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心智哲學的演化和語言研究的取
心智哲學的成長“語言轉向”來自于分析哲學的發展，那么，心智哲學的演化和語言研究的取向是?
1. 引論
心智哲學或心靈哲學(philosophyofmind)是以認知科學為背景,與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有著深刻淵源的哲學理論。它研究人的心智、意識等及其同身體尤其是大腦的關系(徐盛桓2010:30-35)。心智不是物理實體，不能將其物化。當我們提及人們具有“心智”時，我們討論的是人們的特征而不是人們所擁有的某種物體。人們具有“心智”意味著人們能夠感覺和思考等等。心智哲學的研究目標是要解決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心智的本質和心智的工作原理;第二個問題是心腦問題;第三個問題是對有關心智的各種各樣的心理概念應如何進行分析的問題(章士嶸、王炳文1996:64)。
與其他哲學思潮相比，心智哲學最顯著的特點是將哲學問題與人的身體、心智聯系起來,哲學不再是一個游離于“人”之外的抽象的概念,而是與人的生理結構、心理結構及心智狀況密切相關的理論體系。隨著科學的發展與分化,心智已不再是哲學家專屬的研究對象,心理學、神經生理學、腦科學、語言學、人工智能、神經控制論、人類學等學科從各自的專業角度對其進行了討論。科學的發展使心智哲學成為一門被冠之以“哲學”之稱的交叉學科。
心智哲學與語言研究的聯系紐帶在于語言是基于心智的,語言對現實的表征依賴于大腦對現實的表征。語言活動在心智哲學中被看作是心智活動的反映,心智活動是心智哲學研究的對象(徐盛桓2010:30-35)。語言研究的取向隨著心智哲學的演化而有所不同。
2. 心智哲學的歷史演化
心智哲學不是脫離于歷史傳承而憑空出世的學科,它傳承于歷史上對“身心”(mindandbody)問題的探究。“身心”關系是哲學界一個古老而復雜的話題，也是促使心智哲學產生的根源。20世紀50年代,與邏輯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一脈相承的心智哲學,在認知科學發展的背景下,特別是腦和神經科學發展的背景下重新進行建構。探索心智的路程經歷了二千多年之后，以“心智”命名的哲學理論最終走向了歷史的前臺。
2.1 邏輯實證主義階段
心智哲學的孕育20世紀初,哲學領域中的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positivism)與心理學領域中的行為主義遙相呼應，相輔相成。兩者都以“證實”為原則，旨在清除非科學的思考。邏輯實證主義產生于相對論的創立和量子物理學發展的背景下,它以經驗為根據,運用邏輯分析工具進行推理,采用剖析語言的方法,用概率論來修正結論。邏輯實證主義試圖把包括心理意向等現象還原為外在的、可觀察的物理行為，拒斥形而上學。它具有非常濃厚的科學主義精神，主張哲學只有成為科學的工具,才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邏輯實證主義的中心問題是意義問題。它提倡命題如果是可以證實的,就有認識意義、是科學的;如果不可證實，就沒有認識意義、是不科學的。石里克(MorizSchlick)在《哲學的轉變》中提出：我們現在認識到哲學不是一種知識的體系,而是一種活動的體系，這一點積極表現了當代的偉大轉變的特征;哲學就是那種確定或發現命題意義的活動。哲學使命題得到澄清,科學使命題得到證實。科學研究的是命題的真理性,哲學研究的是命題的真正意義(石里克1982:842)。邏輯實證主義把哲學問題歸結為語言問題,認為哲學的任務就是對語言進行邏輯分析,哲學是以研究語言的有意義和無意義為基礎的，命題的意義是它的證實方法。
該派所倡導的邏輯實證主義精神使科學的方法走進哲學,它以對語言進行證實的方式清除了形而上學,對心智問題進行了概念的邏輯分析,對心理意向進行實證的物理還原,為心智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2 “語言轉向”階段
