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康德啟蒙哲學的理性自由及實踐理性的論文

淺析康德啟蒙哲學的理性自由及實踐理性的論文

　　摘要：在整個哲學體系中，啟蒙是其基本特征，而在對于啟蒙的理解中則必然要論及康德，如果要理解康德哲學理論的奧妙，啟蒙則是責無旁貸的“密鑰”。康德在《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中提出自己的啟蒙觀，這也是康德哲學的起點與歸宿，在其哲學理論的內核中，精髓要義即為：個體的自我啟蒙，并且康德還論及了自由運用知性和理性，實現了哲學史上最偉大的哲學思想調和，完成了哲學理念下的思維范式轉換，由此可見，自由是康德啟蒙哲學的核心。然而，康德的啟蒙很難真正得到實踐，也是一項未完成的事業，現代和后代思想家對其深剖、積極補充，這也是對康德啟蒙哲學的一種繼承與發展。本文試圖對康德哲學的理解尋求一個新的視角和切入點，探究康德啟蒙哲學的理性自由和實踐限度，并借用后現代哲學家福柯的“慧眼”提出新的看法，開啟啟蒙的新定義。

　　關鍵詞：康德；啟蒙哲學；自由；福柯；尺度限度

　　在“啟蒙”的世界里，歷來啟蒙思想家對于啟蒙的經典定義，即為康德的《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而我們對于康德哲學奧妙的理解起點和歸宿則是：啟蒙，它從認識、道德、宗教三個方面，實現了對精神自由層面的最徹底、最全面的引領。啟蒙思想除了對人類精神世界的發展影響巨大，而且也涉及了哲學、宗教、文學、政治等諸多社會領域，在經過康德等人的反思之后，啟蒙思想還促進了知性和理性的運用，在現代和后現代的思想家審視的同時，對康德的啟蒙進行了繼承和發展，開創了社會新格局。

　　一、康德個體啟蒙的自由詮釋

　　啟蒙運動其宗旨在于弘揚人類公正的、理性的精神之光，康德的“啟蒙定界”不僅僅是一種哲學上的界定，也是對絕對權威神話的挑戰和替代，它用理性的啟蒙哲學顯示了其革命性的逆判：首先，康德的啟蒙哲學顛覆了傳統權威的外在宣教，而是立足于理性能力，它與教化權威的區別在于，它體現出個體的自我啟蒙觀念，同時，也強調個人自律性啟蒙與公共理性之間的制約與平衡，打破了絕對權威的神話。其次，康德的啟蒙界定涵蓋了理性原則和公共性原則，將宗教信仰歸結于私人自律的范疇。再次，康德啟蒙觀念認為啟蒙是過程而絕不是終點，它是在長期的思考與評判中自我重塑和再造的過程，具有持久性和艱巨性的要義。最后，康德啟蒙將自由定義為啟蒙的內核宗旨，并對“人是什么”的哲學問題進行了詮釋，確定了現代人的自我理解。康德的啟蒙界定闡述了對知性和理性的運用，它將啟蒙的必要性歸結在要進入成熟狀態，而其定義的“未成年狀態”是指由懶惰和怯懦而造成的不愿意擺脫監護人保護的知性無能的狀態。因而，康德從個體知性的角度，呼喚知性思維能力下的個體自我啟蒙，那么如何達到這種知性思維下的個體自我啟蒙，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康德提出了其理性的自由觀念，也是知性向理性過渡的癥結所在。康德認為：首先，理性的自由內核是個體自我啟蒙的前提和條件，但絕不是毫無限制的，它必須處于理性的控制之下，而不能呈現出非理性的泛濫。其次，個體對于理性自由的運用也必然是有區別的。再有，啟蒙是公民神圣不可放棄的權利。最后，最高統治層的立法權威要建立在與公民的全體意志相統一的基礎之上。從上述對康德啟蒙哲學的命題展開，我們可以看到康德對于知性和理性的運用，然而，在其哲學框架下，康德啟蒙哲學并未能實現知性向理性轉換的途徑，并通過知性思維向理性自由轉換的形態是否能夠最終實現自由與個體思維，這些是需要對康德哲學進行跨越的哲學命題。

