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科技風險與倫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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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科技風險與倫理思考

　　科技倫理對科技風險的規避，就需要人以審慎的態度面對科技發展的風險，倡導科技倫理，抑制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

　　摘要：風險性是科學技術的內在屬性，科技風險及其帶來的負面效應是現代社會人類面臨的倫理難題，其根源是人類對科技理性的濫用。喚醒人類的道德理性自覺，倡導科技倫理，才是規避科技風險、關注人類未來命運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科技理性;科技風險;負效應;科技倫理

　　社會發展過程中風險始終伴隨，工業革命以前的風險根源在自然因素，科學技術在不停地進步，人類也逐漸變成自然中至高無上的主宰者。回望人類“征服自然”的歷程，我們發現：科技越發達，科學技術潛在的風險及其帶來的負面效應就越大。一系列的環境問題、生態危機已經發展成為當今社會的中心問題。對此，人類必須對造成科技風險及負面效應的根源加以反思，當務之急是倡導正確的科技倫理價值觀。

　　一、科技風險與負效應

　　科學技術發展的盡善盡美及其改造自然界過程中顯示出的無比威力幾乎使人類忘乎所以，人類在審視現代科技發展帶來的無與倫比的優越性的同時，還要清楚地看到科技潛在的風險及負效應帶來的強大破壞。科技風險就是科學技術成果在其價值實現過程中對人與自然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大自然是神秘莫測的，科學技術的發展只能使人類的認知越來越逼近宇宙奧秘，但永遠無法完全掌握宇宙奧秘。

　　人類以有限的理性認識對自然進行改造和控制，必然具有內在的不確定性，因此科技運用過程中必然充滿風險。烏爾里希?貝克說：“工業社會為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造就了舒適安逸的生存環境，同時也帶來了生存危機等足以毀滅全人類的巨大風險。”[1]60吉登斯認為，現代社會人類所面對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脅是“人力制造出來的風險”，主要“來源于科學與技術的不受限制的推進，科技發展理應使世界的可預測性增強，但同時，科學已造成新的不確定性——其中許多具有全球性，對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們基本上無法用以往的經驗來消除”[2]115。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風險自始存在，但在不同社會的影響下又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古代人的觀念中，沒有主體和客體之分，更沒有人與自然的對立，這時候的人類匍匐在大自然的腳下，人類對大自然充滿敬畏。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類文明的發展就是在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中得以實現的，在傳統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太低，人類手中還未掌握理性之劍，對大自然的態度是依附和敬畏，此時的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

　　自啟蒙運動開展以來，人類的理性光芒開始普照人間，尤其進入工業社會后，科學技術成為人類征服自然和主宰自然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人類由傳統社會對大自然的附魅發展到現代社會對大自然的祛魅。傳統社會風險的根源是自然因素，局部的破壞性不會危及整個人類的生存，破壞也常在自然的循環中可以得以自然修復;而現代社會的風險則是人類自身所為，尤其是科技活動的風險其破壞往往具有毀滅性和全球性。所以說，現代社會的科技風險不同于前工業社會人類所遭遇的各種自然災害，那些自然災害并非人為，我們把它歸因于來自人類以外的自然力量，而科技風險則源于人類自?46?身。

　　現代科學技術潛在的風險及負面效應如同它給人類帶來的福祉一樣影響巨大，具有整體性、復雜性和深遠性。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飛躍都使人的支配力量變得越來越強，但與此同時自然對人類的反作用也越來越強，科學技術的進步并未改變人與自然的作用與反作用機制，科技越發達，人類對自然的作用力量越大，自然的報復越強。恩格斯早在19世紀就對人類發出警告：“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3]383高風險伴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正在多方面威脅著人類的生存，人類文明處在重重危機包圍之中。現代科技發展帶來的風險使人與自然的沖突關系加劇，科技發展的水平越高，人類利用科技干預自然的力量就越大，對自然的破壞也越嚴重，層出不窮的科技風險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從相互包容走向疏離，自然一次次對人類的報復有力地揭示了大自然的神秘性和不可預測性以及科學技術把握自然的悖論性。

