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教育思想1

　　甲

　　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23．這段文字生動反映了孔子作為老師和作為父親兩重身份的教育特點。

　　（1）從這則材料中看，作為一個老師，孔子有怎樣的教育教學思想？請簡要回答。（1分）

　　（2）作為父親，孔子這樣教育兒子，是不是少了一份溫情？請你就此談談看法。（2分）

　　參考答案：

　　23．

　　（1）方法上，孔子重視啟發誘導和因材施教、循序漸進的教學思想。內容上重視詩教與禮教。

　　（2）示例一：我不認為孔子對兒子缺乏溫情。孔子“遠其子”是不偏愛兒子，說明孔子教學上不偏私，有教無類，對學生一視同仁。“遠其子”實際上是對子女的嚴格要求，是君子愛子的體現。

　　示例二：我認為孔子對兒子確實比較疏遠。無私，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無情。對兒子惜言如金，大概也缺乏耐心吧。一方面可能工作確實忙，對兒子的學習有些顧不上；另一方面，可能孔鯉的學習能力和水平有限，對他的期望值不高，甚至可能有些灰心。從最終的結果看，孔鯉學無所成，是不是也可證明孔子教育兒子并不成功。（觀點鮮明，言之成理即可。）

孔子教育思想2

　　孔子一生主要是教育上等人，其平民教育思想和實踐比較復雜。孔子認為平民道德教育應主要通過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進而影響平民，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這一思想至今仍有其合理處。而在文化知識教育上，他認為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學”，根本不堪教育，因此完全無法提高他們的文化知識水平。孔子的教育實踐也是如此，他的授業弟子中沒有一位是平民，社會弟子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過去學術界一直認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這一論斷恐怕要重新審視。我們認為，孔子至少沒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

　　關鍵詞：孔子;平民;教育思想;教育實踐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畢生致力于上等人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其教育思想和終身實踐，對后世幾千年都產生了極其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其道德教育優先，亦重文化教育的思想；學而不厭，好之樂之的思想；有教無類，誨人不倦的思想；君子不器，重在謀道的思想；學思結合，行學并重的思想；知之謂知，不知闕如的思想；因材施教，由博反約的思想，對后世影響尤其巨大。但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卻頗為復雜，有些甚至非常糊涂，需要認真考察。孔子曾經說“有教無類”（衛靈公，1539），我什么人都教育，沒有貧富﹑貴賤﹑地域﹑夏夷、“先進于禮樂”“后進于禮樂”等等的區別。孔子還說過“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77），只要主動給我一點見面的薄禮，我從來沒有不教育的。就因為孔子講了這么兩句話，后世學者便長期斷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并且在此基礎上演繹出了許多理論。這兩句話如果僅僅從字面上看，似乎可以說明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如果真這么看，我們就犯了以后釋古的常識性錯誤。西漢以來的經師們解讀《論語》時，就犯了不少這樣的錯誤。其實，孔子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上等人，基本沒有教育下等人。他說上面那兩句話時，是有一個那個時代的人人人都明白的大前提的。學者們斷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時，可能僅僅考慮了那兩句話的字面意義，而忽略了那兩句話的大前提；也可能沒有對孔子的教育實踐作細致的考察，并將其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作比對研究，然后再得出結論。而學者們誤解那兩句話的根源，則很可能首先是因為誤解了“人”和“民”這兩個關鍵詞，很可能是因為對春秋時代的社會結構沒有作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所致。我們先簡單解釋一下“人”和“民”這兩個關鍵詞。《論語》一書中，直接論及人民，包括不以人民字樣出之，而以君子﹑圣人等字樣出之的，大約有兩百章之多，占到全書（492章）四成的樣子。這是一個很高的比例，說明這個問題在春秋時代有多么重要，孔子對這一問題是多么重視。惟其如此，后世學者亦十分注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最近百年，學術界對孔子的“人”“民”“眾”“百姓”等概念的看法，大體可分兩類：一類認為，“人”是奴隸主，“民”等是奴隸。另一類認為，“人”或指所有的人，或指貴族，“民”指奴隸。兩類學者都是思想家哲學家兼古文字學家，其古文字證據都是甲骨卜辭，其社會結構研究理論都是階級斗爭理論。甲骨卜辭對研究西周以前的殷商社會可能十分管用，但對研究先周社會和西周春秋社會就要十分小心。階級斗爭理論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必真地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因此，關于“人”“民”的上述兩種理論恐怕都需要慎重考慮。我的學習心得，研究任何問題，都不能有理論預設，都不能隨意移植嫁接理論，而應該充分研究原始材料，并且僅僅根據原始材料本身得出結論。只要遍查《論語》《春秋》《左傳》，我們便可發現，春秋時代的“人民觀”大體上是這樣的：一“人”指所有的人，與“鬼”相對而言。二，“人”又可以分為“人”和“民”兩個階級，其中“人”是上等人，包括天子、諸侯、卿大夫等，但不包括“小人”。“小人”和“民”“眾”“庶”“百姓”“鄙夫”“老農”“老圃”等等是一個階級，但不是奴隸，而是平民。孔子經常講“使小人”“使民”，在談到道德問題時，他常常把“小人”和“民”這兩個概念混用，可見，“小人”和“民”都是平民階級。三，“士”是一個很特殊的階層，講仁德的便是“君子儒”，“志士仁人”，如果還當了官，就可以歸入上等人，是“君子”，但一般不是“大人”，天子、諸侯、卿大夫才是“大人”；不講仁德的“士”則是“小人儒”，“小人儒”而又沒有當官，則僅僅是“小人”，只能歸入下等人，屬于平民階級。我有《人論》專門討論這一問題。為了既方便下文討論，又適當避免重復，本文只是點到為止，以下不再贅述。

