等北歐國家、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泰國、印度、巴基斯坦、韓國、菲律賓、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尼日利亞、保加利亞、臺灣地區、澳門地區等97個國家和地區將“官員財產申報制”入法，其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趙栩瑩在《多角度出發推進我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中指出，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可以減少國家財產蒙受的損失。20xx年至20xx年5月，檢察機關立案查辦的貪賄犯罪案件中，涉及縣處級以上干部l3 192人，占立案總數的7.39%。由此，我們看出，越早采取堅決措施解決問題，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出臺越早，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規范越健全，反的效果就越好，它所帶來的社會風險會越小。尤劍平、姚斌在《反腐倡廉期待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出臺》一文中指出，從國際社會的長期實踐來看，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雖然不可能杜絕，但對于震懾國家公職人員的職務犯罪行為，防腐倡廉，減少賄賂，避免更多的官員倒下，具有極大的、獨特的、積極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實施這項制度的許多國家，長期以來，官員現象處于低水平狀態，有效地阻止了的滋生和蔓延。

　　國內有些學者在研究中提出了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觀點和思路。黃巖在《財產申報主體界定：原則與范圍》一文中自出，在我國，掌握公共權力的群體不僅僅是公務員，一部分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甚至是人民團體的主要負責人的收入來自納稅人，他們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和職位可能帶來經濟利益，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把財產申報主體從公務員擴大到公職人員。姚貝在《對我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立法思考》一文中指出，我國應在《公務員法》中全面系統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將這一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為預防職務犯罪提供更有約束力的法律依據，讓此制度真正起到反腐倡廉的作用。劉旭東在《新時期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實踐及其完善措施——從思想觀念、制度和技術方面逐步完善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一文中指出，可以考慮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著手逐步完善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從宏觀方面來看,要大力解放廣大領導干部的思想觀念;從微觀方面看,要切實從制度和技術方面來逐步完善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蔡新燕在《中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本土化構建——基于制度移植的框架》一文中強調，我國要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就需要制度供給的外生變量來推進，高層要在恰當的時機作決策和選擇。很多國家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和他的政治決心是財產申報制度建立的重要推動力量，如美國，從羅斯福到里根、布什，無不積極突破重重阻力，推行財產申報制度。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研究思路：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制度反腐的重要手段之一，對于一個國家反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雖然我國尚未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完備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但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央就出臺了領導干部報告收入等內容的相關文件，進入二十一世紀，個別地方陸續開始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試點和實踐。本文從人民主權、公益優先的原則出發，通過對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起源、發展和現狀的研究，分析目前該項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借鑒法國、美國等國家和地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先進理念和經驗，結合我國實際，提出完善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合理建議。

　　研究方法：本文將采取文獻研究法、比較研究法、實例研究法等途徑進行研究分析。

　　1、文獻研究法：通過搜集國內外關于反領域方面的資料，以及研究、分析國內外有關財產申報制度的期刊、論文等文獻資料，得出目前有關本題目的研究現狀，尤其是我國財產申報制度的缺失。

　　2、比較研究法：通過對法國、美國等國家和地區財產申報制度的研究和比較，總結國外制度的優點，提出符合我國國情的政策建議。

　　3、實例研究法：通過對我國一些地方政府探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研究，分析目前我國財產申報制度的問題和原因。

　　四、可能的創新：

　　利用自己所學的人民主權理論、公益優先理論為指導，對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進行系統的分析，結合國外先進經驗和我國實際，提出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具體建議，為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提供一定的參考。

　　五、研究框架

　　緒 論

　　一 研究背景和意義

　　二 相關文獻研究綜述

　　三 本文的相關概念

　　四、本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 完善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理論基礎及現實意義

