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生態倫理思想的現實價值
論文關鍵詞:生態倫理;傳統;現實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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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20世紀下半葉以來凸現的生態環境危機，促使人們反思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模式，人們意識到重建人類生態倫理觀，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必要.本文解讀了中國傳統生態倫理思想的精粹，分析了傳統生態倫理的精粹在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中的現實價值，引導人們古為今用，確立正確的生態倫理觀念，解決當今人類面臨的生態問題，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發展。
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及社會的高速發展既造福了人類，也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尤其是環境惡化、資源潰乏、生態失衡、全球氣候變暖、草原退化等正嚴重地威脅著地球上生命的存在。隨著生態問題的凸顯，生態倫理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要綜合治理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最根本的，還是要喚醒人們的生態倫理意識，正確規范人類的行為。“生物或大地自然界應當像人類一樣擁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權利，個人或人類應當對生物或大地自然界負有道德義務或責任。”(《大地倫理學》利奧波德著)恢復自然的本性，賦予自然以其應有的權利，使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已成為當今社會的主基調。解讀浩瀚的中國傳統文化，其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對我們今天面對和認識生態危機具有重要的現實參考價值。
一、以倫理為重要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有豐富的道德哲學，充滿了極富價值的生態倫理理念。中國傳統文化所蘊含的豐富的生態倫理理念，可概括為如下方面:
1.圖騰崇拜中原始的“尊重生命”、“人與自然平等”的倫理觀念。在人類的圖騰時代，人們認為自己與自然界是渾然一體的。那時，人把動物作為自己崇拜的對象，并進而把整個自然作為自己的崇拜對象，應當說，這表現了尊重生命的倫理思想。據資料顯示，生活在氏族社會的原始人相信各氏族源出于不同的物類，源出于動物、植物或其他的物種，以為某物種與自己的氏族有著親緣關系，于是便把它尊奉為圖騰對象。如炎帝族以牛為圖騰;黃帝族以熊、黑等動物為圖騰;商族以玄鳥為圖騰，中國人從來就認為自己是龍的傳人。人們對圖騰對象無比崇尚，族內規定對圖騰對象禁殺禁食，也不許觸摸，體現了一種“尊重生命”的倫理觀念，而這種觀念又是以人類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分子，與其他自然物一體、平等為前提的。此外，原始的、樸素形態的“人與自然平等”的觀念，還表現在以自然物為神靈，華夏民族的祖先，多有對天神、土地神、月亮神、星星神、各種動植物神的崇拜等等。圖騰時代的倫理觀念是一種朦朧的、樸素的、原始的生態倫理觀念。
2.“天人合一”論中的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的哲學理念。人與自然平等、人與一切物類平等的生態倫理理念，貫穿于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早在中國哲學創立期，先秦諸子百家的哲人便共同構建了中國傳統文化所獨有的“天人合一論”，即從哲學的高度為“人與自然平等”觀奠定了理論基石。
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論，把人和自然看成一個整體，重視“自然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其中特別突出人與自然的和諧。《周易·乾卦》稱，“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弗違、后天而奉天時。”人順應自然，與自然一體，揭示了天與人“相合”的基本思想。在先秦時期，中國人就提出，人為“萬物之靈”，但人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天生蒸民”，人生于自然，但有精神、有意識的人可以“知天命”，而后可以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孔子自稱他50歲“知天命”之后的歲月能“耳順”，能“從心所欲不逾矩”;老子則認為人不過是“天地一當狗”，故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間的一切無不順應自然，合乎自然;莊子明確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齊一”;墨子主張，人們在自己首領的率領下，逐級“尚同”，最后“尚同”于“天志”，把人的主觀意志與客觀法則統一。各家之說無不表明，“天人合一”論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辯證關系。
“天人合一論”的最可貴之處，在于它在揭示人與自然的關系時，既肯定了人的主體精神，又強調人必須順應自然。一方面，人不是自然的奴隸，人將自己從自然中分出來，這是人對人類自身認識的飛躍，是生產力發展水平提高后人對自身力量的肯定;另一方面，人不能離開自然而存在，人類只有遵守自然法則才可以創造自己的美好生活。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荀子雖提出了“天人相分”的命題，認為“人為萬物之靈”，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但他的“天人相分”以“天人合一”為前提，因而，他反復強調自然雖無意志，但人間的治亂禍福取決于能否順應自然。在《荀子·天論篇》中，他宣稱:“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萊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顯然，他在要人們相信自身力量的同時，必須“順乎道”，按規律辦事而不出差錯，所以，“制天命而用之”應理解為告誡人們認識和掌握規律而后運用規律，“順乎道、應乎時而行事。”在荀子看來，自然規律只可順、不可逆，故《荀子·富國篇》闡明了“順”規律與“逆”規律所出現的兩種不同的結果，其中說:“天有其時，地有其才，人有其治，”“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澇傍如江海，暴暴如山丘”—社會富裕;反之，“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進，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社會貧困。
3.“仁民愛物”論中的人與人、人與自然平等的道德理念。基于人與天地萬物是同一、平等的這一理論基點，中國古人主張“仁民愛物”。中國古代墨子講“兼愛”、“非攻”，“兼相愛、交相利”，提倡一種沒有利害沖突、沒有等級差異的人類普遍之愛;孔子講“仁”，講“泛愛眾”，強調人類應有愛心，善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友愛互助而不傷害他人，“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的人都如同兄弟;孟子從“性本善”出發，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主張統治者以“仁心”對待民眾，行“仁政”，“制民以產”，給予百姓基本的生活條件和社會福利，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其中體現的是人際間的平等，不以犧牲他人而求得自己發展的樸素的道德原則。
