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碩士論文：創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四種途徑的分析與評價

時間：2024-07-19 09:11:15 碩士論文我要投稿

　　【內容提要】 作者對近年來興起的建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努力做了一個初步的分析，指出在當前創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過程中存在4 種不同的途徑，但在這個進程中存在種種問題。作者認為這些問題都是一個開放的和健康的國際關系理論所必須也應該可以避免的。作者還指出，脫離理論史、學科史而構建新理論、新學派的嘗試，要經過競爭而得到優于其他途徑的優勢地位這樣一個較長過程。借助科學哲學的成果，對于學科史以及理論發展史進行重塑，才是切實可行的創建中國學派的第一步。

國際關系碩士論文：創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四種途徑的分析與評價

　　【關鍵詞】 國際關系理論史;中國學派;科學哲學

　　“科學哲學過去20 年的研究表明，謙虛和寬容是極大的美德。我們在屈身于科學的外套之中時，應該避免蒙蔽了自己的眼睛。”[1]隨著國內國際關系研究的不斷深入，建立中國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逐漸成為從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中國學者的強烈愿望。[2]近年來，中國學者開始更加主動地投身到這一開創性的研究中來，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3]總結起來，目前國內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主要存在4 種不同的途徑：一是以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為范本，強調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對于科學研究的決定性作用;二是以英國學派為目標尋求非美國化的道路;三是以西方理論發展過程為范本，以西方科學發展經驗指導學科建設;四是以中國外交實踐與理論為基礎，結合政治文化傳統來創立自己的理論。第一種途徑實際上是實證主義在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滲透，它強調知識和客觀世界的分立，相信通過特定定義的科學方法，對于客觀世界認識的無限逼近，從而實現知識的不斷積累，衡量不同理論的標準就在于客觀性和普遍性。第二種途徑以非美國化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經驗為榜樣，希望有一種區別于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道路。[4]第三種途徑不再局限于美國經驗，而試圖立足于整個西方科學發展的模式，在理論的競爭和理論的演化問題上，強調社會和歷史的因素，強調理論優勢地位的建立、維持和發展受到社會過程的制約和影響。[5]第四種途徑是從中國國內研究傳統出發(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新中國外交實踐)，試圖在承繼以往對于國際問題研究傳統方法和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中國政治文化傳統，在理論上有所突破。[6]在建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大前提下，這4 種不同的取向對于一種開放和多元的中國理論的成長，有著極大的促進。同時，這4 種途徑也都有著自身存在的問題。下文將分別評價上述4 種建設中國理論的努力，試圖找出這幾種途徑各自存在的不足，并且在結論部分就此提出當前需要解決的緊迫任務。

　　一科學主義與建設中國國際關系理論

　　以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為范本，強調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對于科學研究的決定性作用，這是嘗試構建中國學派的第一種途徑。近年來，國際關系研究方法論的科學化呼聲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越發高漲，這一方面是來源于對現階段研究成果的不滿;另一方面，也來源于一批受過美國政治學教育的學者逐漸在國內學術界嶄露頭角。[7]國際關系研究科學化的主張，來源于學者對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定位：國際關系研究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也必然要具備科學性;同時，也受到了學者對于自身科學家身份認同的影響。如果以國內學者閻學通對于科學研究方法的論述為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對于科學方法的理解：程序性、實證性和共同規則[8]導致客觀知識。科學研究的科學性來自于研究過程的科學性，而不是研究結果的可接受性或正確與否。[9]在關于科學以及科學發展史的研究成果中，很難找到和閻學通的論述完全一致的理論支持。與閻學通的模式惟一比較類似的是波普(Popper)的科學發現邏輯，經過猜測-反駁-新猜測-新反駁的模式，不斷逼近客觀實在，科學家以實驗和事實為依據，將自己置身于理論之外。閻學通在科學研究方法的認識上，似乎并沒有超越波普。他的科學研究模式，主要停留在證實到結論這樣一個簡單循環過程，在預測以及預測被事實反駁問題上，他把預測失敗看作是科學研究的必要代價，是科學研究的特性。這樣的做法隱含著把承認失敗或者研究錯誤看作科學家獨有的美德，而非普通人或者非科學研究者可能的特性，[10]這和波普關于科學研究的態度有幾分相似。

　　出于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科學化主張的重視，我們把目前過于簡單化和缺乏理論支撐的研究方法向前推進一步，以波普的理論為基礎，把科學研究建立在波普對于分界問題(demarc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以及歸納問題(induction)的論述上。在波普看來，只有能證偽的理論才是科學的和可靠的：這說明我們能夠找出理論中的缺陷，從錯誤中吸取經驗，從而獲得知識的進步。科學研究與非科學(比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學或者馬克思主義)之間根本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永遠都能被證實，而無法被證偽。證偽是科學的最高原則，“科學程序的其他原則都必須確保不會讓任何的科學陳述免于被證偽”。[11]科學研究的過程是猜測-反駁(證偽)-改進猜測-再反駁(再證偽)的過程，這也是科學知識增長的邏輯。

