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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生活現狀調查報告
在現實生活中，報告對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報告成為了一種新興產業。其實寫報告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難，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農民工生活現狀調查報告，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農民工生活現狀調查報告1
農民工城市邊緣人的角色注定了其問題的復雜性，作為具有復雜社會背景的特殊群體，數目龐大的農民工權利的實現程度和生活狀況的改善程度無疑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一、調查目的和調查概況
農民工群體是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出現的特殊現象。在目前的學術界，我們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在身份的界定上存在著二元性，即他們既有農民身份又有工人身份，有工人之實卻無工人之名。再加上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很多應有的權利并沒有真正得到落實，為了切實調查農民工實際的生存狀況和權利實現情況，2010年1月、2月、7月和8月，筆者利用寒暑假時間，組織學生在山東、河南、甘肅、陜西、山西、新疆等省、自治區進行了農民工生活和工作狀況的調研，調研采用了問卷調查的形式，由于選取的學生都有充分的條件接觸到農民工群體(如家人或親戚是農民工)，所以，問卷的回收率和有效問卷所占的比例都很高，共發放問卷350份，有效回收329份，有效回收率為94%。這一調查雖不足以反映我國農民工的整體狀況，但整個調研完全是一種純民間的行為，且學生們的參與熱情和責任感都很強，因此，通過對這些問卷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些有關農民工的更接近真實的信息，為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提出思考。在此，也感謝我同事楊洪曉，學生鄭揚、薛澤林、范才營、侯莉媛、李莉、王苗苗等為該調研所做的貢獻。
二、農民工基本狀況的調查分析
被調查的群體既有第一代農民工，也即年齡較大的部分，其年齡一般在35歲以上。也有新生代的農民工，也即比較年輕的那部分群體，年齡在20歲到30之間。其文化程度也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特點，初高中比例相對較高，占到了總數的45%,中專以上的有38.8%。分析認為，這些擁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學歷的人應該多屬于第二代農民工，也即農村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畢業后因升學無望而輟學的年輕一代，他們直接告別鄉村，進城進廠打工以掙錢補貼家用或為自己未來積蓄資本。從總體上來說，現代的農民工群體其文化素質是要高于改革開放之初進城的第一代農民工，表現在學歷相對較高，對新事物、新觀念接受能力更強、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更為開放。從收入角度來看，月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3000之間，其比例高達76.1%，收入在3000元以上比例只占到了9.2%。這就反映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收入水平不高、經濟地位較低的現狀。我們認為，這是由于在第一代農民工逐步退潮之際，新一代的農民工大多是剛剛開始在城市的打拼歷程，因技術、人脈等各種原因，致使這一代年輕的群體收入水平不會太高，也拉低了農民工群體的總體收入水平。
三、農民工工作狀況的調查分析
對于農民工的工作狀況，我們立足于對農民工進城后的職業性質、工作報酬、工作時間等幾個維度進行分析。在關于農民工職業狀況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有18.8%的人選擇了建筑業，有10%的人選擇了文教衛生，12.5%的人選擇了批零貿易和餐飲業，選擇其他選項的占到了總數的30%。可以看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所從事的行業還是處于低端層次，行業水平不高。由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工作流動性較大，更換工作的頻率較高，其行業性質呈現出極大的不穩定性特征，也正是由于這種不穩定性導致了很多農民工對自己的行業界定存在模糊，進而使得他們在被問及自己的行業性質時，“其他”這一選項所占比例較高。從勞動時間上來看，每周的工作時間在45小時以下的占到了12.5%，45-55小時與55-65小時的均為28.8%，而65個小時以上的比例則為30%。根據國家勞動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 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加班時間不超過2個小時)。 由此可見，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是遠遠超過法律規定的范圍的，他們是在為城市的發展和低廉的工資而透支著自己的勞動力。考慮到其收入情況，對比之下就不難發現，農民工群體的付出與所得也是遠遠不成比例的。
