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淺析韓國電影與中國電影的合拍
韓國電影何以值得中國合拍?這個故事首先要從韓國講起……
上世紀80年代以前的韓國電影無論從商業角度(本土票房數字)或是藝術角度(國際獎項的認可)來說，無疑都是低迷的。雖然60年代以前的韓國電影的政治環境比較寬松，但70-80年代軍人獨裁統治嚴重限制了電影人的創作自由，電影工業陷入“失去的20年”的黑暗之中。那時韓國本土電影市場占有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美國、日本以及香港的電影則壟斷了約80%的市場份額。
但正如大家所周知的，事情很快起了大變化。那么小編來談談這種變化的發生。
奮發自強：亞洲電影之王的崛起
90年代至21世紀初期，韓國電影僅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就成為了“亞洲之王”。韓國經濟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即開始為世界矚目，與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共同被世界稱為“亞洲四小龍”——但若要論及獲得全世界的尊敬，僅僅依靠經濟的富強是遠遠不夠的。
隨著1993年金泳三文官政府的上臺，以及1997年金大中以在野黨身份在競選中獲勝而執政，韓國政治在九十年代逐步民主化——政治的開明也給電影的發展帶來了清風，韓國政府接連推出了旨在扶持國產電影的一系列發展策略。
首先是加大資金的投入，政府除了投入到制作、宣傳、廣告的成本盡數翻倍之外，還成立了好幾個電影投資基金管理機構，例如1999年改名的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中小型商業投資委員會(SMBA)等。到21世紀初期，KOFIC接管的資金達到了2400萬美元，SMBA接管的資金達到了3920萬美元。資金的充沛無疑為韓國電影的崛起打下良好的經濟基礎。
其次，從制度角度講，電影分級制的確立和配額制的推行可謂是保護韓國電影發展的哼哈二將。電影審查制度一直是懸在電影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其威懾力嚴重壓抑了電影人的創作靈感。1994年，韓國制定《韓國電影振興法》;1997年廢除電影審查，積極開展電影振興政策，分級制的確立使電影人獲得空前的表達自由。
電影配額制主要是韓國政府用強制性手段保護韓國本土電影。配額制始于1966年軍政府時期，于《韓國電影法》中明定：外國影片的進口量不得超過本土電影的1/3。至1995年，該制度改為，影院須以40%的放映日播放韓國國產電影，即每年146天。如果說電影分級制對韓國本土電影起到了開源的作用，那么配額制度便起到了筑堤的作用。
最后或許也是最重要的，韓國電影的破繭成蝶離不開韓國電影人的集體奮進。一大批海歸電影人帶來了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先進生產力，包括技術、方法與理念，韓國國內的電影教育熱潮又使電影相關專業在許多綜合大學開設，他們注重課堂教學和實踐的結合，使得人才的培養能夠很好地對接產業，保證了韓國電影創作的活力和生產的動力——人才的梯隊建設為韓國電影注入了與時俱進的活力，這是韓國電影受到本土歡迎也受到出口市場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韓國電影人的愛國和團結亦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韓國電影爆發式躍進的關鍵。1998年，為了抗議金大中當局向美國做出讓步，決定將電影配額制中的每年國產片放映146日壓縮為92日，韓國電影人發起了大規模s威游行，不少男性電影人甚至剃光頭、戴黑紗、捧遺照在漢城國廳、光華門等地靜坐抗議。這一著名的“光頭運動”迫使韓國政府放棄之前的決定，恢復146日的配額制令。“光頭運動”喚醒了韓國民眾的“國片”情節，推動了民族電影運動的興起。韓國電影由此得到了更多民眾的關注，也逐漸走向了國際市場。
韓國電影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復蘇、騰飛，到21世紀初達到繁榮。