　　然而波普的理論，一直面臨著種種的批評。杜海姆(Duhem)依據物理學理論發展史的研究，指出科學理論從來就不可能被實驗所完全證偽。實驗所驗證的從來都是一個龐大的理論群(a group of theories)，嚴格說來，沒有任何一個單個的理論能夠被檢驗，從而也不存在對單個理論的證偽問題，因此單個理論實際上是無法通過波普的程序而獲得其科學性的。[12]波普的理論無法解釋科學史中諸多的問題，特別是現實科學家的行為：科學家在理論明顯被證偽的情況下，仍然會堅持已有的理論，而不愿意接受替代理論，科學家甚至會修改不利的證據或者直接抹殺反例而不是放棄或者修改自己的理論，科學家甚至會利用自己的權威阻止反對意見。從邏輯上說，證偽作為衡量科學性的標準，使得任何一個單稱陳述得到了反對一個全稱陳述的優越性，這也是沒有依據的。這為我們運用波普的理論得到國際關系乃至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制造了不小的難題。同時，關于自然科學的哲學理論始終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自然科學以及自然科學面對的封閉自然系統，與社會科學以及社會科學所面對的開放與不斷變化的社會系統，經驗與方法的適用性如何得到證明。但是，嚴格按照波普的理論來構建一種科學知識，畢竟讓我們的努力有一定的科學事實和理論依據，而不是將科學性的構想建立在對自然科學研究以及自然科學發展史的感性了解基礎之上。

　　非常遺憾的是，目前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在強調國際關系研究科學方法以及整個學科的科學建設時，無論是面對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找不到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更多的是類似于卡普蘭(Kaplan)在1966 年近乎宗教狂熱的對于科學的信仰。更有學者過分強調科學研究并且以此作為解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落后現狀的惟一途徑，認為反對特定定義的科學方法，就是對科學研究有偏見。這樣的結論，主要是由于對自然科學史以及自然科學理論發展缺乏基本的認識，尚欠缺科學哲學的必要知識，同時對于國際關系理論史的發展，也缺少深入的了解。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本著作能夠系統地闡明這樣或者那樣的一種科學研究方法和標準，其科學性的依據是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自然科學研究以及社會科學研究的經驗，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證研究的科學性。必須指出的是，不具體分析科學規則、科學方法的發展歷程、適用條件而一味以此為標準來批評中國或者其他美國主流以外國家國際關系研究現狀的做法，其自身的科學性就值得懷疑。對于建設中國國際關系理論而言，一種將知識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完全等同起來的思路，其內在發展邏輯必然與中國學派的建立背道而馳。

　　二從英國學派到中國學派?

　　近年來，隨著國內學者對于英國學派的日益了解，借鑒英國學派的視角、方法以及學科建構經驗來建設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逐漸成為部分中國學者的選擇。尤其是對于期待一種非美國理論的中國學者而言，英國學派的示范和經驗就顯得尤其重要。中國學者開始有意識地將對于英國學派的關注與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建設聯系起來，期待從中得到對于學科建設有益的借鑒，[13]這成為嘗試構建中國學派的第二種途徑。英國學派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對歷史、國際法的強調以及對文化、傳統差異性的尊重，這些對仍處于起步狀態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而言，尤其是對于期待走出國際關系研究中美國影響的中國學者而言，無疑會有強烈的吸引力，能產生更強烈的認同感。

　　對于試圖借鑒英國學派的經驗建立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本文不打算做深入的探討。但是就目前對英國學派介紹和認識而言，我們必須注意到兩方面的問題：第一是英國學派形成的社會條件和歷史過程。從英國學派的形成到學者對于學派的認同，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較小規模的英國國際關系學術圈以及傳承性的學術傳統。這兩點對于形成和保持其學術傳統至關重要，[15]而在中國國際關系學術界，是否存在這兩個因素，少有學者涉及。第二是如何全面地了解英國學派及其主張，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對于其中某種傾向。布贊(Barry Buzan)試圖發展英國學派并使之成為能夠與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對話的嘗試，但這并不代表英國學派學者對于今后學派發展的基本共識。布贊嘗試著通過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搭建與美國結構主義以及自由主義學者對話的橋梁;牛津大學的安德魯(Andrew Hurrell)試圖極力維護英國學派的傳統性而強調歷史方法的重要性;埃克賽特大學的史密斯(Steve Smith)已經花了近20 年強調英美學者在認識論上的差異性導致了學科建設的差異;謝非爾德大學的懷特(Colin Wight)繼承了史密斯對于認識論的關注，將重點放在后實證主義認識論的進一步發展上。對于這些學者而言，與美國主流對話都不是那么具有吸引力，大理論也并非是學派發展的必要部分。