四、農民工的權利保障情況
邊緣人的社會角色決定了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生活中注定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故其權利的保障不僅僅是法律問題，也是一個社會的道德問題。在調查中，我們從經濟權、健康權、社會保障權等三個角度出發，對農民工的'權利的實現狀況進行調查。
首先，從勞動合同的情況來看，63.7%的人是沒有正式的書面合同的，這其中，甚至有17.5的人連跟用人單位基本的口頭約定都沒有。這是因為農民工大多是依靠親戚、朋友、熟人、同村人的關系而“跟隨”進城或進廠，親友之間的信任取代了他們之間的法律承諾。甚至他們會認為提出簽訂勞動合同有傷情面，但是這種非正式的、以人際關系為基礎的非契約性約定是沒有堅實的維權根據的。在隨后的調查中就可以發現，工資曾經被拖欠的農民工達到了總數的63.8%。其中的20%甚至是經常性的被拖欠。而在維權手段上，51.3%的人選擇了協商、調解，忍氣吞聲的占到了總數的25%，為第二大比例。通過法律途徑維權的只有18.8%，甚至有少數人采取了暴力解決的途徑。可以認為，農民工群體的經濟權利并沒有得到切實的保障，其法制維權意識有待提升，維權手段有待改進，維權途徑有待完善。從健康狀況的角度來看，生病了會去醫院的人只有31.3%，43.8%的人選擇了“只有重病的時候才會去醫院”。甚至有人即使在重病的情況下也只是靠買點藥硬撐過去。由此可見，農民工的生命健康權無疑是處在被忽視的地步，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無法參加城市醫療保障的農民工群體只能在醫院高昂的醫療費用面前望而卻步。從社會保障的角度來看，有35%的人選擇了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險，在剩下的65%的群體中，醫療保險與工傷保險明顯較為突出，前者為總數的53.3%，后者為28.8%。但是在現實中，農民工所參加的醫療保險大多屬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范圍，也就是其參保的地域仍然是其出生的鄉村，這種狀況下的醫療保險并不能減輕其在城市的醫療負擔。至于工傷保險，參與者也多為第二代農民工，因為相對父輩而言，其風險意識相對較高，但是其參加比例卻仍然較低。
五、農民工社會地位的自我感知
作為城市的“外來者”，農民工在城市中對自身地位如何界定，城市生活給他們帶來的總體感受無疑是在探討農民工問題的過程中繞不開的重要環節，根據我們關于農民工與城里人關系的調查。在與城市人的關系上問題上，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了“不好不壞”這一選項(53.8%)，相處融洽的人占到了37.5%的比例，只有少數人選擇了不協調。但是從城市地位的自我感知這一角度來看，大多數人卻依然有較大的失落感(37.5%)，認為自己得到不公平待遇的占到了28.8%，為所有選項中的第二大比例。還有少數人認為城市人看不起自己。也就是說，雖然大多數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可以跟城里人在生活上可以比較融洽的相處，但是這種表面的和諧并不能改變他們心中的巨大落差。也反映出進城的農民工在忍受著經濟壓力的同時也要忍受著被歧視的心理壓力，有學者也同時把城里人的歧視以及農民工務工的心理落差視為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心理成本”。
六、農民工家庭生活狀況分析
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從家庭顧慮、居住條件、子女問題、現實困難等四個角度進行調查。首先，從農民工家庭顧慮這一方面來說，占到首要比例的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顧”(65%)，外出務工后，家中的父母就成了農民工心中的首要牽掛，如何盡孝成為在異地的農民工群體的首要難題。擔心“家中土地無人耕種”的比例為38.8%，因為受到傳統因素的影響，農民始終把土地視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選擇“在城市受到歧視”這一選項的比例為25%，擔心自己沒有什么技能和身體狀況的分別為22.5%和20%。除此之外，擔心自己子女教育問題的比例僅次于老人問題，其比例高達55%。在隨后的關于子女教育問題的詳細調查中，56.3%的人其子女還是在“在家鄉的學校上學”，這就是農村大量留守兒童產生的原因所在。而在打工本地上學的比例只占到了17.5%，當地的學校不愿接納農民工子女，高昂的借讀費、寄宿費也是農民工所無法承擔的。此外，孩子失學的比例占到了10%，(分析認為，這部分主要是第二代農民工的子女，因年齡原因，可能還沒有上學)。當問及子女教育面臨的主要困難時，“升學難”成為困擾農民工的首要因素，占到了總數的50%，而選擇“學費太貴”這一選項的比例為40%，“公辦學校進不去”的比例則為10%。在關于農民工居住狀況的調查中，住在單位宿舍的占到了總數的28.8%，為所有選項中的最高比例。選擇在外租房的為27.5%，暫住在雇主家的比例為8.8%。這種情況與后面的農民工所面臨的現實困難的調查結果形成呼應，當問到您進城務工時所面臨的實際困難時，沒有住房的占到了53.8%，成為農民工面臨的最大問題。其次是“生活沒有保障”和“遠離家鄉思念親人”，這兩項比例分別占到了38.8%和33.8%。而“工作比較危險”和“工作不穩定”的分別為30%和28.8%。可以看出，農民工所面臨的大多還是很現實的、與自己安身立命相關的問題，他們遠離家鄉，既對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孩子充滿牽掛，又面臨著住房、收入、醫療、工作不穩定等各種難以抗拒的現實壓力，其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七、小結