　　第一節 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理論基礎

　　一、人民主權理論

　　二、公益優先理論

　　第二節 完善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必要性

　　一、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二、懲治和預防需要

　　三、政府和公職人員隊伍建設需要

　　第三節 完善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可行性

　　一、民主法治建設加快

　　二、公眾監督力度加大

　　三、信息化技術發展迅速

　　第二章 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現狀及問題

　　第一節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現狀

　　一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探索歷程

　　二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地方實踐

　　第二節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 申報主體有限

　　二 申報范圍狹窄

　　三 申報內容不公開

　　四 申報核查無法實現

　　五 責任追究流于形式

　　第三節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 思想觀念束縛多

　　二 利益集團阻力大

　　三 法律規范地位弱

　　四 配套制度監督少

　　第三章 域外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經驗及啟示

　　第一節 歐美國家財產申報制度

　　一 美國

　　二 法國

　　第二節 亞洲及周邊地區的財產申報制度

　　一 新加坡

　　二 香港

　　第三節 對完善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啟示

　　一 立法保障必須到位

　　二 財產公開必須到位

　　三 核查機制必須到位

　　四 懲戒措施必須到位

　　第四章 完善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對策

　　第一節 加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立法建設

　　一 健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法律體系

　　二 構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的框架內容

　　第二節 加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規范運行

　　一 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配套措施

　　二 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責任追究機制

　　第三節 加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理念建設

　　一 加強公職人員的廉潔教育

　　二 加強全社會的宣傳普及 結語

　　六、主要參考文獻

　　[1]〔新西蘭〕杰瑞米·波普著。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研究室譯:《制約— 建構國家廉政體系》，中國方正出版社20xx年版。

　　[2]劉旭東。新時期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實踐及其完善措施——從思想觀念、制度和技術方面逐步完善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中共杭州市委黨委學報，20xx年第三期。

　　[3]尤劍平、姚斌。反腐倡廉期待我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出臺。政工學刊，20xx年第8期，19頁。

　　[4]鄒洪凱。法國廉政體系建設理念與實踐。廉政文化研究，20xx年第1期，68頁。

　　[5]劉再春。發達國家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及其啟示。《理論探索))20xx年第3期，108頁

　　[6]趙栩瑩。多角度出發推進我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13頁。

　　[7]姚貝。對我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立法思考。法治與社會，20xx年第3期下，159頁。

　　[8]陳蔚。對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思考。唯實，20xx年第1期，80頁。

　　[9]江正平、馮潔。的經濟學分析與我國財產申報制度的法律完善。甘肅社會科學20xx年第3期，124頁。

　　[10]任鐵纓。對官員財產申報環節的幾點思考。理論視野，20xx年第9期，42頁。

　　[11]勾玉華。當前黨政干部財產申報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措施。中共成都市委黨校 ，23頁。

　　[12]王高賀，郭文亮。從比較的視角試析我國領導干部財產申報規定。學術論壇，20xx年第2期，60頁。

　　[13]李恩俠。出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遭遇的困境與對策。法治論叢，20xx年第1期，42頁。

　　[14]黃巖。財產申報主體界定：原則與范圍。中州學刊，20xx年第3期，18頁。

　　[15]薛梅。財產申報制度在我國的進展及前景。新視野，20xx年第1期，48頁。

　　[16]施莉紅。財產申報制度勢在必行。現代企業文化，20xx年第9期，145頁。

　　[17]吳雷。《公務員財產申報法》立法基礎研究。法制與社會，20xx年第3期下，12頁。

　　[18]蔡新燕。中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本土化構建——基于制度移植的框架。《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xx年第2期，62頁。

　　[19]陳小斌。我國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可行性和路徑分析。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xx年第3期。

　　[20]梅麗紅。我國推進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歷史考察。理論文萃，20xx年第4期，24頁。

　　[21]李恩俠。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反終端機制——以制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為起點。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xx年第4期，25頁。

　　[22]袁峰。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信息公示機制探析。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xx年第3期，101頁。

　　[23]王立梅。國外反制度設計的有效性及啟示。嶺南學刊，20xx年第5期，41頁。

　　[24]倪才龍、耿建。建立健全我國家庭財產申報制度的若干問題。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xx年3月第17卷第2期，42頁。

　　[25]鄭重。建立我國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法律考量。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xx年第5期，46頁。

　　[26]袁東生。我國官員財產公開的現狀、問題和解決路徑。理論視野，20xx年第11期，49頁。

　　[27]鹿斌、楊放。國內外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探討。陜西行政學院學報，20xx年l1月第24卷第4期。

