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家倫理思想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論儒家倫理思想的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孺家 思想 影響

　　論文摘要:本文通過對倫理忠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的研究，闡述了儒家倫理思想對杜會的影響，對當今人們的倫理、觀的取向有一定的導向作用。

    注重人生、長于倫理一直是中國傳統的一個基本價值取向，它對于中華文化的構建、文化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基礎和骨架的作用。

    一、倫理思想的萌芽

    在上古神話中有三個重要特點:一是崇德不崇力;二是懲惡揚善;三是重天命而輕命運，這應該是中國倫理精神的某些基因。到了西周，周公以殷商的滅亡為前車之鑒，不僅創造性地提出了“德”的概念，而且明確主張在宗教方面“以德配天”，在方面“敬德保民”，在個人修養方面“以德為輔”的思想，并且把這種思想上升為文明的倫理政治秩序，即“周禮”。周人制禮的目的在于“別貴賤、序尊卑”，以保證“天無二口、士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也。”(《禮記。喪服四判》)實行“親親”和“尊尊”，即一面貫徹血緣宗族原則，一面執治關系的等級原則，兩面結合起來就是依靠宗法血緣紐帶來維系由家及國的宗法社會政治結構的統治，為“禮”的形成奠定了粗略的基礎。

    二、倫理思想的產生

    春秋時期是“禮崩樂壞”、“諸子蜂起”的時代。創造了以禮、仁、中庸為內核的倫理思想體系，主張以禮為行為規范:“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度。他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了“仁’夕學思想，其內涵是“仁者愛人”(《倫語·顏淵》)。其出發點是沙‘孝銻’夕為核心的親親之情，其基本原則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同目。這表明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由自發走向了自覺，并深刻啟發了后世儒家，創造出一整套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孔子以后，孟子從主觀能動性的方面發揮了孔子的倫理思想。他的五倫說、性善論以及仁、義、禮、智、信的價值體系成為儒家倫理發展完善的重要環節，其中五倫說(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體現了以君臣、父子等的互惠互動和上者率先垂范為前提，具有較濃的人情味，體現了一種雙向的人倫義務。

    三、先秦原始儒家倫理思想的異化

    兩漢王朝在取得了政治上的穩定和上的繁榮以后，迫切需要實現思想大一統以穩固其封建專制統治，于是出現了董仲舒倫理體系的“三綱五常’，論(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這是中國封建倫理的真實形態，它標志著中國倫理精神的封建關系的最基本道德原則和規范。“三綱’是由“五倫，發展而來的，它抓住了“五倫”中最重要的“三倫”以此作為人倫的根本。這種提煉突出了中國家國一體的社會結構和君主專制政治體制中最本質的方面。與此同時，“三綱”的要求破壞了人與人之間在道德生活中的平等，即使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平等也因“三綱”的規范而被破壞了。因為它使雙向的人倫義務變成了片面的等級服從，使得人對人的關系變成了人對理、人對份位、人對綱常的單方面服從、義務關系。因此三綱關系就是先秦儒家倫理思想的異化。正因為這樣，才把道德標準絕對化，把道德要求推向了極端，安于既定的倫理秩序，克己復禮為仁。

    四、倫理思想的全面復興是由宋明來完成的

    自炭‘三綱五常”確立之后，被禁錮久了的人們在魏晉南北朝這個大動蕩的年代里開始關注個體存在的意義和價值，因此出現了“竹林七賢”為代表的推崇自然人J陛、倡導任其自為的人生觀，反對仁義之教，否定“三綱五常”，甚至達到了否定一切道德規范之約束的縱欲主義。進入隋唐以后，韓愈首開儒學復興之先河，著文恢復儒家的“道統”，為后來宋明理學的全面復興奠定了基礎。在宋明理學者看來，人倫五常就是“天理”，他們不僅強調了人們對“大理”的自覺意識，而且主張“存理滅欲”，甚至不惜以宣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的禁欲主義手段來殘栽人欲。應該看到，理學把儒家的倫常之理上升為天道的法則，盡管強化了中華民族注重氣節和德操的文化性格，但又把道德尺度泛化了，而且使道德標準化的程度也愈來愈多。

    從儒家的倫理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它是一把雙刃劍，需要我們對其進行認真的批判、揚棄和創造發展，以便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

    五、儒家倫理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表現在:

