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從洪堡理想到學術資本主義的論文
摘要：當前，大學知識生產模式已經從洪堡理想的時代過渡到學術資本主義的時代。從歷史和結構的視野來看，學術資本主義是對“洪堡理想”的一種繼承和超越,而形成這種繼承和超越關系的關鍵在于大學能夠保持自主性以及社會的積極干預。
關鍵詞：大學知識生產方式；洪堡理想；學術資本主義
一、問題的提出
毫無疑問，當前大學的知識生產模式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從洪堡理想的時代過渡到學術資本主義的時代。所謂“洪堡理想”所代表的就是一種純學術科學，其突出特點是重理論探討輕實踐經驗與實際應用。而學術資本主義則主要是指院校及其教師為確保外部資金的市場活動或具有市場特點的學術活動。[1]換言之，學術資本主義不再是根據學術的理論原則來組織科學體系，而是根據學術的市場原則來組織科學體系。事實上，大學知識生產模式的轉變絕不僅僅局限在科學研究領域，包括人才培養以及社會服務在內大學的種種職能都發生了轉變，比如人才培養要注重學生創業實踐知識和能力的培養，而社會服務不再是單純大學的知識應用于社會，而是大學知識要主動和社會經濟政治聯系在一起，所謂的“產學研合作”、“大學科技園”以及“科技孵化器”便是大學社會服務轉變的最好寫照。
該如何看待大學知識生產模式的這種轉變？事實上，對于大學知識生產中這種轉變有很多學者展開了思考，表現出以下兩種傾向：一種是站在“洪堡理想”的角度批判大學知識生產的實用化，并且認為危及了大學的基本精神；另一種則站在學術資本主義的立場上，認為大學知識生產的市場化和實用化是大勢所趨，所謂“洪堡理想”已經成為“過去式”。于是，也有不少學者開始思考兩者之間的關系，比如問到“洪堡理想”和學術資本主義能否共存、兩種價值觀到底孰優孰劣等等類似問題。
本文認為，就目前的解釋來看，基本上還是一種“二元對立”以及“非此即彼”的解釋，并沒有真正理解大學知識生產模式為什么要轉變，并沒有真正理解“洪堡理想”和學術資本主義之間的內在關聯，因此仍然有必要對大學知識生產模式的轉變進行再審視，從而還原兩者關系的“真相”。而這首先需要歷史的視野，把對兩者之間的關系的理解置于大學發展的歷史背景之中；其次需要結構的視野，理解兩者之間的關系不能僅從價值觀層面出發，而是要延伸知識層面。這正如我們理解科學一樣，它首先是一種知識體系與方法，其次才是科學精神與價值。
二、“洪堡理想”與“純科學模式”
“洪堡理想”首先需要做一下區分：洪堡本人的理想和洪堡所代表的理想。洪堡本人是一個“新人文主義者”。 “新人文主義”的基本主張是回到古希臘哲學中去論證德國人和希臘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具有密切的關系，這種主張是與當時的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緊密相連的。而古希臘的哲學是要求用人類一切的“真”的“純粹”的知識去培養人，這種哲學實際上一種科學－哲學，即“求真”和“求是”。這使得德國大學的人文主義者越來越具有強烈的科學傾向，他們把哲學、歷史學、文學以及語言學之類的都看成是“真”的知識。因此，德國人關于“科學”（Wissenschaft）的概念中，包含著比我們通常講的科學（Science）一詞更加豐富的內涵，指的是確保獲得最純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識。
洪堡領導的柏林大學改革的目的便是希望通過所有純粹的知識去培養心智自由高貴的人，從而改變宗教神學占據大學中心的局面。而教學和科研的統一便成為培養“純粹心智”重要的途徑。因此，雖然我們常說，洪堡改革使得科學研究成為大學的第二職能，卻并非洪堡的本意。但是，柏林大學的改革使哲學取代神學成為所有學科的中心，也為所有“真”的科學研究進入大學開辟了道路，為一系列新學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可以這么評價，從學術革命的角度而言，洪堡打開了這扇門，但就實際的作用而言，尤其是對自然科學研究而言，洪堡的作用還不如1826 年化學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學建立實驗室的作用，這才是真正代表了大學科學研究方式的轉換。