　　中國學者在借鑒英國學派的發展歷程中還必須注意到的是，英國學派內部對于自身的認同上也存在著諸多的分歧：蘇甘納米(Suganami)曾經比較系統在回顧了“英國學派”這一概念從20 世紀80 年代初被提出到最終被廣泛接受的曲折過程。在當代英國學者中，當提姆鄧恩(Tim Dunne)將“國際社會”作為英國學派的核心概念以及核心特征系統地加以歷史回顧時，不列斯托爾(Bristol)的理查德利特(Richard Little)明確提出英國學派的首要特征并非“國際社會”，而是英國學者長期以來通過本體論和方法論術語發展多元研究途徑的研究傳統。這樣的論述無疑是有一定說服力的，如當代英國學派中一個代表人物史密斯的絕大部分著作都沒有涉及對國際社會的研究。這樣的論述也深刻揭示了現今英國學派內部的分歧：史密斯能夠成為英國學派的重要人物，可是繼承了史密斯學術傳統的懷特在身份上卻頗受爭議，甚至不被布贊列入英國學派范圍之內。[16]英國學派以后的發展，是否會如同美國學界一樣出現一個主流和邊緣化的問題，也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如果我們不能在全面了解英國學派的基礎上做出自己的選擇，就很難避免陷入構造一個中國化、簡單化的“英國學派”并拿來借鑒。畢竟，虛構一種理論或者學派然后加以分析，這在社會科學領域并非罕見。[17]回到建構中國理論的問題上來，在借鑒英國學派的同時，我們同時還要注意到英國學派迄今仍然不為美國主流所承認的現實。美國的建構主義被視做英國學派的潛在盟友，可是連主流建構主義者對于英國學派要求溝通的呼聲都顯得不甚積極，[18]那么以英國學派的經驗作為中國理論的借鑒，我們期待的最終結果又會是什么呢?

　　三西方經驗與中國理論的創立

　　第三種嘗試途徑是試圖超越單一的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的經驗，將創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嘗試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歷史與現狀相結合。這種嘗試，借助于波普之后科學哲學家所使用的術語及理論，比如“不可通約性”、“理論硬核”、“核心問題”、“科學革命”、“科學研究綱領”來論述原創性理論建構的一般性邏輯。同時試圖超越國別的分歧，綜合西方理論發展的過程，賦予理論建構過程現實的依據。以秦亞青為例，《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一文運用這樣的術語系統而清晰的闡明了獨創性理論創建的邏輯：“不可通約”的“核心問題”經過社會選擇的過程產生不同的“理論硬核”，

　　導致不同的“科學研究綱領”，進而形成各自的獨創性理論體系，從而實現拉卡托斯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知識的積累，科學的進步。他用英、美兩國國際關系理論發展進程來印證這樣的一般性邏輯并將其用于中國學派的建構。這樣的努力，既有現實依據，又有理論基礎，無疑比前兩種方法具有更強的說服力，也體現了理論建設的自覺性。從西方而不僅僅是從美國經驗中尋找理論建設的途徑和方法，更加具有說服力。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在于：第一，我們在運用科學哲學的語言和理論來保障自身研究的科學性時，是否對概念、理論及其適用性有足夠的認識。第二，現有的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敘述與總結，特別是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模式，是否如實反映了理論史與學科史。第三，將西方的理論發展總結用于指導中國的理論建設，其適用性以及合法性基礎從何而來?接下來將分別簡要討論這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

　　隨著人們對于自然科學史的逐漸深入了解，波普簡單的證偽主義就越發顯得和現實科學活動相脫節。其后的3 位科學哲學家，庫恩(Kuhn)、拉卡托斯(Lakatos)以及費耶阿本德(Feyerabend)對于科學進程的分析以及他們創造出的術語，如“范式”、“核心問題”、“不可通約性”等逐漸在國際關系理論中被頻繁地使用，成為解釋理論的發展以及理論的遭遇(接受、拒絕、邊緣化、失聲)的核心詞匯。借助這些概念和理論，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者得以闡述本學科內與理論建設、理論競爭以及理論變遷所遇到的問題。

