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學中科學哲學的應用及前景
導語：科學哲學起到了一個為國際關系學提供新的方法論的作用，而加強科學哲學的發展，也有利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加強，使得高品質理論建設進一步得到構建。
一、引言
對于學術研究而言，如何在發展的同時與其他交融學科共同獲得進步，是學術開放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學科之間能夠得到發展，其本質是因為學科間的互溶性。即學科的對話促進了學術研究的共同進步。對于科學的發展歷程而言，學科間互融的部分往往是新興理論所成長和發展的沃土。而新興學科如何能夠獲得新發展呢?去舊存新、兼容并蓄的“拿來主義”無疑是一種有效方法。[1]對于國際關系學來講，它能快速地發展并在近年內于學術交流平臺上獲得重要地位，與它擅長與諸學科間進行互相借鑒是分不開的。正是因為對歷史學、傳統政治學甚至經濟學、物理學的充分借鑒，國際關系學才能得到快速的發展。
而目前，國際關系學的發展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它的理論性研究卻也進入了新的瓶頸階段，自國際關系學中最重要的建構主義被提出后，令人遺憾的是本該在此基礎上蓬勃發展的國際關系學卻再未提出任何新的創新性理論。而理論研究的缺乏也使得國際關系學被迫進入了蟄伏期。故而，針對國際關系學的瓶頸現象，如何進一步強化國際學的發展就成為了其中的關鍵。故而，學界現在也開始就理論層次上的一些重要問題展開了新的反思。例如：何為國際關系學?它的影響是什么?又該如何在研究中體現出國際關系學的科學性?等等。諸如此類的一系列問題，其實就是國際關系學獲得發展和進步的重要基礎。
在知識的發展過程中，科學認識是以哲學為研究的一種群體，它著重探究了科學理論發展的合理之處，通過探求科學發展的合理方法，從而解決科學和非科學之間的界限。同時，正是由于科學哲學與當前國際間所可能面對的各種問題具有一致性，所以近年來許多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也開始重視科學哲學的重要性，從而進一步研究科學哲學與國際關系學間內在的聯系。因此，筆者認為，如果要探討科學哲學對國際關系學的重要意義，那么應該從三個方面著手展開：首先是要理清科學哲學在國際關系學的發展過程中究竟占據著一個怎樣的位置，弄清兩者之間的關系條目比較有利于梳理科學哲學和國際關系學的內在進程。其次，要理清科學哲學對國際關系學在發展中所可以起到的作用。科學哲學是一門能夠為國際關系學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建設性思想的學科，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認識到科學哲學對國際關系學的作用，理順作用并加以利用，對我們而言，還是有著很長的路要走。最后，要弄清科學哲學在國際關系學中是否適用，并不是所有跨學科間的聯系都會對本學科發展起到全然積極的影響，弄懂科學哲學的適用范疇，也有利于國際關系學的進一步強化和發展。
二、 科學哲學的應用
所謂科學哲學，其最早被古希臘人所提出，經過長期的演變過程從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樣。對于科學哲學而言，它著重于強調知識的起源作用，對知識的合理性與客觀性進行評判，同時，對知識的局限、作用等諸多方面也做出相應的評價。但隨著社會的進展，科學哲學的應用范疇也開始越來越廣泛，故而，隨著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哲學已不僅僅作為一種單純的研究知識起源的存在，反之，它成為了一種哲學研究的新的中心問題，并且開始對其他學科的發展起到一個引領性的，新型方法論的指導。
通過科學知識來對認識論進行系統的分析過程，這種行為很早就已經有哲學家提出并進行闡釋，著名哲學家培根、笛卡爾和康德等人都曾從科學知識的角度入手，從而研究認知論可行性的問題。[2]也正是經過漫長的科學哲學思想的發展，科學哲學也開始慢慢成長為一門獨立的、可以單獨作為研究的新型學科。到了19世紀的中期，科學哲學進入了研究的頂峰時期，在這一時期內獨具慧識且富有影響力的著作紛紛涌現，科學哲學的探究也進入了史無前例的激烈討論時期。也正是由于科學哲學在19世紀的蓬勃發展，在現代社會，科學哲學也已經成為了一門具有自己的獨特影響力的學科，它的發展對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學科都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也由于它獨特的方法論的體現，對其他學科發展的優勢也越來越明顯地體現了出來。
對于科學哲學而言，它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研究知識的形成架構，從而進一步解析知識的起源和合理的發展過程，因為它能夠對其他學科提出方法論的指導，所以，科學哲學在學科構建發展的過程中，主導性的作用是我們無法否認的。同時，伴隨著社會科學進一步的發展訴求，科學哲學的作用也引起了廣泛的重視，至現在已經衍生成了社會科學的分支。
