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總監綜合思維能力拓展
目前我國對此尚無明確權威的解釋，理論界也沒有統一的認識。企業的財務總監是履行所有者財務職能的。那么下面是由小編為大家分享關于財務總監綜合思維能力拓展，歡迎大家閱讀瀏覽。
董事會推動綜合報告發展
在所有影響因素中，企業董事會至關重要。正如IIRC 在其最近的一份報告《創造價值：綜合報告對于董事會的價值》(Creating value: value to the board)中所強調的，關于企業報告本質的決策總是緣起于董事會，所以高層管理人員能在何種程度上推動綜合報告的采用在未來至關重要。
企業報告，以及企業報告中的思維是企業董事會需要思考的問題。在企業報告中，企業戰略、表現，關于長期價值的發展和交流能夠得到最佳的體現，整合和引導。國際企業治理網絡支持這一觀點，并對其全球治理原則進行了修正，建議董事會編制綜合報告。報告是企業高級管理層堅定而重要的責任。
采用綜合報告可以大大幫助董事會行使其治理職責，在企業內建立并維持互信。企業越來越需要被看作它們在其中運營的社會的一股積極力量，這也是金融危機后一個老生常談的辯論主題。因此，董事會如何對他們的表現，以及企業對社會的影響進行報告至關重要。ACCA 研究報告《了解投資者：企業報告的方向》(Understanding investors: directions for corporate reporting) 發現，自從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以來，有三分之二接受采訪的投資者已經對企業報告失去了信心。
此外，愛德曼公關公司開展了一項內容充實的年度全球調查。這項關于全球信任度的調查顯示，自2008 年起，在企業中建立信任的因素已經發生改變。當前的人們認為參與和正直的品行更為重要，例如更好地對待員工，聽取顧客的意見，展示符合道德標準的透明化實踐。與那些以運營為基礎的因素(包括財務表現)相比，這些因素更為重要。
愛德曼公司的調查顯示，CEO 可以通過明確透明的交流，坦言最不受歡迎的事實，以及定期與員工交流在企業中建立信任。清晰透明的交流可以通過綜合報告實現，為在企業中建立信任提供支持。
滿足投資者的需求
即使個別董事會還未接到投資者關于制定綜合報告的常規要求，這也不應該成為他們延遲開展綜合報告的理由。投資者表示，當他們能夠通過企業報告明確了解企業時，他們就會對企業管理層有更多信心。
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調查顯示，投資者希望獲得的利益，與綜合報告中較為寬泛的報告關注點有關。在報告《企業表現：投資者希望了解什么?》(Corporate performance: What do investors want to know?)中，87% 接受采訪的投資專業人士認為，如果一個企業的戰略目標、風險、重要表現指標和財務報表之間有著明確的聯系，有助于他們進行投資分析。此外，63%的受訪者認為企業報告的質量，包括戰略、風險和其他推動價值創造的因素的信息，可以對資本成本產生直接影響。
然而，這些報告因素的重要性和企業對這些因素進行報告時的有效性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制定綜合程度更高的報告不僅有可能滿足投資專業人士的需求，還能鼓勵企業內部做出更加一致的決策，為長期價值創造提供支持。”普華永道審計合伙人Zubair Wadee 表示。
大量實證表明董事會可以從采用綜合報告中獲益。由Black Sun 企業交流咨詢公司開展的一項IIRC 研究對《國際綜合報告框架》試點企業進行了調查，指出了實施綜合報告的外在和內在好處(見下圖)。從外部來看，許多企業發現他們能夠與包括投資者在內的外部利益相關者有更好的溝通和交流。從內部來看，許多企業感覺他們能夠更好地了解企業創造價值的方式，企業不同部門之間會進行更多的協作和綜合思考。許多企業發現他們的決策過程也因此得到了改善。
什么是綜合報告?