心智哲學的成長“語言轉向”來自于分析哲學的發展。分析哲學是一種以語言分析作為哲學方法的現代哲學流派,它認為哲學的許多問題是由于語言誤用造成的,對語言的清理是分析哲學的基本任務。分析哲學思想豐富而龐雜,但各分支學派都遵循著一個普遍特征：即重視分析方法和重視語言在哲學中的作用，把語言分析當作哲學的首要任務。旨在通過語言分析來解決哲學問題的分析哲學運動促成了哲學中的“語言的轉向”。語言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人類的存在家園，“只有語言才使人成為作為人的生命存在”(Heidegger1971：189)。
“語言轉向”經歷了前后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以早期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分析哲學,它以數理邏輯為哲學分析的工具，以形式語言為哲學分析的基礎，強調日常語言的不規范性。第二時期是以后期維特根斯坦、奧斯汀等為代表的語言哲學,它以在經典邏輯基礎上建立的哲學邏輯、語言邏輯和人工智能邏輯為分析工具,將研究的基礎轉向日常的自然語言。
心智哲學與分析哲學或語言哲學是一脈相承的，它是語言哲學在認知科學發展背景下的理論重建。語言哲學的關注點是主客體之間的中介一語言,心智哲學的關注點是心智能力。語言是心智的成就之一,語言哲學的發展最終使心智哲學成長為一個獨立的生命。
2.3 “認知”轉向階段
心智哲學的成熟心智哲學在哲學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取決于從語言到心智本身和認知研究的轉向。心智哲學與過去的哲學都不同,它不是一般地關注主體,而是關注主體的心智和認知能力;它也不是一般地關注語言,而是關注與腦和心智相關聯的語言能力。這樣,腦與心智就處于哲學的核心地位一這就是哲學認知轉向的意義(蔡曙山2008:43-52)。
塞爾通過對意向性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完成了心智研究上的認知轉向。他稱自己的心靈理論為“生物學的自然主義”的心靈理論。塞爾稱之為“生物學”是因為對精神現象的存在的解釋方式是生物學的而不是計算機式的、行為的、社會的或語言的解釋方式;稱之為“自然主義”是由于心靈是自然的一部分(Searle1998:54)。傳統哲學將“物理世界(身)”與“心智(心)”完全割離開來，以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為目標。塞爾理論調和了物理世界與心智之間的矛盾,將哲學的目標調整為在兩者相容的前提下，在科學中，尤其是在生物學中去尋求對這種相容性的理解。心靈現象被賦予了本體論的地位,但與計算機程序不同,心靈具有內在的心理內容,程序的形式句法本身不能保證具有心理內容,也就是說,這種本體論具有主觀意義。福德(Fodor)的心理表征理論也將物理世界與心智的邊界進行淡化。心理表征理論的核心是“思維語言’，“思維語言”是類似于一種在生物學意義上確定的代碼，以心理表征形式編碼的信息在外來刺激與行為之間起著中介的作用，心靈猶如在大腦中運行的軟件(任曉明、李旭燕2006:46-52)。心理表征理論更加明確地把心靈整合到了物質世界中。
“身心”相容的結果是人類包括語言在內的一切活動都是心智的反映,心智哲學是認識人類自身的出發點。因此,塞爾提出：‘50年前,語言哲學被認為是第一哲學,而現在這一位置以為心智哲學所取代。”(Searle1999：2069-2080)至此,心智哲學完全走入歷史的前臺，成長壯大為21世紀的“第一哲學”。
3. 語言研究的取向
3.1 以形而上學為范式的語言“意義”(meaning)問題
