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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家》中高覺新形象論文提綱
《家》的藝術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覺新形象的塑造，那么覺新的形象又是怎樣的呢?
淺談《家》中高覺新形象論文范文
【摘 要】巴金先生的《家》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背景，以高公館為人物活動的主要場景，描寫了一個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沒落過程，并成功的塑造了以知識分子為主的一系列形象。這類形象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犧牲品，同時也是叛逆者、反抗者。高覺新無疑是前一類的特殊代表，在他身上體現的是兩重人格的“多余人”形象和他身上所賦予的典型意義。本文將重點放在他的雙重人格及其根源上，從而來揭示他形象的特殊時代意義。
【關鍵詞】《家》;高覺新;兩重人格;典型意義
一、兩重人格的體現
(一)消極、被扭曲了的一面
高覺新盡管接受過“五四”新思潮的激蕩，但僅僅是信服新思想，而在他身上所體現的更多的是封建社會的舊制度，因此也就養成了他委曲求全、忍辱負重的懦弱性格。他的一生共有三次妥協，也正是因為這一次次的向命運低頭的無抵抗主義行為，釀成了他悲慘痛苦的人生。
第一次妥協是中學畢業后犧牲自己的未來，遵從父命。在他初中畢業后，父親讓他放棄學業，成家立業。他有著自己的美好藍圖。可是他骨子里的懦弱以及順從還有他的特殊身份等封建禮教因素束縛著他，使他不得不乖乖地就范，于是他就“毫不作聲地點頭”答應了，接受了父親的安排，開始了不屬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第二次妥協是他屈從封建包辦婚姻放棄了自己的愛情。他和他的表妹錢梅芬青梅竹馬、情投意合，他也曾幻想和梅表妹結婚。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難違的舊思想也扎根在他的腦海，這也使他在自己的終身大事面前也妥協了。他沒有像覺民那樣以離家出走的實際行動來反抗，來表示自己的不愿意。而是再一次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最可惡的是他甚至可以“在短時間內忘記了另一個女郎”。而這次的妥協不僅犧牲了他一個人的幸福，同樣還斷送了梅的幸福，可以說，他的這次妥協直接導致了梅命運的悲慘結局。
第三次妥協是他的愚昧和無知，屈從于封建家長的威勢和迷信思想。高老太爺死后，靈柩還停在家里沒有出殯時，正逢李瑞玨生產的日子臨近了，陳姨太便“血光之災”的說法，慫恿高家長一輩的人讓高覺新為了“祖父的利益”勸妻子搬出高公館到城外分娩，盡管他舍不得，但還是怕背負不孝的罵名將妻子送出城外，最后導致妻子在外難纏而死。
從這三次妥協中我們可以看到，每次面對專制勢力的壓迫時，覺新盡管心中是不滿或不愿意，最終還是妥協順從了。他總是被束縛于長輩的淫威下，他有時侯甚至不明白自己想要的東西，只是意味地遵循著別人給他所決定的一切。這是他人性中懦弱和無知的一面。
(二)人格中積極、健康的一面
盡管高覺新是一個懦弱者，是封建大家庭的衛道者，但是他畢竟與高老太爺這輩人是不同的。先進的是新思潮以及他的經歷使他逐漸覺醒，雖觀望、猶豫，但也在轉變。他認識到了這個封建大家族中的不和諧，認識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他也時時在掙扎，想擺脫這個牢籠般的“家”，正如小說中寫到的：“他突然明白了……是整個制度，是整個禮教，是整個迷信。”
《家》中表現高覺新積極、健康的人格最明顯的一處就是他對覺慧離家出走去上海的幫助。在經歷了諸多血淋淋的事件之后，他的心境比以前明朗了很多，也更加“理性”。可以說，覺慧能夠很快地離開這個罪惡的地方，是與覺新的暗中相助離不開的。盡管幫助覺慧的所有行動都只是在暗地里進行，但是，這件事卻是高覺新所做的唯一能夠稱得上是他自己決定的事情，他也付出了實際行動，而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動了，這是值得慶幸的。這同時也是他身上積極，健康的一面。
二、高覺新兩重人格形成的原因
(一)外在因素
1、封建式的教育
一種教育的內容往往植根于一定的教育制度。覺新所生活的時代是我國封建末期，那時，民主勢力雖已萌芽，但中國的封建社會歷史悠久，它的勢力和影響已根深蒂固，整個社會的教育仍是封建式的教育，這種教育必然為其制度服務。這些封建的倫理道德對其影響可謂滲入其骨髓，尤其是“孝”的毒害使他一次次違心地順從了家長的意志，白白地做了封建禮教的“犧牲品”。
2、家庭中所處地位
高覺新既是高家的長房，又是高家的長孫，這種特殊的地位使他不僅承擔著維護封建家族長治久安的責任，而且擔負著教養失去父母的弟弟妹妹的擔子。他身上有著特殊的使命，因此他不能和其他人一樣可以隨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因為要他力的維護著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切。
(二)內在因素
