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醫學倫理觀論文
中醫是指以中國漢族勞動人民創造的傳統醫學為主的醫學，所以也稱漢醫。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等的一門學科。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醫學倫理觀論文，歡迎閱讀。
【摘要】 中國傳統醫學對醫德、醫道、生命、健康等問題的深刻看法和認識，形成了傳統醫學倫理觀,鑄就了早期的醫學倫理的大廈。它的精誠合一的醫德觀、以人為本的醫道觀、“三才”統一的整體觀以及樸素的生命質量觀為現代醫學倫理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資源，并給當今醫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頗多借鑒。
【關鍵詞】 中國傳統醫學； 醫學倫理觀 ； 醫學倫理
中國傳統醫學發展史上，伏羲制九針、神農嘗百草一般被認為是中國傳統醫學的起源。其間隨著醫療活動的延伸，歷代醫家的診療實踐和辛勤著述，不僅積累了豐富的醫藥衛生知識和預防、診療、康復、保健經驗，而且形成了對醫德、醫道、生命、健康等問題的深刻看法和認識，形成了傳統醫學倫理觀，鑄就了早期的醫學倫理的大廈。
1 .精誠合一的醫德觀
中國傳統醫學產生了許多先進的醫德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傳統醫學倫理文獻當推唐代著名醫家孫思邈著述的《大醫精誠》篇，文中“精”“誠”二字把中國傳統醫德原則規范概括到極致。
1.1 為醫要“精”，精勤不倦、博極醫源早在《素問·著至教論》中要求醫生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歷代名醫也紛紛從“精”“博”去要求自己。東漢華佗“游學徐土，精通數經”［1］。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自序》中說醫術的高明源于“勤求古訓，博采眾方”，為醫要“多聞博識”。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中指出為醫醫術要“精”。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序中言：“長耽典籍，若啖蔗飴。遂漁獵群書，搜羅百氏，凡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卜星相、樂府諸家，稍有得處，輒著數言。”明代醫家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中說：“醫學貴精，不精則害人匪淺。”
1.2 為醫要“誠”，誠對病患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中告戒醫家：“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 “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瞻前顧后，自慮吉兇，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行醫之體要 “欲得澄神內視，望之儼然，寬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診疾，至意深心，詳察形候，纖毫勿失，處判針藥，無得參差。”在病人家中 “縱綺羅滿目，勿左右顧眄；絲竹湊耳，無得似有所娛；珍饈迭薦，食如無味；靈醁兼陳，看有若無。”宋代《小兒衛生總微方論·醫工論》提出，醫者要赤誠濟世，“凡病家請召，不擇高下，遠近必赴”，為醫要“貧富用心皆一，貴賤使藥無別”，“反是者，為生靈之巨寇”。元代醫家曾世榮在《活幼心書·為醫先去貪嗔》也說：“凡有請召，不以晝夜寒暑遠近親疏，富貴貧賤，聞命即赴。”
1.3 為醫要“誠”，還要誠對同道作為一個醫生，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中要求：“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道說是非，議論人物，炫耀聲名，訾毀諸醫，自矜已德。”宋代佚名《小兒衛生總微方論·醫工論》中指出：“凡為醫者，性存溫雅，志必謙恭，動須禮節，舉仍和柔，無自妄尊，不可矯飾。”明代龔廷賢在《萬病回春》中批評褒己貶人的庸醫：“吾道中有等無行之徒，專一夸已之長，形人之短。每至病家，不問疾疴，惟毀前醫之過以駭患者。”陳實功在《外科正宗》提出要尊重同道：“凡鄉井同道之士，不可生輕侮傲慢之心，切要謙和謹慎。年尊者恭敬之，有學者師事之，驕傲者遜讓之，不及者薦拔之。”
2 .以人為本的醫道觀
中國傳統醫學以人為本，重視人的生命價值，認為天地萬物，莫貴于人，把保護人類健康、減少預防疾病、追求健康長壽作為中國傳統醫學倫理的核心。“醫乃仁術”更是以人為本的醫道觀的高度概括。
中國傳統醫學發展過程中，歷代醫家倡導以人為本，認為性命攸關為大，醫家應潛于醫道，濟世救人。《素問·寶命全形論》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靈樞·師傳》講：“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自序》中從“愛身知己”“愛人知人”出發，指出“精究方術”是為“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王叔和《脈經·序》中言“夫醫藥為用，性命所系”，“一言有疑，則考校以求驗”。皇甫謐《甲乙經·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圍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葛洪《肘后備急方·序》中言選錄“率多易得之藥，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以便“貧家野居所能立辦”，強調醫要“愍人之苦，惆人之急，救人之窮”［2］ 。禇澄在《禇氏遺書》提出“用藥如用兵”“當驗之藥未驗，切勿急投”。
