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介入流動人口城市社區融入分析

時間：2024-05-09 11:43:43 社會工作者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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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介入流動人口城市社區融入分析

　　流動人口城市社區融入是促進農村人口城市化，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并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格局的關鍵，是城市和諧社會構建的基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社會工作介入流動人口城市社區融入分析，歡迎大家閱讀瀏覽。

社會工作介入流動人口城市社區融入分析

　　一、流動人口城市社區融入不足的表現

　　(一)居住空間的隔離。

　　居住隔離是指都市居民由于種族、宗教、生活習慣、文化水準或財富差異等關系，特征相類似的集居于一特定地區，不相類似的集團間則彼此分開，產生隔離作用，有的甚至產生歧視或敵對的態度 (黃怡，2001)。流動人口居住隔離表現在居住社區的類型方面：首先是局部式特殊社區，如北京“新疆村”和“浙江村”。此類流動人口聚集區帶有鮮明的地緣關系色彩，普遍存在著居住條件惡劣、布局擁擠混亂的狀況。其次是演替式邊緣社區即城鄉結合部的社區，成片狀或簇狀(許多流動人口共同合租)，此類社區居住生活成本較低，是大多數職業層次和收入水平較低外來人口的居住選擇。最后是市區內混合居住社區，是流動人口中較高收入階層的選擇社區，他們分散居住于城市當地居民中，居住和生活成本都相對較高。前兩種居住類型是大多數流動人口的居住形式，而后一種流動人口的居住形式占少數。

　　(二)社會交往的隔離。

　　流動人口的社會網絡是衡量其是否融入城市社區的指標之一。

　　大多研究表明，流動人口的社會交往存在內卷化和封閉性，即交往對象仍然是以血緣和地緣為主體的初級社會群體。齊心研究證明進城打工的農民以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初級關系構成了社會網絡中的心理社區和強紐帶關系(齊心，2008)。張展新等通過對北京等 6 城市的調查研究發現：流動人口遇到困難時的求助對象以同鄉為主，朋友圈子也是以打工同伴和同鄉為主，是一種以血緣和地緣為核心的初級社會關系結構。是一種傳統鄉土觀念在現代城市的延伸(張展新等，2009)。這些居住在城市社區的流動人口基本不與或很少與城市居民交往，是一種較為封閉的“泛家庭”化的社會交往方式

　　(三)社區支持的隔離。

　　通常情況下個體可以通過來自家庭成員、親友、鄰里、同事、團體和組織等社會聯系給予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和幫助。但流動人口離開家鄉，原來的鄰里、熟人社會提供的社會支持不在，自身消極地社會評價以及城市居民的難以接納致使流動人口難以建立由弱關系所建立的支持網絡，只能靠有限的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等強關系所提供部分支持。并且，流動人口離開戶口所在地，原有地域社區組織系統所提供的制度性支持缺失，出現組織缺位或“無組織”狀態。同時，新的社區支持系統因流動人口的居住隔離、交往隔離、流動的不確定以及制度性障礙問題而難以建立。

　　(四)社會參與的隔離。

　　流動人口社會參與隔離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政治參與。熊光清等通過對北京、廣東、湖北、浙江和重慶等5省市的若干城市調研發現:在政黨、工會以及民間組織成員方面，參加城市選舉活動和居住社區的政治活動以及單位或社區的民主管理方面，中國城市流動人口政治參與程度遠遠低于城市戶籍人口的政治參與程度(熊光清，2009)。其次是文化參與。農民工參與社區文體活動少、使用社區文化設施少、社區文化參與的自主性低(姚華平等，2006)。

　　二、流動人口城市社區融入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二元結構的城市鑲嵌。

　　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及其衍生出的各種不同的社會福利制度以及長期依據地域為載體形成的城市和鄉村二元文化等將中國切成徑渭分明的兩大板塊，構成特有的中國式社會狀態。流動人口地域空間的城市化，并沒有改變二元結構的狀況，而是將二元社會結構進行了急速整體搬遷，鑲嵌到了城市社會生活中去，未及消化和適應的城市社區出現排斥和隔離。