　　[28]蔣云根。國外財產申報的制度化建設與啟示。領導科學，20xx年5月下。

碩士畢業論文開題2

　　【摘要】醫藥行業的研究生一直供不應求，但是近年來由于種種原因，就業率也出現了滑坡。因此，筆者對沈陽藥科大學的應屆碩士畢業生進行了就業問卷調查，分析了數據結果之后，對相應的引導對策進行了探析，以求能夠增強藥學類碩士研究生的就業能力。

　　【關鍵詞】藥學 碩士 就業 調查

　　醫藥行業素有朝陽產業 的美譽，藥學類碩士研究生一直供不應求，因此近年來各高校紛紛開設藥學相關專業。

　　據《中國藥學年鑒》20xx年卷統計，全國有碩士學位授權的單位達到了173個，專業點600個。由于大規模連年擴招、學生整體素質下降、金融危機沖擊等多方面的原因，近幾年就業率也出現了滑坡。面對現實，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更應重視藥學類碩士研究生的就業工作。為此，筆者對沈陽藥科大學應屆碩士畢業生的擇業觀進行了調查，探析學生就業心態，找出問題所在，探討引導對策，以增強藥學類碩士研究生的就業能力。

　　本次調查共隨機發放問卷100份，回收有效問卷93份，其中男生51人，女生42人，總回收率為93％。

　　一、對就業形勢的認識調查顯示，有27．96％的畢業生認為就業形勢十分嚴峻，35．48％認為有點嚴峻，32．26％認為一般，即超過六成的畢業生對目前就業形勢的嚴峻程度已有認識，也有三成左右的學生較為樂觀。基于這種認識，60．22％畢業生選擇就業，20．43％選擇考博，其余則分別選擇創業、出國等。考博從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碩士生躲避就業壓力的途徑，應給予正確引導。

　　二、對職業的期望大部分碩士畢業生還是期望能夠進入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等較為穩定的單位(分別為30．1％和33．33％)，但隨著觀念的轉變，也有不少畢業生選擇去企業開拓自己的事業。整體說來時代的獨生子女特點仍然存在，碩士研究生在就業過程中求穩有余，開創性不足。有關地域的選擇，則主要集中在京津滬地區(40．86％)及東南部沿海地區(31．18％)，僅有極少部分同學愿意到小城鎮和國家需要的邊遠地區及農村去。

　　隨著經濟建設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全面開展，小城市、中西部等邊遠地區對人才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但研究生就業卻并未與這一需求相適應，就業地域不均衡性十分嚴重，是目前及今后應該需要引導和教育的地方。

　　在薪資問題上，超過六成的人希望可以拿到4000元以上的薪資，僅有少數人接受薪資低于3000元。同時，接近一半的人希望2年后單位就能給自己加薪，接受4年以后加薪的人僅占6．45％。在調查中，有一半人表示當意向的單位給不到其所期望的薪酬時會放棄該單位(34．41％ )或推遲簽約(16．13％)；另外，有45．16％的人表示，如果超出期望時間，職位或薪酬仍未獲提高時會選擇跳槽。上述結果顯示， 目前碩士研究生對職位報酬的期望值較高，但自身穩定性卻較差，存在浮躁心理，對待工作不夠踏實肯干，缺乏做科研的吃苦精神，如不進行正確的引導，既不利于其自身的成長也不利于我國醫藥行業的健康發展。

　　三、影響畢業生就業選擇的因素

　　畢業生在求職時對單位的關注點主要集中在薪酬福利和個人發展機會上，將近七成的人將這兩點視為首要條件，其次是企業發展前景，而對企業文化理念和員工培訓等普遍不太在意。表面上看關注工作地域的人較少，但實際上高薪酬的單位一般都集中在發達城市和地區。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加之年齡偏大，畢業生們在就業時顯現出來的功利性也有所增加，具體表現在過分關注短期收益，急于收回教育投資成本，忽視長期累積等方面。