心智哲學發展時期的研究取向在心智哲學的發展期“認知”轉向還沒有徹底實現,認知科學的影響還沒有完全介入到語言研究中，從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標的角度,語言研究主要處于形而上學的范式。這一階段語言研究的主要取向是“意義”問題“意義”被認為是揭示語言本質的首要問題,也被認為是解決哲學問題的出發點。根據不同的研究傳統,這段時期對‘‘意義”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兩個研究派別。一派以弗雷格為傳統,研究重點在強調邏輯的形式語言，一派以摩爾(Moore)為傳統,研究重點在強調應用的日常語言。
弗雷格把說話者作為一個認知主體，從說話者所具有的知識的角度來說明語言表達式的意義,他主張意義與指稱(reference)是相區別的。弗雷格認為句子的認識價值不是取決于指稱，而是取決于意義(Frege1948:209-230)。按照他的觀點“晨星是晨星(a=a)”和“晨星是暮星(a=b)”雖然都符合指稱的對應形式,但兩個等式的功能是不同的。前一個句子是同語重復,沒有為我們提供任何新知識,不具有認識價值,后一個句子則提供了新的知識“晨星”指日出以前出現在天空最亮的星“暮星”指晚上最亮的星。兩者同指‘‘金星”，指稱相同，但意義不同。
弗雷格的意義理論引起邏輯研究方式的轉變，構建了比較完全的邏輯演算系統。他認為日常語言具有不確切性和模糊性,包含了許多邊界不明的述謂，不能通過設置規則和邏輯關系來解決這些非科學的話語中存在的問題。倡導將科學、邏輯和數學作為解決語言以及哲學的方法,志在通過以精密方式表達思想的邏輯概念創建出一種完美的或理想的形式語言。同時代的羅素也認為日常語言不能邏輯地、科學地表達意義、理解思想與世界,從而主張創造精確的人工語言系統。羅素的研究使語言的分析更加趨向于形式化。其他的實證主義者,如早期的維特根斯坦和奎因(Quine)等人的研究成果也都為弗雷格和羅素的觀點提供了注腳。
摩爾以“捍衛常識”的立場著稱,認為日常判斷和行為在研究語言的“意義”問題上具有優先性，日常實踐是語言和哲學的檢驗標準。他堅持采用日常語言分析的方法來解決‘‘意義”問題,推崇日常語言分析。
后期的維特根斯坦是繼承摩爾傳統的代表人物,他反對構造人工語言,主張研究自然語言中詞和語句的日常用法。傳統的意義理論認為意義就像是蘊含在詞語里的一種實體,任何面對同一詞語的人都會得到相同的意義。維氏對此表示異議,他認為意義并不是一個恒定不變的東西包藏在詞語之中，它有賴于我們在不同的語境條件下對它所作的不同的理解(周憲2000:332)。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指出：“每個符號自身似乎是死的。是什么給了它生命?一它在使用中才是活的。”(維特根斯坦1992：174)維氏的論述明確了他關于“意義”核心思想是“語言的意義在于應用”，強調語言的使用及其心理因素對語言意義的影響。
奧斯汀繼承了“意義即應用”的思想，他重視對日常語言的詞語和句子的意義的分析,特別重視對語言發生的語境因素的分析。他的“言語行為理論”從研究日常語言的功能入手,闡釋了人們如何運用語言表達句子的意義和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force)。格賴斯通過交際意向分析語言意義，意在解決除了語言結構之外，還有什么因素使語言表達富于意義的問題。他認為語言意義是由說話者通過言語使聽眾識別他的意向，并產生了一定言語效果的過程(Tyler1992：3-51)。語言的意義包括通過句子結構自然表達的自然意義和與說話者的“意向”相聯系的，具有規約性的非自然意義。奧斯汀和格賴斯等對意義理論的闡述基本上構成了現代語用學的雛形。
在心智哲學發展階段,語言和心智的研究處于重心地位。當時認知科學還只是處于萌芽狀態,語言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形而上學的范式。研究者們熱衷于語言如何表達人們的思想與思維活動，因此“意義”為主要的語言研究取向。兩種對‘‘意義”的研究方法都注重分析手段、人工語言分析的方法是形式上的簡化,把復雜命題簡化為簡單命題,把復雜概念簡化為簡單概念;日常語言分析方法是意義上的簡化,主張“釋義”，也就是把一個句子或一個詞與其相仿的或相反的句子或詞相比較，在比較中理解其用法和意義。心智哲學的發展推動了由形式語言向自然語言的分析的轉變,語言研究不僅注重句法和語義的分析,更加注重語言分析中人的因素和身心關系。