　　問題在于這些概念本身就存在著一些爭論。如果我們不加選擇地把這些概念拿來加以運用，而不去考察它們產生的背景、針對的問題、適用的語境，就很有可能導致我們理論建設的出發點出現偏差，導致理論大廈的基石出現問題。比如“ 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 用其分析科學理論也成為近年來科學哲學研究中頗具有吸引力的嘗試，[19]庫恩與費耶阿本德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多次用到。但在具體運用上，涉及不同的含義，也相應產生了不同的問題。[20] “不可通約性”通常被用來說明理論的比較與鑒別以及理論評估的標準問題：究竟是否存在衡量的標準來評價兩個或者數個對立的理論;對于各種不同的衡量標準，能否找到一個客觀的標準來進行選擇。[21]針對國際關系理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如何比較;定性和定量方法孰優孰劣;歸納與演繹哪一個更能促進知識增長;問題的判斷以何為依據，依據是否客觀等等。比如克拉斯納(Krasner)與麥斯奎塔(Mesquita)在討論上述問題時，將“不可通約性”與“研究綱領”作為核心概念加以使用，[22]但是他們都沒有認真地區分“不可通約性”介于庫恩和費耶拉本德的不同定義以及帶來的不同問題：克拉斯納使用著庫恩的引文，實際上卻涉及費耶阿本德的定義;麥斯奎塔借用拉卡托斯的語言，實際上卻試圖闡述波普的思想。同樣，在使用“理論硬核”時，也有必要大致了解拉卡托斯以及其他學者的不同定義，而不是在不同的內涵之間跳躍。[23]如果涉及對于“范式”的理解和運用，情況就更加復雜，庫恩本人對于“范式”一詞也沒能做出一個肯定而惟一的定義。

　　同時，無論如何借用科學哲學以及知識社會學的話語和理論，最終必然要運用到對于國際關系理論建構中來。這要求在借用理論以及話語時，除了對概念和理論有足夠的認識，也要對國際關系理論史有足夠的研究和了解。當代政治學家越發強調理論史對于學科發展的重要性：對于學科現狀的理解以及未來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學科史的現時理解。[24]然而現有的對于理論史的研究和敘述，卻并不能有效地為中國學派的生成提供有利條件。我們對于理論史的了解基本上源于西方教科書的論述，而這明顯是由占主導地位的學者與流派對于以往學科史構成的單一、單向的故事敘述：現實主義的思考是對于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的勝利，科學的方法是對于傳統人文方法的摒棄，理論通過爭論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達到綜合。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通過一次次的爭論、交鋒，形成了一種學術傳統，從而推動了學科的不斷進步。在這種輝格式的敘述中，不但非西方的理論不復存在，或者被忽略不計，[25]就算西方理論自身，也有眾多被邊緣化的理論以及被抹去的聲音，學術史成為一種裝飾品被學者用來裝點一個看上去不斷進步、健康發展的學科。以第二次爭論為例，這次爭論奠定了實證主義在美國國際關系界的主導地位，同時也宣告國際關系與政治學之間從屬關系的最終建立。但現有的敘述卻簡單地將這次爭論歸結為方法論的分歧，并將其納入一個不斷進步的國際關系理論史之中，構造出科學戰勝傳統的神話。這種敘述無暇解釋為什么布爾(Bull)一開始對于卡普蘭(Kaplan)及其著作會如此重視，[26]可是一年之后，他就完全改變了自己的態度，不僅將卡普蘭在內的科學主義者貶低得一錢不值，而且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學術爭論，帶著極其強烈的個人敵視。[27]同時，簡單的西方學科史也無暇認真地進行自我檢視：為什么諾(Klaus Knnor)與羅森諾(James Rosenau)作為科學主義陣營的重要人物，在1966 年極力主張科學與傳統方法的融合，并將其看作是學科進步的必然途徑，[28]可是隨著整個學科的分裂，他們卻仍然能得出學科在不斷進步的結論。[29]由此看來，西方學者，尤其是現在占主流地位的學者，隨時可以改變其敘述方式，改變理論標準來對應挑戰。如果以現有的理論史和學科史為參照，一個中國學派出現的必要性并不能得到足夠的說明。

