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和諧社會建設中高校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時間：2023-03-04 16:58:32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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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和諧社會建設中高校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

論文關鍵詞:和諧　高校知識分子　社會責任

　　論文摘要:高校知識分子不僅是我國高等事業發展的主要力量,也是和諧社會構建的一支重要力量。為此,高校知識分子應該肩負起“知識分子”的職責,在潛心治學的同時,以其特有的創造性、理性、批判性引領社會前進,在社會的激流中思考并探索國家和發展的捷徑,從而發揮其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作用。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全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廣泛參與、共同努力,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引領者,理應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發揮更大的作用。高校是我國目前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地方,高校知識分子一方面要做“教育者”和“知識者”——這是其作為“師者”的職業操守和基礎;另一方面需要主動地向科學知識鏈的上游拓展,力爭成為“知識創新者”。高校知識分子在充分履行以上兩種職責的同時,還應超越狹窄的學科專業領域,勇于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這既是其履行知識人角色的職業要求,也是目前和諧社會建設形勢下的普遍社會期待。

　一、和諧社會建設需要高校知識分子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高校知識分子以大學教師為主體,是指受過、掌握知識并以知識傳播為己任的群體,可謂是社會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在歐洲中世紀的大學里,眾多的知識分子既是當時知名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是受到廣大學生歡迎的教師。他們既傳授知識,也傳播思想,從而把這兩種身份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在中國教育史上,許多以教師為職業,但卻心系黎民蒼生的知識分子本著自己的良知,積極探索社會發展的方向,甚至成為社會思想與實踐領域變革的中堅力量。如春秋時期“講學兼議政”的稷下先生,明清時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東者,還有五四時期高舉“與科學”旗幟的大學教師,等等。
目前,我國正處于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我國社會也正處在一個傳統向現代文化轉化以及交融的文化轉型時代。在這種背景下,高校知識分子不僅是時代新文化的敏感的承受者和傳播者,而且也是的自覺的繼承者、轉化者和創造者,應當承擔起社會文化、思想和觀念的整合任務。他們不僅要積極地參與到改革和現代化的進程之中,而且還要對社會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進行冷靜的、理性的審視、探索,并提供理論上的參照、。可以說,當今中國社會是最需要思考、理論、理性、價值導引和秩序整合的時代。作為社會結構中居于中上階層的高校知識分子,他們的價值取向和行為偏好,不僅影響著社會發展的方向,而且還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中國目前社會發展下,不穩定的因素還有不少(如安全問題、教育公平問題、醫療衛生問題以及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問題等等),社會各階層之間以及社會各階層與國家之間的溝通還存在諸多問題,充分發揮高校知識分子的“闡釋者”功能,必將有利于協調各階層致力于發展和促進良好的社會風氣的形成,有利于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協調,對構建和諧社會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我國新的時期重大的戰略任務。這一宏偉的規劃,對發展我國高校的教育事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也為高校知識分子自身的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高校知識分子應該比其他社會階層更多一份責任、更多一份貢獻、更多一份關注。在教育觀、發展觀上應該主動為建設和諧社會服務,要把這種觀念滲透到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各個方面上去,要有對社會負責的一種責任意識、擔綱意識;要為社會提供智力支持,積極組織開展學術研究、學術交流、課題調研、理論宣傳、咨詢服務等活動;要充分發揮自己的學科專業優勢,在學術組織框架內加強協調,集中力量聯合攻關,研究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為和諧社會的建設服好務。