綜合報告的主要目的是向財務資本提供者解釋企業如何創造價值。但是一份綜合報告卻可以使所有對企業創造價值能力感興趣的利益相關者從中獲益，包括員工、顧客、供應商、企業合伙人、地方社區、立法機構、監管機構和政策制定機構。
綜合報告旨在為企業提供資源和商業關系(合稱“資本”)方面的洞見。綜合報告著力解釋企業如何與外部環境進行相互作用，資本如何在短期、中期和長期規劃中創造價值。在國際框架中，資本被分為財務、生產、智力、人力、社會和關系、以及自然資本。
一條自然而然的道路
董事會正越來越多地制定一些能夠把多種價值創造方式整合起來的長期戰略，這會把他們逐漸導向綜合報告。綜合報告將成為董事會對企業長期價值創造表現進行報告時的一個自然組成部分，也是與國際框架協調一致的需要和目的。
綜合報告是董事會應對現代商業挑戰的良好對策。大數據、因特網和社交媒體意味著我們正生活在一個透明的時代。綜合報告可幫助企業從戰略角度迎接挑戰，從而實現在現代社會的成功運營。綜合報告也意味著做正確的事情。人們也越來越期待董事會能夠認識到，他們的職責不僅限于為股東實現財務上的成功，還包括更廣泛的目標。
許多一流企業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并且把綜合報告看作一種實用的手段，向人們講述他們如何創造長期價值帶來更多利益——不僅從純粹商業的角度，更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其他企業自然紛紛效仿。
董事會可以期望從綜合報告中獲得哪些益處?
Black Sun 公司開展的IIRC 研究對66 個已經開始實施綜合報告的企業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
* 91% 的受訪企業已經看到了與包括投資者在內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外部對話的積極影響。
* 92% 的受訪企業認為他們對價值創造有了更多的了解。
* 79% 的受訪企業在決策方面有了改善。
* 78% 的受訪企業看到了董事會、執行層和戰略部門就企業的目標進行協作思考所帶來的好處。
在那些已經發布綜合報告的企業中，Black Sun 發現：
* 84% 的受訪企業認為制定綜合報告的過程可以使董事會受益。
* 84% 的受訪企業已經體驗到了董事會和執行層協作的益處。
* 87% 的受訪企業認為綜合報告可以使投資者更好地了解他們的戰略。
* 79% 的受訪企業認為財務資本提供者對其商業模式的長期活力有了更多的信心。
Ahmad Fuaad Kenali DRB-HICOM 集團CFO
“任何一位CFO 成功的關鍵都在于，他們必須能夠有效行使自己的職責，同時為企業創造價值。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必須成為CEO 可信賴的商業顧問。如果沒有CEO 的支持，變革和改進的策劃與實施將變得極其困難……培養未來領導人非常重要。發揮我們的才能，打造一個實力強大，且能夠支持企業增長戰略的團隊是我們當前的責任。”
Helmut Hauke FCCA Freemont Resources CFO
“為了贏得投資者和銀行家的信心，加拿大石油公司Freemont Resources 需要拿出一套已審財務報表。“如果你沒有經過審計，你就沒法獲得銀行貸款，你就不會有新的投資者加入……財務主管要在報表中體現出控制管理、財務結構，而且要用一種能讓審計人員和銀行家，以及潛在股東和買家都能理解的方式描述企業的狀況。”
Nick Holland Gold Fields CEO
“在Gold Fields，綜合思維和綜合管理已經成為一個必備前提，這樣才能應對我們的業務在全球所面臨的諸多風險。同樣的，與傳統的年度報告相比，一份綜合報告能夠發揮更為恰當的作用。因為綜合報告可以公平恰當地涵蓋企業面臨的所有問題，而不僅僅是運營和財務事務。綜合報告可以幫助股東更加全面地了解公司的諸多風險，并且更加準確地反映公司對社會(社區、供應商、政府和員工)的影響。”
Euan Munro 英華杰投資集團CEO
“一流的綜合報告可以為我們提供企業在財務、社會、智力和自然資本等方面的表現的信息，這些信息對于價值創造至關重要。綜合報告可以幫助企業進行更加全面的長期規劃，幫助我們做出更好的投資決策。”
Bertrand Badré 世界銀行集團執行董事兼CFO
“綜合報告不僅可以推動企業制定關于其整體表現的綜合報告，還能帶來其他更多的好處。綜合報告可以培養并融入綜合思維;每個人都有著共同的理解和意見。”
Dimitris Lois 可口可樂希臘瓶裝公司CEO