據統計，1995年韓國電影國產片觀影人數只有1000萬，在2006年則達到了觀影人次1億;韓國國產片的人次市場份額從1995年的占比20%上升到2006年的占比65%。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數字是在韓國總人口只有4800萬的背景下取得的。
在國際上，本世紀初的韓國電影則在大大小小不同的電影節上頻頻亮相，引起世界影壇的高度關注：2002年，林權澤憑《醉畫仙》獲第55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導演獎;李滄東憑《綠洲》獲第59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獎;2004年2月14日金基德憑《薩瑪利亞女孩》獲第54屆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獎——世界三大電影節“最佳導演”的殊榮已被韓國人盡數收人囊中。
本土競爭再生危機，出口壓力凸顯
潮起自有潮落，韓國電影與韓國經濟一樣，抗周期能力較弱。進入2006年之后，上一輪的“超速”開始漸漸失去動力，再加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韓國電影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尾聲遭遇困境。
隨著韓國本土電影市場占有率的逐步提高，關于是否還要保護國產電影的爭論重新浮出水面。同時，韓國政府為了順利地與美國等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進口片配額制度的擴大自是被裹挾在了這一關系韓國經濟未來的談判當中。2006年7月1日起實行的新國產影片配額制，將韓國國產影片配額減至一半，電影院每年須播放國產影片的天數從146天減少到了73天，這一政策的突變使得韓國本土市場再次遭遇進口片的壓制，對于韓國電影的打擊堪稱巨大。
盡管這一輪的新配額制的頒布也有韓國電影人進行游行、抗議，但再沒重現“光頭運動”的聲勢。韓國觀眾的民意冷淡也從側面反映出了韓國電影自身在創作方面的危機：類型片過于固化，缺乏特色和支撐票房的種類;題材主要集中在犯罪、驚悚、動作類等。韓國民眾對千篇一律的本土電影創作也產生了審美疲勞，這就給了進口片卷土重來的機會。
在本土市場遭遇天花板及政策扶持力度減弱的雙重壓力下，2006年上映的108部韓國國產影片，最終盈利的只有22部;2007年上映的112部影片，實現盈利的不到13部，虧損數超過了90%。雖然2007年一部影片的平均制作費從2006年的50億韓元下降到了43億韓元，不過一部影片的平均票房收入卻只有24億韓元，平均收益率為-42%。到2014年，平均收益達到0.3%也僅僅處在收支平衡的程度。
根據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統計，2014年韓國影院票房為16641億韓元，其中，韓國電影票房為8206億韓元，與2013年相比減少893億韓元，外國電影票房為8435億韓元，與2013年相比增長2021億韓元。
觀影人次方面，2014年韓國總觀影人次比2013年上漲171萬人次，為史上最高紀錄，但韓國電影的觀影人次比2013年下降15.4%;外國電影的觀影人次比2013年增長24.8%。從2006年新配額制度生效起到2014年，外國電影的占有率從2006年的36.2%持續攀升至49.9%，外國電影的增長率從-7.6%攀升至24.8%。
在人口基數沒有太大改變的情況下，經歷了十幾年高速發展的韓國電影若要尋找持續發展的空間，無外乎有兩條求生路徑：
· 其一是在本土市場上爭取到更大的份額，但在配額制規定的國產片放映時間減少了一半之后，這條路顯然要比此前艱難許多;
· 其二是尋求海外市場，而這正是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在近年來著力的重點。
在韓國電影的出口布局中，亞洲地區的分量最重。從2005年到2010年，亞洲所占的比例最高曾達到73%，最低時也接近50%。到2014年時，亞洲地區輸出額為2087萬美元，占79.1%，其中大部分的貢獻都來自于中國市場和日本市場。在地緣上相近，在文化上相似的中國市場，當然是最優選的出口市場——無論是中國市場的容量，還是在生產力方面韓國相對中國的優勢，韓國電影的資金和人才選擇大舉西進輸入中國內地當是必然。
