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視角下羅爾斯對《資本論》的認識論文
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之后，政治哲學成為20世紀晚期西方哲學的理論中心。哈貝馬斯認為，“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在最近的實踐哲學史上標志著一個軸心式的轉折點。”[1]15作為當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是如何看待和解讀《資本論》的呢？薩繆爾·弗里曼依據羅爾斯在哈佛大學開設的“現代政治哲學”課程的相關講義、錄音和筆記整理而成了《政治哲學史講義》。在這個課程中，羅爾斯共分三講去專門講授馬克思。考慮到羅爾斯的自由主義者身份，他的這一舉動便顯得更加難能可貴。羅爾斯非常重視馬克思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他指出：“馬克思生平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在大概28歲的時候轉向經濟學，以試圖澄清和深化他的觀點。他成了19世紀經濟學科領域的一個偉大代表，與大衛·李嘉圖、密爾、里昂·瓦爾拉斯、馬歇爾等人并列，這是他過人天賦的證明。”[2]331在這段評述中，羅爾斯除了贊許馬克思的過人天賦之外，還表明《資本論》及其相關著作是對馬克思觀點的澄清和深化。這意味著：研究馬克思最重要的是要去研究他成熟時期的著作《資本論》。但同時，羅爾斯也表達了《資本論》研究的艱難性。他說：“馬克思的思想規模龐大，并且，它給我們提出了許多難以克服的難題。別說深入掌握，就算是理解全部三卷的《資本論》就足以構成一項艱巨的挑戰。”[2]332羅爾斯是一名“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家，他的這個身份決定了他對馬克思及其重要著作《資本論》的解讀方式。羅爾斯從來沒有把馬克思當作一位純粹的哲學家。他在贊揚馬克思的時候指出：“鑒于馬克思的生活處境，他作為一位理論經濟學家和資本主義政治社會學家的成就是非凡的，事實上可說是英雄般的。”[2]331-332很明顯，在羅爾斯的眼中，馬克思更是一位理論經濟學家和政治社會學家，而不是哲學家。作為一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對《資本論》的解讀和把握都是政治哲學式的，而不可能是形而上學意義上的。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羅爾斯把馬克思看做是自由主義或契約論的批評者。他說：“我僅僅把馬克思看成自由主義的一位批評者。基于這一考慮，我將聚焦于他關于正當與正義的理念，尤其是把這種理念應用于資本主義（作為以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權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時遇到的正義問題。”[2]332羅爾斯對《資本論》的解讀是一種政治哲學的解讀，而“正義”問題構成了羅爾斯考察《資本論》的核心問題。
一、勞動價值論的潛在意圖。
在解讀《資本論》的過程中，羅爾斯是從分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入手的。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資本論》的立論基礎，也是馬克思整個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根基。但是，勞動價值論并非馬克思的發明，它一直可以追溯到英國經濟學家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也對勞動價值論做出了巨大貢獻。配第認為，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使用價值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同時又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同時也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勞動價值論得到了最為明確的表達。勞動價值論的核心內容主張：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勞動價值論把價值定義為一種人類勞動，勞動是價值的唯一合法性源泉，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馬克思是大衛·李嘉圖的學生，因為從勞動價值論的意義上看，馬克思和大衛·李嘉圖并沒有本質性的差別。“馬克思使價值理論成為他理論結構的基石，說明他贊成他那個時代以及較晚時代理論家的普通傾向。他的價值理論是李嘉圖式的價值理論。”[3]68-69從內容上看，馬克思和大衛·李嘉圖甚至整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的確沒有本質性的差別。但是，對于整個古典經濟學而言，勞動價值論僅僅是一種經濟學理論。而馬克思卻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引發出了剩余價值理論，從而為馬克思譴責和批評整個資本主義提供了科學依據。因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它同時被賦予了一種道德判斷的意義。換句話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一種科學理論和道義力量的統一。馬克思把勞動價值論同他的資本主義批判聯系在了一起。所以，羅爾斯認為把握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最佳方式--或至少是有益的方式是，首先了解馬克思所認為的、作為一種社會秩序的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并初步說明，為什么資本主義在馬克思眼里是一種剝削與支配的制度。我相信，只有在這一語境下，他的勞動價值論才最容易得到理解”[2]341.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首要的就是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特征進行分析。
