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大學》義理及現代啟示
[論文摘要]《大學》所強調的修身與治學要艾不僅對中國古代學者的修身治學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而且影響了中國古代高等教育的性質和方向。研究《大學》義理、理解《大學》精神不僅有利于弘揚中國古代優秀的教育傳統，而且有利于現代大學精神的補充和構建。
[論文關鍵詞]《大學》義理 止于至善 智德并進
作為“四書”之一，《大學》原是《禮記》中的一篇。與《禮記》中的其他篇章相比，《大學》所闡發的義理更為深奧，倫理政治哲學思考更多。在唐代以前，《大學》并未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重視，自中唐韓愈掀起古文運動，《大學》始受青睞，被奉為“經書”；北宋時，宋神宗曾把《大學》頒賜眾臣，以至許多政治家、學問家如蘇軾等屢次在書信中提及《大學》，程顥、程頤更是首推《大學》，借其義理詞章闡發自己的學術觀點。二程認定《大學》是上承孔子、下啟孟子的中樞，是道統延續的關鍵；南宋朱熹更是將《大學》奉為先圣之書，“古今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大學》是對我國先秦時期儒家倫理觀、價值觀、人生觀的高度概括和總結，它所闡揚的修齊治平思想，不僅對中國傳統教育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而且輻射至今。
一、《大學》理想——止于至善
《大學》最早被漢儒戴圣編輯在《小戴禮記》中，形成《小戴禮記·大學》，程顥、程頤將其整理編次，與《中庸》、《論語》、《孟子》并稱“四書”，朱熹為其修改作注，形成傳世的《大學》。迄今為止，《大學》作者難以考證，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學》是儒者所著，影響極為深遠的系統論述儒家治學育德、修齊治平學說的政論文，是長久以來中國為學者治學修身的總綱，是歷代封建王朝高等教育辦學的指導方針。正如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所指出的那樣：“《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學》對中國古代的高等教育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是古代中國乃至周邊國家和地區學者修身為學思想的重要源頭，其承載的精神與現代大學精神中有關學者自我修養與德行提升的追求不謀而合。
《大學》所承載的精神被概括為“三綱領”。《大學》開宗明義，闡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作為引領《大學》全文的綱領，是治學的總原則，也是儒家修身學說的三個逐次遞進的境界。
宋代學者趙順孫在《大學中庸纂疏》中將“大學之道”釋為：“大，舊音泰”，“至高至極”、“博大精深”之意，“學”是“學問或修養”之意，“大學”即“至高至極的學問”或“博大精深的學問”。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將“大學”解釋為“大人之學”，來可泓先生將“大學”解釋為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說，認為《大學》所闡述的是怎樣學習至高至極學問的方法，是一種精神指導與心得體會。近代學者江希張評價道：“雖日大人之學，究其根源，乃人人之學也。人人各具天賦靈性，至圓至明，在圣不增，在凡不減。婦人孺子，莫非皆然。人在幼稚，性本至善，日本然之性。身歲漸長，氣拘物蔽，日傳染之性。人人各具其性大，惜乎不知覓耳。此所謂大而不知其大，小而反行小矣。”“大學之道”所強調的“道”則指“宗旨、原則、理則”。所以“大學之道”的本義是指研習“博大精深學問的學問”，是研習“至高至極學問的原則”。（1）“明明德”。朱熹在《四書集注》中注釋：“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出也。”朱熹將“明”釋為使之明，即將人天性中就存在的高尚德行重新顯現，“變化氣質”。“明德”得乎天，在朱熹看來，“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天地之性’也稱‘天命之性’、‘道心’，稟受天理而成，渾厚至善，完美無缺”。“氣質之性”也叫“人性”，天理人欲混雜，其中有違背天理的各種欲望，為學的目的在于“存天理滅人欲”，在于引領人的德性從蒙昧到宏達。王x明將“明明德”與“致良知”等同，將“明”理解為體證。