　　借助于科學哲學以及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關于知識增長、理論構建的理論來指導國際關系學科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有助于我們奠定整個學科的科學性，同時也為學科的進步提供一定的保證。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們對于這些關于理論的理論，其適用性及完整性有足夠認識。首先，關于西方科學史乃至國際關系學科發展的經驗總結，多大程度上能確切地反映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歷史進程。關于理論的理論與理論發展史的吻合程度應該如何?如果關于理論的理論，其生成完全偏離了理論史，而單純作為指導將來理論發展的構想，那么其權威性從何而來?如果要求關于理論的理論完全符合以往的歷史進程，這樣的要求是否具有現實性。其次，這樣的總結對于中國學術界及國際關系學的發展有多大的借鑒作用。借用布爾的一句話來說明這個問題：如果已有的理論以及關于理論建構的理論，無論從起源、視角還是方法，都從屬于西方的經驗，那么它們指導中國理論建設時，尤其是被用來作為一種中國學派生成的理論基礎時，其合法性與合理性在哪里?[30]以秦亞青的文章來說，建構中國學派的理論基礎在于獨創性理論生成的邏輯：一般問題→核心問題→研究綱領→獨創性理論，從眾多的一般問題到核心問題是與文化傳統相關的社會選擇過程，核心問題之間是不可通約的。然而這其中不甚清楚的地方在于社會選擇的具體過程以及相關機制如何，特別是學者在其中起到何種作用?[31]當他引進了社會選擇過程以后，如何區分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差異，并且說明這些差異帶來的選擇過程以及結果的不同，都成為極其重要的問題。當理論的創建被納入社會選擇過程，理論的交流、競爭以及選擇都脫離了傳統意義上單純的學術活動，而成為一種有選擇性制造知識的社會行為。這必然涉及理論選擇標準是什么、客觀標準是否存在，理論競爭機制如何確立以及如何對待競爭失敗的結果。這時，如何借鑒西方理論史和學科史的經驗，并用于中國理論發展的指導就顯得更加緊迫。這要求對西方發展史以及發展的經驗有一個取舍，有一個批判選擇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雖然我們對國外的教材和著作有了不少的介紹和研究，但是在獨立的理解與掌握方面，仍然遠遠不夠。現在面臨的不是所謂超越西方理論和經驗，但也不是進一步強化仰視西方理論以及西方經驗的傾向，而是從何種視角平視西方理論及其經驗并且自主研究西方經驗的問題。

　　四從中國經驗到中國理論的構建

　　從中國外交實踐出發總結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傳統并加以理論化，同時結合中國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形成中國自己的理論以及學派，這是嘗試構建中國學派的第四種途徑。這一途徑近年來逐漸凸顯出其吸引力：從20 世紀90 年代初梁守德通過共性與個性、特色與普遍性的分析，[32]到目前葉自成運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進行個案研究的嘗試，[33]可以說這種途徑已經從泛泛的形而上的論證走出具體研究的第一步。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逐漸改變以往的回避態度而肯定這一嘗試。這對于中國學派的建立，無疑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氛圍。

　　不過這其中存在著非常多仍然未能解決甚至未能得到重視的問題：包括中國古代外交實踐與中國當代外交實踐孰輕孰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文化的關系，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與新中國外交實踐得以轉化為中國學派的理論機制與依據。舉例來說，當我們檢視新中國的外交實踐與指導思想，比照中國古代外交實踐與傳統政治文化而發生巨大矛盾時，應該以誰為主建構理論?不認真地思考這些問題而盲目樂觀，或者沿襲以往簡單羅列要點的做法成為目前國內中國學派建設的一個弊病。當前有學者具體指出中國理論的來源及特點，甚至預言出其未來的發展階段，超越西方理論的可能歷程。[34]以俞正樑的文章為例，把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問題的理論與新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并列為四大來源之一，這里面隱含了不小的問題：且不說中國國際關系學術界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遠遠落后于西方學者，[35]僅僅從邏輯上看，如果把馬克思主義定義為馬克思本人的論述，那么馬克思主義關于國際關系的理論是否存在?如果把馬克思以及列寧、斯大林包括毛澤東、鄧小平等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國際問題的論述統稱為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那么我們需要找出一個所謂的新中國國際關系理論，這樣做的難度恐怕不亞于尋找嚴格意義下的馬克思國際關系理論。而且，幾種不同的理論來源，以誰為主，如何相互結合，在方法論、本體論以及認識論上彼此存在的矛盾如何解決、解決的標準是什么?不著手解決這些問題，是無法繼續深入研究的。

　　同時，這樣一種途徑還需要注意的潛在困難就是與西方理論以及西方學術界之間的交流障礙。事實上，我們不是沒有自己的話語系統。新中國建國后近 60 年的外交實踐以及近30年的教學研究實踐已然形成了一整套從理論到實踐的話語系統，雖然這樣的一套話語系統以及學說有種種弊病，但不能因此而否認其存在。問題是已有以及將要創造出來的獨特話語在與西方學者尤其是理論研究者對話時是否有效?如同英國學派的布贊仍然在努力爭取美國主流對英國研究者話語權的承認，我們將來是否也要面對這樣的情境?抑或如同布爾或者史密斯那樣寧愿保持“光榮孤立”?