經濟學在科學的發展中素來有著“硬科學”的美譽，它對科學哲學的重視起步很早，也正是由于科學哲學對它發揮出的許多作用，才進一步導致了經濟學在自身學科領域的飛速發展和進步。
在這些例子的基礎上，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新出現不久的學科，就更應該加大對科學哲學的借鑒和利用，從而促進自身的發展。而事實上，由于科學哲學的介入，國際關系學的發展也確實出現了新的活力。以著名國際關系學家沃爾茲為例，他能夠在國際關系學方面取得長足進展，構架出現實主義的大體架構，就與他對科學哲學的重視是分不開的。[3]正是由于他對科學哲學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才最終在此基礎上將科學哲學和國際關系學融合，得出了新的建設性理論。沃爾茲強調：無論是構建主義還是其他理論，都需要從科學哲學中吸收養分，從而才能得到發展和進步。同時他還認為：由于理論是由科學哲學創造性構建而成的，所以，如果我們不能深入研究科學哲學，從而抓住科學哲學的基本理論特征，那么就無法形成高度的理論性的意識，從而使研究獲得新的發展路徑。
通過沃爾茲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科學哲學在促進國際關系學發展的過程中其所起到的作用實在是無比巨大。對于研究者而言，在學科發展的初期過程中，研究者需要將學科任務形成一個完整的架構，這一過程是無比關鍵的，因為它的創造力決定了今后的研究思想是否會被局限，又將走向何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學科初期，由于國際關系學的發展還有著許多不完善，所以科學哲學的作用得不到很大的體現。但到了后來，科學哲學卻開始嶄露頭角。總體來說，它在國際關系學中的地位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即邏輯實證主義開始階段，該階段處在國際關系學發展初期，主要即是為國際關系學得到證明，在這一階段，邏輯實證主義發揮的作用巨大，而科學哲學也是由此進入了大家的視野。
第二階段則是多元競爭的時代，從20世紀80年代后，國際關系學開始出現競爭態勢，在這場競爭中，其主要焦點就是國際關系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有許多學者認為，由于國際關系學并沒有脫離人文學科的基本屬性，故而并不應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而此時，科學革命和常規科學這幾個關鍵詞，卻為國際關系學的獨立發展提供了辯護的關鍵詞，也正是由于科學革命的進行，國際關系學才慢慢脫離了人文社會科學范疇的掌控，慢慢演化成了一門獨立的新型學科。最后，是第三階段，第三階段則是方法論間的爭端，在國際關系學的體系已初步完善后，科學實在論和后實證主義的差別引起了方法論之間的主要爭端，對于此時的國際關系學而言，如何定義它的深度已經成為了此時爭論的重點。[4]至此，也由于有關國際關系學方法論的問題開始出現，科學哲學正式作為一種要素進入了國際關系學之中，由此衍生了國際關系學方法論爭論的問題。
三、 科學哲學的應用前景
了解了科學哲學在國際關系學中的發展歷程，在現階段，我們首先應該確定的是;如何才能保證科學哲學在國際關系學中的重要作用得以發揮。想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那么我們必須從國際關系學的方法論入手，在認識論層面來解答科學哲學的作用。[5]因為科學哲學和自然科學間互為前提關系，所以如果想要考證出科學哲學對社會科學的關系，就必須清晰地界定出科學哲學的適用性。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不同之處在于;它們研究的是兩類完全不同的事實，自然科學以自然事實為基準，而社會科學則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又由于社會事實是以人為行為對象進而所實踐得出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頗為主觀的一面。
而針對社會事實與自然事實之間的界定，學界對社會科學的定義也開始逐漸分為兩派，一派以詮釋學派的思想為主，其中尤以狄爾泰為之中的代表者，而另一派則代表了實證主義的思路，他們以涂爾干為代表，認為社會事實雖然具備著主觀性，但是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社會的既定發展過程卻是自主存在并且不以人類的改變為轉移的，故而，我們完全可以拋卻認為社會事實主觀性妨礙學界進行研究的觀念，或者說，即便它具有主觀性，但是這一主觀性卻并沒有妨礙到客觀規律的發展，事物的因果關系仍然存在于社會的發展進程當中。