如果韓國寄望于增加它電影出口中國的數量，則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中國34部進口分賬片配額的大部分是好萊塢影片，想從中分杯羹其難度可想而知。至于當下已無配額限制的進口買斷片，倒是一種新的選擇，但純正韓國電影對中國觀眾而言難有親和力，2014年的《鳴梁海戰》和2015年的《暗殺》在中國市場的表現平平即可見一斑。
如此形勢之下，中韓合拍便成為一種明智的聯姻。
人才西進，目標千億，中國電影求賢若渴
2014年，中韓兩國簽署《中韓電影合拍協議》，意味著符合該協議規定的中韓合拍片將與國產片同等待遇不受進口片配額限制進入中國內地市場。其實中韓合拍早在該合拍協議簽署之前就已經在大量國產片的創作生產中實踐了，顯然，合拍協議的簽署體現了兩國電影主管部門在推動中韓電影合作方面更大的決心和愿景，與韓國合拍也符合中國電影發展的需求。
盡管中國電影市場已經是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并被普遍認為很快在市場的容量上就會超越北美——但，若論及電影工業意義上的電影強國，中國離好萊塢還有很長一段距離要追趕——至少要先看齊韓國電影。
首先是人才，中國電影的故事片產量已經從本世紀初的百余部增長到了近千部，對于電影的創作人才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市場前所未有的渴望新人導演，渴望年輕的、新生代的創作力量。當下的中國電影產業，與上個世紀末的韓國電影業很相似，一批新的電影人正是在當時崛起，并逐漸成為行業中堅力量。
目前中國的年輕導演們在工業化體系下的創作理念、創作技巧和生產管理等多方面與韓國導演們相比顯得還比較稚嫩，而國內也鮮有能夠駕馭工業化生產體制的導演，人才的梯隊建設對于中國電影而言，依靠外力、外腦也是一個不錯的必要補充。通過合拍片的方式，讓年輕電影人借此學習韓國電影成熟的創作和生產方法，塑造職業的態度和技法，于中國電影而言利在千秋。
對于中國觀眾而言，韓國導演、編劇、特效團隊等創作、制作賦予合拍片的品質，也能夠明顯提升國產片的質量，令在國內影院內觀賞高品質的電影。韓國電影人的大量引入，也給中方投資帶來了高性價比的選擇。韓國的很多藝人和制作團隊不僅職業能力和態度上較國內更優，而且薪酬方面亦是極有競爭力，以此為班底的團隊在成本控制方面則進一步為“性價比”提供了更好的注解。
根據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4年韓國上映的電影共69部作品，平均制作費為58.9億韓元，折合人民幣約每部電影3000萬。成本節約、質量保證，無疑是韓方的合作優勢。
此外，韓國嫻熟的類型片生產，無疑符合中國電影市場在產品方面正日益多樣化的趨勢。《第三種愛情》《我是證人》《壞蛋必須死》恰是韓國電影擅長的愛情、驚悚、犯罪類型影片，在合拍的框架下三部影片的類型完成度上均有上佳表現。對中等成本制作類型片的成本控制能力、創作能力等都是韓方的優勢和強項，這對正在謀求類型片突破和開花的中國電影人而言自是福音。
《中韓電影合拍協議》剛剛過去一年，韓方電影人才所引發的中國電影產業紅利尚在發酵。可資參照的是2003年內地與香港簽訂的CEPA，彼時CEPA在電影方面的合作立意與《中韓電影合拍協議》頗為相似，未來會產生的效果亦可參照。
隨著徐克、吳宇森、陳木勝、葉偉信、劉偉強、陳嘉上、陳可辛等香港導演及其班底在2003年后北上內地，無論是大片制作還是中等成本的喜劇片的制作，都為中國電影注入了跨入百億的強勁動力，很多年輕導演、編劇以及制作團隊都是在與香港導演的合作中成長而逐漸在今年嶄露頭角。
有理由相信，下一輪從400億躍遷至千億的征途上，韓國電影人會成為中國電影人的最佳拍檔。
【淺析韓國電影與中國電影的合拍】相關文章：
淺析韓國留學利弊03-20
淺析韓國留學利弊03-20
小鎮青年與中國電影的前世今生03-06
淺談中國電影市場的繁華與平凡03-09
中國電影市場的產業現狀與趨勢03-09
看了《釜山行》才知韓國電影也行03-16
解讀資本市場對中國電影業帶來的沖擊03-06
韓國留學03-10
韓國留學：詳解韓國的教育體制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