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析電視紀錄片定義和主要特征

簡析電視紀錄片定義和主要特征

　　一、定義

　　電視紀錄片是指專門為電視播出而制作的紀錄片節目形態。

　　紀錄片是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和軍事等領域的事件或人物及自然事物進行紀錄和表現的敘事性的非虛構的影像構成形態，它一般并不從屬于某一特定的傳媒。

　　“紀錄片”這一名詞起源于法文“docuemntaire”，本意是指“具有文獻資料價值的”，到1906年，這個詞開始用來指“紀錄電影”或“紀錄影片”，并于1914年成為名詞“documentary”。[1]

　　“紀錄片”作為一個翻譯的西文名詞，在中國的使用至少已有近80年的歷史。梁實秋在1931年出版的《實用英漢辭典》中已選入了“documentary紀錄影片”的條目。[2]

　　紀錄片作為一種特定的影像構成形態，在電影和電視這兩種不同媒介中的呈現并無本質的不同。“膠”和“磁”（數字）的互相轉化技術已趨于成熟，這也就意味著光學圖像在多種不同介質中的保存已經沒有了本質上的區別。這一點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已被反復驗證。在電視發展的早期，在其尚無能力制作自己的節目之時，它大量播出的都是使用膠片制作的影像。直至今日，盡管電視的攝像系統已經非常強大，但是在許多場合，譬如在電子系統不能正常工作的高寒地帶，或在拍攝動物時需要快速啟動的情況下，往往不得不使用膠片攝影機進行工作，因為攝影機能夠在1秒內啟動進入拍攝，磁帶攝像機則需要更長一些的時間，等等。所以，從根本性質上來說，紀錄片并不能非常明顯地呈現出某種媒介的屬性，無論是電影紀錄片，還是電視紀錄片，兩者在影像構成形態上基本沒有差別。這種情形反映在中國紀錄片發展的分期上，就是往往忽略影視的差別，如中國紀錄片的發展或分為影戲時代（1932-1949年）、英雄時代（1949-1983年）和平民時代（1983年至今）[3]，或分為政治化紀錄片時期（1958-1977年）、人文化紀錄片時期（1978-1992年）、平民化紀錄片時期（1993-1998年）和社會化紀錄片時期（1999年至今）[4]。

　　而電影紀錄片和電視紀錄片的稱謂主要是根據紀錄片放映或播出的媒介加以區隔的，即：電影紀錄片是指主要為電影銀幕放映而生產的紀錄片類型，是與電影故事片、電影動畫片等相對應的一種電影類型；而電視紀錄片是指主要為電視屏幕播出而生產的紀錄片節目形態，是與電視電影、電視動畫片相對應的一種電視節目形態。

　　隨著專為電影院線拍攝的紀錄片越來越少，各種紀錄片主要用于電視播出。“紀錄片”與“電視紀錄片”正趨于合二為一。

　　對于“電視專題片”和“電視紀錄片”這兩個概念，目前在中國電視學界和業界尚未能統一認識，存在著等同說、從屬說、獨立說等不同的觀點。

　　“從屬說”，即指電視紀錄片從屬于電視專題片，或電視專題片從屬于電視紀錄片兩種看法。認為電視紀錄片從屬于電視專題片者，是把電視專題片當作“電視專題節目”和“電視專欄節目”這個更大范疇的概念來看待的，因為電視專題節目或電視專欄節目所采用的形態很多，除了紀錄片外，還可采用講話、訪談、座談會、演示、競賽和表演等多種多樣的形態。紀錄片則是電視專題節目或電視專欄節目中最常使用的形態。說電視專題片從屬于電視紀錄片者，則是把電視專題片等同于電視專題報道或電視專題新聞，把它歸為電視紀錄片形態中的一類，就如同電影紀錄片中新聞紀錄片和文獻紀錄片、風光紀錄片和歷史紀錄片并存并列存在一樣。

　　電視專題片的稱謂最早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1975年中央電視臺社教部推出了幾個專欄，將專欄里播出的片子稱為“專題片”。1976年在上海召開的全國電視工作會議上，“電視專題片”的提法得到了與會人員的認同，將此名稱正式確定下來。之所以稱為電視專題“片”，是因為當時的這類電視專題節目由于攝影（像）技術所限，基本上是用膠片攝制而成的，因此借用電影“片”的稱謂，而稱其為電視專題片。