　　孔子毫無疑問有教育“人”即上等人的思想，這方面的證據非常多，無需論證。但他有沒有教育“民”即下等人也就是平民的思想？如果沒有，原因又是什么？如果有，其思想又當如何？這些都需要仔細研究。還有，為了慎重起見，我們也許還應該考察一下孔子的教育實踐，看看其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是否一致。只有把這些問題全部都弄清楚了，我們才可以就孔子有無平民教育思想，有什么樣的平民教育思想下結論。只有把平民教育問題研究清楚了，才可以就孔子有無全民教育思想作出判斷。僅僅根據孔子的那兩句話就斷定他有全民教育思想，這樣做恐怕不太嚴謹。根據現在所能見到的史料，我們初步認為，孔子還是有平民教育思想的，不過，他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沒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孔子一生的教育實踐與其教育思想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孔子一生只對平民進行了道德教育，并沒有對平民進行文化知識的教育。下文我將從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兩個方面對這一問題作簡要論述。孔子既然認為平民應該教育，有平民教育思想，那么，應該從哪些方面教育平民，怎樣教育平民呢？孔子認為，應從兩個方面入手，一個是道德教育，另一個是文化知識教育。下面先談談他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孔子認為，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1326）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顏淵，1216）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737）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214）這里所說的“君子”，都是“人”，上等人，而且都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孔子認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憲問，146）也就是說，“君子”當中有仁人，也有不仁的人。孔子一生稱贊的大體同時代的仁德君子，有衛國的寧武子﹑孔文子﹑公子荊﹑史魚﹑公叔文子等等，還有鄭國的子產等四君子；他批評的“不仁”的君子，國君有魯定公﹑魯哀公﹑衛靈公﹑齊景公等等，卿大夫有季康子等等。可見“君子”中的確有仁者也有不仁者。而上引諸章中孔子說，這些君子們安泰而不驕傲，和諧而不雷同，成全別人的好事而不促成別人的壞事，胸懷坦蕩，為做好事而互相團結，可見這些“君子”都是上等人當中的仁德君子，而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小人”則都是下等人，平民，與“民”、“眾”、“百姓”是一個意思，屬于一個階級。這些平民，驕傲而不安泰，雷同而不和諧，促成壞事而不成全好事，常因小利而憂戚不安，為干壞事而互相勾結，總之，他們的品行很壞，道德水平很低，沒有一點點仁德，真正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平民的道德水平既然很低，那么應該怎么提高他們的道德水平，從而改善社會風氣呢？聽聽孔子與魯國正卿季康子的話，我們也許就會明白。孔子對季康子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1219）從孔子的這番話來看，季康子必定先對孔子說，魯國的平民太壞，準備多用刑法，殺掉一批特別壞的平民，以整肅社會風氣。他這種看法和準備采取的做法，在晚周可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周秦那么多的文獻中幾乎沒有一句話是說平民好的。弟子們把這番話記下來并收入《論語》，即應與這樣的社會現實有關。從孔子的回答來看，孔子認為，季康子這類人才是“君子”，才是上等人；“民”和“小人”都是一類人，平民，下等人。孔子雖然承認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但反對季氏濫殺平民，主張通過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進而影響下等人，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最終改善社會風氣。這說明孔子的仁德之心及于平民，他對平民進行道德教育的策略也比季氏高明。又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174）（稱贊鄭子產）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516）這兩章，上一章說“使小人”，下一章說“使民”，“小人”和“民”明顯是同一個階級，都是被上等人“使”“養”的平民，孔子說得非常明白。“學道”是學仁道，這仍然是道德教育，不是文化教育。文化知識教育是“學禮”。孔子認為，“君子”“小人”都要“學道”，都要進行道德教育，“君子”還有教育“小人”的義務，其教育方式是“養”和“使”，要求分別是“惠”和“義”。這體現了孔子一貫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就是通過教育上等人來影響下等人，由上等人來教育下等人。

