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
【論文摘要】哈貝馬斯傾其一生致力于交往行為理論的構建，試圖為病理性的現代社會進行診斷治療，試圖通過話語共識的達成來改善社會的規制，藉此約束人的行為和整個社會的實踐。其理論有助于人與人之間自由而平等的交往以及人際關系的和諧。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是富有建設性的理論，但它與馬克思的交往實踐理論有著本質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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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哈貝馬斯；交往；行為
哈貝馬斯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傾其一生構建了交往行為理論，為批判的社會理論奠定了理性基礎。探究他的交往行為理論，對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哈貝馬斯對當代西方社會生活世界癥候的分析
在現代化進程中，西方社會經歷著由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變化。工具理性造成了經濟的高歌猛進和物質財富的增加，與此同時也出現了道德淪喪和價值變異，人被經濟利益所奴役。“意義”和“自由”的雙重喪失即是對工具理性的過度追求的惡果。哈貝馬斯認為，意義的喪失體現在西方世界的精神貧困化中。“自由、平等、博愛”原則被肆意破壞，人的價值和尊嚴被粗暴踐踏，人們深深地陷入了生存的困惑中。自由的喪失表現為工具理性過度膨脹，人變成了金錢和利益的奴隸；行政和法律的工具化則日益使人喪失自我意識和社會批判精神。哈貝馬斯認為，“意義的喪失”和“自由的喪失”的現象歸根到底是由于人們過分崇尚“科技進步”理念而造成的。哈貝馬斯依據系統和生活世界雙層社會結構理論模型，以交往理性為中心范疇，對當代西方社會進行了精彩批判。系統和生活世界是具有不同邏輯的領域，它們均拒斥相互滲透、相互轉化。可是在當代西方社會中，貨幣和權力這兩個子體系，憑借其強大的穿透力，直指生活世界，迫使生活世界只能病態地掙扎在經濟、政治體系的邊緣，造成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貝馬斯眼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成為現代社會的病根。一旦生活世界的語言媒體讓位給權力和貨幣媒體，官僚化、法律化、金錢化就會削弱公眾話語與交往的合理性基礎，從而引起技術和道德脫節、倫理要求與表達要求分離、個人與社會相沖突等社會障礙，并最終導致意義喪失、個體心理病變等生活世界再生產的畸變形態。怎么樣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哈貝馬斯提供了一個方案，就是在主體理性面前設置一道交往理性的門檻，讓那黯淡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它應有的價值與規范。憑借交往理性，人們可以組建一個以交談、理解與價值共識為旨趣的共同圈，從而達到對生活世界的救贖。交往理性摒棄了話語的霸權，維護了話語的自由民主，帶來了話語的透明。現代社會發展的理想狀態，就是要通過主體的相互了解、理解，在合理動機的基礎上達成一致，以便實現人類的解放和社會公正。
二、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
1．交往行為概念的內涵及其實質。哈貝馬斯認為，研究交往問題，在哲學層面上必須從相互關系人手。由于這種相互關系是指不同的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此必須求助于未受干擾的主體之間的經驗。他試圖追溯到相互關系的原初狀態，即未受干擾的主體之間的經驗，通過考察不同的有語言和行為能力的主體間的相互理解的過程，包括相互理解所需要的媒介和背景，來闡明他的交往行為理論”。哈貝馬斯對行為類型進行了分析。行為分為四類：一是目的性行為即“勞動”；二是規范調節性行為；三是戲劇行為；四是交往行為。交往行為所涉及的至少是兩個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的關系，是至少兩個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之間通過符號協調的互動，遵循著一定的規范，借助語言媒介，通過對話達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哈貝馬斯認為，四種行為側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為主要考慮客觀世界；規范調節性行為與社會世界相聯系；戲劇行為涉及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特別是社會世界的關系，其關鍵是自我表現；交往行為導向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為它把各種不同經驗導向合理的協調和發展。交往行為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們的日常語言所支撐的世界，哈貝馬斯稱之為生活世界。
2．交往行為是以理解為核心的行為。哈貝馬斯認為：“理解這個詞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狹窄的意義是表達兩個主體以同樣的方式理解一個語言學表達；而最寬泛的意義則是表達在與彼此認可的規范性背景相關的話語的正確性上，兩個主體之間存在著某種協調；此外還表示兩個交往過程的參與者能對世界上的某種東西達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為對方所理解。哈貝馬斯認為，理解是一種展開于主體之間的交互性的意識活動，要真正實現“理解”就必須借助于語言媒介。哈貝馬斯認為，在目的性行為中，語言是許多媒介中的一種，行為者通過語言試圖影響他人，實現行為者對于客觀世界的意圖。在規范調節性行為中，語言首先是一種可以提供文化價值、取得意見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幫助人們建立規范和行為導向，建立社會世界的合法關系。在戲劇行為中，語言是自我表現的媒體，表現行為者的認識和情感，再現行為者的主觀世界。在上述三種行為中，都只注重了語青的一種功能，而沒有同時注意到語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關系的交往行為中，語言才同時承擔陳述并判斷事實的功能，使行為者與客觀世界發生聯系，承擔幫助人們達成共識的理解媒體的功能，使行為者與社會世界發生聯系，并承擔表達者表現的功能，使行為者展示自身的主觀世界。哈貝馬斯認為，通過參與者在相互作用中達到他們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聲明的交互主體性的確認，這樣理解才以協調行動的動機發揮作用。他認為，現代理論注重意義的追問，人們在語言的交往活動中會達成共識。在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識是一種理想化的過程，即交往理性。為了有效溝通，哈貝馬斯認為在交往過程中需要遵循三項語言學規范要求：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哈貝馬斯認為，目的性行為涉及真實性要求，規范調節性行為涉及正確性要求，戲劇行為涉及真誠性要求，而交往行為與這三個要求有關聯。交往行為同時可以滿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的三個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為才是最合理的社會行為。
3．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雙層理論架構。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會和個性三個層次構成。“我所說的‘文化’，指的是可隨時動用的知識儲備——在這種儲備中，交往的參與者，當他們對屬于某一個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換看法時，最大限度地做出他們的解釋。我所說的‘社會’，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這些秩序，交往的參與者調整著他們的隸屬于社會群體的成員，并因而保證他們之間的團結一致。我所說的‘個性’，指的是主體由此獲得言語和行動的功能的那種能力和資格。”由此觀之，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質上是由知識構成的。