二、和諧社會建設中高校知識分子承擔社會責任的路徑

在目前社會情勢下,高校知識分子要以“超然”的精神特質為基礎,以過硬的專業知識技能為資本,以其所在的大學組織為平臺,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貢獻自己應盡的力量。
(一)“超然”是其承擔社會責任必需的精神特質
曼海姆提出了知識分子是“漂流階層”的理論。他認為,知識分子是不依附于任何階級的利益或意識形態的漂流群體,這使得知識分子能從普遍性的、綜合的角度思考社會問題,其價值取向也就具有了超然性。[1]學者克雷蒙梭認為知識分子應能夠跨越職業界限,并能憑借良心、理性和知識仗義執言。[2]后現代主義理論家鮑曼也認為,判斷一個知識分子的標準就看他是否能夠超越對自身所屬專業或所屬門類的局部性關懷,而參與到對真理、判斷以及時代的趣味等全球性問題的探討中來。[3]從以上學者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知識分子與促進社會進步、對社會核心價值強烈的關懷,以及通過自己的努力影響社會進程三者之間有著很強的關系,其承擔社會責任、發揮社會作用的一個重要關鍵就是能否以“超然”的價值取向,從普遍性的、綜合的角度思考社會問題。
在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特定時期,社會各方面的關系都處在分化和整合之中,公眾在面對瞬息萬變的社會波動時,其公共智力并不足以解決專業性社會問題,這就迫切需要有一種不代表利益與某個階層(如某個精英層)利益的相對“超然”的“內行”聲音,即這種聲音必須超出自己生命的時間長度,必須超出自己的直接利益。而高校知識分子的“超然”的精神特質的內涵就是聽從理性、真理和良知的召喚,堅持公共性與批判立場,關心人類及社會的普遍命運,為了社會的進步、人民的安康而勇于批判社會弊病。其主要內容就是追求崇高、超越自我的理想精神,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追求自由尊嚴、道義良知的人道主義精神,自由創新、自我完善的主體精神,以及公平公正、民主法治的理性精神。[4]這如同薩義德所說的那樣,知識分子的職責在于“不為利益或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殺的興趣,而這些喜愛和興趣在于更遠大的景象、越過界限和障礙、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5]
(二)專業能力是其承擔責任必備的資本
目前,高校知識分子在參與社會、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中面臨著諸多困難。如高校知識分子缺乏言論空間,“聲音”微弱;視野受限,看不到專業之外的社會領域;等等。置身于這樣的中,高校知識分子如何在自己的專業活動之外,把專業知識運用于公眾活動之中,或者以其專業知識為背景參與公共活動,這始終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話題。
于是就有學者(如齊格蒙·鮑曼)號召知識分子要積極轉變社會角色,由原來的“立法者”轉變為“闡釋者”,以繼續“捍衛真理和堅守正義”。[6]但是,高校知識分子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本身就含有重建“公共性”、關注社會公共領域的潛在力量。“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事物的總體框架對于大多數個體來說越來越模糊。因此,問題不在于什么職業能提供對于現實的全面視角,而在于生活的某個位置的視野中包括了社會的哪個部分。從這一角度來看,知識分子具有某種優越性。”[7]在目前知識分化的體制下,高校知識分子的這種優越性根源于他們對學科專業化的研究,也根源于他們所處的大學環境。一個高校知識分子要有對公共領域發言的權力并被世人所認可,他就必須在學科專業化的研究領域內被同行所認可,并成為專業領域的權威人士。這也就是說,高校知識分子首先要用他的專業學問去獲得他對自己和外行人對他的身份認同。只有這樣,他才能用專業權威話語去獲得在公共領域的話語權;也只有在專業領域內有了對專業知識的高深研究后,他才有時間和能力跨出相對狹隘的院校體制,最終做到對公共領域的“業余關懷”。從這個意義上看,學院化、專業化與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是相輔相成的。對于高校知識分子來說,“在專業成就上獲得了某種文化資本,就意味著在社會上獲得了話語的某種權力,而就知識的意義上來說,具有深厚的專業知識(不是很狹隘的),實際上也提供了自己對公共關懷發言的一個很重要的知識依據。……專業的知識對于公共知識分子而言,并不是累贅,而是原初的出發點。”[8]

　　(三)大學組織是其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平臺
為了尋求解決當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困難(有些學者稱之為“危機”),法國者皮埃爾·布爾迪厄提出了“法團主義”的理念,他堅信全世界的知識分子能夠建立一個真正的網絡,用來對抗權力,采取“一個圓心無處不在又無處存在的圓”的形式,“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沒有地方是中心”。[9]通過“法團主義”,實現重新凝聚知識分子這個日益分散的群體。布爾迪厄是在后現代的語境下為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危機解套,但畢竟我國目前還是一個正處在發展中的、還存在著諸多不和諧因素的國家,在這種境遇下,高校知識分子能否從專業走向公共,又應該如何克服工具理性主義和專業主義對自身的局限而走向公共呢?
一般來說,高校知識分子的專業化研究是對高深學問的探索,高校知識分子學院化、專業化并沒有脫離大學的起點——探求高深學問。這也就是說,大學以對高深學問的探求來證明自身的合法性,高校知識分子對專業知識的科學研究同樣是為了證明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但如果高校知識分子僅僅局限于專業研究而無視社會的需求,就必然使得大學和知識分子的生命之根有了斷裂的危險。但是,大學以學科為基本聯結點,通過學科之間、學科與院校之間、院校與院校之間以及院校與整個高等世界之間的縱橫交錯,形成一種伯頓·R·克拉克所說的“矩陣結構”[10]。這種“矩陣結構”使高校知識分子不僅能關注本專業領域知識的研究,也能使他們通過本專業與國內外同行進行溝通交流,這就為本專業的高校知識分子贏得了在外界的話語權。更重要的是,這一“矩陣式”大學組織的建立,也為高校知識分子跨出本專業研究的視野以專業知識為依據同他者就社會公共領域的問題進行對話提供了制度平臺。這個平臺使高校知識分子自覺地建構共同體精神成為現實,使高校知識分子在“矩陣組織”交叉點上的運動軌跡同大學的組織建構得以吻合。這是兩者對高深學問的探求這個邏輯起點的自覺認同,大學也就由此成為重建知識分子的公共性并使大學和高校知識分子與社會保持緊密關聯的最佳組織機構。[11]
總之,發展與和諧是當今中國的主旋律,置身于這樣的境域中,當代的高校知識分子應該立足于當今社會的多重關系中,積極投身于社會實踐,在建構科學知識的同時,積極地運用科學知識的權力效應,合理確定自己的社會角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為和諧社會的構建貢獻自己應盡的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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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許紀霖.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法國的與現實[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7][德]卡爾·曼海姆.卡爾·曼海姆精粹[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222.
[8]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死亡了嗎?[A].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錄[C].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268.
[9][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著,趙曉力譯.現代世界知識分子的角色[J]天涯,2000,(4).
[10][美]伯頓·R·克拉克.系統[M].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36.
[11][美]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現代大學論[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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