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地域文化論文

河姆渡地域文化論文

　　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對論文都再熟悉不過了吧，論文是指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文章。你所見過的論文是什么樣的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河姆渡地域文化論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就目前來說，位于浙江蕭山的跨湖橋遺址確實是代表了一個橫空出世的文化——在一個古代文化遺址分布十分密集、時空框架被認為已相當完善的地區，年代相當早，只有一處孤零零的幾乎被破壞殆盡的遺址，這些使它與其臨近的河姆渡最初被發現有所相似但幾乎處境完全不同。因為當年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還沒有被正式地建立起來，盡管人們對河姆渡的過早的年代和文化成就有所疑惑，但是因為空白的時空需要更多的內容去填補，人們還是比較容易地就接受了這個橫空出世的文化之子。然而今天，由于區系類型學說的高度自信，人們就更傾向于懷疑象跨湖橋這樣一個新的文化是否應該存在，懷疑發掘者是否在地層或者年代方面犯了錯誤。

　　對于不理解的現象保留適當的懷疑的是應該的，這是保證科學的嚴肅性和防止錯誤的必要程序。但是我們更應該對那些引起懷疑的因素應該予以仔細分析，并盡快將遺址的年代確定下來——這是討論所有的與跨湖橋相關諸的問題的時空前提。最新出版《跨湖橋》發掘報告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

　　我還是傾向于相信跨湖橋的較早的年代的。跨湖橋的碳十四和熱釋光測年結果的數據已經足夠多了。跨湖橋遺址本身有28個，加上新近發現的與其相距僅僅2公里、文化面貌具有相似性的下孫遺址的2個，30個數據基本上都聚集在距今8000-7000年的年代范圍之內，應該說是高度集中了。江浙地區的碳十四測年數據一般沒有發現石灰巖地區的偏早現象，因此，這樣的年代數據應該說可以和本地區其他如河姆渡、馬家浜等的年代數據進行比較的。跨湖橋的地層堆積也為這些碳十四年代提供了一個下限框架。跨湖橋文化層被埋在海侵地層的下邊，其上又被厚厚的湘湖沉積所疊壓。據環境科學的研究結論，距今8000-3000年是全新世的大暖期，海平面不斷上漲，距今6500年左右漲到歷史上的最高點，據推測比現今海面還要高2米左右。大概正是跨湖橋文化層上邊的海侵地層的正是這一環境事件的地層證據——跨湖橋文化存在于一個滄海桑田的變化階段之前。跨湖橋附近最近又發現了一個類似的遺址——下孫家遺址。這個遺址也是被壓在一個大的海侵層之下，海侵層上邊同樣有湘湖的湖相堆積，兩者在文化面貌上也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并有相近的年代測定結果，這應該已經為遺址的年代提供了比較確鑿的根據。

　　人們懷疑跨湖橋的年代，主要是因為在這樣早的年代中包含了這么一些先進的文化因素——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不僅器類、器形、裝飾與制作的技術工藝等都很豐富，而且陶器中有彩陶、磨光黑陶（王明達先生認為是上了漆的）、方格紋飾等等在人們對對一時代的傳統設想中難以接受的因素，還有稻米、獨木舟、紡輪、弓箭、編制品等等。其實所謂先進是因為以前沒有發現，是對其來龍去脈沒有把握。其實仔細分析，這些文化因素中仍然具有相當多的原始性，正如嚴文明先生在現場座談會上指出的，個別因素看起來確實是先進的，但是整體上仍然是原始的，比如彩陶施于手制的器形尚不是特別規整的器形之上，等等。它們在當時的技術與環境條件下出現都是合理的。還有如張居中等先生指出的，這種文化上的突兀和結構性特征在這里是新奇的，但是與其他地方如河南的比較，同一時期則有相似性。

　　我認為，對跨湖橋這樣一些文化因素，今天已經不是我們接受不接受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理解這支客觀存在的早期的考古學文化，如何深入地認識它們。這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它的來龍去脈，一個是為什么它會是這樣一種文化面貌。

　　我覺得對于跨湖橋這樣的遺存應該放在區域性的文化傳統形成階段早期這樣一個特定的背景下來觀察。

　　在跨湖橋往南大約100公里的蒲陽江流域還發現了距今11000-9000年代新舊石器時代過渡時期的上山遺址。盡管由于年代、空間的不同，還有過渡階段的文化的內在特征等原因，它們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但是為我們認識跨湖橋的來源提供了一點寶貴的線索。不僅江浙地區，全國新舊石器時代過渡問題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不是因為源頭復雜，源頭可能只有很少的幾個甚至只有一個——主要看我們放在什么樣的時空框架中來探討這個問題——而是過程復雜，我們如何發現具體的細節并深入地理解這些細節。