　　1992年11月、1993年4月和11月，中央電視臺研究室連續三次召集有關專家研討中國電視專題節目分類與界定問題。由于長期的無序狀態，中國電視專題節目的分類和界定工作非常艱難。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產生的電視專題片和電視紀錄片的劃歸問題，更是“剪不斷，理還亂”。最終結果集中體現在1996年出版的《中國電視專題節目界定——研討論文集錦》一書中。由于電視專題片“涵蓋面過寬，已經（接近）到了一個大部類專題節目的總稱”，因此，“在這次成文的界定中，沒有重復列入”。[5]

　　對于電視紀錄片，《中國電視專題節目界定——研討論文集錦》一書的界定很長很細，而且還附上了很多的說明和解釋性的內容：“電視紀錄片，適宜攝影或攝像的手段，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歷史事件等作比較系統完整的紀實報道，并給人以一定的審美享受的電視作品。它要求直接從現實生活中取材，拍攝真人真事，不容許虛構、扮演。其基本報道手法是采訪、攝像或攝影，即在事件的發生過程中，用‘等、搶、挑’或追隨采擷的攝錄方法，記錄真實環境、真實時間里發生的真人真事，在保證敘事報道整體真實的同時，要求細節真實。真實是紀錄片存在的基礎，也是它最可貴的價值所在。正是‘物質現實復原’的真實，才使紀錄片有著永恒的魅力。”

　　實際上，上述對電視紀錄片的概念界定，在后來的實踐中卻常常被拒絕。《紀錄片編輯室》欄目在總結經驗教訓時說：“我們曾經從‘講述身邊百姓故事’出發，但不能把這定義為紀錄片的全部，再來大討論‘什么是紀錄片’，實在是沒有必要。紀錄片是那么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觀眾又有那么多方面的需要，我們為什么要把路越走越窄呢？”[6]同樣，《紀錄》欄目也表示：“《紀錄》欄目的創作原則較之以往學術探討的概念，將有所開放。節目創作可采用一切合理手段，突出節目創作手段的綜合性。因為，整個影視藝術發展的最高境界，將不是各片種越分越清，而是各片種相互影響、靠攏、滲透的大融合。第一，突破紀錄片與專題片的界限、紀錄片與社會報道的界限、紀錄片與故事片的界限、紀錄片與文藝片的界限。我們認為，界限只有一個，那就是陳舊與創新的界限；第二，無論何種紀錄片都無法實現純客觀的把握。為了適應電視市場操作的需求，不排除必要的主題先行；第三，堅持和弘揚記錄精神，堅持非虛構的美學底線，堅持紀實風格當中的真實性把握。”[7]

　　中國廣播電視獎電視社教節目評選和中國廣播影視大獎廣播電視節目獎電視社教節目評選獎項設置的變化，也反映了業界和學界對電視專題片和電視紀錄片這兩種節目形態界定方面的困惑。

　　從1982年中國電視評獎開始，電視紀錄片就作為電視社教節目的一個類別參加評選。

　　中國廣播電視協會主辦的中國廣播電視獎社教節目評選一直設有電視專題片的評獎類別：1988年度和1989年度設置了系列類和專題類兩個獎項；1991年度和1993至1997年度設置了系列（片）類獎項；1998至2002年度設置了短片、長片和系列片獎項；2003年度設置了短紀錄片、長紀錄片、專題片和系列片獎項。[8]

　　2003年度中國廣播電視新聞獎電視社教節目獎評選，評委會將電視專題片和電視紀錄片設置為兩個并列的獎項。也正是在這次評選活動中，電視專題片和電視紀錄片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定義：電視專題片是以聲畫對位的解說詞為主要表達方式的議敘結合的電視節目；電視紀錄片是指以聲畫合一的現場實景為主體拍攝的紀實風格的電視節目。[9]上述界定，與很多學者的觀點暗相吻合，譬如：“專題片是一種命題作文式的紀錄片，它的結論幾乎是在開始拍攝之前便已經擬定好了的，人們只需要按照這個結論‘依樣畫葫蘆’”；[10]“專題片和宣傳片由于其主題的先行性和思維方式的文學性，注定其制作過程必然要走與故事片類似的、事先設定意義的控制過程。”[11]當然，也有專家對上述界定持有不同看法，認為：“‘聲畫對位’和‘聲畫合一’只是創作手法不同；‘議敘結合’為主和‘現場實景’為主只是表現方式不同，均不足以科學地分清‘專題片’和‘紀錄片’之間的本質差異。”[12]