在我們隨后的關于農民工遷居城市的原因調查中，“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教育水平”成為了首要選擇，這兩項的比例分別為72.5%和57.5%。選擇較高的社會地位的比例則只有13.8%。由此可知，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目的很是單純、樸素。較多的就業機會可以讓他們獲取高于農村務農的收入，從而滿足家庭的開支并擺脫貧窮的困擾。而較高的教育水平則是為了子女的成長考慮，他們不愿意讓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樣苦苦打拼在城市的邊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悲苦使得他們任勞任怨，他們把上下兩代人的負擔全部扛在肩頭，只為讓自己的子女能夠通過讀書學習改變命運，讓自己的下一代能夠與城里人生活在同樣的一片藍天之下。但是我們卻看到，快速發展的城市、飛速前進的中國經濟并沒有給他們想要的生活，因為經濟地位的低下、戶籍制度的不合理限制，他們始終享受不到一個真正的“市民”的待遇，更不要奢談公民的尊嚴。我們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正常發展，都不能靠犧牲一個階層來換取另一個階層的福利，改革開放三十年來，2.3億的農民工群體用自己低廉的勞動力支撐起了整個國民經濟大廈，獲取一定的收入誠然是他們的原始初衷，但是他們卻同時也為這個國家的進步與發展貢獻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因此，當社會發展到今天，當這個國家的物質財富已經極大的充裕，當和諧社會成為我們的建設目標，如何才能通過有效的改革，廢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保障這一龐大群體的切身利益，給他們以國民的真正待遇，讓他們也活的更有地位、更有尊嚴，不僅僅是社會健康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這個以工農階級為基礎的國家對這一群體的一種補償。
農民工生活現狀調查報告2
農民工城市邊緣人的角色注定了其問題的復雜性，作為具有復雜社會背景的特殊群體，數目龐大的農民工權利的實現程度和生活狀況的改善程度無疑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一、調查目的和調查概況
農民工群體是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出現的特殊現象。在目前的學術界，我們對進城務工的農民在身份的界定上存在著二元性，即他們既有農民身份又有工人身份，有工人之實卻無工人之名。再加上戶籍制度的限制，農民工很多應有的權利并沒有真正得到落實，為了切實調查農民工實際的生存狀況和權利實現情況，2010年1月、2月、7月和8月，筆者利用寒暑假時間，組織學生在山東、河南、甘肅、陜西、山西、新疆等省、自治區進行了農民工生活和工作狀況的調研，調研采用了問卷調查的形式，由于選取的學生都有充分的條件接觸到農民工群體（如家人或親戚是農民工），所以，問卷的回收率和有效問卷所占的比例都很高，共發放問卷350份，有效回收329份，有效回收率為94%。這一調查雖不足以反映我國農民工的整體狀況，但整個調研完全是一種純民間的行為，且學生們的參與熱情和責任感都很強，因此，通過對這些問卷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些有關農民工的更接近真實的信息，為城鄉二元體制的改革提出思考。在此，也感謝我同事楊洪曉，學生鄭揚、薛澤林、范才營、侯莉媛、李莉、王苗苗等為該調研所做的貢獻。
二、農民工基本狀況的調查分析
被調查的群體既有第一代農民工，也即年齡較大的部分，其年齡一般在35歲以上。也有新生代的農民工，也即比較年輕的那部分群體，年齡在20歲到30之間。其文化程度也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特點，初高中比例相對較高，占到了總數的45%，中專以上的有38。8%。分析認為，這些擁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學歷的人應該多屬于第二代農民工，也即農村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畢業后因升學無望而輟學的年輕一代，他們直接告別鄉村，進城進廠打工以掙錢補貼家用或為自己未來積蓄資本。從總體上來說，現代的農民工群體其文化素質是要高于改革開放之初進城的第一代農民工，表現在學歷相對較高，對新事物、新觀念接受能力更強、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更為開放。從收入角度來看，月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3000之間，其比例高達76。1%，收入在3000元以上比例只占到了9。2%。這就反映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收入水平不高、經濟地位較低的現狀。我們認為，這是由于在第一代農民工逐步退潮之際，新一代的農民工大多是剛剛開始在城市的打拼歷程，因技術、人脈等各種原因，致使這一代年輕的群體收入水平不會太高，也拉低了農民工群體的總體收入水平。
