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數字化視野中的符號與文化傳播的論文

淺論數字化視野中的符號與文化傳播的論文

　　[論文關鍵詞〕數字化 符號化 文化傳播

　　[論文摘要]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符號呈現出兩種角色，一是對應于物質的符號，一是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就數字化的文化傳播而言，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實現了文化傳播的整體性，弱化了物質性，使傳統的物質與符號關系讓位于符號與意義的關系，物質與精神在數字化符號的基礎上整合于意義之中。但數字化的符號對文化傳播也有其無法完全精細化的局限，純粹的技術手段無法解決問題，認識到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的真實與虛擬的雙重特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數字化符號對文化傳播的局限。

　　一、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

　　文化即人化，同時也是指人類認識和改造的結果。廣義的文化包括制度文化、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方面。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聯系十分密切。物質文化是人們生產實踐的產物，也是人們精神文化的體現;精神文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層面，也具有形而下的指向。物質是精神的載體，同時也體現出精神文化的內涵。

　　在傳統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層面，它們之間的界限是很明確的，物質文化基本上等同于器物文化。精神文化依賴于物質基礎才得以傳播與發展，但物質之于精神成果的作用僅在于承載與續傳，至于物質本身對于精神的作用并不被重視。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沒有一種物質具有最大范圍內承載和傳播精神文化的特質。例如紙張，它在一定程度上使精神文化的傳播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但物質本身的實存性對這種傳播具有約束，精神文化的傳播并不能隨心所欲。從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只不過是人類文化在不同方面的表現，它們本質上應該是一體的;但是從傳統物質與精神層面之間的關系來看，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并未能融為一體，它們之間的界限仍然很明顯，且易于區別。

　　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這種界限不利于文化整體性傳播，要使文化整體性傳播必須需要另一種方式的出現，這種方式能使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其界限最小化。但是，在傳統的技術范圍內要找到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的方式只能是一個夢想，這一夢想在上個世紀}o年代才開始出現現實的內容。信息技術成為時代的一種帶有主導性的技術取向，文化也因此呈現出新的形態。“特別是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社會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都顯露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質，新型的社會文化形態—信息文化正在形成。”信息技術帶來的符號化與數字化使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這一愿望成為可能。其中，符號化主要是針對器物而言，數字化則主要是針對符號的轉化而言。

　　如果說信息化在技術層面使符號化與數字化具有技術的可行性，那么隨著信息化技術興起的一系列文化認知方面的變化則為人們整體化審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礎。阿諾德認為一個民族最為重要的東西不在于純粹對物質財富的追逐，而在于文化與文明的調和，即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和諧共存。斯圖亞特·霍爾把文化的研究與人類學、歷史主義聯系在一起，從而把文化的概念集中在日常生活的層面，“抽象的價值和具體的規范，物質的和精神產品，都被納人了文化研究的視野”。這種“文化主義”的觀念帶來的文化認識是:文化的意義在于集體而不是個人。同時也帶來了另外一種最為深刻的心理暗示:必須從整體的觀念來看待文化的意義，這種整體最主要的層面是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同樣的暗示也來自于F·R.利維斯對“大眾文明”的擔心，他對于現代技術，特別是傳播媒體在精神文化方面弱化的批判，昭示出他對物質與精神、技術與文化失衡的擔憂。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認為對文化的理解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但作為文化本身而言，則是由具體的人的意義與實踐構成。文化在他那里不僅具有物質的基礎屬性，而且在物質的基礎上體現出其價值與意義。由此可見，無論斯圖亞特·霍爾、利維斯和威廉斯對文化的理解有多大的不同，但都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即對于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整體化考慮的訴求。他們的這種暗示式的訴求，以及哈貝馬斯、利奧塔等人的理論，在客觀上都讓人們意識到了:在信息技術成為現代主流技術的背景下，人們應從整體的角度審視文化本身，這就為在信息化基礎上整體化考慮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奠定了人文基礎。

　　當代文化觀念的認識把人們的視線轉移到物質與精神、技術與文化的關系之中，而信息化技術，特別是信息化中的數字化技術則從方式上確定了上述關系整體化考慮的途徑，即符號化與數字化。符號化是一種具有傳統意味的方式，而數字化則是信息化時代中的一種新的符號化的方式。符號與器物比較起來，它們都可以承載文化的內容。但是它們也有顯著的區別，器物是具體的東西，有著實體的存在。而符號則不同，它可以承載實體的意義，但是對于物質本身并不替代，它的存在基礎在于人們對物質實體的了解。因而符號化帶來一個顯著的變化，即人們有可能從這些符號化了的對象中進行交流與分析。器物基本上不具備大范圍內的交流，但符號卻可以做到這一點。就具體的器物而言，器物的符號化，可以有效地傳播其文化內涵。但與此同時，對于器物本身的物理特征卻無法傳達。因此，不難發現，傳統的符號化雖然帶來了一系列認識事物方式的變革，對于文化傳播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其缺點也十分明顯，這就從客觀上需要一種新的技術的出現。這個新的技術一定要滿足符號化的傳播優勢與器物本身實體特征的要求，而數字化技術的出現，正是符合了這個要求。