　　二、反思科技理性，探尋風險之源

　　自歐洲啟蒙運動開始以來，人間到處開始閃耀理性的光芒，理性以巨大威力開始征服、改造和控制自然，其所向披靡的威力得到人類五體投地的崇拜。一時間人類認為科學技術理性所向披靡、無所不能，只要借助理性，人類就能充分認識和掌握大自然的一切奧妙，隨心所欲地掌控自然、征服一切。由此，人類開始信誓旦旦地認為自己理所應當地成為可以凌駕于自然界之上的主人。尤其近代以來，伴隨著理性主義的興起和工業化的浪潮，科學技術在人類文明中的“無冕之王”的地位愈加鞏固，現代科學技術已經被視為權力的源泉。當然，人類崇拜科技發展的同時，對科學技術的批判也一直沒有停息，從尼采開始到現象學、存在主義、羅馬俱樂部以及以后現代主義為代表的技術批判思潮和現在的生態哲學，一直沒有間斷。

　　現象學代表人物胡塞爾、存在主義大師雅斯貝爾斯、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和馬爾庫塞以及生態哲學家利奧波德和羅爾斯頓等，都從不同視角對科學技術進行了批判，都在反思科技理性主導的經濟和技術文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尼采認為，科技成果使人類生活過度物化，最終結果帶來人類對自然控制的欲望與日俱增，是導致人類文化墮落的重要原因。胡塞爾說：“現代人讓自己的整個世界觀深受實證科學支配，并沉迷于實證科學所造就的虛假繁榮之中。

　　這一切意味著人類漫不經心地抹去了那些對人類最為至關重要的問題。”[4]5馬克思?韋伯斷定，“人類在不久的將來注定會生活在‘鋼籠’中，這種‘鋼籠’是技術知識的囚室”[5]75。法蘭克福學派從分析科學技術雙重性出發，認為科技在推動工業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科技的異化同時又反過來奴役人類，實現對人和自然的統治。現代西方科技批判的思潮，是人類后現代理性自覺的重要開端，同時它也對那些盲目崇尚科技理性并隨意濫用的錯誤認知敲響了警鐘[6]。現代西方的科技批判思潮對科學技術局限性的深刻揭露，打破了人類對科技工具理性的盲目樂觀崇拜。

　　科學技術飛速發展使以其為代表的工具理性僭越為現代社會中人類推崇的絕對理性，現代社會深深陷入“工具理性的牢籠”，科技發展開始帶來了一系列的風險。自笛卡爾開始的西方主客二分哲學觀主導下的主客二分思維方式是科技風險的根源，當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后，人類便沉浸在憑借理性的力量可以隨心所欲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樂觀主義氣氛中。從科技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關系看，科技快速發展帶來的工具理性的僭越，對現有倫理道德帶來了嚴重的挑戰[7]。

　　對人類自身而言，科技理性對主體性的張揚和理性化官僚體制對主體的壓抑并存;對社會而言，無限的機會與巨大的風險同在。在科技理性主導下，人類堅信可以掌握大自然的規律，運用科技成果造福人類是預料之中的事。然而，現實的發展并不如人類的預期，越來越多的科技風險帶來的科技負效應，使人類不得不重新對科技理性進行深深的反思，科學技術作為最純粹的理性形式，不確定性或者風險性其實是其內在屬性。現代科技發展的負效應就是由科技風險造成的，而科技風險又源于科技對自然控制的不確定性及科技快速發展帶來的價值斷裂。科技活動必然與價值相關，價值又與道德相連，而當科學技術發展成為重要的社會建制時更是如此。科學技術活動本身是一種有價值負載的活動，它內含求真理念，因此它與已有的自然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必有不相吻合之處，結果必定沖擊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最終，人類對科技工具理性的濫用，使科學技術的發展在遠離倫理的引導和道德的制約的道路上越行越遠。

