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主義對史學理論研究文化論文

時間：2024-10-26 05:47:42 文化藝術我要投稿

后現代主義對史學理論研究文化論文

　　后現代主義一詞，究竟如何界定，學術界尚無一致的意見。不過，在不同的解釋和定義中，還是可以提取出后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征，即對現行的一切抱著一種全面、徹底的懷疑和批判的態度：如果現行的是制度，那么它就要沖破制度；如果現行的是規范，那么它就要顛覆規范；如果現行的是結構，那么它就要解析結構。總之，它對現實提出了最徹底、最嚴峻的“顛覆”。

后現代主義對史學理論研究文化論文

　　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批判，可以稱得上是全面的“顛覆”。現行的各種歷史學的概念、術語，如進步、發展、理性，各種歷史的價值評判，如工業革命的意義、文明的價值等，按照后現代主義的眼光來看，都需要全盤推翻、重新來過。不過，實踐的歷史學家對此并不介意，他們仍然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在從事歷史研究。雖然實踐的史學家們并不認同后現代主義的批評，但后現代主義的史學著述則獲得他們的歡迎和好評，如福柯、金茲伯格等后現代主義風格的史學著作。一方面，后現代主義的一些史學著作，也并非是在歪曲史實、胡說八道；另一方面，“瘋癲”、“疾病”和歷史的微觀細節的探索，拓寬了歷史研究的新視野，加深了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不過，后現代主義對歷史學本質的懷疑和否定，遭到了諸多學者的批評和反駁，這可以伊格爾斯的商榷文章為代表。[1]后現代主義的許多論述是夸張的，甚至是“挑釁”性的。如海登·懷特認為：歷史學的學術研究，只是一種“儀式性的運作”，他所聲稱的“忠實性”和“客觀性”，只與那種淵博的學術研究慣例有關。撇開這些偏激、挑釁性的詞句，后現代主義的合理性也不容忽視，特別是他們對歷史學的敘事問題的研究，為史學理論研究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歷史學的敘事問題，最早只是把它看作是史書編撰的形式問題。英國歷史學家喬治·屈維廉曾說，歷史學的第三種任務和步驟是整理研究結果，用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并稱這一部分的工作具有藝術性。[2]一般說來，史學家們很樂意承認歷史編撰形式的藝術性，所謂歷史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就是將形式與內容兩分，將形式歸于修辭學、或編撰學，形式上的藝術性并不會妨礙內容的科學性。套用赫克斯特的說法，歷史學的修辭只是蛋糕的糖衣，它的存在并不影響蛋糕本身的質量。然而，后現代主義（赫克斯特）的研究表明，歷史的糖衣已經融入了歷史的蛋糕之中，糖衣不僅影響歷史的外表形式，而且也影響歷史的內在本質。也就是說，形式與內容并不總是相輔相成的，它還存在著矛盾和對立；形式和內容并非能截然兩分，它們還常常彼此滲透、相互纏繞。歷史學的敘述不僅僅是一個修辭、編撰的問題，還與歷史學的真實性、科學性等問題密切相關。與數學之類的學科不同，歷史的內容并不能對其表現形式起到一種制約或限定，相反，只要是人的主題，天然地適宜于一種文學藝術的表現形式。這樣，形式就會溶入內容，從而影響內容。修辭不僅是讓讀者賞心悅目，布局、謀篇和風格，也不只是技術或技巧，它體現了作者的情感和傾向，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牽涉到價值評判，而其背后又與作者的意識形態、社會地位、政治立場等因素相關。敘事的順序、章節的結構，文字的風格，作為形式都會滲入到內容之中，并對內容的性質發生影響。特別是形式一旦程式化，反過來又會成為一種制約、限制的因素，甚至強物就我，用形式來虛構內容。蛋糕與糖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呢？糖衣融入蛋糕之中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這是后現代主義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換言之，歷史學的形式與內容問題，并非像以前所理解的那么簡單，這就需要我們重新辨析思考，做出新的解釋。