　　通過調查，大部分人都認為所學專業及自身綜合素質能力決定著面試的成敗，政治面貌、導師名氣和成績好壞對就業也有一定影響。這與藥學類院校專業性強的特點相吻合，也表明畢業生對各單位的用人標準有較為清晰的認識。

　　四、畢業生的就業途徑和需求就業信息畢業生的求職途徑主要還是依賴于校園招聘會(75．27％)，不過，由于碩士研究生的綜合能力相對較強，求職途徑也較本科生廣泛，包括求助于親戚朋友、自行上人才網站應聘等。從需求信息來看，畢業生主要希望得到更多的單位信息(58．06％)和應聘技巧指導(50．54％)，也有部分人希望有求職心理輔導、職業規劃輔導和專業出路的指導。

　　五、學業規劃狀況及對行業關注度有41．94％的畢業生表示對研究生生涯做過規劃，更多的人(47．31％)則表示未做過規劃，另有11．83％的人持無所謂態度。在就讀研究生時期，34．41％的人經常關注藥品行業的動態，54．84％的人偶爾關注，1O．75％則從未關注。醫藥行業的興衰成敗客觀上影響著藥學類畢業生的就業機會、事業發展的空間。因此，藥學類畢業生首先應對自己今后所從事的行業及其所處的環境做好充分而深入的了解，并對自己的研究生生涯做相應規劃。而問卷調查中的統計數字不容樂觀，藥學類學生對醫藥行業事業的淡漠值得我們深思。

　　綜合調查問卷的結果，可以看出藥學類研究生近年來的就業率滑坡現象，不能簡單的歸咎于客觀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存在問題所導致的。作為高校教育者，我們應該積極開展碩士研究生的就業指導工作，幫助碩士研究生樹立正確的擇業標準。在追求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必須將個人發展與國家的發展聯系起來，時刻牢記只有胸懷國家，民族才有希望。學校主管部門應加強就業政策的宣傳和講解，樹立服務意識，在研究生人學初始就應該幫助其設定人生目標，認真規劃自己的學習生涯。在學期間的研究生們應盡可能廣泛地涉獵相關學科，時刻關注醫藥行業的動態，提高社會責任感，只有這樣，國家的醫藥行業才能健康、良性地發展，進而才能為畢業生們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

碩士畢業論文開題3

　　一、論文題目

　　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研究

　　二、選題意義的研究

　　作為一種提供資金融通服務的金融形式，對其加以法律規制，既是現實問題，也是理論問題。30余年改革開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國民營經濟的大力發展，緩解了農村地區資金的極度匱乏現象，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然則，長期以來，非正式金融在中國是個頗有爭議的議題。一方面，作為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其內生性推動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間接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長期體制外循環對社會經濟造成一定負面影響，影響了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甚至對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響。為此，我國政府對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較嚴苛的，但效果并不明顯。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低迷，歐債危機持續不斷，中國實體經濟遭遇挫折、國內通脹壓力不減、股市樓市財富效應暗淡的情況下，大量民間資金流向民間借貸行業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間借貸渠道，眾多求貸無門的中小企業獲得了寶貴的資金“輸血”。但在實體經濟盈利低下的情況下，巨額高息的民間借貸，無疑是“一劑飲鴆止渴的毒藥”，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實證。民間借貸如果演化為純粹的資金炒作，沒有實體經濟做支撐，那只能是擊鼓傳花的游戲，風險終會爆發。面對如此現狀，正視非正式金融成為必然，對其進行必要的法律規制是當務之急，近年來中央乃至地方相繼對民間借貸這種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組織進行規范正是現實所迫，但就法律規范本身而言，目前對于非正式金融的規范位階過低，多集中于部門規章與司法解釋，這并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民間融資問題。

　　本文通過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必要性、比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關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實踐，提出中國非正式金融契約治理與監管并行的規制路徑，通過監管邊界的設定，具體設計中國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以希將非正式金融的風險控制在一個可承受范圍內，并借此發揮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本文的理論意義在于變消極事后“管制”為積極“法律規制”和變“堵”為“疏”的理念以及監管邊界設定的思路，全文貫穿著對非正式金融的寬容思想。文章創新之處在于將非正式金融的契約治理機制與適度監管結合起來，設定監管邊界。