但是洪堡畢竟是重新打開了大學“純學術”的大門，這也是洪堡本人的基本出發點，因此他也成為一種“象征性的符號”，表征了特定時代人們對于大學模式的認識。這種模式可以稱之為“純科學模式”， 也可以稱之為“洪堡模式”：大學是出于人的“好奇心”而不是從功利的角度去培養人、開展研究以及服務社會。從科學研究而言，大學進行純粹的基礎研究，以系統闡述和檢驗各種假設、原理或定律為目的，沒有明確的實用目的，更不會出售。至于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那是企業等機構該干的事情。而當大學從事與實際相關的問題研究時，便會遭到許多學者的批判。1883 年，美國著名物理學家亨利·奧古斯特·羅蘭在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做了題為“為純科學呼吁”的演講。就培養人而言，也只有那些“純科學”才能使人心智得到完整的訓練。從服務社會而言，大學的知識生產不能再像以往那樣遠離社會，封閉在象牙塔之內，而是要與社會保持聯系，承擔社會的責任，但是仍然與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換言之，大學的知識生產對社會要采取一種“客觀立場”。“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學應不時滿足社會的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
因此在“洪堡理想”所代表的“純科學模式”里，大學仍然是“遺世而獨立”，和社會保持距離，政府和社會可以為大學投資，但是不干預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而大學對于政府和社會的干預，則被看作是對大學自治和自由的一種威脅。赫欽斯就把大學愿意承擔外部社會機構付錢的任何任務看作是學術界弊端的根源。“如果我們認為政府和企業為大學提供經費補助，是毫無私利地追求永恒的而不是一時的真理，那純粹是自欺欺人。”洪堡也說道：“國家決不應該指望大學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聯系起來，卻應相信大學如能完成他們的真正使命，則不僅能為政府眼前的任務服務，還會使大學在學術上不斷提高，從而不斷地開創更廣闊的事業基地，并使人力物力得以發揮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遠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
三、學術資本主義與“技術科學模式”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學術資本主義主要是指院校及其教師為確保外部資金的市場活動或具有市場特點的學術活動。但是為什么大學的學術活動會為了外部資金而具有市場的特征呢？筆者認為回答這樣的問題同樣要有歷史和結構的視野。
在“洪堡模式”下，大學是不從事應用研究的。雖然德國大學很早就有將研究轉化為產業應用的先例，比如在19世紀中期，著名的李比希實驗室曾利用化學理論制造人工肥料，但由于德國大學“純科學”的傳統，這種做法在德國大學并沒有站住腳跟。德國大學甚至規定，醫學教授不允許去看病人，工程學之類的技術科目不能被列入大學課程。19世紀德國的工業化需要大批工程技術人才，由于德國大學還固守“純科學”研究，社會就在大學之外另設機構來滿足自身的要求，于是在1819—1870年間德國先后辦了7所技術學院。這些技術學院后來發展成德國著名的工業大學。
而美國是一個與德國傳統并不相同的國度，雖然她曾經當過德國大學的學生。美國文化是一個以實用主義哲學為導向的國家。實用主義認為，“有用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有用”，研究的功用是讓我們更有效地行動。于是，美國人開始以實用的思想對待大學的學術研究，研究的成果為社會服務，為應用研究進入大學開辟了道路。美國發展一批贈地學院，它們根據社會需要確定大學學術活動的目標。于是在19世紀美國大學實際上分化成兩種模式：研究型大學“純科學型”和贈地學院的“技術型”，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和學術使命。
1862年建立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在轉變大學知識生產模式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MIT在初創時是一所技術學院，培養技術人才，但它的創始人羅杰斯希望把研究型大學的“純科學型”模式和贈地學院的“技術型”模式結合在一起，建立起一所以科學為基礎的大學，并為所在地區的企業發展服務。此后的校長康普頓以及布什等人將羅杰斯的設想具體化，創建了像紐帶一樣聯系學術界和企業界的風險基金公司，為學術公司的創建者提供種子基金和商業咨詢。后來布什的學生特曼——斯坦福大學的教務長，二戰之后系統地組建起研究中心和大型研究單位以及建立產業園等等，把基礎科研和教學與產業創新相結合。此后，像創業型大學、學術資本主義以及公司化大學等名詞層出不窮，描述大學出現的種種變化。