　　從總體上來看，上等人特別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的道德水平很高很高，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這不僅是孔子的基本判斷，也是周秦幾乎所有思想家的一致判斷。我們只要隨意打開這個時期的任何一部著作，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葉圣陶等老先生上世紀初曾經編印《十三經索引》，只要查到“君子”“小人”條，就會發現有無數這樣的論述，而且其他先賢的看法與孔子的看法幾乎完全一致。但是，平民的道德水平為什么普遍非常低下呢？孔子似乎知道問題的癥結所在，他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里仁，411）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416）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衛靈公，1532）“君子”有土地，即所謂“有國有家者”，他們或有國家或有采邑，又大都有官俸“谷”，從無衣食之憂，所以都在操心一些“高大上”的問題，如“德”“刑”“義”“道”；“小人”沒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沒有官職，當然也就沒有“谷”來作官俸，常年苦辛而總有衣食之憂，所以只關心“土”“惠”“利”“食”“貧”這些在君子看來似乎微不足道的問題。從孔子所論來看，他本應明白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但當我們研究了孔子的平民道德教育策略之后，我們才發現，孔子其實并不真正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貧困才是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這一點上，孔子遠遠不如孟子。孟子還知道要給每家老百姓“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使他們災害年景免于餓死，風調雨順年頭過上好日子。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孔子則完全無此想法。因此我推想，孔子其實并不真正明白平民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的根本原因。平民道德水平低下，應該怎樣教育他們，從而提高他們的道德水平呢？孔子的辦法，似乎只有兩個字，一個是“勞”，一個是“誨”。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憲問，（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勞其民。（子張，1910）上引許多文獻，都有“使民”“使小人”的話，這就是“勞”，主要形式應有三種：讓平民交稅，讓他們為官府修建宮殿﹑道路﹑水渠等，讓他們打仗。《國語魯語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可見孔子等晚周諸子大多認為，“使民”“勞民”是教育平民，防止其道德水平更加低下的一種重要方式。當然，除了“勞”以外，孔子還想了一些別的教育平民的方法。如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為政，23）可見“德”和“禮”都是孔子教育平民的內容，都是上章所講的“誨”的內容。“德”即仁德﹑道德，“君子”“小人”都要接受道德教育。不過這一章里的“禮”，僅僅特指具有整肅作用的“禮法”，類似今人講的習慣法，而不是三代文化知識和孔子豐富學問總綱的那個“禮”。至于具體怎么“誨”，孔子的策略是這樣的：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219）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路，134）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憲問，1441）（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張，1919）君子之德，風；人小之德，草。（顏淵，1219）上面的引文中，孔子說要“誨民”，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但怎么“道”，怎么“齊”，總之怎么“誨”呢？原來，孔子并不是要直接“誨”民，“道”民，“齊”民。孔子發現，下等人的道德問題，主要是由上等人的道德問題決定的。上等人中，多有不仁者。應該要求上等人“直”，上等人“好禮”“好義”“好信”，上等人不失其“道”，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從而像風吹草一樣，影響下等人，提高下等人的道德水平。這樣，全社會的道德水平都會提高，社會就和諧了。孔子的這一思想，并不是他的獨創，周秦諸子大多持此觀點。這一思想，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其合理性。如今常有人抱怨社會風氣不好，其實只要黨風政風真正好了，民風就會大大好轉，甚至會完全好起來。以上是孔子對平民進行道德教育的看法，總起來看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孔子對平民進行文化知識教育的看法，卻相當的糊涂。上文已經指出，孔子曾說“有教無類”，無論什么人，他都教育；又曾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只要主動象征性地送點禮物他，他就教育學生。因此后世學者們全都認為，無論貧富貴賤“先進”“后進”哪國人氏孔子全都教育，并進而認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學者們沒有考慮到，孔子說這些話時是有個在他那個時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的，就是你得愿意接受教育，而孔子一向認為，當時的平民幾乎是沒有愿意接受教育的。孔子曾經根據人的智力，把所有的人分為四個等級，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也。（季氏，169）“生而知之者”是智力超常的人，天才，其學問本事都是與生俱來的，而不是后天習得的。孔子一生從沒有說過誰是這樣的天才。這與今人的天才觀幾乎完全相同，今人也大都認為有天才，但究竟哪一個是天才，又似乎誰都說不清楚。孔子認為自己是三代文化的偉大繼承者，周文王之后他孔子最偉大，但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天才，而認為自己只是個“學而知之者”。他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說他的學問，都是終生努力學來的。孔子還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621）“中人以上”，應指“困而學之”者、“學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者”這三類人，跟這些人可以講大道理。“中人以下”應僅指“民”，這些人“困而不學”，不可以跟他們講大道理。因此，孔子認為，“民”是無法進行文化知識教育的：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17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89）“上知”指“生而知之者”，“下愚”則指“困而不學”的“民”。這些“民”，只可以讓他們怎么干，不可能讓他們知道為什么這么干，因為他們智力太低下，又拒絕學習。上面我們簡單地討論了一下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初步認為，孔子充其量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根本沒有平民文化知識的教育思想。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還一定要說他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那他的思想就是平民完全沒有辦法進行文化知識教育。學者們僅僅根據孔子那兩句話的字面意義，而不考慮那兩句話還有個大前提，就斷言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這是不太謹慎不太科學的做法。下面我們討論一下他的教育實踐，希望用他的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來互證，以進一步搞明白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同時也進一步搞清楚孔子有無全民教育思想。孔子教育過的人，我大體把他們分作兩類，授業弟子和其他人。下面分別討論之。