三、農民工工作狀況的調查分析
對于農民工的工作狀況，我們立足于對農民工進城后的職業性質、工作報酬、工作時間等幾個維度進行分析。在關于農民工職業狀況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有18。8%的人選擇了建筑業，有10%的人選擇了文教衛生，12。5%的人選擇了批零貿易和餐飲業，選擇其他選項的占到了總數的30%。可以看出，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所從事的行業還是處于低端層次，行業水平不高。由于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工作流動性較大，更換工作的頻率較高，其行業性質呈現出極大的不穩定性特征，也正是由于這種不穩定性導致了很多農民工對自己的行業界定存在模糊，進而使得他們在被問及自己的行業性質時，“其他”這一選項所占比例較高。從勞動時間上來看，每周的工作時間在45小時以下的占到了12。5%，45—55小時與55—65小時的均為28。8%，而65個小時以上的比例則為30%。根據國家勞動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 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加班時間不超過2個小時）。 由此可見，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是遠遠超過法律規定的范圍的，他們是在為城市的發展和低廉的工資而透支著自己的勞動力。考慮到其收入情況，對比之下就不難發現，農民工群體的付出與所得也是遠遠不成比例的。
四、農民工的權利保障情況
邊緣人的社會角色決定了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生活中注定處在一個弱勢的地位，故其權利的保障不僅僅是法律問題，也是一個社會的道德問題。在調查中，我們從經濟權、健康權、社會保障權等三個角度出發，對農民工的權利的實現狀況進行調查。
首先，從勞動合同的情況來看，63。7%的人是沒有正式的書面合同的，這其中，甚至有17。5的人連跟用人單位基本的口頭約定都沒有。這是因為農民工大多是依靠親戚、朋友、熟人、同村人的關系而“跟隨”進城或進廠，親友之間的信任取代了他們之間的法律承諾。甚至他們會認為提出簽訂勞動合同有傷情面，但是這種非正式的、以人際關系為基礎的非契約性約定是沒有堅實的維權根據的。在隨后的調查中就可以發現，工資曾經被拖欠的農民工達到了總數的63。8%。其中的20%甚至是經常性的被拖欠。而在維權手段上，51。3%的人選擇了協商、調解，忍氣吞聲的占到了總數的25%，為第二大比例。通過法律途徑維權的只有18。8%，甚至有少數人采取了暴力解決的途徑。可以認為，農民工群體的經濟權利并沒有得到切實的保障，其法制維權意識有待提升，維權手段有待改進，維權途徑有待完善。從健康狀況的角度來看，生病了會去醫院的人只有31。3%，43。8%的人選擇了“只有重病的時候才會去醫院”。甚至有人即使在重病的情況下也只是靠買點藥硬撐過去。由此可見，農民工的生命健康權無疑是處在被忽視的地步，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無法參加城市醫療保障的農民工群體只能在醫院高昂的醫療費用面前望而卻步。從社會保障的角度來看，有35%的人選擇了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險，在剩下的65%的群體中，醫療保險與工傷保險明顯較為突出，前者為總數的53。3%，后者為28。8%。但是在現實中，農民工所參加的醫療保險大多屬于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范圍，也就是其參保的地域仍然是其出生的鄉村，這種狀況下的醫療保險并不能減輕其在城市的醫療負擔。至于工傷保險，參與者也多為第二代農民工，因為相對父輩而言，其風險意識相對較高，但是其參加比例卻仍然較低。
五、農民工社會地位的自我感知
作為城市的“外來者”，農民工在城市中對自身地位如何界定，城市生活給他們帶來的總體感受無疑是在探討農民工問題的過程中繞不開的重要環節，根據我們關于農民工與城里人關系的調查。在與城市人的關系上問題上，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了“不好不壞”這一選項（53。8%），相處融洽的人占到了37。5%的比例，只有少數人選擇了不協調。但是從城市地位的自我感知這一角度來看，大多數人卻依然有較大的失落感（37。5%），認為自己得到不公平待遇的占到了28。8%，為所有選項中的第二大比例。還有少數人認為城市人看不起自己。也就是說，雖然大多數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可以跟城里人在生活上可以比較融洽的相處，但是這種表面的和諧并不能改變他們心中的巨大落差。也反映出進城的農民工在忍受著經濟壓力的同時也要忍受著被歧視的心理壓力，有學者也同時把城里人的歧視以及農民工務工的心理落差視為農民工進城務工的“心理成本”。
六、農民工家庭生活狀況分析