　　同時將司法系統長期以來在非正式金融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對于浙江省通過司法“試錯”來反應非正式金融的創新進行了深入分析，從而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徑依賴，即便是在現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環境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地方司法的改革來適應非正式金融不斷創新的路徑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決非正式金融糾紛，如民間借貸糾紛等。全文貫穿著實證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約治理機制的論述過程中，對于各種具體非正式金融行為的法律規制進行了具體論述，同時對于非正式金融的監管制度進行了初步構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僅對于中小企業融資、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具有一定現實意義，同時對于中國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義，彌補了法學領域對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系統研究的不足。

　　三、課題的基本內容

　　30余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創造了世界經濟史奇跡，其中民營經濟對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則，民營經濟對社會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并不足以說明其在正規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其中企業數量占比為99%的中小企業，占GDP比重為55.16%，占全國新增產值比重為74.17%，占社會銷售額比重為58.19%，占稅收比重為46.12%，占出口總額比重為62.13%，占城鎮就業崗位比重為75%左右。

　　但只有極小數的中小企業可以從正規銀行類金融機構獲取所需資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卻缺失正規信貸，民營企業并沒有直接受益于國有銀行的信貸配置。同時，證券市場的門檻又將絕大多數中小企業拒之門外，在無法從正規金融系統融入資金的情況下，多數中小企業在創業初期、產能擴張期或者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選擇了非正式金融。

　　與此同時，中國廣大農村出現了資金逆向流出現象，農村信用社及郵政儲蓄銀行等金融機構從農村吸收的存款，不斷地輸入到城市，如果農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業銀行，成為與大型商業銀行類似的運營模式，可能會隨著大型商業銀行在農村的萎縮而逐漸縮容。面對此格局，在農村長期的金融體系中，非正式金融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民營經濟和農村經濟發展起到推動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風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規金融體系更加脆弱，更易引發系統性風險，否則政府何以將絕大多數非正式金融視為非法，予以取締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來民間借貸風波的發生，本文試圖對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對中國現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規范進行疏理，并采取歷史、經濟、比較以及實證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國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現狀，及我國民間借貸糾紛大規模發生、非法集資手段不斷推陳出新、非金融企業間借貸不斷地變相發展的制度動因，同時通過對境外有關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實踐經驗進行疏理與比較，最終對我國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路徑進行思考。基于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為五章層層展開。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論根基，從非正式金融內涵與外延的界定著手，通過非正式金融生成邏輯的多維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理論基礎分析，為后文的法律規制確定理論基石。有關非正式金融內涵的界定是仁者見仁，但關鍵在于其是否受到監管、是否納入政府金融監管體系，處于金融監管體系之外的各種金融組織及各種資金融通活動統稱為非正式金融。換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對于資本金、儲備金和流動性、存貸利率限制、強制性信貸目標以及審計報告等要求約束的金融組織和金融活動的總和。基于這一內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區別于民營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時具體的非正式金融活動包括民間借貸、企業內部集資、非金融企業間借貸(文章并不贊成將其排除在民間借貸范圍之外)、通過私人錢莊與合會進行的金融活動、錢中與銀背等中介組織進行的金融活動、P2P網絡信貸以及各類非法集資行為、影子銀行的行為等等，只要滿足其內涵均可以確定為非正式金融范疇。

　　對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邏輯，文章從二元金融結構與政府的“父愛主義”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當代中國生成的特殊環境，并且對于我國長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時對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動因進行深入闡述，非正式金融的變遷作為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權威機構與非正式金融參與者三方之間博弈的一種金融制度創新，最后通過經濟學上交易成本理論的分析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與發展提供進一步的經濟學基礎。文章一方面強調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邏輯機理，另一方面對非正式金融長期隱蔽運營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進行論證，從而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論，一旦不具備償還債務能力的組織或者個人，只是通過不斷舉借新債償還舊債時，隨著這種非正式金融主體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將處于不穩定狀態，即極易發生危機，而溫州民間借貸風波的發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與此同時，金融市場所存在的信息不對稱性、外部性及壟斷問題，通過政府公權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決的，但其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監管被俘獲的問題，故而如何將這種公權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邊界內，即對非正式金融的監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圍內，進行適度地監管成為各界所關注的問題。作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適性、是否與內生演化而來的規則互補、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給是否滿足社會需求，這一系列問題亦成為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現狀加以闡釋。通過溫州民間借貸風波的簡要論述，引出中國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發展歷程，此后對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現狀進行深入分析，從而尋找出如此管制強度之下，民間借貸糾紛泛濫、非法集資行為范圍不斷擴張的制度原因，進而為變非正式金融“管制”為“法律規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現實原因，也為后文“契約治理”與適度監管的規制路徑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礎。