　　孔子的授業弟子中有沒有“民”即平民呢？我的判斷是，應該沒有。我的主要考慮是，其一，孔子的培養目標和教學內容，就是培養教育上等人的，而不是培養教育平民的。孔子教育弟子，也主要是進行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的主旨是“仁”，文化知識教育的主旨則是“禮”，具體來說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藝”。按照孔子的上述教育思想，孔子是不可能直接對平民進行道德教育的。孔子曾經對子貢講，他的豐富學問，有個東西“一以貫之”，并不是靠死記硬背的。（衛靈公，153）顏回則指出這個把老師無比豐富的學問“一以貫之”的東西就是“禮”。顏回說，老師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911）那么“禮”就是孔子學問的主線和總綱，也是三代文化的主線和總綱——至少孔子自己是這么看的。孔子一生都教弟子仁學和禮學，而禮學本身就只是上等人的學問和事情，與平民沒有任何關系，即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門如有平民弟子，他們不可能一生跟著老師學這些既沒有任何興趣，也沒有任何用處，甚至與自己沒有任何關系的東西。這是我判斷孔門弟子中沒有平民的第一個依據。其二，孔門弟子的做派，就完全是上等人的做派，而完全不是平民的做派。《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收有孔門弟子七十七人，其中“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者三十五人，其中澹臺滅明和公伯繚兩位應該都不是孔門弟子（只要讀讀《論語》原文就明白，茲不具論），實為三十三人。這些學生，有貴族，有士，但沒有平民。士在晚周是個特殊階層，上文已略作說明。這些弟子中，雖然顏回窮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地步，（雍也，611）但這只是因為他堅持不當官所致。孔子曾對顏回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述而，711）可見顏回不當官，應與當時天下無道政治黑暗密切相關。顏回雖然很貧窮，但其做派仍不失上等人的身份和風度，包括他在“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時的“樂”，這分明是一種君子之樂，上等人之樂，真正的平民就無論如何都“樂”不起來。這就如同今天的闊人到深山老林吃野菜覺得很雅致，很“酷”，而多少代在深山老林里吃野菜的窮人卻“雅致”不起來，“酷”不起來一樣。顏回死后，他父親要求孔子賣了馬車，以為顏回準備外棺。埋葬兒子，顏父既要內棺，還要外棺，這就是典型的上等人的做派，而不可能是平民的做派。孔子自己也是上等人，本來也該如此，但他主張薄葬，反對厚葬，就說我的兒子伯魚死了，也只有內棺而無外棺。加上我是當過大夫的人，不能沒有馬車，因此拒絕了顏父的要求。但孔子的弟子們覺得，安葬顏回沒有外棺太不像話，就背著老師為顏回準備了外棺。因為這事孔子還呼告過死去的顏回，由這個呼告我們明白，顏回在世時，也是主張薄葬的。（先進，118﹑1111）這一細節說明，孔門弟子都不是平民，他們的做派都完全是上等人的做派，完全不是平民的做派。另一個弟子原憲也貧困，也是因為不肯當官。孔門弟子中，顏回原憲是最像平民的，連他們兩個都不是“民”，別的弟子就更不是“民”了。另外四十二個弟子，“無年及不見于書傳”，其中有無“民”，雖不敢妄斷，但考慮到上述第一個因素，其大體情況當與前三十三位弟子相似。其三，孔門那些只要愿意當官的學生，全都當了官，而且大多是大官，最小的也是縣長，還有一位是孔子家的總管。孔子的時代雖然也有小人和平民當官的，但那都是通過經商發財然后買官做官的。孔門只有子貢經商，有錢買官，子貢后來位至衛國國相，但子貢的官不是買來的，而是憑其杰出的外交才能當上的。孔門授業弟子沒有一個買官的。