　　人們對數字化的認識多種多樣，但是最基本的一條是，人可以通過數字技術把事物或器物變成相應的信息，并最終把這些信息以符號化的方式展示出來。數字化的一個巨大優勢在于，它可以存儲海量的信息，并把這些信息以符號的方式呈現在人們的面前。這就可以使器物或者現實中的物體能夠實現最為全面的符號展示。在沒有數字化之前，人們可以把事物的影像呈現于前，但那是平面的。數字化出現以后，人們可以在虛擬的符號世界里從立體的角度觀察與實物基本一致的狀態。通過超鏈接，與之相關的熟悉與不熟悉的事物，以及關于事物本身的其他非物質信息都得以體現。這種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必然帶來新的認識與觀念，它把人從現實時空的實踐發展為虛擬時空的實踐，虛擬的實踐方式成為人們一種新的實踐方式。而當這種建立在虛擬基礎上的實踐方式成為人們的一種常識時，當代關于文化觀念認識中的焦慮就會得到釋放。阿諾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可以在數字化中得到合理的共存，斯圖亞特·霍爾的整體文化觀念可以得到實現，利維斯對于現代技術的垢病能夠得以改變，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也許可以用虛擬或數字“文化唯物主義”來重新加以闡述。他們對于文化暗示的訴求，在信息技術和傳播方式符號化與數字化的趨勢下，可以真正成為一種現實。

　　綜上不難發現，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有三個階段是很明確的:一是一種基于物質或器物基礎上的文化傳播;二是一種基于符號基礎上的文化傳播;三是一種基于數字基礎上的符號文化傳播，即數字化文化傳播。符號化是文化傳播的趨勢，不論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的符號化，還是建立在數字基礎上的符號化，符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內涵的轉變，從與物質、符號的對應關系轉化為符號與意義的對應關系，實現了從一般意義上的符號向數字化意義的符號轉化。與之相應的變化是，物質因素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被弱化，立體、深人的意義與形體因素得以強化。文化傳播的這一方式的擅變所形成一個結果就是，物質本身與文化的關系從來沒有如此的緊密，通過符號化與數字化，特別是建立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物質與文化內涵緊密、完美地實現結合，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是實現整體文化傳播的必要途徑。

　　二、文化數字化的局限與感知

　　數字化基礎上的物質與文化內涵的完美結合并不能代表文化數字化的全部，同時數字化本身也具有局限性。最主要的局限在于數字化隸屬于信息化，而信息化對社會文化具有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在邁克爾·默林的《信息技術革命:益處與危害》中得到較為全面的總結。邁克爾·默林總結了10種信息技術對社會文化的危害，它們分為對人的意識的危害、對社會意識形態的危害、對生活品質的危害等三個部分。毫無疑問，從社會角度來看，邁克爾·默林的這種擔憂以及他對這些危害的認識是真實存在的。但是從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符號化的轉化方式來看，這些局限并不是主要問題。因此，我們討論的主要問題在于符號化與數字化方式與方法上的局限，而具體層面則是物質符號化與數字化以及精神層面文化的符號化與數字化。

　　除此之外，在符號化與數字化的方式與方法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局限。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人文精神的悖論”，齊鵬在《當代文化的感性革命》一書中深刻地揭示出了這種悖論的存在。他認為數字化會導致人依賴于技術，成為技術的奴隸，最終形成新的人性的異化。這種“人文精神的悖論”，存在先天性的因素，“悖論是事物發展的本質”，同時也有技術本身的因素，“數字化平臺的單一性”，還有符號化與數字化中介中時空關系對人文精神影響的原因。齊鵬認為，要解決這種“人文精神的悖論”，必然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科技人文化”，二是“藝術手段與審美功能”。不可否認，上述兩種解決方式從學理上是有效的，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很難完全實現，尤其是在技術領域，其實現的難度更大。

　　除了信息化技術本身給數字化帶來的危害，以及在符號化與數字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人文精神的悖論”外，在具體的符號化與物質化的轉化過程中仍然存在許多其他問題。其最現實的間題是，物質及其所代表的只是文化的一部分，其他大部分文化雖然借助了物質載體，但卻是以精神層面的狀態存在。這種層面的文化相對于以物質為主體的文化而言，其范圍與內容更廣，甚至可以說是文化的主體部分。并且一旦數字化以后，對于這一部分的文化了解與傳統方式在本質上并沒有巨大的改變，而真正引起巨大變化的，還是物質文化的那一部分。