　　二、康德啟蒙由理性化歸為實踐的思考及超越

　　康德啟蒙哲學中的啟蒙必要性和理性運用思想，得到了其他思想家的回應，在摩西門德爾松的思考中，認為康德的啟蒙之論雖然有理性的重要作用，然而其理性的自由是否會與公共秩序相違悖？又如何保證對理性自由能夠施以具體控制，而使其不影響社會的正常運行呢？康德倡導人們脫離“未成年狀態”，要用知性的思維來擺脫依賴于監護人保護的狀態，然而，康德啟蒙中的個體思維的理性能力又從何而來呢？換言之，個體思維的理性之光的源頭從哪兒可以追溯呢？康德的個體啟蒙哲學對此并沒有一個答案，只是一個籠統性的概念和定義，它并不能具體指出知性向理性轉換的實踐如何解決，這就使康德啟蒙思想陷于質疑和難題之中。對于啟蒙，人們或迷信、或盲從、或曲解，而在康德啟蒙思想之后，它對于理性的運用被賦予“實踐理性”，即：啟蒙的理性是可實踐化的，實踐化的理性最高法則即是個人的理性意志或準則被認為是共同存在著的普遍立法準則。然而，在這一論述之下，對于康德的“實踐理性”觀點便有一個質疑：這種實踐理性之下的普遍性共同體的邏輯性何在？現實的具體操作性又如何體現？在康德的啟蒙思想中，它以道德的界定作為自由的含義闡述，并將他所倡導的“實踐理性”與自由相提并論，即：在實踐理性之下運用的是普遍的、共同的政治法則，在自由的涵義之中，是遵循道德法則的。康德將這兩者都限定于同一原則之下，這與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的奠基》中所強調的人作為主體的存在具有目的方面的自主性相違背。由上可以看出，康德關于啟蒙的思想論述具有靜態的表面合理性，然而在動態變化的現實實踐中，無法使兩者實現調和，用“彼此相互回溯”的解釋卻無法讓人信服。

　　三、現代社會對于啟蒙的思考及福柯的啟蒙

　　康德的啟蒙思想觀無疑是革命性的，在其之后的思想家中有繼承者和追隨者，乃至批判者也不在少數。在現代和后現代社會下，也有諸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的激烈批判，在對康德的個體自由、共同理性的評判中，他們認為現代和后現代社會已經進入了知識、理性和技術的重構階段，康德啟蒙中的個體的自由已經消失殆盡，消失在現代社會和后現代社會的盡頭。而相對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對康德的激烈批判，福柯則用其特殊的慧眼，對康德的啟蒙思想論有著獨到的見解和剖析，他在《何謂啟蒙》一書中，對現代問題的獨到而執著的思考和他對于康德的啟蒙的現代化思考，既沒有全盤接受，也沒有全盤否認，福柯將康德的啟蒙謂為“現代性”態度，一種注重個人塑造自身責任和義務的態度，這從福柯的論述中可以顯現：“康德用一種幾乎完全是否定性的方式來界定啟蒙，視之為‘Ausgang’，即‘出口‘’出路’……”首先，福柯將啟蒙與現代性問題相聯結，他不否認康德的“未成年狀態”，也不否認康德認為個體可以通過理性的自由完成其轉化。但是，福柯并不認可康德啟蒙的運動特質，他認為在現代社會和后現代社會中，啟蒙應當是一種與后現代特點相符的精神氣質和哲學化生活狀態。其次，福柯還注重啟蒙與人文主體的價值辨析。他對啟蒙的特質有更為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啟蒙是涵蓋了復雜事件的歷史進程的概括性總論，它可以包括社會不同層面的因素、體制類型、知識技術形式等，而人文主義則在歷史進程中以不同的變化面目示人，這是由于它是不同于啟蒙的，是以不同的、多樣的主題而構成的整體，因此，人文主義必然以不同價值判斷而相聯，表現出不同的形態。再次，康德是以普遍恒常的原則來對待理性實踐自由，而福柯則不認同這一點，他認為康德的理性實踐自由忽略了邊緣屬性和差異屬性的存在，并且在無限可能的未來，福柯更著眼于“現在”這個命題，他用批判的精神將啟蒙重新定義，并理解為這是批判氣質下的一種預示，一種觀照，一種超越，他認為：“啟蒙是表現了永久的激活的態度，是對歷史進行永久批判的氣質特征”。由此可以看出，福柯致力于啟蒙的批判，他在對康德部分觀點認同的同時，也有自己對現代社會和后現代社會的反思。康德的啟蒙哲學思想至今振聾發聵，他的革命性意義不容置疑，在他對啟蒙的界定中，將啟蒙置于個體自身的理性自決前提之下，注重知性思維和理性的應用，康德倡導個體自我理性的運用，在將理性作為“真理最高試金石”的啟蒙前提運用下，他強調個體的“自行思考”，在康德的啟蒙思想中可以肯定的是，個體可以進行自主啟蒙或自行思考，這是哲學意義上的命題，應當提出的是，康德啟蒙思想中的理性原則是基于實踐意義上的，而并非思辨的意義，在實踐的意義上進行理性的自由運用，具有劃時代的革命性意義。同時，我們從福柯對康德啟蒙哲學思想的批判中，也可以捫心自問一下：我們塑造自身的責任和義務究竟完成了嗎？啟蒙的出口又在哪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不用急著去正名或反對，而要在時代的背景下，解讀福柯對于康德啟蒙的哲學話題，使康德所提出的啟蒙話題成為一個未竟的事業，我們始終要在啟蒙的過程探索之中，出口在哪里似乎并不重要，我們需要在現實社會下讓啟蒙思想可以傳承和批判式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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