孔門弟子雖然有的是“先進于禮樂”，有的是“后進于禮樂”（先進，111），總之都是精通“禮樂”的，他們有的是世祿子弟，有的雖說只是士，但既已精通“禮樂”，且已出仕，就肯定不是平民，而是上等人了。授業弟子之外，通過直接與孔子打交道而得到孔子教誨的人當中，有沒有“民”即平民？我曾經學習太史公的做法，遍查《論語》492章，并且把每個與孔子打過交道的人全部清理出來，列成表格，逐一分析，發現這些人絕大多數都要么是國君，要么是大夫，只有兩個“童子”一個“鄙夫”可能是“民”。一個是“互鄉童子”（述而，729），另一個是“闕黨童子”（憲問，1444），后者還是孔子的同鄉。這兩個人都不好說是君子還是平民，唯一一個可以確認是“民”的，孔子稱之為“鄙夫”。（子罕，98）孔子教育弟子以外的人，也主要是教“仁”和“禮”，所以這些人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平民要孔子教“老農”“老圃”“百工”的事，孔子也教不了啊﹗以魯國為例，根據《論語》的記錄，魯國與孔子直接打過交道的人，有魯定公、魯哀公、季平子、季康子、孟武伯、孟懿子、陽貨等人，他們要么是國君，要么是大夫。陽貨雖然只是個“陪臣”，但這個“陪臣執國命”，可不是一般的“陪臣”。魯國之外，衛國鄭國與孔子打交道的人最多。衛國主要是史魚等幾位“君子”和孔子打交道，鄭國的情況也一樣，也主要是幾位仁德君子與孔子打交道。孔子無論在哪里，都基本不與平民打交道，他在別國的情況也與在魯鄭衛三國相似，我們不再一一舉例說明了。孔子的授業弟子不是平民，社會上與他直接打交道的人也基本上都不是平民。孔子一生教育的人，要么是上等人，要么是“士”這一特殊階層，他基本上沒有教育平民，這應該與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學”的特性密切相關。這說明，孔子的教育實踐與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他一生并沒有對平民進行文化知識的教育。平民未受文化教育因而“下愚”，這不難理解。但他們為什么“困而不學”，孔子似乎從未認真考慮過這個重要深刻而又十分簡單的問題。孔子的仁政設計中，從未談到土地問題，他只說要少收稅，只能收十分之一的稅。但孟子的仁政設計中，最最重要的不是少收稅，而是要給每戶農民“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說明孟子的時代土地兼并已很厲害，失地農民已經很多了，也說明孟子比孔子更加關注平民的生計。孔子從來不談土地問題，最多只能說明那時土地兼并還不太厲害，不能說明那時沒有土地兼并。中國春秋初期即已開始土地私有化進程，土地一旦私有化，兼并就會開始。這是經濟規律，歷史規律，無可規避。今天我國設計的土地制度，有這樣那樣的不合理，但是可以有效防止土地兼并，這是吸取了過去兩千多年土地兼并的教訓而作的設計。而土地兼并一旦開始，就會有農民無地或者少地，生活就會困頓，他們活命都很困難，怎么會有心事讀書做學問？但孔子對這些問題，似乎很少考慮到，好像從來沒有真正明白過。另一方面，春秋時代周天子衰微，各國國君都想自保，大國之君、中等國家的國君還想滅掉別人，統一天下，于是天下連年打仗，天天打仗，這是要死很多人，花很多錢的。古今中外，打仗都是打人的性命，打錢。春秋時代土地私有化的初衷，主要就是為了多收稅，為了打仗。土地剛私有化時，各國都還只收十分之一的稅。后來仗打多了，打久了，包括魯哀公在內的很多國君都收十分之二的稅，國家還沒錢花。土地被兼并了，稅收又這么重，由孔子反復說要“使民以時”可以推知，另外可能還有沒完沒了的勞役，平民的貧困可以想見。在這樣非常貧困的情況下，平民的第一需求自然是生存，而不是接受文化知識教育。這才是他們道德水平低下而且“困而不學”的根本原因。孔子家族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里，他的直系祖先，絕大多數都要么是殷商天子，要么是宋國國君。他們家即使從其九世祖開始衰落，但仍然是貴族，過日子自然沒有問題，也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孔子似乎不明白，平民為何如此“下愚”，為何如此“困而不學”，他這是典型的“飽漢不知餓漢饑”。