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從家庭顧慮、居住條件、子女問題、現實困難等四個角度進行調查。首先，從農民工家庭顧慮這一方面來說，占到首要比例的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顧”（65%），外出務工后，家中的父母就成了農民工心中的首要牽掛，如何盡孝成為在異地的農民工群體的首要難題。擔心“家中土地無人耕種”的比例為38。8%，因為受到傳統因素的影響，農民始終把土地視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選擇“在城市受到歧視”這一選項的.比例為25%，擔心自己沒有什么技能和身體狀況的分別為22。5%和20%。除此之外，擔心自己子女教育問題的比例僅次于老人問題，其比例高達55%。在隨后的關于子女教育問題的詳細調查中，56。3%的人其子女還是在“在家鄉的學校上學”，這就是農村大量留守兒童產生的原因所在。而在打工本地上學的比例只占到了17。5%，當地的學校不愿接納農民工子女，高昂的借讀費、寄宿費也是農民工所無法承擔的。此外，孩子失學的比例占到了10%，（分析認為，這部分主要是第二代農民工的子女，因年齡原因，可能還沒有上學）。當問及子女教育面臨的主要困難時，“升學難”成為困擾農民工的首要因素，占到了總數的50%，而選擇“學費太貴”這一選項的比例為40%，“公辦學校進不去”的比例則為10%。在關于農民工居住狀況的調查中，住在單位宿舍的占到了總數的28。8%，為所有選項中的最高比例。選擇在外租房的為27。5%，暫住在雇主家的比例為8。8%。這種情況與后面的農民工所面臨的現實困難的調查結果形成呼應，當問到您進城務工時所面臨的實際困難時，沒有住房的占到了53。8%，成為農民工面臨的最大問題。其次是“生活沒有保障”和“遠離家鄉思念親人”，這兩項比例分別占到了38。8%和33。8%。而“工作比較危險”和“工作不穩定”的分別為30%和28。8%。可以看出，農民工所面臨的大多還是很現實的、與自己安身立命相關的問題，他們遠離家鄉，既對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孩子充滿牽掛，又面臨著住房、收入、醫療、工作不穩定等各種難以抗拒的現實壓力，其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七、小結
在我們隨后的關于農民工遷居城市的原因調查中，“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教育水平”成為了首要選擇，這兩項的比例分別為72。5%和57。5%。選擇較高的社會地位的比例則只有13。8%。由此可知，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目的很是單純、樸素。較多的就業機會可以讓他們獲取高于農村務農的收入，從而滿足家庭的開支并擺脫貧窮的困擾。而較高的教育水平則是為了子女的成長考慮，他們不愿意讓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樣苦苦打拼在城市的邊緣。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悲苦使得他們任勞任怨，他們把上下兩代人的負擔全部扛在肩頭，只為讓自己的子女能夠通過讀書學習改變命運，讓自己的下一代能夠與城里人生活在同樣的一片藍天之下。但是我們卻看到，快速發展的城市、飛速前進的中國經濟并沒有給他們想要的生活，因為經濟地位的低下、戶籍制度的不合理限制，他們始終享受不到一個真正的“市民”的待遇，更不要奢談公民的尊嚴。我們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正常發展，都不能靠犧牲一個階層來換取另一個階層的福利，改革開放三十年來，2。3億的農民工群體用自己低廉的勞動力支撐起了整個國民經濟大廈，獲取一定的收入誠然是他們的原始初衷，但是他們卻同時也為這個國家的進步與發展貢獻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因此，當社會發展到今天，當這個國家的物質財富已經極大的充裕，當和諧社會成為我們的建設目標，如何才能通過有效的改革，廢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保障這一龐大群體的切身利益，給他們以國民的真正待遇，讓他們也活的更有地位、更有尊嚴，不僅僅是社會健康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這個以工農階級為基礎的國家對這一群體的一種補償。
農民工生活現狀調查報告3
最近，徐州民調中心和徐州調查隊合作進行了一項關于農民工就業和收入情況的快速調查，旨在了解他們的工作狀況、工資收入、工資被拖欠情況、未來的就業打算以及希望政府解決的主要問題。該調查共涵蓋了徐州五縣和銅山、賈汪兩區的240名農民工。
調查結果顯示，56.2%的農民工對自己的收入感到滿意，77.1%的農民工每月能按時領取工資。農民工的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開銷和子女教育。50.4%的農民工認為自己的工作基本符合期望，60.0%的農民工計劃繼續外出打工，15.4%的農民工選擇在家創業。
調查還發現，被訪農民工中，年齡主要集中在18-50歲之間，男性占85.0%，女性占15.0%。多數農民工的學歷為高中或中專。在就業方面，57.1%的農民工從事短期零工，30.0%從事長期合同工作，10.0%自主經營，2.9%目前處于失業狀態。農民工主要從事建筑工、木瓦工、泥水工、電工、修理工、縫紉工、廚師、駕駛員等簡單技術工種，也有一部分從事工廠工作、服務行業或管理職位。
