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和散文共成長
中國現代文學文體的發生發展,是多種合力作用的結果,其中大眾傳媒的催生是關鍵因素。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壇,流行一種“極通俗的雜志文體”,這一雜志文體的譯介與創作,主要由論語派期刊推動,進而影響到很多期刊,最終成為孤島與淪陷時期上海的重要文體。一、論語派期刊對“雜志文”的理論倡導“雜志文”一詞是英文“MagazineArticle”的漢譯,其實質是一種媒體文體。報刊雜志是其存在的唯一載體。中國雜志文是隨著晚清、“五四”報刊的產生而出現的。20年代鴛鴦蝴蝶派期刊載有大量雜志文,以滿足日益增長的市民階層的需要。正式將這類“雜作”命名為“雜志文”一詞的,是30年代的論語派期刊。論語派主將林語堂創辦《論語》,在30年代文壇刮起一股幽默風。于1934年創刊的《人間世》半月刊,在《發刊詞》中指出“人間世之創刊,專為登載小品文而設。”在林語堂看來,當時中國雜志上發表的文章要么“有益無味”,要么“有味無益”。要改變這兩種不良傾向,“非走西洋雜志之路不可”。《人間世》從第15期起辟“西洋雜志文”欄目,“雜志文”一詞被正式提出,這一文體也由此得以專門的提倡。林語堂以自身在文壇的地位,將京海派等各方作家匯聚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上,這些名作家及學者型作家的文化修養與審美趣味,決定了這些期刊充滿高雅的文學氣息,抒寫個人情懷的文人散文更是占了顯耀位置。但要想使一種文體迅速為人所注意并取得發展,就需要有專門的媒體為其吶喊。雜志文這種本身產生自報刊的文體,離開報刊這些大眾媒體更是失去了產生的可能性。對此,林語堂亦認識到:“非另辦雜志,專譯西洋雜志文字,不足以見中西雜志文字與內容相差之巨,而為將來中國雜志開一路徑。”(林語堂:《西風發刊詞》)。于是,專門譯介與創作雜志文的論語派期刊《西風》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
二、譯介雜志文:現代媒體凸顯雜志文體特色《西風》月刊的編輯為黃嘉德、黃嘉音兄弟,林語堂為顧問編輯。《西風》創辦的目的,在其雜志封面上寫得很清楚:“譯述西洋雜志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林語堂在《西風》發刊詞中進一步解釋該刊的創刊意義。延續《人間世》時期的看法,論語派因不滿于中國傳統雜志文章的千篇一律、了無生趣、取材狹窄、文風嚴肅的特性,于是大力提倡雜志文體,并以翻譯西洋雜志文為范本,來凸顯這一文體自身的特色。作為《西風》編輯的黃嘉德與黃嘉音兄弟對西洋雜志文早就感興趣。在論語派雜志《宇宙風》與《人間世》時期,他們就大量譯介西洋雜志文。在《宇宙風》第20期的《談雜志文》中,他們說:“西洋雜志文以個人筆調見稱,作者每每能以親切真摯的態度,很坦白地說出胸中的話,……此種有情思有活力有個性的文章讀來令人覺得淋漓痛快,興味深濃,好像跟久別重逢的知友談天說地一樣,又舒服,又暢快。”黃氏兄弟與林語堂編輯《西風》就是想“能夠稍微轉移國內雜志界的風氣。”《西風》譯介的雜志文最明顯的特點是題材豐富。1937年11月,《西風》第13期周年紀念號上,老舍寫了《西風周歲紀念》一文予以祝賀:“西風的好處是,據我看,雜而新。它上自世界大事,下至貓狗的壽數,故雜,雜乃有趣。”對于西洋人生之甘苦,風俗之變遷,家庭之生活,社會之黑幕等主流刊物“不屑談亦不能談”的內容都有譯介,編者希望“從此可更親切認識西洋文化之真面目。”①《西風》設置近30個欄目翻譯西洋雜志文,內容包括各個領域。“有益”、“有味”是譯介選擇的重要價值取向。論語派期刊的譯介活動,從題材到審美情趣等諸方面,為中國雜志文寫作做出了引導與示范,改變了中國的“文人之文”的艱澀與疏離人生,并使這一文體得到普及。 