與“生活世界”相對應的是“系統”概念。其一，系統是一種方法，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重視其結構和功能層面；其二，系統是作為社會的制度和組織影響著人類的生活。系統機制的產生必須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達到相應程度為條件，系統產生的目的是服務于生活世界的。在貨幣和權力得以通過法的形式組織起來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經達到了很成熟的程度。這兩個相互作用的子系統，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們自身成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現代社會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錢化和官僚化已經滲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領域。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系統和生活世界的嚴重分離。現代社會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系統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為現代文明系統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官僚政治體制，憑借貨幣和權力這兩個媒介，侵蝕原本屬于非市場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使之金錢化和官僚化，從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為被金錢和權力所攝控，生活世界的意義和價值喪失，交往行為的社會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時，科學技術的進步服務于生產的發展，現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和公正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蕪化。既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病因、現代文明的危機在于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分離、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危機、拯救現代文明的途徑也就在于系統與生活世界的重新協調，其關鍵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的路徑探索。第一，共同的規范標準。哈貝馬斯認為規范標準的普遍化原則應該能夠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為了論證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必須由共同的、普遍的規范標準來指導，他提出了商談倫理學。商談倫理學試圖向現代社會提出一個相互理解并為各個交往共同體成員所同意的規范道德體系。第二，選擇恰當的語言。在哈貝馬斯看來，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會有言語行為的出現，凡是言語行為受到阻礙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會有合理的交往。人們之間的交談交往，無非涉及實情、人情和心情三個方面，而這三個方面都得通過相應的語言加以表現，通過語言使交往者、交談者達到相互理解。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杠桿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關鍵。為了順利達到協調行為的目的，在進行對話的時候，對話雙方必須選擇一種能夠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正確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第三，進行對話活動。交往必須對話，對話就是交往。在對話活動中，交往雙方的利益才能被考慮到，交往雙方提出的各種要求才可以成為討論的對象，在民主、平等、和諧的協商氛圍中，人們才能在沒有任何外在強迫的氛圍中充分論證自己的觀點。對話是人們達成統一共識的最為有效的辦法和最為便利的途徑。
三、對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認識與評價
重建交往理性，實現社會合理化，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目標。可以說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是富有建設性的，對于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具有借鑒意義。馬克思的交往實踐理論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重要來源，但是二者之間有質的不同。
1．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把語言和言語行為作為立論的出發點。第一，哈貝馬斯以語言和言語行為為中心來構建自己的交往理論體系，偏離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史觀軌道。馬克思所理解的交往范疇，囊括了全部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物質的和精神的變換過程，是人與人之間以一定的物質和精神的手段為媒介互為主客體的相互作用過程。而哈貝馬斯把“交往”僅僅局限在語言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范圍內。第二，馬克思肯定了語言交往在一切交往活動中的媒介作用。認為語言作為一種重要的交往行為是由物質生產實踐的需要決定的。而哈貝馬斯把語言當作一切社會行為中最為根本的東西，并賦予語言一種本體論的地位。他認為，交往行為實際上就是以達到相互理解為目的的“言語行為”，從而使他的交往理論體系偏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軌道。
2．哈貝馬斯強調知識的內在增長是交往形式和交往關系進化的必要條件。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只注意到了精神方面的因素，忽視了馬克思關于生產方式的發展水平決定著人們的交往方式的觀點。馬克思認為，“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在馬克思主義那里，生產和交往相互聯系。生產決定交往的形式，生產是交往的基礎。由于割斷了交往與社會生產和需要之間的聯系，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合理化只能訴諸于道德實的知識和個人的誠實與真實性，而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相背離。
3．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具有烏托邦色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的核心內容是通過語言媒介達成一致和共識，這是以普遍語用學關于言語行為的“有效性要求”作為先決條件的。交往理論所要求的是一種非強迫的、平等的理想語境。理想言辭語境是達成共識的前提，這在現實中極其困難的。那種完全的相互理解和共識，確實帶有浪漫、理想的烏托邦色彩。因此，盡管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是富有建設性的理論，但它與馬克思的交往實踐理論依舊有著本質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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