　　(二)流動人口的自身原因。

　　雖然流動人口從年齡、文化程度方面看是流出地的精英群體，但常期的城鄉文化差異和教育資源占有差異又致使流動人口群體素質低于城市群體低人一等以及自卑心理是大多數流動人口群體鏡像。自我評價較低，自卑感較重，主動將自己排除于城市群體之外，在城市群體生活中缺乏主動交往能力和主體參與意識。

　　(三)城市居民的認知偏差。

　　城市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使市民形成一種貴族化傾向，養成一種惰性心態。對自身評價較高，而對流動人口出現不認同、偏見甚至是歧視，認為流動人口“不講衛生”“不注意教育小孩”“愛吵鬧、打架”，更認為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具有“不利于社會治安、惡化居住環境和減少本地人就業機會”等負面效應(張展新等，2009)。流動人口群體被動地排除于城市群體之外。

　　(四)城市社區的功能缺失。

　　傳統社區具有守望相助、情感支持以及社區整合的功能然而城市社區高樓大廈的居住模式，以及單獨個體“侵入”社區的入住方式，以往被稱為“熟人社會”的居住社區變成了大多由“陌生人”組成的居住社區，傳統的街坊鄰里關系遭到淡化和破壞。人與人之間缺乏溝通和交流，互動關系減少，社區信任感缺失，社區居民對社區缺乏認同感和歸屬感，未能形成一種有利于價值觀念整合的“心理社區”，未能完成社區的社會整合功能

　　當代流動人口城市社區融入所面臨的這些問題，僅僅依靠制度路徑難以解決，和諧社區建設的新階段需要新的工作理念和科學的工作方法介入社會工作是一種幫助人和解決社會問題的工作它幫助社會上的貧困者、老弱者、身心殘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預防和解決部分經濟困難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會問題;開展社區服務，完善社會功能，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和社會生活素質，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和諧一致，促進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王思斌，2004)。社會工作作為一種科學的工作方法圍繞助人自助的核心理念，以社區成員需求和社會問題為導向，運用個案工作、小組工作和社區工作等專業的社會工作方法，解決和諧社區建設中所存在的問題

　　三、社會工作介入流動人口城市社區融入的路徑

　　(一)促進社區政策改變和實施。

　　流動人口城市社區融入問題的制度焦點在于:流動人口因身份距離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種社會福利差異，使其未能以平等的身份進入社區，也未能得到城市社區管理者和社區居民的認同和接納。伴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發展，流動人口進駐城市的步伐越來越大，在為城市的發展做出努力的同時也希望獲取各種公平的社會待遇，否則這種落差和心理失衡積聚到一定程度會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但是，作為城市生活弱勢群體的流動人口很難靠自身的力量改變現狀，同時，社區自身也難以滿足變遷中的社區需要，需要國家干預。社區政策是國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政策目標是回應社區問題，有效滿足變遷的社區需要，實現社會整合(徐永祥，2004)。社區工作者可以通過傾聽流動人口的愿望表述評估其社會利益需求，了解流動人口目前所需要的社區福利保障，同時，進行在開展社區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社區分析，掌握流動人口聚集區存在的社區管理問題，進一步發現流動人口生活社區的需要，協助并促使相關社區政策的構建和實施，建立適用于所有社區居民的社區制度安排，增加社區生活各類群體的社區情感歸屬和對彼此身份的認同。

　　(二)促進流動人口自身能力建設。

　　首先是維護和實現自身權益的能力:農村流動人口處于社會利益分化的結構底層，又是制度安排的邊緣群體，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不表達、不善于或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社會工作者可以通過引導和協助流動人口個體、家庭、所歸屬的群體與所生活的社區爭取參與決策深取一系列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方式去獲取，從而使社會的各個階層最終接受并承認自己的權利與地位(楊云峰，zoo7>。提高流動人口群體獲得自身權利的能力。其次是提升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是一個以城市社區為載體的再社會化過程，需要學習包括城市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與交往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方式等在內的新生活技能。社會工作者可以運用個案、小組等社會工作專業工作方法，通過輔導、宣傳和新生活技能的培訓，培養流動人口面臨各種生活困時的心理調試能力，學習接受并適應城市生活方式及價值觀，同時，糾正其因社會地位的差距而形成的消極自我評價，樹立自信心，培養自我效能，促使其縮小與城市居民之間的差異，進而順利地融入城市社會。