　　歷史常識反復告訴我們，平民只要衣食無憂，自然會有學習文化知識的欲望。但我們的偉大圣人孔夫子，似乎始終都不明白這一十分淺顯簡單的道理。因此，對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要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過去學術界長期認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這個論斷并不科學嚴謹，恐怕要重新考慮了。文章寫到這里，我還得補充幾句話。孔子雖然沒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他對后世平民的文化知識教育，仍然是有重大而又深遠的影響的。孔子的徒子徒孫，世世代代都是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不管是專職還是兼職，他們全都盡其可能教育上等人。而那些一代一代受過良好的文化知識教育的上等人，其子孫又一代一代不斷地平民化，這就不斷地提高了中國平民的文化知識水平。過去幾千年，中國農民的美妙夢想就是“耕讀傳家”，中國人把最美妙的風度叫做“儒雅”，所有這一切都可以看到孔子的影響。加上孔子一直注重平民的道德教育，對后世影響尤其巨大。從這兩個意義上來說，古人講，“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這話不僅對上等人是對的，對平民也是對的。本文只是認為，孔子本人的確沒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因此我們就不能說他有全民教育思想。學術研究恐怕還是要一是一，二是二，籠統含糊不得。中華民族歷史上真正具有全民教育思想并且付諸實踐，只是最近幾十年也就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這完全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孔子當年認為“下愚”、“困而不學”，因此完全不堪對其進行文化知識教育的那些平民，最近幾十年紛紛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學校，接受教育，全民的文化知識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得以注入強大的動力。據統計，四十年前，中國人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為四年，如今國家法律規定的最低受教育的年限就是九年，何況每年還有幾百萬上千萬的孩子進入各類高中級學校學習。沒有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有發達的教育；沒有發達的教育，就不可能有發達的經濟和文化。我們還原歷史真相，完全沒有任何貶低孔子的意思。恰好相反，沒有充分可靠的證據就斷定幾千年前的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既不符合歷史事實，又完全脫離了經濟基礎，反而讓人覺得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不可思議。還原了歷史真相，孔子反而更加真實可信，我們反而可以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讓經濟和教育良性互動，讓中華民族發展得更快更好。孔子雖然沒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但他一生一直十分重視對全民進行道德教育。三代常把學校叫做“學”“校”“庠”“序”，都有道德教育的含義。“學”者，效仿仁者之意；“校”者，矯正不良習慣，使之向善之意；“庠”者，養也，教養而使之養成好習慣之意；“序”者，序長幼尊卑，使之明禮成人之意。可見三代十分重視道德教育。孔子繼承了三代的這一思想，對上等人和平民都注重進行道德教育，這是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