在選擇打工地方面，40.4%的農民工選擇長三角地區，35.4%選擇徐州本地，11.7%選擇中西部地區，而選擇珠三角地區、京津地區等地的比例較低。農民工的工作強度較大，有58.8%的農民工每月工作天數在25天及以上，57.8%的農民工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
在收入方面，50.8%的.農民工年收入在1-5萬元之間。56.2%的農民工對自己的收入感到滿意，32.9%的農民工對自己的收入不滿意。農民工的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開銷，其次是子女教育、人情往來、房租、贍養老人等。
然而，調查還發現工資被拖欠的問題仍然存在。77.1%的農民工每月能按時領取工資，但仍有22.9%的農民工工資會被拖欠，其中6.3%的農民工表示經常被拖欠工資，嚴重影響了生活。在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中，36.4%被拖欠1-3個月工資，25.5%被拖欠半年至一年工資，9.1%被拖欠一年以上工資。在追討被拖欠工資的措施方面，65.5%的農民工選擇和老板商量，24.1%表示不準備要了，10.3%表示說不清，沒有人選擇打官司。
最后，調查還了解到農民工對政府的期望。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希望政府能夠督促老板按時發放工資，提供節假日休息和勞動合同，并提供養老保障和五險一金。選擇在家創業的農民工期望政府能在資金和政策方面給予支持。而選擇在家種地的農民工希望政府能幫助追討被拖欠的工資，并在醫療保險、孩子上學收費等方面加以管理。
這項調查為我們了解徐州市農民工的就業和收入情況提供了重要數據，也揭示了農民工面臨的問題和期盼政府的地方。通過針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我們可以進一步改善農民工的工作環境和生活質量。
農民工生活現狀調查報告4
近年來，大量的農民工進入城市，為城市注入了活力，為社會付出了廉價的勞動力，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財富，然而在陌生的大城市任然處于“邊緣”狀態，他們干的是工人的活，卻還是農民的身份，他們經常受人歧視，很難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的生活狀態不容樂觀。我借著國慶假期的空閑時間對農民工的生存狀況進行了深入調查，進一步了解農民工在城市中為何生存如此困難。通過此次調查，一方面鍛煉了我們把知識運用于實踐的能力;另一方面，使我們走出了書齋，走出了校門，擔當起了一個青少年應該承擔的職責，關注現實，關注生活，了解人民疾苦，盡我們的能力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調查時間：20xx年10月3日—7日
調查對象：3名不同類型的農民工
調查方式：走訪、交談、查看新聞，報紙、網上調查
調查地點：石家莊市某建筑工地和某商店
跟5個老鄉租住在xx一帶的小李今年20歲，初中畢業后在家鄉學了點裁縫手藝，跟隨家鄉某私營老板來到xx做服裝。常常是每天干14個小時才拿15元錢，飯菜每天幾乎都一樣，小李干了一年實在覺得辛苦，就“跳槽”到了一家個體小飯店。這里跟服裝店差不多也是早晨七八點鐘工作，晚上11點左右睡覺。不過，收入稍高點，每月能拿到600元，這樣，小李已經感到很滿足了。小李每月除了要寄300元給弟弟上學外，自己只有150元生活費，交了80元的房租后，可以自由花費的只有70元。因此，她很少買衣服。
高迪，女，23，初中，群眾，未婚，家庭成員5人。高小姐的情況和上面兩位各有類似。作為超市職工的她，因為學歷的問題沒有能繼續她計算機管理的夢想。現在她用自己的業余時間在廣播電視大學學習農學，回家支持家鄉建設。但是，她也沒有放棄到電大進行短期培訓，走上計算機方面的相關崗位。
周麗絲，女，19，職高，群眾，未婚，家庭成員有3人。她在沿海發達地區的一個民營企業任職。月收入500-1000。周小姐很想學習農學，在獲得大專學歷后回家鄉支持當地農村的發展。本來學旅游的她在現實工作中并沒有什么優勢。她也考慮到通過短期培訓進行脫產學習服裝加工，這對于她繼續留在發達城市有一定的幫助，畢竟手工制造業也需要一批真正有手藝的人。
通過對以上幾人的調查，我發現在農民工里也分不同的檔次。歸根結底是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所導致的，所以說教育問題是擋在解決農民工問題面前的一座大山。無論是一開始的闡述還是上面材料中的敘述，我們不難看出，要強人強市強省乃至強國，教育的重要性仍舊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就農民工的受教育問題我做以下討論和建議。
現在社會上同樣是這樣一個局面，很多農民工爭相去競爭培訓機會，去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質，去提升自己的能力。雖然這只是很多農民工中積極的一部分，但是，一旦我們的教育支持跟上去了，一部分農民工頭腦“富”起來了，難道我們就不能再利用先富帶動后富這個道理嗎?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給這個方式下什么定論，但是，看看當今金融危機的影響，今年二月失業返鄉的農民工數量達到20xx萬左右。如果不妥善處理好這么一大批的人的就業問題，后果可想而知。
教育，仍舊是教育，我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去支持一個又一個農民工兄弟去搞創業搞科研搞自主。我們只能依靠社會，依靠政府，依靠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去給那些想學習，需要技術的農民工兄弟創造學習的機會，拓寬學習的渠道。盡最大的力量去優化現有的教育培訓機制，加強教育培訓的改革力度，扶植那些能大量吸納農民工的企業。