在筆者看來，“明”指宣揚彰顯，“明德”即至善至美的道德，與后文的“至善”是互為表里的關系，“明明德”就是弘揚彰顯至善至美的道德，達到自身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無論后人如何作釋，“明明德”之“德”與《論語》之中的“天生德于予”具有同構性與同質性，并非強調道德的與生俱來，而是旨在說明人的本質，強調的是道德的重要性，而“貴仁崇德、道德至上是儒家道德為首、德育為先教育思想的理論前提。”（2）“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自明其明德，又當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而堅持心學的王x明則反對程子將“親”譯作“新”的做法，認為“親民”與“明明德”相互呼應，在道德的養成過程中，“明明德”是道德追求，而“親民”則是道德實踐，道德修養并非在“明明德”之后戛然而止，而是需要治學之人在人情世事上不斷實踐，用“親民”來實現人世利人。只有將“明德”與“親民”結合起來，才是自利而利人、由己而推人，才能使精神境界升華到“至善”之境。（3）“止于至善”。朱熹的解釋是“止者，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已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止”是鎖定目標不動搖，“至善”是德行至善至美的境界，在朱熹看來就是最接近天理而不摻雜一絲人欲的道德。“止于至善”就是指鎖定道德修行上依照天理而行，在這一過程之中不摻雜人欲的境界。雖然朱子之說具有濃重的道德說教意味，但是人們更為贊成這種立于“明德”而不為境惑的道德操守。《大學》精神所涵育的最高理想乃是“止于至善”的道德思想與道德實踐二者合而為一的境界，在實現“止于至善”這一最高目標的過程中，要在德行修養上彰顯“明德”，在道德實踐上通過“親民”而人世利人。這是《大學》對為學者的道德要求，也是儒家實現“內圣外王”理想的必經之路。
二、《大學》之育人——智德并進
“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道德理想逐步發展和實施的過程被學者概括為“八條目”。《大學》所提出的“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大學》提出的一個切實可行、依次遞進的育人路徑，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治其知。致知在格物”。這八個步驟中，前四者為內明之修，即關于自身的認知。后四者為外明之修，即對社會規范與道德的認知和實踐。二者結合說明了內外兼修之道。
朱熹從理學格物窮理的角度出發，將“格物”解釋為“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將“致知”解釋為“致，推極也”、“知，猶識也”，也就是說，“致知”是對所有知識掌握到一種無所不知的狀態，是窮盡事物之學的境界。心學則認為“格物”“致知”中的“物”是一切有形有象的事物，甚至包括內在的心理現象，引用孔子的定義，即“形而下”之物，就是“器”的境界。儒家一直將“器”的境界，也就是工具性境界看作是對德行最低層次的要求標準，這從孔子極富深意的評價“君子不器”中就可看出。
“器”與“道”，是中國傳統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兩個概念，兩者一同使用作為相對概念，出自《周易·系辭上·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既超然于外在形體，又存乎于外在形體的非物質的內在抽象的本質、規律、原則、道理、理性、人文、精神、理念以及本體等，相當于西方概念之中的“質料”或“共性”；“器”即形體外在具體表現出來的事實、現象、器物、工具、科技、行為、實踐、物質及功用等，相當于西方哲學概念之中的“形式”或“具體”。《大學》實際上也將人的發展劃分為“器”與“道”兩個層面——八條目之中前兩個條目，即“格物”、“致知”，實際上就是對為學之人在研究具體知識、器物層面與工具層面上的要求。后六個條目，“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將求知與為學上升到“道”的層面，“道”即精神的成長、道德修養的提高，這既是為學的終極目的，也是知識獲得與儲備的基礎。
近代受分析哲學和功利主義思潮的沖擊，科技理性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學乃至整個社會的主導思維及價值取向，人們片面強調高等教育所能帶給人的技術工具性、實用功利性，而大學形而上之“道”，即大學所蘊含的精神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表現在人才培養上，一定程度地存在忽視學生的精神涵育與陶冶等現象，這是應該引以為戒的。