在羅爾斯看來，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具有五個特征：首先，資本主義是一個被分裂為兩個相互排斥的、互不交叉的階級資本家和工人的社會體系；資本主義的第二個特征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體系；資本主義的第三個特征是兩種類型的經濟主體--資本家和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社會體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社會目標；資本主義的第四個特征就是資本家的社會角色是“積累”資本，實現資本的增殖，也就是說積攢現實資本并建立社會的生產性力量--廠房、機器等；資本主義的第五個特征是在其社會體系中存在著兩個利益和角色都截然相反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羅爾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五個特征很明顯是由前四個特征得出來的，第五個特征是前四個特征的概括和總結，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最根本的描述和判斷。在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當它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之后，兩個階級就會變得日益對立，而且，社會沖突也會變得愈益明顯和曠日持久，這使馬克思得出了資本主義衰亡的理論。“馬克思所研究的資本主義是一個階級社會。這意味著對他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由于其在制度結構中的位置，某些階級的人們能夠侵吞別人的剩余勞動。對他而言，與奴隸制和封建制一樣，資本主義是一種支配和剝削的制度。”[2]336-337當西方主流思想家們把資本主義社會描繪成基督教倫理道德的塵世實現，并進而宣稱歷史終結的時候，馬克思卻在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支配和剝削的制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一發展過程就是這種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轉化為資本主義剝削。”[4]823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之所以仍然是一種剝削制度，是因為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勞動者依然處于一種奴役狀態。在前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中，這種奴役狀態是顯而易見的。在奴隸社會中，奴隸全部的勞動都是歸奴隸主所支配的，在封建社會中，農民被迫在領主土地上勞動的天數也是明確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沒法說清楚，他們的勞動時間中有多少小時是維持自身的生存所必需的必要勞動，又有多少時間是使資本家受益的剩余勞動，資本主義社會中制度性的安排掩蓋了這一事實。“因此，資本主義的突出特征就是，與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相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工人的剩余勞動或未付酬勞動的榨取是隱而不現的。人們意識不到榨取的發生，對榨取的比率也一無所知。”[2]339總而言之，在封建制和奴隸制的社會里，人們知道奴役和剝削是如何發生的，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一切都隱藏在我們的視線之外。
如果說資本主義也是一種剝削制度，那么這種奴役和剝削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因此需要一種理論來解釋，在一個人身獨立的制度（在其中，表面上自由而平等的經濟主體之間達成了某些契約）中，這一切是如何得以發生的。”[2]342羅爾斯認為，馬克思能夠說明這種“發生”的理論就是勞動價值論。從表面上看來，資本主義并不表現為一種支配和剝削的制度。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雇傭勞動關系是自由平等的經濟主體之間的一種契約關系，工人可以向資本家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資本家按照合同付給工人相應的工資，這是一種典型的商品等價交換關系。所有的經濟主體包括資本家和工人都認為，他們所處的地位是公正的，他們的收入和財富是應得的。整個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了“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這就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問題，支配和剝削怎么能夠被人們認出來呢？“這樣的問題引發了一個難題：馬克思認為，我們需要一種理論，去解釋為什么資本主義制度的這些特征不會被人們辨認出來，以及它們是如何隱藏于視線之外的。”[2]337羅爾斯認為，只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才能夠擊穿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所造成的幻相和錯覺，把資本主義社會奴役和剝削的本性呈現出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目的就在于試圖解釋，在一個人身獨立的社會中，剩余勞動是如何存在的，以及，這種剩余勞動和剩余勞動率是如何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不見的。這構成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潛在的理論意圖。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5]925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能夠揭穿資本主義制度的誤導人的和欺騙性的外表，切中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因為，“勞動價值論的主旨，是挖掘資本主義秩序之外在表象下的深層結構，使我們能夠了解勞動時間的花費軌跡，并發現那些使得工人階級的未付酬勞動或剩余勞動能夠被剝奪以及剝奪多少的各種制度安排。”