3.2 以科學為范式的語言“認知機制”的問題
心智哲學成熟期的研究取向自20世紀80年代起,心智哲學完成了“認知”轉向。認知科學迅猛發展，探索人類心靈的技術手段不斷加強,語言的研究由形而上學為范式的“意義”取向轉向以科學為范式的旨在探討其生物根源的“認知機制”取向。
最早提出“語言機制”概念的是喬姆斯基。除了對自然語言的句法分析之外,喬氏更關心的是語言與心智的關系。他通過先天語言能力、內在語言、普遍語法等理論回答了語言從何而來的問題,描繪了一條從語言到心智和認知的發展道路。隨著腦科學和神經科學的發展,研究者們對語言機制問題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心智是大腦的作用，如果我們對大腦有了充分了解，我們對心智也能相應的進行了解。一些不需要剖開腦蓋骨就可以觀察到大腦運作的儀器的開發(如ERP,fMRI等)，使語言研究者對大腦以及語言的機制有了新的發現,也補充了我們對心智的認識。
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potentials,ERP)技術可以呈現與特定刺激時間同步的腦電反應信號,可以在精確的毫秒級的時間分辨下研究大腦皮層的活動。它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分辨率,便于選擇性鎖定和區分加工過程以及進行跨通道的研究。語言研究者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詞語或句子的加工處理過程和所涉及到的神經活動,通過識別語言刺激所誘發的ERP成份,確定其加工的神經基礎和這些成份所代表的心理意義。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fMRI)是一種神經影像學方式,其原理是利用磁振造影來測量神經元活動引起的血液動力的改變。在腦功能成像研究中，實驗人員要將心理操作的成份進行分解，以便將它們與進行特定操作的腦的部位聯系起來。因此，與時間分辨率高的ERP技術相比,fMRI技術具有空間高空間分辨率，能精確定位句子加工過程中所對應的大腦區域(張文鵬、孫波2009:20-23),在研究腦的結構與功能方面具有優越性。
運用事件相關電位技術,研究者們發現了與語言加工相關的P600和N400兩個主要的ERP成份。P600是由違反句法期待的刺激所引發的成分;N400是由違反語義期待的刺激所誘發的成分。功能性磁振造影除了向研究者們提供了可視化的Broca區和Wernicke區這樣經典的語言區域外,還明確劃分了書寫中樞、運動性語言中樞、視覺性語言中樞和聽覺性語言中樞,指出了大腦存在語言優勢半球。
心智是大腦作用在心靈上的映射，腦與心智之間由此及彼的橋梁是認知過程。運用腦科學技術所進行的研究證明了語言認知機制具有生物性的特征,是大腦的活動之一。語言的這種生物機制決定了語言的方方面面都不可避免地與心智相關。
4. 結論
心智的研究歷時兩千多年，在20世紀經歷了邏輯實證主義的孕育期、語言轉向的成長肌“認知”轉向的成熟期后，自20世紀80年代起,在認知科學發展的背景下被冠之以“第一哲學”的桂冠。心智哲學的目的是了解心智、研究關于涉及心智及其特征的哲學問題、關心心理現象的本質及其與大腦,身體的關系。心智產生于大腦,語言活動是大腦的活動之一。不同的語言研究取向是對當時心智研究的反映。心智哲學的演化對語言研究的取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語言研究又對心智哲學的發展起到促進的作用。隨著腦科學和神經科學的發展,語言研究與心智研究將會越來越緊密相連,語言未來的研究取向將隨著心智哲學的發展而再次發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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