　　2005年3月下旬，中宣部出臺了《全國性文藝新聞出版評獎整改總體方案》（中宣發[2005]14號），國家廣電總局原有15個全國性獎項，全部并入“中國廣播影視大獎”中，下設電影“華表獎”、電視劇“飛天獎”、廣播電視節目獎等三個子項。2005年8月18日至22日，2004年度中國廣播影視大獎廣播電視節目獎電視社教節目評選工作在湖北武漢舉行。包括此次評選工作在內的歷屆中國廣播影視大獎廣播電視節目獎電視社教節目評選都基本延續了中國廣播電視新聞獎2003年度電視社教節目獎評選中關于電視專題片和電視紀錄片獎項的設置方法，分別設置了優秀專題（含專題片、系列片、特別節目）和優秀紀錄片（含短紀錄片、長紀錄片）等獎項。[13]

　　電視紀錄片主要有以下三種分類方法：

　　按照主要功能，可分為紀實性電視紀錄片、宣傳性電視紀錄片、娛樂性電視紀錄片和實用性電視紀錄片。

　　按照記錄方式，可分為參與式電視紀錄片、旁觀式電視紀錄片、超常式電視紀錄片和再現式電視紀錄片。

　　按照結構方式，可分為電視短紀錄片、電視長紀錄片和電視系列紀錄片。電視短紀錄片通常是指時長在15分鐘（含15分鐘）以內，聲畫合一的現場實景為表現主體的單集電視紀錄片節目；電視長紀錄片通常指時長在15分鐘以上，50分鐘以下，以聲畫合一的現場實景為表現主體的一至兩集的電視紀錄片；電視系列紀錄片是指內容上或邏輯上有承接關系的三集以上的電視紀錄片。

　　二、主要特征

　　（一）非虛構的真實生活

　　電視紀錄片是從真實生活中采擷素材，以生活自身的形態來闡釋生活，抒發情感，升華哲理的。“紀錄片表現的問題是真實生活中的一個存在、一個流程、一個片斷，以此來反映活脫脫的人生現實，給予觀眾一個評價生活的基點、一種真實的人生體驗。”[14]這是電視紀錄片的美感所在。

　　電視紀錄片是對生活的一種發現和有選擇的再現，“它的基本手法是采訪攝影，即在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中，用挑、等、搶的攝影方法，記錄真實環境、真實時間里發生的真人真事。這里的‘四真’是紀錄片的生命”[15]。而且這種“真”具有如同生活一樣的豐富而完整的氣息或情狀，顯示生活的實際存在的樣子。

　　電視紀錄片對非虛構性的強調體現了“美是生活”的美學精神內核，同時，對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和藝術化表現則對“美是生活”有了新的演繹。

　　首先可以確認的是，電視紀錄片不是虛構文學，而是一種非虛構性的電視作品。真實是電視紀錄片最根本的特性，是電視紀錄片的靈魂。也可以說，真實本身就是電視紀錄片最高的美學追求。此外，電視紀錄片內蘊的人文精神能增強電視紀錄片的真實感和感染力，從而彰顯出電視紀錄片這種審美形態的獨特魅力。電視紀錄片源于生活，無論是題材內容，還是敘事方式和表現手法，都要建基于生活本身。

　　當然，“源于生活”并不等于照搬生活，“紀錄”不僅僅是“記錄”。電視紀錄片的價值不在于宣傳說教，而是要反映歷史，解釋歷史，要“載道”。這一切都需要藝術化地呈現出來，這種呈現，要非虛構、不失其真，要巧妙、不留痕跡，要隱藏和內在于真實的聲畫之中。