[2]342相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僅主張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而且它還區分了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必要勞動所產生的價值是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工人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剩余價值，而這一部分價值則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勞動價值論的目的并不滿足于僅僅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及其制度安排，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論證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存在著奴役和剝削。因此，“勞動價值論的真正要義關注的是關于資本家生產的本質這樣一個基本爭論。”[2]344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性特征，并為我們把資本主義當做一種統治與剝削的制度進行譴責提供了真實的科學基礎。
二、馬克思的正義預設。
在勞動價值論里，馬克思關于“剝削”的定義是一個純粹描述性的定義，它是由剩余勞動（或未付酬勞動）與必要勞動之間的比率或s/v決定的，但這并不是剝削概念的全部內容。當馬克思使用“剝削”這個概念的時候，就意味著馬克思已經超越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可以肯定的是，剝削是一個道德概念，且它潛在地訴諸某種類型的正義原則。若非如此，它也就不會引起我們如此多的興趣。”[2]348馬克思并不把剝削看成是由市場不完善或寡頭壟斷等因素的存在而引發的，而把剝削看成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在馬克思看來，即使處于充分競爭的狀態之中，資本主義社會也仍然存在著剝削。馬克思“想要揭露--并使所有人都清楚看到--的是，就算資本主義是充分競爭的，甚至就算它完全滿足了最適合它的正義觀念，資本主義制度仍然是一種統治和剝削的不正義的社會制度。這最后一點非常關鍵。馬克思想說的是，即使是一種非常正義的資本主義制度（一種根據它自身的標準和最適合它的正義觀念而言都正義的制度），也是一種剝削的制度”.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明確指出的，資本主義社會只不過是用資本主義的剝削取代了封建主義的剝削。換句話說，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一丘之貉。
“剝削”不僅僅是一個事實判斷，它同時也是一個道德判斷。道德判斷必然隱含著一個評判的正當性標準。“關鍵之處在于，剝削的概念預設了一種正當與正義的觀念，社會的基本結構就是根據這種觀念來加以評判的。換言之，如果預設的不是正當與正義的觀念的話，那么，某種類型的規范性觀點也是必需的。”[2]349因此，如果說剝削意味著資本主義的非正義性，那么馬克思必定要預設一種正義觀念。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譴責遍布在《資本論》一書中，問題在于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時所依據的特定的價值觀是什么？這種價值觀所包含的正當與正義的觀念又是什么？這種正義觀念又是如何表達和實現的？
關于馬克思所預設的“正義”觀念，羅爾斯認為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艾倫·伍德的觀點，另外一種是諾曼·杰拉斯和柯亨的觀點。艾倫·伍德在《卡爾·馬克思》一書中認為，馬克思并不把資本主義批判為非正義的，并且馬克思甚至認為資本主義是正義的。艾倫·伍德的這一判斷是和他對“正義”觀念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在艾倫·伍德看來，正義是與特定的生產方式和一定的歷史階段相適應的，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正義，正義是相對的。這是因為艾倫·伍德把正義概念視為一種政治與司法的概念，因此，艾倫·伍德對正義觀念的理解是狹隘意義上的。在艾倫·伍德看來，馬克思把正義概念視為一種政治與司法的概念，正當與正義的規范是內在于特定的生產方式之中的，也就是說，是特定生產方式的本質因素；并且，在這樣的意義上，正當與正義的規范與它們運行于其中的特定歷史時期有關。“并不存在具有普遍的可適用性或可以普遍運用于所有社會形態的正義概念。在這一意義上，對馬克思來說，也就不存在什么普遍有效的正義原則。一種正義概念是否可以運用于特定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取決于從該社會的歷史使命來看，那種正義概念是否適應了現存的生產方式。”[2]353資本主義尤其是高級階段的資本主義，它有效地完成了其積累生產資料的歷史使命。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并不否認，作為一種經濟和社會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履行著某種根本性的歷史使命。這就是資本主義在積累生產資料和使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成為可能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盡管是作為剝削與支配體系的資本主義制度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根據這種正義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一種適合于它的正義概念，根據這種正義原則所設計的制度規范被人們所遵循，從而保障資本主義能夠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對于馬克思而言，得到適當調整的上層建筑的制度包含這樣一種正義概念，它能夠幫助作為其基礎的經濟生產方式完成其歷史使命。”[2]352在這個意義上，資本主義就是正義的。艾倫·伍德的這種觀點實際上等于否認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譴責和批判。