　　過渡階段是人類初始的定居階段，是人們進行文化與發明的試驗、探索一個高峰時期，但是還沒有文化傳統對技術與發明進行選擇，在這個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階段沒有普遍性的意識形態傳統。盡管因為定居，社會性的因素在迅速培養，但是文化因素與技術更體現一種具體的適應性，體現人與環境的關系。因此，因為定居而變得復雜起來的遺址往往會包括相對多的文化因素與技術特征，使考古觀察的前后聯系與比較變得困難。

　　還有，盡管跨湖橋、下孫包括河姆渡都是近海的，跨湖橋的發掘者蔣樂平先生在報告中提到跨湖橋所代表的一類遺存是一個被海洋摧毀的文化，甚至在座談會上有人提出它們本身可能就屬于海洋性的文化，但是，盡管有號稱中華第一獨木舟的發現，從以工具為代表的文化適應方面，我們還是看不出多少人類生活或者文化的海洋性的因素，它們仍然符合中國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起源的共同規律——從中國早期特有的若干內陸的、山麓或者山前生態位起步并向各地不斷地探索與擴展。就跨湖橋來說，它仍然和南嶺沿線的新舊石器時代過渡帶具有內在的聯系，前邊提到的距今萬年左右的上山遺址實際上也可以被視為這個大過渡代東方的構成分子。也就是說，似乎有些橫空出世的跨湖橋的來源需要放在更廣闊的范圍內來認識。如果舊石器時代晚期末次冰期的最盛期海平面確實如現代環境學者所推測的那樣，比全新世的大暖期期間要低至少100多米，那么，有相當的過渡時期包括新石器時代早期最適宜人類生存的地方——如果按照文化一貫的邏輯，應該是靠近低海面時期的海邊的，甚至應該是在現在的海平面之下的。這應當是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源頭撲朔迷離的重要原因之一。跨湖橋和下孫遺址的現代海拔恰恰就是在海平面之下，我們還不能確定這么低的海拔是確實的位置還是地貌升降之后的結果，但是它確實啟發我們將這類遺址和海洋聯系起來。正如報告已經指出的，海侵是遺址被廢棄、文化進程被打斷的原因之一，但是，遺址的人們還不是海洋之子，他們沒有將海洋作為自己生活資源的開發對象，因此他們的獨木舟也不會駛向海洋。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國全新世開始時兩個早期陶器起源與原始農業起源的中心來。在這兩個中心的視角下，我們如何觀察和認識跨湖橋？我相信它是南嶺沿線過渡階段人類生態位和南方起源中心的后裔之一，專家已經指出的它和湖南石門皂市一帶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的原距離相似性就是證明。目前仍然難以解開的謎仍然是它和河姆渡的關系以及它和江浙地區新石器時代稍后階段文化進程的關系。跨湖橋與河姆渡共處與一個不大的地理空間內，年代幾乎銜接甚至跨湖橋的晚和河姆渡的早期可能還共存過一段時間，它們的面貌卻不一樣，它們到底是什么關系？為什么海侵沒有如此徹底地摧毀臨近的、同樣海拔高度的河姆渡？還有一個謎，為什么河姆渡和江浙地區稍后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沒有象馬家浜那樣密切的關系？象跨湖橋這樣先進的有些橫空出世味道的文化并沒有發展出強大的后裔，這往往是文化中最令人著迷的地方之一。

　　良渚文化的衰敗就有一些橫斷的意味，看來跨湖橋也是這樣，甚至如果我們考慮到本地區發達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的來源問題，跨湖橋在來去無蹤方面甚至比良渚顯得還要顯得突兀。這就是需要我們費力猜測和全面的考慮江浙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特殊性的地方。良渚文化已經告訴我們，再強大的文化其實都是可以被摧毀的，但是如何摧毀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人們往往簡單地歸因于環境——具體地說是海侵，但是也應當與文化的結構、文化對環境的適應方式等結合起來，才能看出這個摧毀的具體的過程和內在的機理。無論是良渚還是跨湖橋文化的人肯定是不會被滅絕的，但是為什么他們不會選擇去保留文化中被我們現在的考古學界認為是最精彩的因素呢？我認為被摧毀的應當是文化的結構和文化運行的機制——沒有這些，那些被我們今天認為是先進的文化因素就沒有存在的依托了。而生存的環境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文化也沒有必要按照原有的適應方式繼續適應和運行了。這是關鍵性的。

　　跨湖橋，某種程度上還有河姆渡其實引出的是一個在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之中東南一系的文化源頭問題，是中國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及稍后的區域文化傳統的發生學問題。關于源頭我們可以設定不同的時空觀察點。但是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區域性的文化傳統開始奠基，可以稱之為文物與文化的一個重大形成時期，因而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域文化傳統的孕育時期。跨湖橋及河姆渡提出了如此之多的問題，表明我們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的探索深度又有了一些進步。文化進程上的謎底太多了，需要我們多問幾個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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