　　五結論

　　通過對建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4 種途徑進行簡單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每一種方法，對于處在相對落后與弱勢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界而言，都有著自身的優勢和吸引力，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互為補充的可能性。特別是后3 種嘗試都有意識地將非美國化作為目標，相互之間很容易溝通與對話。但是，如果我們把這4 種傾向都推到極致，試圖以其中一種為基礎來建立一種中國的理論，卻會帶來很大的問題。首先，以科學化為基本目標而進行的構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嘗試，很可能最終或者導致國際關系研究美國化，也即運用中國的經驗來證實(verification)、證偽(falsification)或者改進已有的研究模式，研究過程和研究結論，得到一個翻版的美國或者半美國理論。也就是說，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化努力，最終卻得到一個去中國化的結果。[36]其次，健康的學術爭論對于學科的發展至關重要，但是，我們必須警惕類似于國際關系理論史上第二次爭論那樣造成整個國際關系理論界嚴重分裂、對立乃至相互隔絕的結局。這種局面的后果是英美學界幾十年的分立與各自的片面發展。這樣的爭論對于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建立并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然而，對于各種途徑簡單綜合的嘗試，極有可能出現類似于本體論與方法論的矛盾，[37]或者方法論與認識論的不協調。這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的另一個問題。

　　總體看來，以上4 種途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對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以及學科史的自主性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仍然遠遠不夠。就簡單意義上的翻譯、介紹等簡單勞動而言，

　　確實會出現“跟讀越多，越受其累，而去仍然跟讀不完，成為其奴隸”[38]的問題，從而使得國內理論成為國外理論的翻版或者微不足道的補充，同時也徹底否定了中國理論建設與發展的道路。這種狀況的出現，究其原因還是在于“跟”而非“研究”。中國學者當前的任務應該是重新審視那些在科學化以及學科化過程中出現過的問題，從社會學的角度去重新衡量那些被認為是學術正規化所必須的妥協、必要的簡化、必然的結果。同時，考慮到建構中國學派或者中國理論的努力很可能最終被西方主流掩蓋、抹殺或者漠視。我們對于建構中國學派過程中所可能遇到的來自西方學術界的阻力乃至可能出現的漠視都要保持足夠的清醒和信心，同時也對自身的發展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第二，對于國際關系學科史的中國式“研究”而言，國際關系理論家在科學史以及科學史研究方法上的欠缺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界的通病，即使在推崇科學研究的學者那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借用西方科學哲學的理論以及研究方法來重新解讀國際關系學科史的努力，不僅在中國無人涉足，在西方也少有學者認真對待。科學哲學以及20 世紀80 年代興起的知識社會學對于國際關系學者的作用，似乎僅僅是幾個時髦的科學詞匯以及論證已有結論的工具。這兩個問題會直接導致目前中國學者建構中國學派的努力中最重要的一個弱點：由于對學科史以及認識學科史的工具都無法批判地研究，我們始終無法說明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中國學派或者說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為何需要、何以成為可能——與西方理論有差別的中國外交實踐，只能說明西方理論或許在解釋力上的不足，卻難以直接導致一個中國理論出現的必然性。除非說明西方理論即使經過改進，也無法解決現在存在的中國問題，才能使得我們的理論建構有個堅實的基礎，獲得基本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在筆者看來，這4 種途徑都能在自身的視野范圍內進行解決以上兩個問題的有益嘗試，在這個意義上而言確實如同費耶阿本德所說的“怎么樣都行”。而經過這樣一個相對主義的考驗，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必將有一個新的面貌。

　　中國學者面臨的問題就在于四面出擊而無序，雖然能提出眾多的途徑、視角、來源，卻找不到一個具體的起點和方法。如果我們重新審視整個學科發展的歷史，認真解讀學派乃至學者競爭的過程、方式以及結果，就會發現許多未被納入西方學者視角范圍內的問題。這不僅僅歸結于中外文化、學術傳統的差異性，也源自中西學者對自身身份以及認同的局限性。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學者在構建中國學派、建設中國學科的過程中，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的建設將不僅僅能在中國外交和對外關系研究中具有最高的學術權威，[39]同時也能對西方理論史以及理論建設本身做出自己的獨特的貢獻，并以此作為建設中國自己理論的基礎。這或許應該是中國學術界未來努力的方向。

　　注釋：

　　[1] Stephen D. Krasner, “Toward Understand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9, No.2, 1985, p.143.

　　[2] 中國學者對于國際政治理論中國化的探詢和嘗試，本身也是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化的一個非常有益的鋪墊。參見梁守德：《論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載《外交學院學報》，1997 年第2 期，第40-46 頁;梁守德：《國際政治學在中國—再談國際政治學的“中國特色”》，載《國際政治研究》，1997 年第1 期，第1-9頁。但那時對于這個問題的探討，更多的參考以及論據來源于國內的材料，借助形而上學，極少涉及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可能性等問題。

　　[3] 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秦亞青對于建構主義與中國現實結合而生成中國學派的探索，與閻學通致力于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科學化的努力相比，雖然兩者都以一個現有的西方理論基礎和一種特定的對于西方理論發展的理解作為中國學術研究發展的藍本，卻代表著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在中國發展的兩種不同方向。參見閻學通：《國家雙邊關系的定量衡量》，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 年第6 期，第90-103 頁;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 年第3 期，第165-176 頁。