與艾倫·伍德相反，諾曼·杰拉斯和柯亨認為馬克思主張的是一種普遍有效的正義觀念，而這構成了馬克思評判資本主義的價值尺度。他們認為，把權利和正義的概念歸結為司法性的概念是過于狹隘的。“權利和正義的概念可以獨立于強制性的國家制度及其法律體系而加以構思；事實上，當它們被用來評判社會的基本結構及基本的制度安排時，它們就是這樣被構思的。”[2]356諾曼·杰拉斯和柯亨等人主張，馬克思確實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正義的。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工資關系根本就不是一種交換關系，而是一種明確的剝削關系：它完全是資本家對未付酬勞動的剝削。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之下，資本家攫取其他人的未付酬勞動或未付酬勞動的產品成為一種權力，它不是對這些法律的違背，而是對它們的運用。雖然馬克思從未明確地用正義或非正義這樣的概念來判斷資本主義，但是當馬克思用搶劫、偷盜、劫掠、榨取等諸如此類的說法來指稱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攫取時，他就是在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正義的。這樣的論述在《資本論》三卷以及《大綱》中隨處可見。柯亨指出：“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盜竊說在他們對資本主義不公正的批判中處于核心地位，雖然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他們還從正義的角度對資本主義進行過其他批判，但他們沒有把這些批判與上述批判明確地區分開來。”[6]166在柯亨看來，為什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關系是一種不公正的剝削關系呢？主要是因為“產品從工人向資本家的轉讓過程中包含著馬克思所說的‘盜竊他人的勞動時間':工人所得到的工資只是他用于工作的部分時間的報酬，從正義的角度來說，本應屬于工人的時間被他的資本家上司偷走了。”[6]166羅爾斯認為諾曼·杰拉斯和柯亨等人的觀點是正確的，這也符合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的批判性立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明：“資本--而資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在生產過程中只是作為資本的承擔者執行職能--會在與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過程中，從直接生產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勞動，這種剩余勞動是資本未付等價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質來說，總是強制勞動，盡管它看起來非常像是自由協商議定的結果。”[5]927因此，只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持一種譴責和批判的態度，那么他就必然要預設一個正義標準。毫無疑問，這種譴責和批判依據的絕非是資本主義的正義觀念。如果說資本家劫掠了工人，一定是在“其他含義”的意義上而言的。這里所說的“其他含義”基本上指的就是被普遍認同的正義觀念。羅爾斯指出：“既然馬克思并不認為，根據適合于資本主義的正義觀念，資本家們偷盜或劫掠了工人，那么，馬克思的意思肯定就是，資本家是在其他的、非資本主義正義觀念的意義上偷盜或劫掠了工人：因為，偷盜或劫掠就是奪走從公正意義上說本來屬于別人的事物，因此是在以不正義的方式在行動。
任何一種建立在偷盜基礎上的經濟制度都必須被看做是一種不正義的制度。”[2]359馬克思所預設的這種正義觀念必然不是資本主義的正義觀念，而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正義觀念。“馬克思實際上假設了一種客觀的、非歷史性的正義標準，按照這種正義標準，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社會形態都可以依據它們接近該客觀標準的程度而得到評判。”[2]356該正義概念適用絕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社會形態，并且，在這個意義上，它不是相對主義的。羅爾斯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的這一正義預設：“他假定，我們都會潛在地接受下述基本理念，即勞動才是唯一相關的社會資源，因為，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大家都要面對自然。他還假定，我們所有的人都應公平地分擔社會的工作，并且，應當擁有獲得和使用社會之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的平等權利。”[2]365如果我們用更為凝練的語言來概括馬克思的正義預設的話，那就是：勞動是生產的唯一相關要素，所有社會成員都擁有獲得和使用社會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的.平等權利。
三、超越了正義的社會何以可能。
如果我們詳細地分析馬克思的正義預設，就會發現馬克思的正義觀念實際上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從社會的角度看，社會中的總體人類勞動是生產的唯一相關要素。這就意味著勞動是價值或財富的唯一合法性來源，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通過資本獲得收入就是不正義的或非法的；第二，社會所有成員都應當擁有獲得和使用社會的生產資料和自然資源的平等權利。生產資料的私有財產權就侵犯了這種平等權利。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正義觀念，它為馬克思把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侵吞描述成偷盜和劫掠等提供了基礎，為譴責和批判資本主義提供了評判標準。這種正義觀念是不受歷史條件限制的，這一理念在任何時代都是正確的，因此，馬克思可以拒斥史前時期的所有社會形態，因為根據這一標準，它們基本上都是不正義的。