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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政要》中的政治倫理思想探微
《貞觀政要》是唐代史學家吳兢撰寫的一部政論性的史書，它以記言為主，記錄了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與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關于施政問題的對話以及一些大臣的諫議和勸諫奏疏等。以下是小編整理的《貞觀政要》中的政治倫理思想探微，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貞觀政要》中的政治倫理思想探微
唐太宗君臣在政治統治中繼承和推崇傳統的民本觀，其核心是“以仁義為治”貞觀初年，唐太宗說：“朕看占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一時，敗之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淺薄也。”(《論仁義》)唐太宗認為隋王朝的短命天亡，是由于片面實施嚴刑峻法的結果，因此唐王朝的統治需要以仁義為治。而且，《貞觀政要》一書還發現和深化了以仁義為治的民本觀。如何使水載舟?唐太宗君臣提出了相應的措施。
一是“養民以惠”以“使百姓安樂”。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王畦說：“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饑乏。是時倉庫盈盈，豪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論奢縱》)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聞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唐太宗則認為，“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無甲仗?適足以致滅亡，正是由于仁義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論仁義》)二是要任用賢才。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言：“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崇儒學》)唐太宗君臣認為，“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世，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干，為害極多。但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擇官》)他規定縣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員的保舉，刺史則需要皇帝的直接選拔。同時，他還完善隋朝以來的科舉制度，廣泛地選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圍人才濟濟，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礎。三是明德慎法。針對前朝的嚴刑峻法而激起民變的教訓，唐太宗認為實行仁政，強調明德慎罰。貞觀元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存寬簡。”又道：“大辟罪，皆今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如此，庶免冤濫。”(《論刑法》)到了貞觀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僅29人。百姓安居樂業、賢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終出現了國富民強的貞觀之治。
二是求諫兼聽的君道觀
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進入文明狀態的國家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亞細亞的古代方式”，一種是“古典的古代方式”。中國就屬于“亞細亞的方式”，氏族貴族直接轉變為國家的統治者，因此，在中國古代，統治者還保留著古代氏族首領的遺風，非常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注重吸收下屬的建議。《貞觀之治》中的求諫納聽的君道觀豐富并發展了這種政治倫理思想。
君主要兼聽納下，廣開言路。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征：“何謂明君暗君?”魏征道：“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帝偏信朱異，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國滅來論證“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唐太宗很是贊賞魏征的意見。他總結隋朝滅亡的教訓時說：“隋煬帝暴虐，臣下緘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求諫》)因此，他認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求諫》)唐太宗被后人稱頌為“聞過即改，從善如流”(《災祥》)。
他不僅兼聽納下，廣開言路，而且還積極主動地求諫。他表示，“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顏忤旨，妄有誅責。”(《政體》)“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即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行幸》)可見，為了求得“君臣長久，國無衰敗”，唐太宗一方面鼓勵臣僚“正詞直諫”、不要怕“犯顏忤旨”，而要盡情極諫；另一方面又保證不會“妄有誅責”，一定會“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八年，唐太宗對侍臣言：“朕每閑居靜坐，則自內省，恒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忽。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求諫》)唐太宗為了發揮諫官的作用，對諫者“以師友待之”(《政體》)。他曾詢問魏征，為何臣僚常常不愿進諫，魏征說：“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疏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俯仰過日，”由此，唐太宗也明了，“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求諫》)所以，他對諫者持寬容大度的態度，“以師友待之”。為了充分發揮“諫官”的作用，他還詔命“宰相入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預聞政事。”(《求諫》)同時，他對于百官的奏折，總是認真閱讀，“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粘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求諫》)因此，在唐代出現了眾多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耿直大臣，如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人。
由于唐太宗君臣在進諫、納諫方面都持有積極態度，唐王朝領導集團內部形成了寬松進取的氛圍，君臣在為政治國的重大問題上，各抒己見，相互切磋，集中眾人智慧，能夠做出比較符合實際的決策。
三是防貪鄙的廉政觀
唐代詩人李商隱詩云：“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儉來敗由奢。”唐代君臣以史為鑒，特別重視防貪鄙的廉政觀。唐太宗總結隋亡的教訓，認為隋朝的滅亡在于君臣的貪鄙。貞觀四年，他對侍臣說：“隋煬帝志在無厭，唯好奢侈，所司每由供奉營造，小有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竟為無限，遂致滅亡。”(《儉約》)同時，他指出，貪鄙錢財，毀家又毀國實為不值。貞觀二年，唐太宗謂侍臣道：“朕嘗謂貪人不解愛財也。至如內外官五品以上，祿秩優厚，一年所得，其數自多。若受人財賄，不過數萬，一朝彰露，祿秩消奪，此豈是解愛財物?視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儀休性嗜魚，而不受魚，其魚長存。且為主貪必傷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貪鄙》)
內容簡介
《貞觀政要》是唐代史學家吳兢所著的一部政論性史書。全書十卷四十篇，分類編輯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與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時的問題，大臣們的爭議、勸諫、奏議等，以規范君臣思想道德和軍政思想，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
《貞觀政要》和《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有關貞觀政事的記載相比，較為詳細，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資料。
作品中提出了”君依于國，國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務實求治、與民休息、重視農業、發展生產的施政方針，”愛之如一”較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賢才的主張，廣開言路的開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罰的統治策略，以及儉約慎行、善始慎終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國開明封建統治的戰略和策略、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者。
創作背景
吳兢著《貞觀政要》旨在歌頌“貞觀之治”，總結唐太宗時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來君主以為借鑒。書中所記基本為貞觀年間唐太宗與魏征等大臣的問答，以及皇帝的詔書、大臣的諫議奏疏等，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討論君臣關系、君民關系、求諫納諫、任賢使能、恭儉節用、居安思危為其重點。
雖然《貞觀政要》在史實上有所失誤，但由于敘事詳贍，文字明暢，論述的又是統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流傳到日本和朝鮮半島。
作者簡介
吳兢（670—749），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衛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臺、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后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與同時代其他官員相比，吳兢的仕途還是較為順暢的，沒有大起大落。居史館任職30余年，以敘事簡練、奮筆直書見稱。曾認為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史》、《齊史》、《陳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稱“良史”。曾從事官府藏書的整理、國家書目的編制工作。
開元中，詔馬懷素領校圖書，馬懷素奏用元行沖、齊翰、吳兢、韋述等26人同在秘閣詳錄四部書，開元九年（721）共同編成國家圖書總目《群書四部錄》200卷，由元行沖奏上。吳家收藏圖書甚富，編撰有《吳氏西齋書目》1卷，著錄圖書13468卷，該書目影響頗大。
所藏之書在他去世前后，贈送給外孫蔣乂。編著有《樂府古體要解》、《唐春秋》、《唐書備闕記》、《太宗勛史》、《睿宗實錄》、《中宗實錄》、《貞觀政要》、《則天實錄》、《唐高宗實錄》（與劉知己合撰）等，僅《貞觀政要》傳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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