中國古人不僅主張“仁民”，而且還要“愛物”;不僅“泛愛眾”，而且還要“泛愛物”。《孟子·告子上》有一段記載: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莫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灌灌也。”大意為:牛山好美一片森林，只因為這里距大城市太近，被砍伐一光。本來它還具有再生的能力，無奈光山又成了牧場，牛踩羊吃，于是就成了光禿禿的山包了。顯然，這是一例生態破壞的典型事件。孟子生在戰國中期，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天下很不安定的時代，諸侯們彼此征伐，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統治者橫征暴斂，為了爭奪地盤，不顧老百姓死活，以至民不聊生、土地荒蕪，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動蕩和政治危機。這樣，也不可避免地在“郊于大國”的地方，出現了生態破壞的景象。對此，孟子提出了“仁民而愛物”的生態倫理思想。這種“仁民愛物”的思想在宋明時代有更進一步發展。張載在《正蒙·乾稱篇》中稱，“天”為“父，，、“地”為“母”，人為天地所生，混然于天地之中，就是說人是大自然中之一物，有著大自然賦予的屬性，大自然中的任何存在物都是平等的。于是他明確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應該視民眾為親兄弟、視萬物為同伴的平等道德理念。王船山闡釋張載的“民胞物與”時賦予了具體的道德內容:“由吾同胞之必友愛，交與之必信睦，則于民必仁，于物必愛”，這便是中國古代生態倫理理念—“體天地而仁民愛物”觀。
中國傳統文化的生態倫理思想的發展，體現了人類對自然認識的逐步深化，其蘊含的尊重自然;人與自然平等，人與自然共生共處理念，及保護自然資源造福于民的生態責任意識，對當今社會維護生態平衡和促進環境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當今，人類要擺脫生態危機和生存困境，學習古人生態倫理思想的精粹，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二、近代工業文明給人類帶來了極為豐饒的物質文明，然而，這種文明建立在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資本邏輯”之上，視人類為自然之主人，對自然無限索取，不加補償，因而這種文明也給人類帶來許多惡果:環境惡化、資源潰乏、生態失衡等等。“假使沒有一個環境倫理來保護社會的生物基礎及農業基礎，那么，文明將崩潰。”因此，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給后代留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已成為全球共識。筆者認為，確立科學的生態倫理觀念，踐行可持續發展理論，應吸取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念的精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1.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精華，確立與自然萬物共生共存的大生命觀。要解決生態危機，解決現代人類“文明”的深層弊病，首先需要吸取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精華，重新培育起對生命的敬畏，使人們認識到自身的有限性，科學認知的有限性，時刻對宇宙星空、地球生命懷抱一種虔誠的敬畏之心，對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充滿由衷的無限敬意。既把生命理解為一種自然現象，又把生命當作一種道德現象;既通過科學研究探索自然規律，又善于在此基礎上領會自然中一切生命現象所蘊涵的靈性，把自然的生命規律當作個體道德實踐的前提，使行動符合自然世界所啟示的生存法則，建立一種人與自然共存互動的道德觀。
2.正確認識人與自然關系，擺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思想告訴我們:人不能離開自然而存在，人類只有認識自然、順應自然、遵守自然法則才可以創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人只是自然生態系統的成員，只是地球的居民而并非主宰。自然界的生物之間以食物鏈的形式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補償、相互協調，每一個物種對自身賴以生存的資源過度“開采”都會造成惡果。事實證明，人為活動的盲目性并不能使人類從自然界中真正解放出來，只能在栽害自然的同時，也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嚴重威脅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
3.樹立節源意識。荀子在《荀子·天論篇》中指出:“天行有常……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強本而節用”則資源是可持續利用的。聯合國《21世紀議程》和《中國21世紀議程》都指出:“可持續發展要求改變不可持續的消費模式，建立可持續消費模式。”中國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就要克服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思想的影響，樹立節源意識，合理利用資源、有效保護資源。
4.樹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兼顧的發展理念。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精華蘊含的尊重自然思想要求我們在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上，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既要按自然規律辦事，又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堅持經濟效益、環境效益、社會效益相統一的標準。嚴峻的現實使人們反思出，沒有人的全面發展，不考慮社會進步和環境優化的因素，單純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只能是一種“惡性循環”。我們既不能片面強調發展經濟，更不能用犧牲環境效益的辦法使經濟暫時得到較快發展;也不能用停止或放慢經濟發展的辦法，片面強調保護環境。
人類發展史表明，緩和人與自然的關系，除培養人類的科學的生態倫理觀念外，還必須制定相關政策，重建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比如，控制人口增長，使人口增長與地球的人口生態容量相適應。據測算，地球可容納的人口最多為80億。世界現有人口已達60億，若不加控制地繼續增長，在2050年將突破100億，超過地球人口生態容量的警戒線;把改造自然的行為嚴格限制在生態運動的規律之內，使人類活動與自然規律相協調。促進自然資源開發利用與自然再生產能力相協調，為人類的持續發展留下充足空間。
“只要道德地對待自然界的規范一旦成為人的內在需要，它就會在解決生態問題中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只有當人類能夠自覺控制自己的生態道德行為，并理智而友善地對待自然界時，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才會走向和諧，從而實現生態倫理的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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