以孫思邈為代表的一些醫家，更是把尊重人和愛護人的生命發展到極致，立“仁”為濟世救人的指導思想。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序》中有“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的著名論斷；在《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要求醫家心懷仁愛，不管“貴賤貧富，長幼妍媸，華夷愚智”，要“皆如至親之想”。明代龔廷賢《萬病回春》中教導醫家要“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濟眾，惠澤斯深”，“十勿重利，當存仁義，貧富雖殊，施藥無二”。清初喻昌在《醫門法律》中說：“醫，仁術也。仁人君子必篤于情。”“仁”還是評價醫生的重要標準。南齊楊泉的《物理論·論醫》指出良醫應是“仁愛之士”“聰明理達”“廉潔淳良”“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宋朝林逋在《省心錄·論醫》說“無恒德者，不可以作醫”。明代龔信在《古今醫鑒·明醫鑒》中也說：“今之明醫，心存仁義。”由此觀之，中國傳統醫學有著以人為本的仁愛傳統。
以人為本的醫道觀還體現在中國傳統醫學的預防倫理思想中。中國傳統醫學在治療上歷來防重于治。《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說：“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素問·刺熱篇》說：“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東漢張仲景進而闡述治未病思想，《金匱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葛洪提出：“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2］。”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養性序》中說：“善養性者，則治未病之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認為，“與其救療于有疾之后，不若攝養于無疾之先。蓋疾成而后藥者，徒勞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為醫家之法，未病而治，所以明攝生之理。夫如是則思患而預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清代葉天士研究既病防變，在《溫熱論》中指出，“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
中國傳統醫學在闡述治未病思想的同時，對醫生作出了明確要求。《黃帝內經》中醫分三等，名曰上工、中工、粗工。《素問·八正神明論》說：“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靈樞·逆順》說：“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葛洪指出：“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于無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2］。”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診候》中載：“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難以救矣。”由此可見，中國傳統醫學認為治病救人并不是做醫生的根本目的，醫生的根本職責應該是真正以人為本，促進健康，防病比治病更為重要。正如著名法國醫史學家西格里斯在《亨利·西格里斯論醫學史》一書中所說：“醫學的目的是社會的，它的目的不僅是治療疾病使某個機體康復，它的目的是使人調整以適應其他的環境，作為一個有用的社會成員。”
3 .“三才”統一的整體觀
中國傳統醫學歷來注重從整體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疾病與健康，使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成為中國傳統醫學的優勢和特色。
整體觀念是中國傳統醫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特點和思維方法。早在兩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中，中國傳統醫學就確立了“天－地－人三才”的醫學整體觀。《黃帝內經》認為人與自然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素問·至真要大論》言：“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素問·舉痛論》云：“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素問·寶命全形論》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靈樞·歲露論》說：“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要從自然和社會環境中去考察人體生命運動變化的規律，天、地、人三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彼此不可分割。