馬克思為了實現自己的這種正義標準，他就必須建立一種全然不同的人類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羅爾斯把馬克思的社會理想定義為“作為自由生產者聯合的社會”,這和馬克思將共產主義社會稱為“自由人的聯合體”是一致的。羅爾斯認為，馬克思“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由兩個階段組成：社會主義的階段和完全共產主義的階段。羅爾斯著重分析了“完全共產主義階段”.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描述了這種社會狀態：“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7]537馬克思的這些論述是想表明共產主義社會條件下人的生存狀況：社會中的成員作為自由人消除了自己生存的異化狀態，能夠實現自己的全面發展和自由個性。羅爾斯認為，這一社會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方面的必要條件：首先，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是這樣一個社會，在其中，意識形態所造成的虛假意識都消失了。社會中的成員都理解他們的社會，且不會用虛假的觀念來理解該社會的運行機制。不僅如此，由于意識形態的虛假意識已經消失，社會成員對他們在社會中的角色不會產生錯覺，他們也不需要這種錯覺。其次，生產者自由聯合的社會是這樣一個社會，在其中既沒有異化，也沒有剝削。
馬克思所描述的這種理想社會，對于我們而言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這種社會具有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馬克思主義把物質的高度富足視為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是與馬克思主義者不愿意與某些資產階級的根本價值觀決裂有聯系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技術麻醉劑‘是一種規避正義問題的手段，但是，對于任何想把馬克思主義傳統發揚光大的人來說，現在都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對正義問題避而不談。”[6]135人類社會一旦實現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正義的問題也就隨之消失。人類再也不用考慮財富的合理分配，社會也不會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人類的社會問題得到了一勞永逸的解決。但是，正如柯亨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把物質的高度富足視為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是一種“技術麻醉劑”.因為，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是無法實現的。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還是一個財富絕對匱乏的時代，自然資源相對來說極大豐富，全世界人口在19世紀初期也只有10億，因此物質財富巨大豐富，社會實現按需分配是可以期許的。而在我們的時代，自然資源的枯竭已經迫在眉睫，人口迅速攀升至70多億，我們時代的財富雖然在總量上遠超19世紀，但依然是一個財富相對匱乏的時代。馬克思所設想的財富的按需分配變得不再具有任何可能性。
在羅爾斯看來，不僅“完全共產主義”的前提是不成立的，而且“完全共產主義”也是不值得期許的，其根源就在于共產主義是一個超越了正義的社會。羅爾斯說：“我將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即對于馬克思而言，一個完全共產主義的社會是否是一個超越了正義的社會，以及權利的觀念是否不再具有基礎性的地位。”[2]335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了財富的按需分配，這樣在人類社會中就不再需要分配正義。對于羅爾斯來講，分配正義是正義觀念中最核心的觀念。“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似乎是一種在下述意義上超越了正義的社會，即，引發分配正義的環境條件被超越了，而且，公民們不需要，也不會在日常生活中去關注分配正義問題。”[2]334站在羅爾斯的立場上，正義的消失，甚至分配正義的消失，是不可能的，而且這種消失似乎也不是值得欲求的。共產主義等同于沒有強制的、激進的平等主義，這種絕對的平等主義消解掉了分配正義的問題。
對于羅爾斯的觀點，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反駁：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并不是放棄了正義的觀念，它只是不再需要分配正義，它所要實現的是馬克思的正義預設。對此，羅爾斯指出：“共產主義社會似乎是一個超越了正義的社會。也就是說，雖然共產主義社會實現了我們剛才所定義的那種正義，但是，它在實現這種正義時并不依賴于人們的正當感與正義感。”[2]385羅爾斯并不否認馬克思的正義觀念的正確性，他只是指責馬克思的正義觀的實現不依賴于人的正當感和正義感。羅爾斯指責完全的共產主義是一個超越了正義的社會，實質上是在指責共產主義超越了人類的正當感和正義感。這種超越既是不值得欲求的，也是在實踐中難以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的成員不是那種能夠被正義的原則和美德所打動的人；也就是說，他們不是那種具有依據正義的原則和觀念來采取行動之傾向的人。在那樣的社會中的人們可能會知道何為正義，而且，他們可能會回想起他們的先人曾經被正義的原則和美德所感動；但是對于正義的令人厭煩的考慮以及關于正義之具體要求的爭論卻不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2]385正當感或正義感不會憑空產生，需要在和他人的社會交往中才能培養起來。密爾在《論自由》中指出：“人要成為思考中高貴而美麗的對象，不能靠著把自身中一切個人性的東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權利和利益所許的限度之內把它培養起來和發揚出來。”[8]74換句話說，只有在人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中才能把人的正當感和正義感培養出來。社會中的個體不是一個個封閉的單子，而是處在一定契約共同體中的個體。“一個人為他人之故而受制于正義的嚴格規律，這正足以發展他的以他人的利益為自己的目標的情感和能力。”[8]75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將會是一個億萬朋友的社會，大家彼此溫暖、和睦相處，個人不僅不會犧牲他人而謀取利益，而且連這樣的想法也沒有。同時，個人也不知道如何去尊重別人的權利和利益，來限制和規范自己的日常行為。在共產主義社會，正義感的培養將無從談起。