　　（二）一體化的鏡語方式

　　電視紀錄片記錄現實生活中真人真事的功能是通過攝像機這種特殊的電子工具來實現的。現實世界中，客觀事物的存在和運動都以形聲一體化的完整形態進行，攝像機以一種特殊的鏡語方式再現了客觀事物直觀的形聲結構和運動過程。這種鏡語方式強調記錄行為時空的原始面貌，強調記錄形聲一體化的行為活動，使得電視紀錄片中人和事物的活動具有一種符合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逼真感。正是這種紀實本性——客觀物質現實的復原，使得電視紀錄片有著其他電視節目形態所無法替代的價值和魅力。

　　電視紀錄片對一體化鏡語方式的運用，突出表現在電視紀錄片對長鏡頭的情有獨鐘上。

　　有關長鏡頭的源頭，可上溯到早期電影的那些具有一鏡拍完紀實風格的影片。長鏡頭所具有的時空完整、統一性以及景深性、多義性的“生活流”特質，是電視紀錄片完整再現生活，增強真實感的主要鏡語方式，符合電視紀錄片美是生活的美學指導思想以及紀實性的敘事形態或風格。

　　電視紀錄片多運用長鏡頭推進敘事進程，把鏡頭中的各種內部運動方式統一起來，時間上保持了客觀事物的流程完整，空間上保證了關系的整體性，自然流暢又富有變化，為畫面造成多種角度和景別，往往以一種旁觀者的心態引領觀眾靜觀事件的發展。電視紀錄片盡可能多地運用長鏡頭，紀實性強，能給人逼真的參與感、現場感，可以淡化主體意識，客觀地展現生活原貌，醞釀某種特定的情感。當然，長鏡頭也可以作為一種在鏡頭內部進行場面調度的蒙太奇，是一種特殊的蒙太奇，正如它講故事，也建立在特殊編織后的呈現上一樣，它遵循真實自然的原則同時賦予其美感。

　　電視紀錄片對一體化鏡語方式的運用，還表現在對同期聲的大量運用上。

　　同期聲加強畫面的真實感，使畫面具有可聞性，現場畫面為聲音提供聲源，使聲音具有可見性，二者相輔相成，交相輝映，從而創造現實逼真感。電視紀錄片在聲畫合一的鏡語應用中，抓住了時間和空間上的現在進行時（現場畫面和同期聲），給觀眾以大容量、全方位、多角度的感受，用獨特的表現手法揭示出深刻的內容，用“畫面思維”形式打破傳統的文字（解說詞）思維方式，并能展現豐富多彩的真實生活和真實人物的內心世界，充分體現美就是生活，自然而然地強化烘托和渲染的效果。如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電視紀錄片《望長城》就打破了聲畫對位的早期電視紀錄片的制作傳統，其中長鏡頭、同期聲、聲畫合一的成功運用，造成的現場感展現出電視語言的獨特魅力，對于當代中國電視紀錄片創作的影響是革命性的。

　　在中國電視紀錄片發展的早期階段，由于技術手段的問題，在用攝影機或攝像機去記錄生活時，聲音與圖像往往被機械地分離了。受電影紀錄片的影響，蒙太奇一度作為主要鏡語方式，得到最為充分的體現或運用。蒙太奇式的思維特征，總是通過先中斷再連接的方式來構筑意義，它往往通過時空分割來闡明甚至創造含義，具有敘事的強制性和話語的霸權性，強調單義性畫面的造型和連接，認為不同的鏡頭組接在一起會產生單個鏡頭所不具有的含義，即1+1大于2，不同的組接方法又會創造新的地理或時空，從而構筑出全新的意義。

　　（三）情境化的敘事結構

　　情境化的敘事，就是要使電視紀錄片的圖像符號所表現的抽象內容具有一種可經歷的情境意義。電視紀錄片的創作者既不能像電視劇的創作者一樣用虛構的方法來安排情節，也不可能將生活完完全全地記錄下來，而只能以真實自然的生活流程為素材，通過選擇一個個有意義的瞬間和片斷來再現生活的原貌。這種再現是建立在情境完整的基礎之上的。所謂情境，應包括三大要素：人物活動的具體時空環境；人物面臨的具體事件或情況，即過程；由此構成的特定人物關系。[16]一部電視紀錄片正是由多個具有一定邏輯聯系的情境按一定的結構組成從而達到敘事的目的。