《靈樞·逆順肥瘦論》說：“圣人之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問·氣交變大論》說：“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認識健康與疾病，不僅是著眼于個體，還要考慮到自然社會環境、精神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用。《素問·刺法論》說：“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評熱病論》說：“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靈樞·本神》指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此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素問·疏五過論》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等等。到唐代，著名醫家孫思邈又提出“醫國-醫人-醫病”的整體醫學模式。《備急千金要方·診候》中說：“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醫國”指的是社會因素，“醫人”指的是心理因素，“醫病”指的是生物因素，這種“醫國-醫人-醫病”的醫學模式就是從社會、心理、生物整體的角度來診治疾病，非常重視心理、社會因素的作用［3］。
相應地，中國傳統醫學從整體上進行辨證論治。“辨證”的范疇涉及到自然、生物、社會、精神情志等多個方面。“論治”法則也多樣化，張仲景認為“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4］，說早病防變；《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主張“治病必求于本”，言治病求本；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時制宜，即三因制宜；還有調理陰陽、調理臟腑、調理氣血、扶正祛邪等法則。中國傳統醫學這種在整體中辨證，因人、因地、因時論治，在“三才”統一整體中把握個人的健康與疾病的特色，凸現出人文主義傳統和精神，較為貼近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
4 .樸素的生命質量觀
生命質量論是以人的生存質量或生活質量來衡量其社會存在價值和醫學目的的一種倫理觀［5］。但是，中國傳統醫學倫理中的生命質量觀一般從自然素質和生理功能的角度出發，關注優生優育，思考生命質量，帶有樸素的色彩。
早在隋唐時期，醫家們從人的生命質量出發，重視母胎健康。巢元方在《諸病源候論》中主張“妊娠之人羸瘦，或挾疾病，既不能養胎，兼害妊娠，故去之”。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養胎》中說，妊娠三月，“要居住簡靜，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彈琴瑟，調心情，和性情，節嗜欲，庶事清凈，生子皆良，長壽忠孝，仁義聰惠，無疾”。到宋代，醫家們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注意人口質量問題。陳自明在《婦人大全良方》言：“蓋醫術之難，醫婦人尤難，醫產中數癥，則又險又難”。主張婚育不宜過早，“合男女必當其年”；提倡婚前檢查，“凡欲求子，當先察夫婦有無勞傷痼疾而依方調治，使內外和平”；強調房事有節，擇時受孕，節欲保精；注重驗胎，胎養胎教，對劣胎“宜下之”“以免其禍”。至明代，一些醫家從攝生的角度談及優生優育。萬全的《廣嗣紀要·寡欲篇》說：“求子之道，男子貴清心寡欲，所以養其精；女子貴平心定意，所以養其血。”張景岳在《類經·臟象類》中也說：“凡寡欲而得之男女，貴而壽，多欲而得之男女，濁而夭。”由此看來，中國傳統醫學中的生命質量觀形成由來已久，有些樸素的色彩，但是仍不失其科學性。
綜而觀之，中國傳統醫學在醫德理論與實踐、疾病和健康的認知等諸多方面形成的醫學倫理觀為現代醫學倫理的發展留下了寶貴的資源，深刻地體現了醫學的人道主義特質。當今，醫學發展要走向整體綜合的道路，并實現全面的關懷、對人的關注，提升醫道中人性的溫度和人道的精神，使醫學不僅僅是科學，而且是人學［6］。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醫學倫理觀在醫學這一發展進程中可供頗多借鑒。
【參考文獻】
［1］ 楊士孝注.二十六史醫家傳記新注［M］.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6: 56.
［2］ 王 明.抱樸子內篇校釋（增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1985:126,240,326.
［3］ 楊鑫輝.中國傳統心理治療的科學性［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1997,5（2）:123.
［4］ 范永升.金匱要略［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3:23.
［5］ 郭照江.醫學倫理學新編［M］.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3：41.
［6］ 王月清.佛教思想與現代醫學的關聯［J］.江蘇社會科學,2001,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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