“綜合報告可以反映企業的思維和運營方式。它可以幫助我們探討企業和社群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展示我們是如何為股東和全社會創造價值的。”
Jean-Marc Hu?t 聯合利華集團CFO
“對綜合報告的呼聲開始愈發嘹亮。隨著企業的公信力被一個又一個的丑聞削弱，我們必須更好地聆聽公眾的意見，快速采取行動。”
延伸閱讀
收集數據
“在許多方面，審計師將重復一直以來的工作——提出專業質疑、挑戰客戶。”
隨著2013 年12 月國際綜合報告理事會(IIRC)框架發布之后，全球約有100 家企業參加了試行計劃，一些企業已經著手編制第一份報告。盡管這邁出了積極的一步，但IIRC 發現仍存在一些擔憂：傳統的鑒證方法可能達不到綜合報告這一突破性報告方法的要求。
綜合報告的特征是簡潔明了，注重在展示可靠數據同時輔以故事敘述，并對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價值創造情況進行預測。綜合報告按照“六大資本”原則報告相關信息，“六大資本”是一家企業創造價值的基本要素。企業通常會報告財務資本和生產資本，而綜合報告通過納入智力資本、社會和關系資本、人力資本和自然資本，力求拓展報告的基礎。
獨立鑒證應提供獨立結論，即綜合報告應按照IIRC 的框架，對企業的戰略、治理、業績和前景進行說明。
然而，這擴大了傳統鑒證的范圍，人們越來越擔心現有鑒證流程能否應對綜合報告這個新的報告體系。
“綜合報告代表了報告的未來。它們為企業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讓它們能弄清楚企業如何創造價值和進行長遠的發展規劃。”德勤可持續發展領域合伙人Helena Barton 博士表示：“審計師通過檢驗相關管理流程的可靠性，能夠提升報告的可信度。我們必須努力了解企業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應用了綜合思維。”
IIRC 近期發表了兩篇論文，其中概括了當前綜合報告的應用情況并尋求意見反饋。此外，去年十月在布魯塞爾，IIRC 與歐洲會計師聯合會(Federation of European Accountants)共同舉辦了綜合報告主題的圓桌會議。
在介紹綜合報告鑒證的那篇文章中，IIRC 承認，“綜合報告是一種全新的報告方法，因此需要一種全新的鑒證方法，涉及對諸如獨立性、證據收集程序、鑒證的主題和鑒證報告的內容等基本宗旨的重新思考。”IIRC 強調綜合報告可能包含此前不需要鑒證的信息。
如要采用綜合報告，內部系統可能不夠強大，無法讓鑒證從業人士有效收集信息。此外還有各種復雜的技術挑戰，從確保聯系性和完整性到解讀報告內容和以未來為導向的信息。IIRC 也承認，執行鑒證將產生附加成本。但鑒證能確保綜合報告達到“投資級別”，這些好處應該超過其帶來的任何附加成本。
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的研究教授及ACCA 全球可持續發展論壇成員Carol Adams 認為，綜合報告可以代表企業報告方式的真正轉變，能讓人們更清楚地了解隨著時間發展企業是如何在社會中創造價值的。她補充道：“在確定如何對綜合報告執行鑒證時，需了解用戶希望增強哪方面的可信度。鑒證必須不斷進化，以滿足用戶的需求。”
ACCA 審計事務主管約克(David York)同意這一看法：“早些年，綜合報告的可信度是由多方面的`鑒證人士提供的，可能也包括利益相關方的專業鑒證人員，”他說，“企業應咨詢其利益相關方鑒證是否滿足了他們的需求。隨著綜合報告的推廣以及跨國公司的投資者們要求提供鑒證，應該推行一種通用的鑒證方法，這種方法需要大型會計公司的相關資源來提供。”
參加布魯塞爾圓桌會議的專業人士建議，在建立綜合報告就緒的鑒證流程時，企業治理負責人也可以提出看法，說明他們認為報告真實可信的理由。
其他建議包括聯合鑒證模式，管理人員、內部審計師和外部審計師通過這樣的模式共同合作，建立可信度。這一模式是2009 年《南非公司治理金報告》(King III 報告)中倡議的。
跳出固定思維模式
由于綜合報告的鑒證是一個未知領域，因此需要一種全新的方法。Adams 說道：“要制定一個能為用戶和報告者都帶來價值的鑒證流程，跳出固定思維模式非常必要。不應僅僅著眼于在技術上滿足需要的方面。見證者需要探索企業運營的整體背景，并力求弄明白企業在多大程度上按照其自身的定義在努力實現價值創造的最大化。
在權衡數字數據和相對抽象的敘述性要素方面，審計師面臨著與審計可持續發展報告類似的挑戰，Barton 確認道。審計師應利用自身經驗來評估流程是否可靠，以及是否適當利用了流程。
“鑒證方面所面臨的技術挑戰并非不能克服，鑒證行業必須克服其恐懼心理，培養鑒證這些報告的能力，”她表示，“在許多方面，我們將重復一直以來的工作 — 提出專業質疑、引導和挑戰客戶，觀察不容易注意的細節并做出艱難的判斷。”
