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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特質與意義
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怎樣分析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特質與意義？
內容提要
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模式”為人們反省全球范圍內環境與生態危機問題提供了總體性思考的角度。“文化生態模式”是指維護文化生態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 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立足于這一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與現代西方以強調人和自然的二元對立為基本特征的世界圖式、以通過對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為基本理論特質的文化生態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
近年來，與全球范圍內對環境與生態危機的深入反省密切相關，中國哲學的“生態意蘊”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我們認為，要進一步深入討論這一問題，應當從中國哲學所蘊涵的“文化生態模式”的角度加強總體性的思考。這里所謂“文化生態”，是指由構成文化系統的諸內、外在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態關系。“文化生態模式”則是指維護文化生態生存、綿延的根本律則與運行機理。
由于人是以類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的社會動物，一個文化系統的文化生態必然涉及到人與終極實在、人與自然宇宙、個人與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間的關系。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特定文化系統的基本存在形態，亦即文化生態模式的基本“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基本的世界圖式可名之為“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圖式。
在這一圖式中，天地萬物通過被生命化而統合為緊密相連的一體。中國哲學看待天地宇宙以及萬物的基本范式就是“生命典范”的，即自覺地把天地宇宙以及萬物均看作是類人的存在、有生命的存在。這在作為中國哲學之思想源頭的《周易》哲學中即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建構起了一個涵容天地人“三材”、足以“曲成萬物”、“范圍天地”而又以“道”一以貫之的機體網絡系統。沿著《周易》哲學所開辟的基本精神方向，以儒家和道家為主體的中國哲學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這一以生命典范貫通天地萬物的世界圖式，從而形成了“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論”。在這一世界圖式中，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既各自構成相對獨立的系統，又共同構成了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它們之中莫不包含了某種內在的生命力量亦即“道”或“天道”。“道”或“天道”構成了萬物的存在根源，同時也是貫通萬物的內在本性。以生命體存在的萬物統領于“道”或“天道”，共同構成了充滿生機的大化流行。
在這一圖式中，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既內在于自然，又有著自己的特殊使命。它強調，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人是內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萬物的。《周易》哲學從兩方面突顯了天地萬物對人的內在性。其一，天地萬物構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確指出：“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這顯然是把天地萬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類社會存在的前提。其二，天地宇宙亦是人的價值之源，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具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結果。這從《系辭》“生生之謂易”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論斷中即可清楚地見出：“生”不僅是天地之基本的存在形態，而且更是天地之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昭示的“大德”為人類提供了價值的源頭。由此，《周易》開啟了后儒以“生”釋“仁”，將人之本質屬性與天地之德相聯系，以為之確立形上根據的基本精神方向。與此同時，人作為大宇長宙中唯一具有靈明者，又不是完全類同于其他萬物的存在，而是具有一種特殊使命，即只有通過人的存在而不僅更為充分地實現天地之道，而且使之發揚光大。《中庸》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所言明的就是這個道理。當然，人雖有著與其他萬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歸根結底依然是為了實現天地萬物自身本有的內在價值。
立足于“生機主義的萬物一體”的世界圖式，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表現出了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等頗為獨異的理論特質。
追求和諧是中國哲學中包括《周易》哲學、儒家哲學與道家哲學共同具有的價值取向。即以儒家而言，對普遍和諧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原始儒家的這一理論意向經后儒的不斷發明推廣而成為儒家基本的價值取向之一。《中庸》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明確地表示，建立在“中”這一天下之大本基礎上的“和”是天下之達道，人能夠達致天下之達道，則可以使天地萬物達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在儒家哲學中“和諧”與“生生”又是緊密相連的。擴而大之，亦可以說，“生生”與“和諧”的一體，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想。
所謂平衡性，即將萬物走向和諧看作是一個趨向于生機平衡即事物的構成要素之間和諧共處、共生并形成相對穩定、協調之均勢的過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就世間萬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們均是由既相區別又相滲透從而形成相對穩定均勢的兩方面即陰陽構成的。在中國哲學家看來，天地宇宙、萬事萬物無一不是陰陽二氣的產物。陰陽二氣又是互相滲透的。陰陽互滲互透，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陰陽相需、調協而生化萬物，成為中國哲學世界圖式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本身即是相互滲透的陰陽之間的協調、平衡被看作是天地萬物得以存在的一個基本前提。其二，就事物發展變化的過程來看，亦體現為陰陽之間在相互對待的平衡中通過此消彼長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的過程。換言之，亦即將事物的變化發展看作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中國哲學的這一理論特質在作為理解天地宇宙之基本觀念框架的“陰陽五行”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其三，就對事物發展趨勢的價值取向來看，中國哲學特別注重“中”，即構成事物的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狀態。《周易》開啟了中國哲學“尚中”的價值取向，在日后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學說和理念。如果說中國哲學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話，那么，“中庸”則至少包含了為人處世以“適度”(無過無不及)為原則、通過各種不同因素的差異互補來尋求整體上的和諧統一(和而不同)、隨時而中(時中)等方面的基本內容。這其中所追求的，不僅是有機的平衡，而且是動態的平衡。
所謂“穩態性”，是指中國哲學并不像現代性思維那樣，明確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運動變化過程的推進，事物必然會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體現為不斷從較低層次發展到更高層次的“進化”，而是更傾向于把事物的變化主要看作是一個從不平衡狀態走向新的平衡狀態的“類循環”過程。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十分注重和諧和平衡，事物的運動變化被看作是一個既有的和諧和平衡被陰陽的消長與五行的生克所帶來的不和諧和不平衡所打破，并在陰陽的繼續消長與五行的繼續生克中走向新的和諧與平衡的過程。它更為強調事物運動變化中穩定性的一面。中國哲學中的基本形上預設即“萬物同出于道而又歸根結底復歸于道”就是“平衡之穩態”而非直線式發展的。《周易》哲學“反復其道”、“原始反終”的觀念體現了這一點，《老子》“反者道之動”、“夫物蕓蕓，各復其根”的論斷也說明，“道”不僅是事物的根源，而且亦是事物運動變化的終極。與現代性思維相比，與其說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是要自覺追求不斷進化，不如說它追求的是要在一定水平上保持平衡的穩態。
可見，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在基本世界圖式、基本理論特質方面與現代西方以強調人和自然的二元對立為基本特征的世界圖式、以通過對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為基本理論特質的文化生態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我們看來，在人類社會與文化面臨根本性變革的“現代之后”，經過“創造性轉化”的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這集中地體現在：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注重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的基本運行機理，可以為改變以絕對化、直線式地追求“永恒增長”為基本目標的現代性文化生態模式提供某些借鑒。對“永恒增長”的追求是現代性的基本內容之一。這種追求對促進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的確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但由于這種歷史觀歸根結底是浸潤著“人類中心主義”的，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它在一定程度上被絕對化。人類的現代歷史被描述成直線式的、一往無前向前推進的過程，人類社會的基本目標就是不斷追求增長再增長。這固然是現代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但同時也是造成環境極大破壞、資源逐漸枯竭的重要原因。在“人類中心主義”的主導下，人類對“增長”的絕對化的、直線式的追求，必然會在物質力量不斷增強的同時，也使得人類社會與其依存的生態環境間產生高度緊張。世界范圍內環境污染與生態危機的加劇已對人類絕對化的、直線式的“增長”方式發出了嚴重警示：如果人類只知道一往無前地追求沒有極限的增長，只能是以對自然的破壞作為實現自身“進步”與“發展”的前提條件，人類恐怕最終將難以逃脫在與自然的尖銳對立中走向覆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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