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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學科話語體系論文
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自2001年提出以來，已經度過將近十年光景。該問題的提出如同重磅炸彈，振聾發聵,使許多中國哲學學科內的學者不得不深刻反思,前輩們苦心經背的學科正面臨著“無根”的窘境。近年來，中國哲學界研究“中竹學”或“中國哲學史”的學術成果汗牛充棟，人人都可以寫“中M竹學史”，其中真正有學術價值的卻屈指可數。中國哲學學科的合法性危機，歸根到底還是中國哲學學科話語體系的危機。一百多年來，我們在西方話語陰影下形成的“以西解中”話語方式根深蒂間，中國固有的語境幾乎喪失殆盡，有的學者甚至斷言離開了W方ff學的話語體系，中國哲學將會面臨失語的尷尬。現如今，我們的學者可謂都是訓練有素的中、西、馬人才,那么，是否屮國竹學真的積重難返？是否我們要繼續這樣像鸚鵡一樣學舌？正如張立文所希冀的——“自己講、講自己”是否可能？本文認為，重建中國哲學學科話語體系關鍵在于重建“一本 而萬殊之學”。
“哲學”一詞本不是中國土壤體貼出來的，自古也無“哲學”這一學科。中國人使用的“哲學”一詞是由晚清學者黃遵憲從日本引人中國的，而最先將“philosophy"翻譯為“哲學”的是日本學者西周。追本溯源，從這點開來，中國哲學史只有短短的百年時間。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歷史悠久的國家，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華夏文明源遠流長數千年從未中斷，說中國哲學史只有百年時間看起來是不可思議的。事實上，“思想”和“哲學”者兩個概念是需要加以區別的。說中國古代思想自誕生以來，經過歷朝歷代的發展百花盛開、諸子蜂起，是沒有什么異議的,但是如果說中國哲學史綿延兩千前，恐怕頗有微詞。如果一個思想家根本不認為自己的思想是“哲學”，那么后人又怎么能將西語“哲學”二字強加在先賢頭上，變成其不能承受之重呢？
雖然胡適創立了寫作中國哲學史的經典范式，但是依傍西方哲學而建立的中國哲學學科系統不僅孱弱，而且理論思維創新能力低下。這雖然是學界不愿看到的后果,但是確實不爭的事實。我們有一大批訓練有素的學者只會用西學方式講話，弄出一些玄而又玄長篇累牘的語詞來掩蓋思想的貧乏，更可怕的是這已成為當今中國哲學學科的研究風氣。要改變這樣的現狀，我建議，學者不要再亦步亦趨、像鸚鵡般學舌。中國的語言系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面鏡子，在世界各國中，唯獨中國思想文化綿延不絕，中國有浩如煙海的典籍文獻，有人才輩出的哲人智士，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遠不能及的。
我們擁有的思想珣爛的時代完全可以古為今用，是可供學者學習和研究的大寶庫。中國哲學有自己的歷史，中國哲學史亦有自己的歷史。《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都是先秦研究哲學史的重要論文.，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兩部系統的、斷代的哲學史專著,給中國哲學史發展以重大影響，民國初年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更可謂系統的是中國哲學史的開山之作。我們從以上的專著可以看到這樣的曙光，中國哲學學科完全可以不再囿于西方話語，而走出一條自己的自由之路。雖然古代漢語已經式微，但是正如黃宗羲所說“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成定局,終是受用不得。”
牟宗三先生認為：“中國學術思想既鮮與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定取舍。若以邏輯與知識論的觀點看中國19學,那么中國哲學根本沒有這些，至少可以說貧乏極了。”的確，中國哲學的特質與西方相比相差甚遠,但是論思想火花的絢爛程度，卻毫不遜色。建立在這樣厚重歷史和文化積淀上的中國哲學學科，實現“自己講，講自己”是完全有可能的。這就需要中國哲學界的學者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自覺肩負起使中國哲學話語體系薪火相傳的歷史使命。雖然現象主義大師張祥龍曾坦言我自認為還沒有那樣的能力，能夠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讓華夏的古文獻自己說出新話語。但是我們相信，如果黃宗羲在“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的時代可以寫出《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如果謝無量可以在“動以西學緣附中學者”（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之濫觴寫出獨具中國話語語境的《中國哲學史》，那么我們就一定可以將華夏的古文獻“獲得當代的新生命”。求道的路途固然荊棘遍地，然而誠如黃宗羲所說“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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