我想就這一問題再提出并重申幾個觀點和看法。
第一， 充分利用職教資源加強農民工職業教育和培訓。
我國現擁有中等職業教育學校約1.5萬所，高職院校有1100余所。這是農民工培訓的豐富資源，當務之急是制定政策，并給予經費支持，使得中高等職業學校真正成為農民工教育的重要載體。
第二，教育資源重心下移延伸到農村基層。
我國教育資源城鄉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及縣城，農村本土教育資源匱乏。只有把教育資源的重心延伸到了基層，從上向下貫徹，從下向上執行，才能將教育培訓做到位。特別是在當前農村普遍存在中小學生源減少和校舍閑置的背景下，可以充分利用那些閑置的校舍資源，建立一些長效性的基層教育基地和培訓網絡。
第三，加大新農村文化設施的建設力度。
農民工教育還有賴于自我教育，靠別人靠社會畢竟不能有長久的作用，只有靠自己的雙手去改變自己的命運。為此需要構建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加大基層文化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在一些勞動力資源豐富且輻射范圍廣的中心村規劃布局學習網絡。充分利用現有閑置的中小學校舍，建設文化活動室和圖書閱覽室等公共設施豐富農民文化生活，并使新農村成為農村人口自我學習的基地，成為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重要陣地。
第四，加強發達地區對農民工教育的.支持。
相對于農民工大量涌入大中型城市的現狀，這在暫時沒有可以解決的具體方案。大城市的發展需要廣大農民工的建設，而作為一定的回報，政府應當鼓勵并加大經濟發達地區對周邊農村的扶持。只有將農村建設成城市，才能從根本上把農民工帶離邊緣化，讓他們重新正常的軌道上。
總而言之，要把加強農民工教育這件事作為我國現行教育任務的一個重點，通過解決這個問題來緩解或解決城鄉教育資源長期失衡的現象。教育要面向農民工，為其創造更多的教育培訓機會;教育要面向新農村，使教育成為當前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使新農村成為農民工教育的主陣地;教育要面向未來，使其成為提高農民工技能和素質的主渠道，成為提升全民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無論是對于推動城鄉公共資源公平配置，還是對于全面提升全民素質，農民工繼續教育都將具有長遠的戰略性意義，三農問題也能在這個問題解決的同時得到解決或大大的改善。
在農民工的現狀中不僅存在以上受教育問題，而且還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農民工收入問題
據國家統計局八月啟動的調查數據顯示，盡管國家對農民減少了各項收費，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大多農民依舊選取外出務工經商，生活狀況依然十分辛苦。據了解農民工進城務工經商的平均收入為1000元，一半以上的農民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只有一成超過1500元，男性農民工收入為1070元，女性農民工收入為780元，農民工收入普遍沒有城市居民高，他們從事的多是技術含量低，工資水平低的職業，他們的收入水平沒有隨我國經濟的發展而明顯提高，究其原因：①自身素質和能力使其大多在報酬較低的產業部門就業，如制造業，居民服務業，建筑業等所需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由于農民工受技術限制，工資水平偏低。②社會不太健全的制度使得農民工就業受到不公平待遇，從而阻礙個工資水平的提高。
在網上調查的12個行業中，采礦業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最高，為1400元，其次是建筑業，平均收入1200元，但是危險系數極高。一半以上的農民工每月支出收入的四成，一半左右的農民工將收入的一半寄回家。
三.農民工權益問題
農民工工作時間普遍較長：進城農民工平均工作6.3天，平均每天工作9小時，47%的每周工作7天。究其原因主要是某些私營、個體業主追求高產量，高效益，而工人也為了掙更多錢主動拖長工作時間。
他們工作之余的主要娛樂方式僅為看電視，睡覺等，幾乎沒有其他的娛樂活動。然而農民工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也是文化財富的創造者和文化財富的創造者。農民工的文化權益應該得到全社會的關注。政府應該積極營造一個適合農民工消費的文化娛樂環境。
在社會各界的關注下，全國農民工的報酬總體上大有改善，但是少數企業任然存在克扣或拖欠報酬的現象，近四成農民工未和企業簽訂任何勞動合同或協議，有一半農民工拿不到加班補貼，57%得不到工傷補償，80%的不能帶薪休假，90%沒有享受住房補貼或住房公積金。80%的女農民工無法享受帶薪休產假，12%的農民工不清楚，不能依法自己的合法權益，更有些農民工只要有活干，有錢掙就行了，簽不簽合同在他們看來關系不大，非常缺乏自我保護意識。
三、調查總建議：
1、改善農村組織，生產結構。其次，要投入農業結構改革，改變靠天吃飯的傳統，增加其他副業或手工業，使農民可以有多方的出路。總之，提高基層人員的素質是重點，提高農民的文化、認識是主要工作。
2、政府應該從各部門抽調人員，專門成立一個組織，專門針對農民工身上所發生的問題。
3、完善法律制度，但同時加強宣傳效率，讓農民工也能明白其簡易程序，法律維護自己什么權益。