　　一國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會基于金融穩定、安全的考量，從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出發，確定具體的金融法律制度。為此，從1949年至今，我國對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態度前后有所變化，從建國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貸到此后一段時間的絕對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狀態。對于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而言，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經濟趕超目標基本是不可能的，計劃經濟也就成為當時恢復經濟的首要選擇，這種強制性積累機制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

　　然而在改革開放之后，民營經濟迅速發展起來，政府對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動，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然而，20世紀90年代初的投資過熱現象，以及諸如沈太福、鄧斌事件的發生，和1993年-1995年期間大量金融法律法規相繼出臺，又適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促成了新一輪金融嚴管政策。故而，在20世紀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締與刑事制裁非法集資行為的規制模式，各種非正式金融組織亦成為非法金融組織。20xx年，相關法律制度開始松動，中央對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出36條，同時促進了民間資本向金融領域的發展，而20xx年有關民間資本36條的出臺，更是為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提供了決定性的法律基礎，從而對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動。

　　現有規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規、規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階比較低，甚至與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觸。這種將民間借貸限制于自然人間、自然人與企業組織之間的借貸，排除非金融企業間借貸行為的規定，以及民間借貸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護，同時又通過中國人民銀行的金融規章將其確定為“爆收益”行為，卻無相關法律責任的規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績效。文章通過規范分析方法闡述了非正式金融現有法律規制的低績效與嚴管制的現狀，為第四章論述私人契約治理與適度監管路徑提供邏輯基礎。

　　第三章圍繞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有關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實踐與經驗，為后文的論證提供比較分析的基礎。本章分為兩部分，即發達國家，諸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有關非正式金融發展的經驗，尤其是法律規制的經驗，并且將對中國非正式金融發展的啟示融合于其中;發展中國家則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小額信貸機構的發展經驗、南非《國家信貸法》的規制實踐以及亞洲孟加拉格萊珉銀行的成功發展為例，為我國小型金融組織的發展提供參考。而南非《國家信貸法》的簡要闡述為我國民間職業放貸人的規范提供了可資借鑒之處。無論是發達國家的美國、日本，抑或是發展中國家的非洲諸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對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既重視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約治理模式，同時考慮差異化監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進一步發展離不開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圍繞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理念的重新樹立、契約治理與適度監管的論證展開。金融監管強調安全、穩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過程中，過分強調“管制”，造成自由與效率價值的忽視，甚至是公平的喪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規制現實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規范化健康運作，必須重新樹立理念價值，客觀地認識非正式金融與正規金融法律規制的區別。強調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約治理機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賦予公民、企業一定的融資自由權，即民間自治權的發揮;公平價值：公平信貸權理念的樹立;保障安全價值：需要適度監管;最終實現正式規范與非正式規范的彌合、非正式金融與正規金融的聯結。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并得以發展，除了具有多維度的生存空間，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機制保護情況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無論是非正式金融的隱性擔保機制(緣約文化)、基于長期合作與重復博弈形成的聲譽執行機制，抑或是團體貸款中的連帶責任(同行壓力)，都是以社會資本和聲譽價值為基礎，其運作機理的關鍵在于交易者聲譽信息的傳遞，以及對不良聲譽懲罰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區范圍內，無法應對規模化運營，對于超出血緣、地緣、親緣關系的非正式金融，這種私人治理機制的效用不斷弱化。同時，經濟環境的復雜多變，信息不對稱問題、交易不確定性問題依然會困擾非正式金融的正常發展，再加上長期在法律體系之外運營，無法得到法律的保護，對于組織化程度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風控機制，這些都對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續發展、投資者的利益保護不利，為此，需要來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機制來彌補這些治理空隙，并矯正這些私人治理機制失效的領域。