    其一、學說在各種形態中處于中心地位。在文字上，“文以載道”一直是整個古代的基本精神。“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在科學技術上，科技活動不能違背“正德”的宗旨，即使是對于自然界的敏銳觀察和新穎見解，其結果總是一致地導向對人心的啟迪，落腳到告訴人們某種人生的哲理，否則被認為是“玩物喪志”。在方面，宇宙的本體是倫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實體，哲學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實踐理性。在上，無論是、雕塑、繪畫還是書法、、戲曲、藝術的最高境界都是一乍‘和”字。傳統倫理道德學說的這種中心地位，既起到了正面深刻影響，也帶來了負面的巨人影響。以“文以載道’對的影響來看，它強調了文學的教化功能，為古代文學注入了熱情，進取精神和使命感，使作家重視國家、人民的群體利益。同時，這種思想使文學在一定程度上淪為政治的附庸，從而削弱了其主體意識和個性自由。

    其二、倫理道德絕對化和泛化的影響。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國的傳統美德，有人把它列為十條:仁愛孝銻;謙和好禮;勤儉廉正:篤實寬厚;勇毅力行。這在幾千年來己成為我們中華以一貫之的德行追求。這些美德規范的形成既是論理思想家的精神創造，更是一些仁人志士躬身踐行的結果。但也有一部分是包含糟粕的東西，給社會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就以“三綱”而言，陳獨秀說:“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乃是一種“奴隸道德”，“它使為民者、為妻者、為子者都成為附屬品，而無獨立目主之人格矣”。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卜，倫理道德與封建政治結合而淪為道德專制主義，成為“以理殺人”的工具。許多貞節牌坊至今仍在哭訴著人肉宴席的殘忍過程。

    其三，在封建社會發展中，道德成為整體秩序的唯一評判。由于家國同構的機制，傳統倫理在中國社會中起到了某種準宗教的作用。古往今來不乏有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許多例子，甚至以德代法，消解了的嚴肅性，如新王登基，就大赦天下所有囚犯。盡管人們把大義滅親看成美德，但在現實中卻遭到許多人側目。不僅如此，在選拔人才的時候，盡管強調德才一兼備，實際上是重德輕才，倘若有不檢點的地方，不管是否有問題，都使他的才的發揮受到極大的限制。

    其四，由于道德標準的絕對化，把私欲視為洪水猛獸，這就助氏了虛偽之風。一是表現在務虛不務實，只做欺上瞞下的表面文章，靠花架子撐臺，只要看上去符合道德要求，贏得有德名聲就心滿意足。至于實際上于國于民于己是否有利、利之大小則無暇顧及;二是作偽，為騙取虛名而弄虛作假，于是造假者大肆吹捧，把別人引入吹拍的語境，以賣自己的假貨。這種虛偽之風，只觀其言不觀其行，只見其表不見其里，助長了國人心口不一表里不一的性格弊端。

    同時，倫理道德也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文明的最突出的貢獻之一。所以我們還要挖掘儒家倫理文化中積極成分并努力開掘其適應現代化的現代意蘊。其一，以商品交換為基本原則的在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中，已內在地涵蓋了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被譽為日本企業之神的澀澤榮一，就提出著名的“《倫語》加算盤”亦即“義利合一’夕說。他認為，“拋棄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財富，正當的植利必須伴隨著道德。”市場行為主體只有遵守市場規則，取才有道，增值有方，謀取陽光下的利潤，才能使市場健康有序的發展。而且誠信為上已經公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規定的經濟主體的德行修養。中國傳統倫理由于性善的信念占主導地位，強調發揮自主自律的精神，所以特別重視‘誠’，與“信”的品德。其二，在道德統領下并存的是道德、倫理道德、職業道德、企業道德和市場道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從傳統倫理思想寶庫中，提取和吸納那些精華成分，以建構我們新時代的倫理道德思想體系。如“剛正不阿”、“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可以取其精髓直接作為政治道德;從仁、義、禮、智、信這樣一些規范中直接吸納為仁愛之心、見義勇為、誠信不欺、謙和好禮的思想內容改造為社會公德;部分可以改造為家庭倫理道德，如“孝佛”:而傳統道德核心部分如“忠”、“義’，經改造可以成為企業道德的靈魂。所以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思想的現代價值是極為豐富的，因而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倫理文化過程中，我們對其的開掘工作永遠也不會完結，而且，我們對中國資源的開掘也還具有一定的世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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