　　海登·懷特的研究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海登·懷特的研究主題也是歷史學的敘事，不過，他更關心的是歷史敘述的本質問題。他認為，歷史敘事在本質上與文學敘事是一回事，都是一種虛構。柯林武德在《歷史的觀念》的“歷史的想象”一節中曾討論過歷史學里的一種想象。[3]他以“愷撒自羅馬到高盧旅行”為例，愷撒前一天在羅馬，后一天在高盧，至于自羅馬到高盧的旅行，材料則沒有告訴我們，需要史學家加入他的推理想象，進行一點連接虛構，即由“A”到“B”之間的連接想象或虛構。海登·懷特所討論的是歷史的建構性的想象虛構。經過歷史學的初步研究，歷史學家獲得了A、B、C、D、E等一系列分散而確實的歷史事實，進一步的工作是將這些分散而確實的歷史事實由點連成線，再進而組成平面、甚至立體空間時，這就需要加入歷史學家的想象，或者稱之為一種建構性的虛構。雖然你使用的磚頭、石料、水泥——歷史事實，完全是科學的產品，但是將這些磚頭、石料、水泥連接起來，建筑成歷史的大廈，就離不開你的設計，這種設計具有藝術建構的性質。與上面柯林武德所說的虛構不同，連接性的建構自由度較小，受到制約的程度較大，與文學的虛構不可同日而語；[4]建構性的建構自由度較大，受到制約的程度較小，與文學的虛構在本質上相差無幾。雖然你的材料是給定的，但你設計的歷史大廈卻可以有各種風格，如（1）A、b、c、d、e，（2）a、B、c、d、e，（3）a、b、C、d、e，（4）a、b、c、D、e，這還是由點到線的變化，在平面或空間上更可以建構出不同的組合。所以他說：盡管小說家可能只與想象中的事件打交道，而史學家則只與真實的事件打交道，但把想象與真實事件溶為可理解的整體，并使其成為表述客體的過程，實際是一個想象的過程。“歷史”充滿了證實事件發生的各種文獻，因而有可能用幾種不同但同樣可行的方法，把這些文獻組合在一起，以形成幾種有關“過去發生了什么”的敘述性記載。以法國大革命為例，歷史學家可以在給定的事實的范圍里，在不違背學科研究準則的前提下，寫成的幾種不同的法國大革命史，它們可以是正劇、也可以是悲劇、喜劇、甚至是鬧劇。顯然，這是想象、構建的結果。

　　大多數歷史學者恐怕都不會贊同海登·懷特的“歷史敘事的本質是虛構”的結論，但海登·懷特所揭示的問題確實存在，且難以否認。這就給史學理論的研究帶來了許多新問題：歷史敘事的真實性在哪里呢？局部的、個別的真能不能保證整體的真？歷史學是不是僅僅只是在事實考訂的層面上能得到一種真實性，而一旦由單個事實上升到完整的歷史敘述，就只能如同小說一樣，或者說具有詩的特性呢？如果說“愷撒旅行”式的推理想象還受到一種外在“過硬”東西的制約的話，歷史學家在構建歷史大廈的時候，他依據的是什么？他有沒有受到什么制約？或者他根本就沒有制約？歷史構想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意識形態，還是道德觀念、社會地位或政治立場？歷史究竟應該是正劇，還是悲劇、或喜劇，甚至鬧劇呢？對于不同“版本”、不同“風格”的法國大革命史，我們能否按傳統意義上的真理論來分辨其是非正誤，或檢驗其真實性呢？這里有沒有傳統意義上的真實性、客觀性的區分呢？抑或只能重新界定我們的真實性的含義？伊格爾斯曾駁斥過海登·懷特的觀點，但在他反駁文章里，似乎并沒有真正回應海登·懷特的問題。[5]

　　雷蒙·阿隆曾批評大多數歷史學家還沒能走出康德所說的“教條式的昏睡”，說他們沒能意識到自己學科里的問題，[6]我們甚至還在沿用數十年前的老觀念來談論“歷史學是什么？”之類的問題。我以為，進入到21世紀的中國史學理論研究，不能老關注自己的學術項目或科研“工程”，要研究、回應世界性的學術課題，至少不能對他們提出的問題置之不理、或漠視回避。延續他們的思路，思考他們的問題，并不意味著要全盤接受他們的觀點，更不是要拋棄歷史學的一些基本的、安身立命之地。從表面上看，“顛覆”過的歷史學，被弄得面目全非、支離破碎，但這也正是重建的大好契機，借助后現代主義帶出的一系列問題，正好作為我們進一步思索、探討的出發點，中國的史學理論界，應該對新的世界性的學術問題，做出我們自己的研究，發表我們的看法或意見。注釋：

　　[1]有關伊格爾斯對海登·懷特的批評，以及海登·懷特的答復，參見喬治·伊格爾斯的《介于學術與詩歌之間的歷史編纂――對海登·懷特歷史編纂方法的反思》和海登·懷特的《答伊格斯爾》，二文均刊于《歷史：理論與批判》第二期。

　　[2]屈維廉：《克萊奧--一位繆斯》，《現代西方史學流派文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頁。

　　[3]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第272－273頁。

　　[4]柯林武德認為，歷史學“要服從三種方法的規則，而小說家或藝術家一般說來卻不受它們的約束”（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第279頁），其實，對“愷撒旅行”的想象并不具有實證性。

　　[5]在討論后現代主義理論的“敘事虛構”問題時，伊格爾斯多次強調歷史學有著自己的批評標準，歷史學家有其共同遵循的學科準則。（參見伊格爾斯著、何兆武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代的挑戰》，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60頁。）但對于海登·懷特來說，既然歷史學家的結論是大相徑庭的，那么，遵循共同的準則只能是儀式性的，歷史學的想象與文學藝術的虛構只能是一回事。

　　[6]雷蒙·阿隆著、馮學俊譯：《論治史》，三聯書店，2003年，第29－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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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德育理論研究的特征論文參考文獻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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