　　數字化的過程是一個精細信息化的過程，信息精細的程度直接決定物質數字化的程度。數字化雖然帶來了物質全方位的展示，但是并不一定帶來精細化，這是文化數字化所面臨的主要的局限之一。現代的科學技術手段使人們有可能全方位展示某個物質存在，但在具體實踐中卻很難做到完全展示。盡管人們精細信息化的程度會越來越深，但也無法達到完全精細的程度，因此，這個局限只是大小的問題，而不是有沒有的問題。顯然，如何消解這樣一個最主要的局限已經成為當務之急的事情。在可以預知的技術發展的所有趨勢中，現代技術無法實現這一目的，也無法找到最終的結果。既然從數字化技術的角度無法得至昧最終的結果，從別的角度尋求解決途徑就成為必然。

　　從文化傳播的技術角度來看，現代數字化文化傳播的方式已經在人們可預見的范圍內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單純從現有技術的角度已經無法實現更大的進步。但是從文化理解的角度，特別是人們對于文化理解的觀念上的改變，可以最大程度地改變上述的局限。傳統對于物質文化的理解是基于物質本身，即便是在一般的符號化理解過程中，也是以物質實際存在為前提的。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同樣是以人們對于物質的實際感受為基礎。以物質的實存來感受文化本身，是人們傳統感受文化的主要方式。但是數字化的符號則是依據人們對物質信息處理后的符號，并不是由符號本身直接而來，也不能直接反映物質本身最為精細的全部內容。盡管這樣，一些新的變化產生，從而造成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與以往符號本身信息包涵量不一樣，“從感覺的對象來看，原來的感覺對象是客觀存在的、直接的、形象的”。在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的感覺對象則不是如此，“二進制把原來符號系統中無法感覺的對象，無法邏輯化和虛擬化的感覺對象，特別是無法代碼化的經驗、智力、智慧，都作為自己感覺的對象”。這樣一來，對于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的理解方式必然要與傳統的方式有所不同，要真正實現數字化基礎上的文化理解，必然會建立一種新的觀念，即對于文化的理解要脫離純粹的實物基礎，并且要建立在符號本身之上。這種觀念的實質就是不再注重實物與文化意義之間的關系，而把重點放在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系，使符號與文化意義建立起直接的對應關系，真正實現符號文化。這種符號文化觀念的建立不僅可以有效地消除物質不能實現完全精細化的局限，而且還可以使對物質文化的理解和以對精神文化的理解在數字化符號的基礎上實現理解方式的統一，形成整體的數字化基礎上的文化融合。在這個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化世界里，沒有物質與符號之間的對應關系，只有符號與文化之間的對應關系，這樣一來，就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消解現代技術無法完全解決信息精細化的問題。

　　這種觀念的轉變主要從兩個方面體現:一是對于物質真實的觀念，在數字化符號的基礎上，應形成物質符號化存在，符號才能成為文化最為真實體現的觀念。二是實現這種觀念的轉變正在逐漸成為現實，其重要表現就是人們對虛擬世界的認識。現在多數人都認可除了現實世界外，人們還有一個建立在現代數字技術上的虛擬世界。“人類生存在一個日益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的環境中，信息化生存、數字化生存和網絡化生存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而且有可能成為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從虛擬世界的角度來看，虛擬是人們生活的一種方式，也是人們存在的一種方式，與真實的世界相比，它既是真實世界的一部分，同時也構成了一個不同于真實世界的存在。虛擬世界是一個以符號為基礎的世界，符號是虛擬世界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認識到這一點，那么人們完全有理由認為符號既是構成真實世界的一部分，又是虛擬的基礎。數字化的符號在此被賦予了真實與虛擬的雙重身份，它同樣也是人們存在的方式之一。“虛擬是對數字化的表述方式和構成方式的總稱，它的根本特點是‘真的假’與‘假的真’，是‘真’與‘假’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一方面，虛擬的東西是真的，是真實存在的，它具有真的存在形式與功能。另一方面，虛擬的東西又是假的，它只是一種數字化的存在，與被虛擬的對象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毋庸置疑，虛擬世界的觀念讓數字化基礎上的符號具有真實與虛擬的雙重身分的看法一旦成為人們廣泛接受的觀念，一種新的文化傳播觀念必將有可能成為現實。這是一種不依賴于物質與文化對立觀念的思考，它真正依賴的是符號與文化的對應關系。傳統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二元對立的世界觀讓位于符號與意義。這種關系一旦確立，并成為一種觀念，人們對于傳播中的文化的認識就有可能會在符號的基礎上實現統一，這對于文化傳播而言，既是一種觀念上的轉變，也是在傳播中對文化感知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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