　　法律治理機制對于私人治理機制的彌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即政府公權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邊界，換言之，需要設定非正式金融監管供給與需求邊界，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與政府監管提供一個可行的平衡點。對于監管模式的選擇上，文中并不贊成在目前的中國實行自律性監管為主、政府監管為輔的監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監管為主，充分重視自律性監管及非正式金融領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過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賦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從而為監管制度的具體構建提供法律基礎，否則市場準入、退出及交易活動等監管制度的設計皆為惘然。

　　第五章探討司法對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現有法律規定不加以改變的前提下，對于體制外運營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機制無法解決契約糾紛時，或者已經獲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發生糾紛，司法機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時，司法能動性是回應非正式金融創新的最可行路徑。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僅有助于金融監管目標的實現、解決非正式金融糾紛持續走高問題，同時也可以彌合現有法律制度的粗疏與滯后性以及監管不足的現象。然則，完全依賴于司法規制并不是法律規制的應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陽光化的發展，不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認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監管部門的適時護航、司法部門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規制體系。

　　四、課題的重點和難點

　　“存在即為合理”，行文伊始，筆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廣泛存在是否合理的問題，通過二元金融結構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動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為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監管機構與非正式金融參與者三者之間博弈的一種金融制度創新，也是經濟學上交易成本理論作用使然，這一系列制度經濟學的闡釋，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廣泛存在的正當性提供了依據。然而，非正式金融長期以來隱蔽經營，甚至是近些年的異化發展所引致的社會問題同樣不可小覷。無論是從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給與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國現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狀況而言，都需要對非正式金融加以進一步規制，將其引入規范化發展之路。如何既考慮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約治理機制，又將法律、監管這些正式的治理機制融入其中，將二者完美的相結合，成為全文考慮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經初步對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路徑問題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約治理機制+適度金融監管，伴隨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理念的重樹、金融監管模式的設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領域路徑的探析。具體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1.非正式金融作為一種內生自發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種存在的制度動因，并不會因為政府的嚴厲打擊而減少，近年來民間借貸規模的不斷增長、非法集資手段的不斷創新及其涉案金額與范圍的不斷膨脹、非金融企業間變相借貸形式的不斷推陳出新，已然說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絕非是可以通過嚴刑峻罰來加以壓制的，適當地承認其合理性與正當性是規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約的私人治理機制為基礎的法律治理機制，進行適度監管是其法律治理機制的關鍵，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監管缺位、管制過多的情形下，依照適度監管的理念構建我國非正式金融監管體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非正式金融監管供給與需求邊界加以設定，從而為金融行政監管部門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領域提供邊界，進行適度地監管。

　　3.進行適度監管，并非是放松監管，而是正視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區別于正規金融監管的方式。考慮到監管主體的不同、市場自治程度、我國金融業監管傳統、非正式金融發展現狀等多方面因素，筆者認為，政府既要監管非正式金融，同時對相關監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將政府行政監管與行業自律組織的自律性監管相結合。目前階段并不適宜以行業自律性監管為主的模式，畢竟中國的自律性傳統還不足以采取這種監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場的行業自律組織仍處于起步階段，待其發展成熟，參與者的自律程度達到一定水平時，可以考慮政府逐漸退出。為此，本階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監管為主、行業協會的自律監管為紐帶、非正式金融參與者的內控為基礎、社會監督為補充的監管體系。

　　4.對于非正式金融監管的各種制度設計，其前提離不開法律對非正式金融的適度承認。而現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規定極其不完備，對各種非正式金融組織的規定過于粗疏，在規制實踐中，司法機構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規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為主，這種法律規制現狀無法調整非正式金融異化發展的現實。為此，部分地區通過地方司法“試錯”的方式對非正式金融的不斷創新加以體現，例如浙江省的高級人民法院，甚至是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出臺了一系列領先于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性文件，作為處理非正式金融糾紛的規范性文件。但是對于這種先行先試，要有一定邊界的限制，需要處理好與立法、地方行政的關系。