在羅爾斯看來，沒有正義感就等于喪失了正義觀念的基礎。“正義的制度不會自發地就產生，而是需要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當然不是僅僅只依賴于--具有某種正義感的公民；這些公民是通過正義的制度背景來習得這種正義感的。對正義的關注的缺失之所以是不值得欲求的，乃是由于，具有某種正義感以及具有與正義感相關的各種理念是人類生活的一個部分，是理解其他人、承認其他人的權益的一個組成部分。總是隨著我們自己的心愿去行動，從不擔心或意識不到他人的權利--這種生活將會是這樣一種生活，它完全意識不到體面的人類社會所必須的根本條件。”[2]385-386我們無法去設想這種超越正義的社會。因此，如果說社會的按需分配不可能的話，我們莫不如追求社會的分配正義；如果說馬克思的完全的共產主義的社會理念超越了正義感，我們莫不如去追求“公平正義的良序社會理念”.羅爾斯對共產主義的這種批判，是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當做一個完滿的社會狀態來看待的，這種社會確實超越了正義。
而實際上，馬克思并不完全把共產主義當做一種靜止的社會狀態，他更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一種共產主義運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只能是一種無窮無盡的理想性追求。這個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是沒有超越正義的。
馬克思和羅爾斯雖然都有著對社會底層群體的理論觀照，但他們的解決路徑卻截然不同。馬克思的《資本論》具有兩個目的，一方面，《資本論》描述了資本主義積累生產資料和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創造條件的歷史使命及其歷史進程；另一方面，在馬克思的時代，資本主義已經履行了其歷史使命，因此，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另外一個目的在于加快它的滅亡。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最終目的是要探求一條通往共產主義的現實道路，他持一種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的理論立場。而羅爾斯的《正義論》和《政治自由主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一個多元民主社會（亦即資本主義社會）的長治久安的問題。“政治自由主義的問題在于：
一個因各種盡管互不相容但卻合乎理性的宗教學說、哲學學說和道德學說而產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穩定而公正的社會如何可能長期存在？”[9]5如果現代社會的理性多元論特征是既定的，那么確保社會統一和穩定的基礎是什么？羅爾斯認為是分配正義，確切地說是他的兩個正義原則。羅爾斯的立場是維護資本主義的立場，他所探尋的是如何把現代社會建設成為一個公平正義的良序社會。
既然如此，在羅爾斯看來，馬克思對于現代社會是否仍然具有價值和意義，他指出：“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視為是重要的另一個理由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有著一些致命缺陷；這些缺陷應當得到承認并通過一些根本性的途徑加以改革。”[2]336羅爾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它的“自由放任”.針對這一缺陷，羅爾斯非常看重社會主義“民主的經濟計劃”的觀念。“在馬克思的思想中，關于公開而民主的、范圍寬廣的經濟計劃的理念，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論基礎和非常深遠的影響。”[2]336羅爾斯認為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我們這個計劃經濟聲名狼藉的時代。羅爾斯的這一主張使我們想起了另一位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哈耶克竭盡全力地去反對計劃經濟，并認為那是通向奴役之路的根源。羅爾斯和哈耶克的這兩種對立的觀點在經濟理論領域表現為“哈耶克大戰凱恩斯”.這種針鋒相對促使我們必須去認真對待“民主的經濟計劃的問題”,正如羅爾斯所指出的，作為自由主義者我們雖然可能會拒絕這一理念，但我們必須要盡力去理解，這個理念為什么在社會主義的傳統中占有如此核心的地位，以及它對如今的我們具有怎樣的重要性。
[ 參 考 文 獻 ]
[1] 羅爾斯，等。政治自由主義：批評與辯護[M].萬俊人，等 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2] 羅爾斯。政治哲學史講義[M].楊通進，李麗麗，林航 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3] 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M].吳良健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柯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M].李朝暉 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密爾。論自由[M].許寶骙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9] 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M].萬俊人 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政治哲學視角下羅爾斯對《資本論》的認識論文】相關文章：
2.政治哲學論文
4.對哲學的看法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