因此，從科研而言，大學面向應用研究甚至是開發研究的出發點首先并不是為了市場，而是為了實現科學與技術的結合，這也許可以稱之為“技術科學模式”。由于“純科學模式”賦予了大學中基礎研究至高無上的地位，從而排斥了研究的應用性和功利性，由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再到開發研究也被視為“正統”甚至是“唯一”的知識生產過程。而“技術科學模式”則是“非線性交互模式”，研究問題的選擇和解決是圍繞著特定的應用背景展開，其復雜性和綜合性，決定了從單一的學科出發難以完全解決其中所包含的問題，需要多個學科或多種專業共同研究。同時，要實現應用目標，不僅涉及到科學問題，也涉及到技術問題，不僅需要進行科學研究，也需要進行技術開發，需要教學、科研和服務的緊密結合。由于大學知識生產和技術產品的聯想使得大學學術活動日趨市場化，因為產品可以產生巨大的市場利益。從人才培養而言，大學需要培養學生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從社會服務而言，大學開始強調與社會利益之間的關聯，需要與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建立牢固的聯系，為了共同關心的問題而加強合作，同時，社會也強化管理大學系統的職能。政府也開始系統指導大學知識生產的方向、目標，人才培養等，使之更多的與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目標相一致。
與此同時，大學也面對日益嚴峻的資源壓力，政府無力全部承擔大學的學術活動支出。大學及其學術人員需要自己負責獲取研究資源，外部壓力也使得大學要直接面向市場。
大學在價值觀上不再是從“好奇心”來作為出發點，而是融入了社會與經濟因素，以“創業創新”作為出發點，需要考慮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要求，不僅基于學科規范與對學科的貢獻，也要考慮到其他眾多標準，包括知識價值、成本收益率、經濟與社會的適應性等等。
四、學術資本主義是對“洪堡理想”的繼承和超越
行文于此，基本上可以做出這樣判斷：學術資本主義所代表的模式是對洪堡所代表模式的一種繼承和超越，兩者之間并不是一種并存和互不相干的關系，而是一種發展、遞進、包容的關系。一方面學術資本主義所代表的模式是建立在洪堡所代表的模式之上的，沒有“純科學模式”的高度發展，不可能產生學術資本主義所代表的“技術科學模式”，是不可能實現科學和技術的融合的；但是另一方面，洪堡所代表的模式在得到高度發展之后，已經在擴展知識上很難再進一步，尋找新的研究問題和方法是大學發展的必然要求，“技術科學模式”實際上為大學知識生產考慮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提高了大學知識生產的空間和能力。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的辦學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能夠創辦產業的研究一般也是最前沿的學術領域，在推進理論和方法論的同時，也能夠導致技術的發明。而且增長最快的經濟部門是最接近科學根基的部門，比如微電子、生物技術和新材料等。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就是很好的例子，三位物理獎獲得者都是因為技術應用（光纖），不僅導致產品的革新，也導致更高水平的認識。另外，“技術科學模式”加強了大學與社會之間的聯系，提高了大學組織的適應能力。大學與企業、政府之間相互作用使知識的生產、擴散和使用變得富有成效。從價值觀層面而言也是如此，你能說“好奇心”就比“創業文化”更優秀嗎？