　　綜上所述，對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是一個綜合規制的體系，既需要立法的確認，同時需要行政監管部門的維護，以及司法部門的最后保障。從廣義上而言，應該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與契約治理機制的基礎上，做到事前監測、事中監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規制體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盡事宜，譬如對非正式金融具體行為的規制論證，尤其是實證方法的運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雖則筆者在近兩年多時間里幾赴浙江省的溫州市、麗水市、寧波慈溪市，江蘇省的南通市、無錫市，山西省的臨汾市等地市，就民間借貸問題進行調研，但仍囿于調研范圍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關觀點進行論證，也不能完全確定自己提出的規制路徑是否能夠在非正式金融活動中得到完全驗證，然而，對于源自于民間的非正式金融，筆者能夠確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實地調研收集的資料所進行的思考與寫作，而且會繼續這一本土化的“草根學問”。

　　五、論文提綱

　　目錄

　　導言

　　一、問題的提出

　　二、選題意義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獻述評

　　四、研究思路與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規制的理論基礎分析

　　第一節非正式金融內涵與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類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節非正式金融生成邏輯分析

　　一、二元金融結構與政府“父愛主義”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動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競爭政策優化

　　六、非正式金融：個人與企業的選擇

　　第三節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理論基礎分析

　　一、政治學基礎：公共利益理論

　　二、經濟學基礎：金融脆弱性理論

　　三、法經濟學基礎：法律制度的普適性準則和制度的供給需求關系.

　　本章小結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現實需求--我國非正式金融法律

　　規制的發展歷程及其問題

　　第一節我國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發展歷程

　　一、1949-1978年：從提倡私人借貸到絕對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適度寬松，但仍對非正式金融進行抑制的時期76

　　三、1995-20xx年：非正式金融的嚴格管制期

　　四、20xx-2010年：雖有限制但法律開始松動

　　五、20xx年至今：進一步放寬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節我國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現狀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對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與管制主體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責任

　　第三節我國非正式金融現有法律規制的缺陷

　　一、管制強度高、績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體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結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發展與法律規制實踐及其啟示

　　第一節發達國家非正式金融發展、法律規制實踐及其啟示

　　一、美國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轉型：社區銀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國

　　三、日本輪轉基金組織的成功轉型：無盡→聯合股份公司→互助銀行→一般性商業銀行

　　第二節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規制實踐與啟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額信貸機構的發展

　　二、小型銀行典范：孟加拉格萊珉銀行

　　三、強制替代的代表：20世紀50年代的印度、泰國

　　四、契約治理的典范：臺灣

　　本章小結

　　第四章我國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的構想

　　第一節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理念之重樹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約治理機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賦予公民、企業融資自由權，即民間自治權的發揮

　　三、公平：公平信貸權理念的樹立

　　四、安全：適度監管

　　五、合作：正式規范與民間規范的彌合、非正式金融與正規金融的聯結

　　第二節我國非正式金融的契約治理

　　一、契約自由與契約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約治理機制現狀

　　三、非正式金融契約的法律治理機制對私人治理機制的彌補與矯正

　　第三節非正式金融監管邊界的分析

　　一、監管理論述評

　　二、非正式金融監管邊界設定中的主要假設條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監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監管的供給強度邊界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監管的需求邊界分析

　　第四節我國非正式金融監管制度設計

　　一、非正式金融監管模式的選

　　二、監管權限的設定

　　三、我國非正式金融監管制度的具體設計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徑分析

　　第一節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間借貸糾紛、非法集資案件持續走高

　　二、現行有關非正式金融法律規制制度的粗疏與滯后

　　三、監管有效與無效論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節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徑選擇--以“先行先試”和司法能動性為視角

　　一、地方司法“試錯“的可能性

　　二、能動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與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動及司法能動性對立法革新的推動

　　第三節地方司法“試錯”邊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試權”的授權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試錯”主體的限定與時間、范圍的限制及監督救濟

　　三、司法的能動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應注意的問題

　　本章小結

　　結語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