4、加強城鄉交流，促進城鄉居民的相互了解，可以考慮也讓城區居民“下下鄉”了解農民的生活，體驗一下農民的感受，將心比心，切實到實際行動，完善兩者之間的關系。
四、調查總結：
要關注一件事，你必須親身實踐去接近它，不要自己的想法去認知，這一次在接近，了解農民工的過程中，我們感受到了許多，也對“三農”中的農民工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思想受到了很大的觸動，認清了作為大學生的職責，讓我們共同投放目光。給弱勢群體以人文的關懷，共同為構建和諧的社會主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農民工生活現狀調查報告5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去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比上年增加501萬人，增長1.9%。其中外出農民工16821萬人，本地農民工10574萬人，分別增長1.3%和2.8%。
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農民工總量增速持續回落。去年農民工總量增速比上年回落了0.5個百分點，連續四年增速下降。外出農民工人數增速也有所回落，比上年下降了0.4個百分點。近三年本地農民工人數增速逐年回落，但增長速度仍快于外出農民工。
西部地區的農民工數量增長速度快于其他地區。東部地區農民工占總量的38.9%，中部地區占34.5%，西部地區占26.6%。西部地區農民工增長速度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高出0.5和1.3個百分點。
男性農民工占總量的67.0%，女性占33.0%。外出農民工中男性占69.0%，女性占31.0%。本地農民工中男性占65.1%，女性占34.9%。
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16-20歲占3.5%，21-30歲占30.2%，31-40歲占22.8%，41-50歲占26.4%，50歲以上的占17.1%。農民工平均年齡從__年的35.5歲上升到__年的38.3歲。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占23.8%，比上年提高了1個百分點。外出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6%，比上年提高了1.6個百分點，本地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21.4%，比上年提高了0.3個百分點。
接受過技能培訓的農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了2.1個百分點。其中，接受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的占32%，比上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接受過農業技能培訓的占9.5%，比上年提高了0.2個百分點；同時參加過農業和非農業職業技能培訓的占6.8%，比上年提高了0.4個百分點。
農民工主要在東部地區就業，占總量的38.9%。中部地區占34.5%，西部地區占26.6%。其中，西部地區農民工增長速度較快，主要由于就近就地轉移加快。與上年相比，西部地區本地農民工增長了4.1%。
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農民工占46.8%，比上年提高了0.2個百分點。東部地區外出農民工18.3%跨省流動，中部地區外出農民工62.8%跨省流動，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53.9%跨省流動。
流入地級以上城市的農民工占64.7%，比上年提高了0.8個百分點。其中，8.1%流入直轄市，22.4%流入省會城市，34.2%流入地級市。跨省流動農民工77%流入地級以上大城市，省內流動農民工53.9%流入地級以上大城市。
農民工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的比例為56.6%和42.9%。在第三產業從業的比重有所提高，其中批發和零售業占11.4%，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占6.5%，住宿和餐飲業占6.0%。
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為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長9.8%。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長較快，為2966元，增長10.2%。中部地區為2761元，增長9%。西部地區為2797元，增長9.6%。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高于中西部地區。
外出農民工每月生活消費支出為944元，比上年增加52元，增長5.8%。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為47.1%，比上年下降3.6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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