可以這么說，在當前時代，不管是從知識本身還是從大學發展來說，洪堡所代表的模式都不可能再占據主流地位。大學與市場加強緊密的聯系是必然的趨勢。但是大學與市場的緊密聯系確實使得大學陷入到比較危險的地步，因為這使得大學和利益“掛上了鉤”。利益本來是幫助大學發展的“手段”，但是又有可能成為大學發展的“目的”，這樣就會違背大學的基本宗旨——發展高深知識。這是由于學術資本主義大學知識生產模式和“應用和開發”產生了直接聯系，而“應用和開發”在知識產出上更為直接和有利益，很多研究可能熱衷于“應用”，而不再向前推進一步到達“基礎”，從而使得許多有創見的理論和方法胎死腹中。這是學術資本主義大學知識生產模式真正危險的方向。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保證大學不至于偏離應有的方向滑入到“利益“的懷抱確實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但筆者認為，單純地批評或者贊揚知識生產的“純粹”和“市場”都沒有什么實際的意義，問題的關鍵在于到底是什么關鍵因素使得大學的知識生產的基本宗旨——追求真理不至于偏離。筆者認為有兩個關鍵的因素。
一是大學的自主性。大學是一個追求真理的地方，這是大學得以保存的基本原因，也是大學的基本組織特征。嚴格來說，在現代社會中，企業、政府的科研機構都是追求真理的場所，但大學之所以成為“真理”的代名詞，那是因為大學追求的 “真理”是相對來說“最深奧”的那部分，也就是各門知識中最基礎，通常也是最前沿的部分，注意解釋事件為什么會發生和其發生的原理上，主要涉及思考和行為方法。大學是最面對“未知”的機構。正因為大學這樣的知識追求，在世界各國，大學的知識生產定位是比較明確的，那就是致力于學科發展的自由探索式的研究；而企業主要是致力于技術上開發；而政府則是為了解決國家和社會的戰略問題。因此，大學確實是人類社會中最為“自由和自治”的場所。
正是因為大學能夠自主選擇這一特性，大學才能具有一定自我調節機制和能力，使得大學有條件的、有選擇的、有過濾的向環境開放成為可能，它既使大學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也使大學具有應付環境變化的靈活性。也正是有自主性，大學里傳統的“勢力”才能有生存的余地，才能夠起到保護大學的作用，大學才能在“變”與“不變”之間找到平衡的張力，“洪堡理想”才能過渡到學術資本主義，同時也才能起到制約的作用。事實上，當前大學對學術資本主義的批評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傳統勢力比較大的大學。比如20世紀80年代，哈佛大學曾希望投資聯合創辦大學——教師生物科技公司，但是由于大學里反對聲音太大，校長博克不得不中止該項計劃。“讓哈佛陷入泥潭的原因是它對基因工程的‘黃金國’的過于熱情的期望。”即使是在市場化程度上最高的美國大學里，研究型大學也很少涉足高度依賴于市場需求的技術創新過程，更少出現直接創辦企業的行為；對于大學教師的市場行為也有諸多的規定，評價教授的基本標準仍然是對于知識的貢獻。而如果一個教師要完全去做產品，開公司，那就只有離開大學。
因此，伯頓·克拉克才說大學變化的奧秘就在于現存機構的反應機制決定了往后的變化形式。從歷史角度看也是如此，那些目的是解決實際問題的科學研究，都產生在與大學主體分隔開的專門研究所里。所謂“大學主體”，即院系中以基礎研究和教學為主要職能的學科組織，也正是他們構成大學中傳統的力量，“洪堡理想”無疑就是重要的傳統力量，而只要有這些力量的存在，大學就不會偏離真理的方向。
二是社會的積極干預。大學從來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即便是在“象牙塔”的時代，也是因為大學能夠“證明上帝”，社會才能允許它封閉起來。而在當今時代，社會不干預大學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該如何干預卻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積極干預；另一種是消極干預。積極干預即為了避免大學因自治而產生的脫離社會實際，及學者因過于自由放縱而產生的偏執和保守，從外部為其構筑良好的符合本國國情的制度環境和基礎設施，并將激勵微觀科研主體自身活力與推進總體結構調整與系統整合相結合。比如美國聯邦政府在對大學知識生產起到了關鍵的引導作用，著名的《贈地法案》以及《拜杜法案》對于大學的變革起到無可估量的激勵作用，用林肯的話講就是“加上利益的燃油”從而使之燃成熊熊之焰。而消極干預是指為了實現學術以外的其他目的而對大學的學術活動實施干預與控制，使學術朝特定的方向發展以實現一定社會集團的利益。而事實上“積極”和“消極”之間并無絕對界限，“稍不留神”就會越界，美國大學發展史上這種事情也并不鮮見，這確實需要管理者有高超的管理大學的藝術。
因此，筆者堅信，如果大學能夠保持自主性輔之社會的積極干預，不管大學組織的整體運行模式發生怎樣的變化，其核心特質———尊重學術活動的獨特性就會繼續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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