　　[4] 這部分學者明確使用了“學習”、“啟示”等詞語來形容英國學派對中國的影響。參見任曉：《向英國學派學習》，載《世界政治與經濟》，2003 年第7 期，第70-71 頁;唐曉松：《英國學派的發展、貢獻和啟示》，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 年第7 期;[美]威廉卡拉漢：《對國際理論的民族化——英國學派與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浮現》，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 年第6 期，第49-54 頁。

　　[5] 這種傾向的代表人物是秦亞青。他試圖用傳統的科學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和20 世紀80 年代后期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相結合來超越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然而這種嘗試一旦付諸于具體研究，還是會面臨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取舍問題。

　　[6] 這一傾向的學者試圖堅持或者至少不極力反對歷史的、哲學的、文化的多元視角。參見張文木：《國際關系中的歷史邏輯》，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 年第1 期，第85~88 頁;馮紹雷：《關于國際關系研究學科科學性問題的若干構想》，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 年第1 期，第91-93 頁;時殷弘：《關于國際關系的歷史理解》，載《世界政治與經濟》，2005 年第10 期，第20-25 頁;王逸舟：《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對成就與缺失的幾點感受》，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 年第4 期，第10-12 頁。

　　[7] 閻學通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發表了大量的關于研究方法的著述，并且在國內學術界有非常廣泛的影響，不過很遺憾的是，閻學通關于科學方法的論述，在其實際應用部分明顯強于其對科學方法適用性和合理性的證明。閻學通幾乎沒有在突破西方已有理論方面做出任何這方面的嘗試，秦亞青對于其《國家雙邊關系的定量衡量》一文的評價中，也隱含地指出了這個缺陷。參見秦亞青：《國際關系的定量研究與時間分析方法——評“國家雙邊關系的定量衡量”》，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 年第1 期，第135-137 頁。

　　[8] 閻學通，《國際關系研究中使用科學方法的意義》，載《世界經濟與政治》， 2004 年第1 期，第16-17 頁。

　　[9] 閻學通：《科學方法與國際關系研究》，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 年第1 期，第82-85 頁。

　　[10] 在預測(也就是檢驗理論)的問題上，按照波普的思路，科學家會說，正是因為理論預測到的事實能夠被實踐/實驗所反駁，所以理論的科學性得到了保證。按照閻學通的理解，雖然理論被事實反駁，有預測的理論仍然比其他理論高明。參見閻學通、陸昕：《閻學通——執著于科學預測的現實主義學者》，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 年7 期，第57-62 頁。

　　[11] K.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1, p.54.

　　[12] P.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Chart VI.

　　[14] 有文章開始涉及英國學派的傳承問題，見唐小松：《英國學派的發展、貢獻和啟示》，第21-27 頁。

　　[15] 一個有限規模的學術圈，對于英國學派的形成和承繼有著至關重要的，這有助于學派內部的統一性以及半封閉狀態下學術傳統的傳承。遺憾的是，國內學者很少提到這一點，即使偶有提及，也不會將其作為英國學派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來看待。

　　[16] 蘇甘納米的論述涉及后來被認做學派的核心人物，例如文森特(Vincent)、曼寧(Manning)以及布爾對于“英國學派”的態度。Hidemi Suganami, “British Institutionalists, or the English School, 20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3, 2003,pp.253-255;作為長期與布贊合作推進英國學派研究的學者，利特(Little)關于英國學派不等同于“國際社會”研究的論斷無疑頗有影響力，見Richard Little, “The English Sc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6,No.3, 2000, p.395;布贊對于英國學派學者的劃分，參見網頁http://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 /documents.htm 。

　　[17] 參見Jeff Goodwin, “How to Become a Dominant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 The Case of Theda Skocpol, ” Contemporary Sociology Sociologist, Vol.25, No.3，May 1996。其中以對斯科普爾(Skocpol)的理解為例，分析學者簡化、脫離文本虛構問題的傾向與行為。在一些英國學者看來，布贊的工作也有著類似的傾向。

　　[18] 參見費麗莫對于對話的回應，Martha Finnemore, “Exporting the English School?” RIS, Vol.27, No.3, 2001, pp.509-513。

　　[19] Jaakko Hintikka, “On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Theori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55, No.1,May 1988, p.25.

　　[20]在庫恩那里，與“不可通約性”一詞相關聯的是革命性變革中有得亦有失的論斷。這說明庫恩并不是認為衡量標準在此不適用(inapplicable)，而是強調理論優越性的全面確認是不可能的。費耶拉本德使用過類似的定義。參見P. K.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pp.223, p.232。從庫恩對于不可通約性的觀點看來，問題在于客觀評價理論的困難性，而在費耶拉本德那里，客觀性原本就不存在，因此任何方法都有其意義。

　　[21] Dale W. Moberg, “Are There Rival, Incommensurable Theori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46, No.2,June 1979, pp.246-247.