覺新悲劇人格的形成雖然主要是由于腐朽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迫害、摧殘造成的，但他本身懦弱的個性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劇的內在因素。在面對封建家庭的種種壓力與禁錮下，他已喪失了做人的本質。覺新在人生旅途中所走的關鍵幾步，每一次都是因為自身的軟弱而毫不反抗的讓別人任意擺布而造成的。他也是受到五四新思想熏陶的，也是帶有新青年所具有的思想的，但他僅僅是在心里表現出不愿意。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意義
透過高覺新的這種復雜的兩重人格，我們看到的高覺新是一個在封建家族制壓迫下備受精神折磨的悲劇人物，他是一個受傳統禮教所熏陶而失掉了反抗精神卻也同時具有自己思想的青年人，是中國封建末世社會知識分子悲劇命運的一個典型縮影，他身上有著深刻的典型意義，這種典型意義就在于，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和傳統觀念對健康人性的戕害，揭示了作揖主義和無抵抗主義的危害性。
可以說，時代造就了人，有什么樣的時代和環境條件，就會有什么樣的人。高覺新雖處在新舊時代的交替時期，但是比較而言，他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還是舊思想為主，譬如“百善孝為先”云云的倫理綱常，以及他長房長孫的獨特身份。這種環境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養成了現在的性格。而從另外一個方面來來講，他當時所處的大背景也給他的思想轉變起了很大轉變。這就是由于環境的不可替代性決定的。在他的身上體現的是“像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的控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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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金.巴金經典作品選[M] 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
【4】王嘉良，金漢.中國現當代文學[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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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高覺新人物形象分析
我覺得《家》中的高覺新，是一個比覺民、覺慧都要復雜的人。他的性格具有兩面性，而這種性格的形成、特點、影響等等方面都是覺民和覺慧所不曾有的，而且從這個兩面性上，如何評價高覺新這個人物，也遠比覺民覺慧復雜。
第六章可以看作是高覺新的一個正傳了。對他性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的比較徹底。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在這一屋里是長子，在這個大家庭里又是長房的長孫。就因為這個緣故，在他出生的時候，他的命運便決定了。”
他按照祖父、父親的意愿改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不說一句反抗的話”，“也沒有反抗的思想”，“也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于是一切都按計劃在軌道上行駛著，他也安然接受這樣的宿命，直到父親的去世，讓他看到這個家庭的本來面目。
高覺新自己說：“我不是青年，我沒有青春，我沒有幸福，而且也永遠也不會有幸福。”他的處境與覺民、覺慧的不同，所以三個兄弟的性格才會有極大的差異。覺新是“自愿的把但在爹的肩膀上接過來的”，他用母親的死、五妹的死、父親的死、大姐的死，使他下定決心“好好使弟妹們長大，好好的做人，替爹媽爭口氣”，這樣他一生的愿望也就實現了。覺新這種特殊的身份，使他“心甘情愿的”用這種方式來保全自己的家庭。
高覺新的那個年代，使他的思想局限性在“反抗”之外，因此即使在他認清了這個家庭的丑陋之后，他也不可能選擇反抗。他的不抵抗已經使他有了一種“慣性”。在另一方面，他的憤怒與奮斗之可能給他招來更多的煩惱和敵人，因為他的勢力太弱小，太單薄，只有“無抵抗”，只有“作揖”來保全自己的家。“他疲倦了”，“只想過幾天安靜的生活”。
所以說這應該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由于頑固的封建勢力和社會思想的桎梏，再加上覺新自己的的特殊身份與幼年遭遇，才造成了他的妥協與懦弱。
那么五四之后呢?他顯然也受到了影響，但這影響也是微乎其微的，與其說他具有“雙重性格”，不如說他沒有放棄自由的希望。也正是由于這希望，他開始逐漸的先進了起來。這個轉變的過程十分的漫長，貫穿《家》《春》《秋》始終，在《家》中體現得尤其不明顯，但也可以找到蹤跡。例如，在妻子瑞玨的悲劇產生之后，覺新決定幫覺慧出走，這可以看成是他的一個轉折。在自己絕望的時候，給覺慧、也給自己，同時也給自己的家一個希望。他想：“我們這個家需要一個叛徒。”他自言自語道：“你們看著罷，家里頭并不全是像我這樣服從的人!”在他說出這樣的話時，他的內心已經明顯的“反叛”、“不服從”起來，而且這時可以看出他的態度有些強硬了。例如，在談到續弦的時候，他說“別的事情他們可以強迫我做，這件事我無論如何不答應。”(不過，他當時只是“苦惱的分辨”，并未義正詞嚴的徹底堅決，但已經很不容易了，對于他來說。)
她在結尾的態度已然和從前不同了，例如他從前在對待覺民的婚事問題上，一味的勸覺慧把覺民叫回來，連覺慧都罵他“真是個懦夫!”