如果說“格物致知”是一種知識的儲備，那么接下來的兩個同屬于內明之修的環節“誠意”、“正心”則屬于對為學者道德修養的要求，是對為學之人個人修養的期望。
“誠意”是心學十分重要的概念，王x明在《古本大學旁釋》中指出“惟以誠意為主”，認為“不僅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正心也是誠意功夫，……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將“誠意”解釋為：“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于善而無自欺也。”朱熹將“誠意正心”用“不自欺”來概括，用意極深。“不自欺”與后文“君子必慎其獨也”互應。“慎獨”涵義頗多，不僅指君子在獨處之時也應與在人前一樣，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行，而且指在他人無法獲知的內心世界依然保持道德操守，保持心理與行為在道德層面上的一致性。因為“德者，性乎端也”，所以只有真正做到“慎獨”與“不自欺”，不斷加強自我品德修養，才能明心見性，心正意誠。
“誠意正心”所弘揚的是一個發現自我價值并最終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早在先秦時期，儒家就已經強調人作為一種精神的存在，不斷加強自身修養，促進精神與道德的持續成長的重要意義。《大學》論述弘揚至善至美道德的重要性，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在我國高等教育自創立時期起就十分重視弘揚道德與倡導精神成長對個人發展的非凡意義。
“誠意正心”在發揮大學精神及其對大學生精神成長的促進作用時顯得極為重要。近年來，學術抄襲事件屢見不鮮，校園暴力、校園槍擊案件時有發生，人們在驚悚之余不禁要問：我們的大學生怎么了？更進一步來講，我們應該透過這些事件的表象去拷問當今高等教育發展的問題。不僅僅停留在“我們的大學生怎么了”，而要上升到“我們的大學精神怎么了”。
如果現代大學能借鑒“誠意正心”的思想方法關注大學生精神成長和良好道德品質的養成，將“慎獨”這一看似古老的修身標準賦予現代涵義，并以此不斷促進大學生精神的成長，使大學生在不斷積累知識的過程中實現道德修養上的進步，用符合現代標準的道德觀念來灌溉大學生的精神世界，或許某些令人扼腕的悲劇就不會重演。
在完成知識儲備與自身道德修養之后，《大學》論述了高等教育社會功能實現的標準，認為學者通過“格物”“致知”儲備了應有的知識技能，通過“誠意”“正心”端正了為學態度，實現了精神成長之后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朱熹指出：“‘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在《大學》開篇就已指出“大學之道”之本——“修身”，這是儒學十分重要的概念。孔子曾明確論述過修身的重要性——“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以此突出修身對于個人成長與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性。最為難能可貴的是，
《大學》在論述“三綱領”、“八條目”的同時，亦十分重視學者創新精神、創新品質的培養，強調日新又新的人才發展和教育培養理念，“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種創新精神不僅是個人成長發展中應該秉承的優良品質，更應該作為當今大學精神的核心，根植于現代大學的沃土之中。
《大學》強調通過“格物致知”來實現治學者知識技能的養成，實現智慧的涵育；通過“誠意正心”端正為學者的治學態度，促進為學者自身修養的提高；用“修齊治平”來激勵學者不斷人世利人，實現社會價值，并最終達到“止于至善”的崇高理想；通過“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推動思想創新和社會變革。這一治學路徑強調智德并進，以智養德，以德促智。強調繼承和創新的相互依存，這既符合為學者實現自我價值的訴求，又將個人價值的實現作為社會價值實現的基礎，把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實現充分結合起來。
《大學》作為千百年來中國為學之人學習儒學思想的總綱，不斷激勵著中國學人將“修身”作為文化習慣，將“治家”作為政治實踐方式，以“治國平天下”的興邦大業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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