為了進步，需要營造一個有利于提升鑒證質量的法律和監管環境，以確保綜合報告的高品質。在這方面，有人認為，如何確保綜合報告的一致性并確定一個鑒證標準，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IAASB)的職責范圍內。該理事會制定了《國際鑒證約定準則第3000 號：歷史財務信息審計或檢查以外的鑒證約定》(ISAE 3000, Assurance Engagements Other than Audits or Reviews of Historical Financial Information)，審計師可使用這個國際公認的標準來確保非財務審計鑒證工作的質量。
“IIRC 廣泛采納綜合報告鑒證方面的各種觀點，這種努力非常有價值，將成為我們在這個領域的工作的開端。”IAASB 的副總監Nancy Kamp-Roelands 表示。
“通過我們敬業的工作團隊，我們將進一步探索發展，繼續討論。我們的重點將包括鑒證的市場需求，獲得鑒證的主題范圍、報告編制者的報告標準，以及國際層面上需要解決的相關鑒證問題。”
同時，Kamp-Roelands 相信ISAE 3000 為從業人員提供了指引。該標準于2013 年更新，涉及了合理鑒證和有限鑒證。特別是，有關溫室氣體的標準 —《國際鑒證業務準則第3410 號：溫室氣體排放聲明鑒證約定》(ISAE 3410，Assurance Engagements on Greenhouse Gas Statements)提供了更詳細的指引。
“標準在為鑒證人員提供一套統一的指導原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Barton 說，“如果ISAE3000 等現有鑒證標準不能按照綜合報告進行調整，則需要制定一個新的標準。然而，許多企業已經開始編制其第一份綜合報告，因此我們對這些綜合報告的鑒證工作并不會因為上述問題止步。”例如，自2010 年起，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已要求在該所上市的企業在“遵守或解釋”的基礎上，按照King III 報告中的要求使用綜合報告。
沒有捷徑
“南非企業采用綜合報告已經有好些年了，它們也一直在尋找合適的鑒證模式和流程，這比大多數其他國家都早，”她解釋道，“這并不容易，很少有企業真正做到對綜合報告進行充分鑒證。在進一步明確如何執行綜合鑒證之前，一些企業選擇采用聯合鑒證法。這需要時間，也需要企業董事會更多地參與監控戰略性的非財務信息和報告的編制。這其中沒有捷徑可走，但是工作正在開展中，我們必須不斷試驗，直到找到最可靠最合適的鑒證標準。”
“總體而言，隨著報告框架朝著利用更具前瞻性和戰略性的分析這個方向發展，應考慮以未來為導向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由第三方驗證，”她補充道，“通過盡早參加對話，審計師將能更好地確定一家企業在報告方法上是否取得了進步。”
然而，保持平衡很重要，約克確認道：“如果標準設定者開始制定綜合報告鑒證標準的時間太早，報告者有可能設法編制滿足鑒證需求的報告而非持續進行創新。”他說：“在這一點上，可信的非權威指引可以提供幫助。”隨著監管力度日益加大(如歐盟的非財務報告指令)，報告可靠的社會和環境數據無疑將變得愈發重要。
歐盟新的非財務報告指令首先針對6000 家員工人數超過500 人的企業生效，要求它們每年報告其社會和環境政策、風險和影響。成員國有兩年時間將該指令變成法律，第一批報告預定于2018 年出臺。
盡管綜合報告鑒證具有固有的復雜性，但人們對綜合報告的潛力仍保持樂觀態度，期望它能帶來報告方式的轉變，讓報告者和利益相關方(包括投資者)更好地了解企業為社會帶來的價值。
應對鑒證挑戰需要報告者、鑒證者、投資者和標準設定者之間持續對話，且可能需要因市場而異以迎合不同的需求。最終，綜合報告鑒證應由市場需求決定，這是ACCA 和IIRC 共同認可的。
ACCA 明白自己有責任培養會計行業的能力并設計定制的教育課程，以幫助用戶增進了解和防止“期望落差”。
“我們對于綜合報告鑒證有很高的目標，尤其是將重點轉向了價值創造、精簡企業報告模式、增強對一系列資本的管理能力和責任感、促進財務資本的有效分配。”IIRC 技術總監Michael Nugent說。
“我們認識到提升綜合報告的可信度對于實現這些目標至關重要，因此看到如此多圍繞鑒證問題展開的創新和討論，實在很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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