　　作者:吳天明 單位:武漢大學

孔子教育思想3

　　一、素質教育應以學生為主體，培養學生個性

　　素質教育的重要思想和培養創造型人才的重要方法是在注重學生教育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培養學生的個性，充分開發其潛能。孔子在他長期的教育實踐中，提出了人性差異的觀念，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作為教育實踐的指南，并進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則。他說：“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論語八佾》）主張根據學生的特點、水平，進行不同的教育，即“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孔子對學生的智能、志趣和個性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論語先進》）孔子尊重學生的個性差異，除了在道德上提出基本要求外，他并不要求學生改變自己的個性特點，而是根據學生的個性特點施以不同的教育。辟如就“政”這一問題，他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這是針對子夏性急且重小利而答。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說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則依序“去兵”“去食”，強調了“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觀點。孔子意在鼓勵子貢首先要牢固樹立老百姓的信心。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回答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這是針對仲弓的氣量小而對他提出的要求。以上幾人都是孔子的學生，在回答他們同一個問題時，孔子均針對各人的個性弱點指出不同的努力方向，語言既帶有勉勵和要求，同時也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孔子實施因材施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聞斯行諸”的回答了。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可見孔子教學是從學生的個性特點出發，從補救其不足方面因材施教的。“因材施教”是一個極有價值的教育方法，對我們反思現在的教育現狀很有意義。在很長一段時期，“齊步走”的教育模式是我們的主要教育模式，并且現在還依然存在一些學校中。僵化的教育手段、陳舊的教育思想，以升學為教育目標，夸大學習成績，這些都極大地影響了學生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和個人特長的發展。應試教育抹殺了學生個體的差異性，教育評估片面性造就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學生。今天，我們在進行素質教育的時候，應“因人而異，因事而宜”，依據學生個體特點，實施適應個性差異的教育，對不同的學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對同一個學生，不同的問題，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這實質上就是對孔子教育思想的繼承。“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師”，這句話放在是否能因材施教這一背景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提倡啟發式教學，主張學思統一