三、開卷有益,掩卷有味:媒體與雜志文體的審美選擇論語派期刊從多方面推動雜志文體的繁榮。除了理論上的大力倡導,譯介活動的具體示范,論語派期刊還為雜志文寫作提供實驗室。《西風》一邊大量譯介西洋雜志文,一邊大力倡導雜志文體寫作。《西風》注重重塑作者與讀者的關系。《西風》在譯介“西洋雜志文約三百篇”之后,推出系列征文活動,目的是“希望讀者人人都寫文章”,以實現“提倡西洋雜志文體”的愿望,“企圖在我國雜志界灌進一些新力量”。征文的主要特點以雜見勝:內容雜、作者雜、體式雜。《西風》的作者許多是非專業文人,有醫生、抗日戰士、遠征軍、抗戰中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員、舞女等各行各業的人員。體式自由,通訊、游記、日記、信函、序文等體式不一而足。取材豐富向來是論語派最看重的特點:“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自然、科學、醫學、歷史、教育、戰爭、家庭、各地風土人情、寫人記事等等,雜志文講究的“雜”而“有味”基本得以貫徹。當時的評論界認為“《西風》取材豐富,文體活潑,范圍廣大,為中國雜開一新紀元。”(《大路報》);“我們讀來有如讀LivingAge或Reader’sDigest的感覺,覺得其材料選擇的豐富得當。”(《華美晚報》副刊,達君書報介紹)。
四、上海報刊:雜志文寫作的實驗基地林慧文在《現代散文的道路》一文中指出,“七七”以后,“在內地流行著的是具有戰斗性質的報告和通信;在上海,則西洋雜志文最占勢力;而北方,散文卻整個籠罩在隨筆和小品文兩種形式之下”②。文章指出西洋雜志文是40年代上海報刊的重要文類。當時上海的刊物或多或少受到論語派期刊成功運作的影響與啟示,有些刊物的編輯與作者即是論語派成員,或經常在論語派刊物上發表文章的作者。黃嘉音時期的《申報》副刊《自由談》,也注重雜志文的提倡。黃嘉音強調“西洋雜志文”的好處:“內容充實,言必有物,不敷衍,不塞則,而格調之活潑,有如良朋好友促膝談心一樣,趣味盡然”。(《怎樣談?》1月9日)“外國不但讀者多,而且寫文章也不限于文人。……他們文章材料的范圍較為廣泛,趣味也較為濃厚。”(《大家都來談》1月11日)編者對雜志文的態度都與《西風》相似。創刊于1943年10月的《天地》,沒有專欄譯介西洋雜志文,但編輯馮和儀(蘇青)的編輯理念和選取稿件的標準與林語堂等人有相似之處:“天地之大,固無物不可談者,只要你談得有味道耳。”(《天地》1943年創刊號。)蘇青強調散文的文體特征:“散文可以敘述,可以議論,可以夾敘夾議;文體嚴肅亦可,活潑亦可,但希望嚴肅勿失之呆板,活潑勿流于油腔滑調而已。”③《天地》的許多作者都在《人間世》、《宇宙風》上發表過文章,蘇青本人也是兩個刊物的作者之一。蘇青的評稿也以西洋雜志文體為標準,她曾稱贊《談癖好》一文“尤饒有西洋雜志文風味,描寫栩栩有生氣。”(“編輯后記”,《天地》第20期)稱贊張愛玲的《公寓生活記趣》“饒有風趣”,《道路以目》“尤逼近西洋雜志文格調,耐人尋味。”(“編者的話”,《天地》第3期)此外,《西洋文學》、《古今》、《文史》、《天地》、《雜志》、《萬象》、《春秋》、《萬歲》、《小天地》、《東西月刊》等期刊,亦多登載雜志文,并與《人間世》、《宇宙風》、《西風》的審美取向相似。這些刊物反對“道學面孔”、“八股先生”。強調內容生動豐富、用筆親切自然、貼近大眾生活,雜志文因此得以在淪陷時期的上海生存并發展,最終造成了“上海的翻譯西洋的雜志文,又不是一種純文學的散文,卻有占領了整個文學散文領域的樣子。”④40年代的政治文化環境,意味著大眾自由言說的公共空間的缺失。以論語派為代表的大眾媒體努力為市民讀者開辟言說空間,而最能體現市民人生觀、審美觀的雜志文體,遂成了特殊時代的選擇,這對當代傳媒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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