　　(三)創設互動空間增加流動人口和當地居民地交往實踐。

　　流動人口群體與城市居民群體因各自成長的文化背景不同、長期二元結構的種種不公平社會現實所造成的城鄉差距，使兩大群體之間存在一定的認知偏差與誤解，致使雖然改變了空間位移的流動人口難以從自身和他人的社會接納和心理認同方面融入城市社區。同一城市社區生活中出現明顯的社會隔離，如居住隔離、交往隔離等，而改變認知偏差的最有效途徑是通過兩大群體的交往和互動。馬克思認為交往實踐是各種社會關系得以建立的橋梁和中介，組織行為理論也認為身體距離是影響人際關系的一個關鍵變量社會工作者可以通過對社區各類群體的交往需求以及和諧社區構建的需要進行各種評估，分析社區內可以利用的各種物質和文化資源，回應生活于社區群體的社區融入問題而策劃各類社區互動和交往活動，為社區群體搭建增加社會互動的平臺。如運用社區開闊場地動員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社區成員舉辦各類文體活動，建立社會民間組織團體滿足各類群體的多種參與和實現福利的需求，或者運用網絡資源，創建各種板塊，宣傳流動人口群體在城市中的貢獻，以及通過網絡交流促進社區內兩個群體之間的交往互動，增加互相了解的機會，促進群體間的融合，建構兩大群體共同的社會認同。

　　(四)創建新型城市社區管理模式。

　　流動人口作為一個龐大的群體入住到城市的各個生活社區，對城市居民群體來說這些陌生群體的生活介入給他們帶來了種種不適應和不安全感，無疑打破了原來的社會生活秩序，并且，流動人口作為一批特殊群體，其分散性、頻繁的流動性、較強的隱蔽性以及兩大群體的相互隔離、互不認同以及不能和諧共處等均給社會管理帶來諸多挑戰。以往“兩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這一傳統的、單一的行政化和單位化的自上而下社區管理體制很難適應現代較為復雜的混居社區類型以及“以人為本”和諧社會構建的新型社會管理目標。而流動人口的心理歸屬和社區認同是社區管理的關鍵。因此社區管理應該從對流動人口防范式、規制式的管理向引導式、教育式、參與式以及提供完善社區服務的現代管理模式轉變社會工作可以介入和創設各類社區流動人口服務機構，動員社會資源為其提供職業介紹、法律援助以及再社會化、自助和自立等方面的專業輔導，也可以協助社區管理部門發現和培育流動人口中的精英，帶動和動員全體社區成員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為流動人口參與社區管理和社區自治構建途徑通過公共參與培養流動人口的社區主體意識、責任意識，建立多元化的、互構共建的社區管理模式。

　　參考文獻：

　　[1l張展新等著.城市社區中的流動人口:北京等6城市調查[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7).

　　[2l熊光清.中國流動人口中的政治排斥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4).

　　[3]時立榮.透過社區看農民工的城市融入問題[J].新視野,2005(4).

　　[4]黃怡.住宅產業化進程中的居住隔離:以上海為例[J].現代城市研究，2001,(4).

　　[5]姚華平等.城市農民工社區文化參與及其相關性因素分析[J].理論與改革，2006,(3).

　　[6]王思斌.社會工作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徐永祥.社區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8]楊云峰.論民工精神塑造與社會工作的回應性介入[J].甘肅社會科學,2007 ,(5).

　　[9]齊心.走向有限功能社區:對一個城市居住小區的社會網絡分析[D].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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