　　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是素質教育的一個重要思想。孔子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總結出的啟發式教學方法是一個重要的創造，也是當今素質教育所提倡的一個重要教學方法。啟發教育不僅是啟發學生透徹理解知識，而且是啟發學生掌握學習的方法，正如古語所言“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授人以魚只救一時之急，授人以漁則可解一生之需。”學生掌握了學習方法，就可以終身受用。啟發式教育是孔子最為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他在教育實踐中發現，學生要獲得知識，就必須養成自覺思考的習慣。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孔子關于“啟”、“發”的論斷，就是我們今天“啟發”一詞的起源。憤和悱是一個人渴求知識的急切心理在外部容顏上的表現，學生已經思考了但還沒想通，這時可以去啟發他，思考了并有所領會但還不能用適當的言辭表達出來，這時可以去開導他。孔子的啟發是建立在學生思考的基礎上的，把學習的主動權交給學生，發展學生的思維，使其學會舉一反三，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只起主導作用———對學生有目的的引導和及時的啟發。學生不能從已知的一點推導到其他，不能由此及彼，觸類旁通，孔子就不會再重復去教授，———在學生不理解的情況下，再講，就會造成學生的死記硬背，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就是說學生不到想明白而又不得明白的時候不去開導他，不到想說出來而又說不清楚的時候不去啟發他。教師指導學生要在學生有了求知的興趣、動機、主動性、積極性的時候才有效，因為學習興趣是學習的動力，沒有興趣，強迫灌輸，學習效果是不可能好的，孔子不僅教學生時用啟發的方法，自己和別人談問題，也善于接受別人的啟發。后來的《學記》把這一經驗總結為善喻。“遵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這是教學上很寶貴的經驗。

　　三、提高教師自身素質，教師須完善自我、以身作責

　　國務院在推進教育改革中明確指出：“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是扎實推進素質教育的關鍵。”由此可見，提高教師的職業素養，不僅是教育改革發展的重大課題，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素質，推進兩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在提高教師素質方面，孔子教育思想也為我們提供了借鑒。孔子身正不倦，率先垂范。他強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孔子提出教師以身作則要把“有言之教”和“無言之教”結合起來。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不言之教需要受教育者本人有意無意地感悟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人和事物，獲取智慧靈感，孔子認為，教師應認真誠實，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尤為贊同“主忠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顏淵在盛贊老師時這樣說：“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之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然從之，未由己也。”這正是孔子高尚人格和高超教育藝術的真實寫照。孔子言傳身教，誨人不倦。他熱愛教育，熱愛學生，“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身體力行，學而不厭。他認為教師應不斷提高自己的學識水平，應該經常自問是否做到了“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提出“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鼓勵教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他學習起來可以說達到入迷的程度，“三月不知肉味”。他認為自己在其他方面可能不如別人，但在好學方面要比別人強。孔子不但“每事問”，而且“無常師”。他對師的概念的理解也十分廣泛，凡有一技之長，明一物之理的他都會拜為老師，所以他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學記》說：“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這應該是“教學相長”的最理想詮釋。實施素質教育的關鍵在于提高教師的素質:一是教師的思想道德素質，即師德。教師要忠誠于人民的教育事業，熱愛學生，無私奉獻。教師能夠激發學生努力學習的熱情和積極性，能夠創設一種樂學的氣氛，愿意并且善于和自己的學生接觸、對話、交流，起到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作用。二是教師應該是知識淵博和見解深刻的人。具有廣博的知識，了解各種自然和社會系統運轉的規律，懂得這些知識的來龍去脈;同時，教師還應該具有繼續學習的要求、能力和習慣，不斷提高自身的知識水平。孔子用畢生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業中去，他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治學精神和敬業愛生的品質，他的進德修業、永不停止的思想，對今天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來說，都是值得學習的。

　　四、結語

　　總之，縱觀孔子教育思想無不孕育著素質教育的端倪，作為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21世紀，如今的教育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素質教育，作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及教師借鑒孔子的教育思想對于我們進行教育教學及更好地把握教學規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必將為我們今天的教育注入新鮮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