　　電視紀錄片的基本敘事方式就是紀實，要求反映未經修飾的自然和社會，記錄當事人的真實語言。電視紀錄片的創作態度是客體性的，整個作品呈現的是一種無我之境。電視紀錄片寓論斷于敘事，在發現和選擇的影像背后，“我”的主體意識藏而不露，隱而不發。從觀眾接受與作品的關系來看，電視紀錄片主要是屬于感性維度的，心理訴求點在于以情動人，通過感性渠道來通達一種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無限延伸的意境。

　　電視紀錄片的敘事流程如同鋪展一條線，它側重于情境的線性發展，關注的是過程，是一段相對完整時空的流動，而編導的思想就隱藏在聲畫的選擇和編排運用當中，隱藏在情境的敘述過程中，是藉由生活本身來隱喻和暗示的。整個電視紀錄片的敘事就像編導在不斷系扣與解扣的過程，但這個過程又是不露痕跡、不動聲色的，用生活本身呈現一切，所有的聲畫形象都蘊含著生活本身的動人力量，飽蘸著情感。這是一種指向未知，指向無限領域的探索。講故事是電視紀錄片情境呈現的有效手段。電視紀錄片的敘事講求畫面事實與話語事實的統一同構，是生動形象地講故事，是娓娓道來。其敘事策略包括敘事方式、懸念設置、省略與鋪墊、交叉敘事與平行敘事、節奏與情緒的起伏等，故事性要強，既不能拉雜、瑣碎，也不能人為制造戲劇性的封閉結構來滿足觀眾期待的心理完型，重要的是將內容寓于生動的敘事載體——聲音和畫面之中，將觀點隱藏于被攝者的動作、表情、言談、經歷描述中，給觀眾留出一個開放性的讀解空間。

　　電視紀錄片關注生活和情感的自然流程，關注生活本身蘊藏的因果性和情節化過程，其敘事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的特征，所講述的情境是紀實性的，這與自然呈現的特點相得益彰；但這個紀實除了其本身所特有的客體性色彩外，還是一種建立在感性敘事基礎上的特殊編織。這種編織又是非戲劇性、非虛構性意義上的，它試圖在感性形式層面、內容意義、美學價值之間建立起一種特殊和諧的關系，強調新聞意識和藝術感覺的并駕齊驅。

　　在中國內地，對電視紀錄片的敘事方式的認識，有一個不斷回歸電視紀錄片本體的過程。中國早期電視紀錄片往往不是按生活的自然流程進行敘事，而通常是建立在觀念表達的基礎上，生活內容通常以橫斷面的方式為主題服務。生活的橫斷面由于脫離了具體的時間、具體的活動、具體的行為目的，往往變成具有象征意義的抽象化了的材料。

　　注釋：

[1]董學文、江溶主編：《當代世界美學藝術學辭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557頁。
[2]方方：《中國紀錄片發展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頁。
[3]陳國欽、夏光富：《電視節目形態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頁。
[4]何蘇六：《中國電視紀錄片史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5]夏之平：《歷史的呼喚——談電視專題節目界定》，載楊偉光主編：《中國電視專題節目界定——研討論文集錦》，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頁。
[6]何蘇六：《中國電視紀錄片史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頁。
[7]何蘇六：《中國電視紀錄片史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頁。
[8]李丹主編，張莉、張君昌、吳煜副主編：《中國廣播電視評獎檔案解密（1988-2005）》，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357頁。
[9]郭寶新主編：《中國廣播電視新聞獎2003年度社教佳作賞析》，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第451頁。
[10]聶欣如：《紀錄片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頁。
[11]宋杰：《紀錄片——觀念與語言》，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頁。
[12]劉習良：《電視紀錄片辨析》，載《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6年第3期。
[13]李丹主編，張莉、張君昌、吳煜副主編：《中國廣播電視評獎檔案解密（1988-2005）》，新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3、508頁。
[14]朱羽君：《紀實——震撼人心的美》，載《北京廣播學院學報》1991年第3期。
[15]任遠主編：《電視紀錄片新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頁。
[16]石長順：《電視專題與專欄——當代電視實務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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