　　三、構建科技倫理，規避科技風險

　　科學技術和倫理精神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們的共同目標都是造福人類社會。但自理性主義主宰世界以來，主客二分的確立，科學技術工具理性的張揚，人類中心主義的盛行，使科學技術逐漸游離了倫理道德，人類慢慢脫離了孕育自身數千年的大自然，逐漸成為沒有精神的“理性個體”，至此嚴格的主客二分關系最終代替了倫理關系。人類在理性的操縱下肆無忌憚地征服一切，人類文明也因此帶來了災難性的傷害。從法蘭克福學派對科學技術的悲觀旨趣到哈貝馬斯對馬爾庫塞技術思想的批判，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等問題，都表明了科學技術與倫理的關系的重要性，科技發展與倫理道德之間新的困境已經突顯出來：一是既有的倫理道德規范與現代科技發展的尷尬相遇，現代科技快速發展必然沖擊既有的倫理道德;二是科學技術活動自身無法解決善惡問題，只有給予科技活動的主體以及成果使用的主體一定的道德約束，才能使科學技術不致被被濫用，從而避免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人類如不控制自己的行為，就會摧毀生存根基——這其實是人類道德上最大的惡。科學技術活動的目的是揭示萬物發展的規律，追求“事實世界”，追求“實然”;而倫理道德強調的是個體向實體的回歸，建構的是“價值世界”，追求的是“應然”。人類在追求實然的過程中要同時受到應然的制約，其結果對人類文明才更有意義[8]。

　　科學揭示自然的內在奧妙，給人類提供關于自然界的整體圖景，實現倫理的進步，有助于防止技術的非理性運用，防止人們把不合理的行動應用于自然，也有利于人類擺脫不合理的需要[9]。只要社會在發展，科技在進步，科技風險和其帶來的負效應就會長期存在。科學技術的發展對工業文明社會倫理道德提出的嚴重挑戰，說明科技的發展離不開倫理的制約，只有在倫理的引導和道德的制約下，以倫理方式重審科技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作用，以科技倫理價值觀指導科學技術發展，將科學技術發展的負效應降到最低，才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必然選擇，科學技術才能更好地實現為人類造福的終極價值。既有的倫理道德在面對科技風險時顯得蒼白無力，為了避免科技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種種不可估算的后果，我們必須喚起人類作為主體的危機意識，呼吁人類重新認識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反對科學技術一元論和科技萬能論，建立能夠指導人類科技理性良性發展的科技倫理價值觀，結束科技與倫理的游離狀態，構建彼此共生互動的和諧實體。

　　科技倫理是防治科技風險、減少科技負效應的關鍵，規避科技風險就必須重視科技倫理建設。人類應該在科技倫理的指導下，擯棄一切違背自然發展規律的觀念與行為，勇于擔起人與自然和諧的重任。科技倫理對科技風險的規避，就需要人以審慎的態度面對科技發展的風險，倡導科技倫理，抑制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科技倫理對科技進行道德的指引，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科技的負面影響，彌補科技理性的弊端，增強人類的道德責任感，提高人類道德理性自覺以最大限度降低人類科技理性的不自覺。人類必須通過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的良性互動，有效溝通事實與價值，保持科技理性與價值理性二者之間必要的張力，彌合傳統倫理與現代倫理之間的斷裂，使不確定性的未來具有某種程度的可控性，降低科技風險。科技倫理是人類生存的意義支撐，是對人類未來命運的關注[10]11。通過科技倫理這座友誼之橋將科技與人文溝通、融合，這才是面對科學技術快速發展而對人類命運終極關懷的必然要求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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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0.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德]胡塞爾.歐洲科學危機和超驗現象學[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5][德]烏爾里希?貝克，[英]安東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現代化[M].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6]劉雯，徐飛.科技批判思潮的理論缺陷及其反思[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7(6)：61.

　　[7]劉松濤.斷裂、不確定性與風險——試析科技風險及其倫理規避[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2)：20.

　　[8]王傳峰.科技風險的倫理思考[J].科技管理研究，2010(9)：234.

　　[9]王雨辰.“控制自然”觀念的歷史演進及其倫理意蘊——略論威廉?萊斯的科技?生態倫理價值觀[J].道德與文明，2004(5)：53.

　　[10]王妍.環境倫理生成論的內在邏輯[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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