類似的事情，作者描述了很多，關于覺新的大部分的正面描寫和側面描寫都在寫他的懦弱。例如他的妻子瑞玨的悲劇的形成。由于陳姨太所謂的“血光之災說”，他答應長輩讓瑞玨遷出公館，而且要遷到城外，加上過一座橋。覺新在長輩們面前沒有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妻子，而且在瑞玨難產的時候，還堅持著“不能進月房”的教訓，任其妻子痛苦的哀號，他只是“用手蒙住耳朵”，“瘋狂的走進窗前伸長了脖項去望”。顯然他是深愛著瑞玨的，可他的愛不敢沖破封建的牢籠，他用他慣常的懦弱的“作揖主義”和“無抵抗主義”來應對。對于瑞玨，“他只有一個思想”，“我害了她”。
作者在寫覺新的痛苦之余，還寫了他的“健忘”。覺新是這樣理解覺新的健忘的：大概是因為這樣健忘，所以才能夠在痛苦中生活下去罷。其實這種“健忘”也是無奈，情有可原，可以把它當作覺新在慘苦的生活中的一種掙扎，只是這種“健忘”不要成為阻礙他前進的絆腳石，而結尾他說不會淡忘瑞玨，也許是一種回答了。
高決心在《家》中有很多的悲劇，例如梅的悲劇和瑞玨的悲劇，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上也有表現著他的悲慘，他成為大方的替罪的羔羊。但他本身不是一個悲劇人物，還充滿了希望。
以下談高覺新成為大房的替罪的羔羊的“好處”，也就是說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妥協和懦弱引導下的“無抵抗主義”和“作揖主義”的作用。
在覺新看來，他的“兩大主義”是他暫且過上了安靜的生活，但他沒有看到，他的兩個弟弟也沒有看到，他所作的犧牲，真正的換來了覺民和覺慧的幸福。如果覺民和決慧從一開始就沒有大哥的庇護(盡管庇護的羽翼不豐滿)，那么他們也不可能正常的成長，不可能在封建勢力強大的家庭中成為先進的青年。高覺新起了促進的作用。
當然，不是說這“兩大主義”教育了覺民和決慧，而是覺新用這“兩大主義”擎起了一張傘，讓他的家庭安康的成長，而覺民和決慧也在認識到這兩個主義后朝相反方向的更加先進起來，并且這其中，我覺得高覺新性格中的先進的一面也起了作用。
在巴金先生《呈現給一個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高覺新的原型是巴金先生的大哥，他們的經歷很相似，而巴金先生對他的態度是：因為你做過這一切，因為你是一個懦弱的人，我就憎恨你嗎?不，決不。
巴金先生的大哥留戀生活，但還是選擇了自殺，“做了一個完全不必要的犧牲品而死了”，也許從這里我們可以端正一下對覺新的態度。
巴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我寫《家》，就像在挖開回憶的墳墓。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愛的年輕生命橫遭摧殘，得到悲慘的結局，我寫小說的時候，仿佛在同這些年輕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鬼下面掙扎。”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高覺新的人物形象的意義。巴金先生在他大哥自殺后，寫道：“然而我是不會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寫，我要用我的這管筆寫盡我所要寫的。這管筆……會使我時時刻刻都說著你，而且它會使你復活起來，復活起來看我怎樣踏過那一切骸骨前進。”
作者就是通過高覺新這類人物來“像一個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訴”，從而讓千千萬萬的讀者知道，在那個年代，有多少美麗的青春這樣的綻放與凋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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