實證主義和詮釋學派的區別在于：詮釋學派認為社會事實具有極大的主觀性，主體和客體間互相依存而存在，故而它認為應該堅持住社會事實發展的獨特過程，不以其他的變化為轉移;而實證主義則認為，社會科學雖然具有客觀獨立性，但它與自然科學間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故而，這一學派強調社會科學的中立價值，認為它的發展應該和自然科學的發展一起進步、共同發展。
從社會科學出現到現在，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后，學術界對社會科學卻始終都無法形成一個固定的理論，對于詮釋學派中的支持者來講，有許多科學家甚至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比，可以說永遠也無法進化到后者的標準。著名哲學家內格爾曾經非常明確地指出：即便社會研究的方面也已經形成了相當完善的研究體系，但是這些研究體系無論是在研究范圍還是在研究對象上，與自然科學間依舊不具備相等的能力。
但實證主義卻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間存在著統一的特點，雖然他們在研究范圍、對象、價值取向等諸多方面都有著非常大的不同，但是科學的研究方法與規則卻仍然不失有著一致性，所以，自然現象也好，社會現象也罷，兩者之間固有的因果聯系都是無法革除的。
也正是在實證主義的保持和發展下，結構現實主義的科學正確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實證主義的分析首先進入的是經濟領域，也正是因為這些思想的進入，經濟領域也涌現了很多有建設性的研究成果，同時，經濟上的成果也從另一角度上帶動了政治的發展，使得當時的國際政治格局出現了新的氣象。這也使得新生的國際關系學的地位得到了穩固的發展，有關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甚至開始借鑒自然科學領域的科研成果，從而，國際關系學的進程迅速發展，取得了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成果。
故而，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社會科學的特性其實并不會影響科學哲學方面的發展，而對于科學哲學而言，因為它的新型指導方法論的出現，它在國際關系學的發展過程中也具備著相當良好的前景。可以說，目前的學界已經基本認可了科學哲學的方法論研究過程和它對其他學科的指導作用，在學界開始紛紛將科學哲學的引領性效果付諸實踐的今天，科學哲學作用的進一步發展似乎已為時不遠。
但是，科學哲學的發展并不意味著它在應用中已經實現了零問題的共識。事實上，有關科學哲學的爭議一直存在，爭議的焦點也在于：對科學理論的歸納整理究竟應該走向何方。科學理論事實上是一種系統化理論的集合體，也只有對研究領域等諸方面進行適時的轉向，使得科學哲學的發展過程、結果、評價標準等都得到了清晰的界定，才能真正地梳理出國際關系史發展的來源和轉變。對于現在的階段而言，科學研究的綱領性條目雖然算不得完全完善，但是它在學科發展史上的地位已經得到了廣泛的關注。但是其中卻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在現階段，因為學科發展史存在著不同階段的差異，科學哲學的研究綱領不可能在每一個階段都有著適用于社會發展的因素，面對發展的差異性，我們應當怎樣處理科學哲學作用在國際關系學中的關系?同時，于國際關系學發展的評估過程而言，它的理論評估標準又應當作何解釋?關于這幾點疑問，學界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能得出一個合理的解答，但對于國際關系學史的發展而言，只有當學界能夠充分解答出這幾點疑問的時候，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才能真正做到更上一層樓，同時，也只有理順了科學哲學和國際關系學中的聯系因果，才能真正發揮科學哲學在國際關系學中的重要作用。
四、總結
綜上所述：科學哲學起到了一個為國際關系學提供新的方法論的作用，而加強科學哲學的發展，也有利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加強，使得高品質理論建設進一步得到構建，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因為科學哲學來自于自然科學，所以科學和非科學之間的界限更加可以得到區分，在國際關系學科中加入科學哲學的元素，形成一種充足的完整的借鑒，也有利于增加科學的解釋，使國際關系學能夠得到充分的理論基礎，從而加強國際關系學的進一步發展。對國際關系學而言，科學哲學在它的研究過程中有著極為寬廣的研究前景，而科學哲學的發展，也理應受到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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