　　[22] 克拉斯納在與麥斯奎塔就定性、定量方法，歸納、演繹邏輯以及不可通約性在國際關系研究內部的應用等問題上產生極大的分歧。很有意思的是，克拉斯納仿佛對于拉卡托斯的理論不甚贊同，但是這并不影響他使用拉卡托斯的語言。參見Stephen D. Krasner, “Toward Understand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Reply to Stephen Krasner and Robert Jerv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9, No.2,June 1985, p.151。

　　[23] 拉卡托斯指出，所有研究綱領中硬核的作用都僅僅是一種增長知識的有效想像工具，因此都是可錯的。參見Imre Lakatos, “Relies to Critics,

　　” PSA: Processing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p.175。

　　[24] John Dryzek and Stephen Leonard, “History and Discipline in Political Science,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4, 1988, p.1245; 同時參見John Gunnel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Apology and Epistemology,” APSR, 1982, p.317。

　　[25] 納森(Knutsen)明確地指出，“由于缺乏理論傳統，第三世界的理論家只能大量地借用西方的理論”，因而也不存在獨立的非西方理論的可能性。 Torbjorn 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31。

　　[26] 布爾給予卡普蘭《國際政治中的體系與過程》一書極高的評價：“任何研究國際體系及其變遷必須之參考書。”Hedley Bull, “Recent American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art I, in British Committee Paper, 1965, p.1。

　　[27] 布爾認為科學主義者的主張不僅僅是無用而且貢獻甚少，對于國際關系理論而言甚至是有害的。參見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3, 1966, p.366。布爾進一步指出，英國學者對于美國國際關系學界正在發生的轉變應該采取的態度是保持絕對的漠視(remain resolutely deaf);如果有可能，在對待科學主義者的問題上，英國學者應該“學習他們的立場直到能夠比他們更好地論述其觀點，然后……在一次學術屠殺中干掉他們。” Hedley Bull, “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轉引自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London: Macmillan, 1998,p.122。

　　[28]參見Klaus Knorr and James Rosenau, “Tradition and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Klaus Knorr and James Rosenau,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3。按照羅森諾與諾的觀點，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發展應該是停滯不前的，因為第二次爭論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出現了英美學術界的分裂。

　　[29] 羅森諾辯解道：“學科已經發展到一種和平共存的階段，不同學派的學者都樂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推動自己想要做的研究。在我看來，這不是什么壞事：學者因此能夠關注自己感興趣的具體問題而不用擔心方法論或者知識論的純潔性。”摘自羅森諾與筆者的2006 年1 月的通信。

　　[30] 布爾明確指出：“如果已有的無論從起源還是視角而言都是西方理論，它們能夠完全理解一個以非西方為主的世界政治體系嗎?”參見Hedley Bull,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 in Brian Porter, ed., The Aberystwyth Pap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55。

　　[31] 用格林斯基(Golinski)的話來說就是：作為社會行動者的人類在制造(making)科學知識中的作用如何。 J.Golinski,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5-6。

　　[32] 梁守德：《論國際政治學的中國特色》，載《國際政治研究》，1994 年第1 期，第15-21 頁。

　　[33] 葉自成：《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中國視野》，載《外交評論》，2005 年第3 期，第64-71 頁。

　　[34] 俞正樑具體指出了中國理論的四大來源，參見俞正樑：《建構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建中國學派》，載《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 年第4 期，第5-8 頁;對于中國理論發展階段以及歷程的預測，可參見王義桅、倪世雄：《比較國際關系學及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載《開放時代》，2002 年第5 期，第17-23 頁。

　　[35] 參見李濱：《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 年第2 期，第37-44 頁;李濱：《考克斯的批判理論：淵源與特色》，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 年第7 期，第15-20 頁。

　　[36] 當然，并不是說中國化的理論一定要是一個完全區別于西方的全新理論體系，這一點，中國學者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但同樣需要注意的是，一個在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上全盤西化的理論，不可能冠以“中國”二字。

　　[37] 比如本體論范疇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與認識論范疇的實證主義之間的矛盾。這個問題在西方學術界綜合性的嘗試中也時有出現。相關介紹可參見Friedrich Kratochwil,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40, No.4,Autumn 1986, p.764。

　　[38] 王義桅、倪世雄：《比較國際關系學及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第21 頁。

　　[39] 梅然：《該不該有國際政治理論的中國學派—兼評美國的國際政治理論》，載《國際政治研究》，2000 年第1 期，第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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