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道德法律化對道德建設的意義

時間：2022-12-03 09:58:27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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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道德法律化對道德建設的意義

論文關鍵詞：化道德建設

談道德法律化對道德建設的意義

論文摘要：在“法治”與“德治”并舉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大治國方略的今天,深刻地認識和揭示道德法律化對社會道德建設的價值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因為道德確立的基本價值為立法指明了方向,是健全法律的重要因素。本文指出法律選擇了道德,可以推進道德的普及,提高社會整體道德水平,弘揚道德精神。
道德法律化,即是將人類的道德、原則、規范鑄為法律的過程,同時也是善法由此產生并存在的過程,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決定著法律的本質,并為法治的構成建構了基石。道德法律化可提高社會整體文明程度,加強社會制度文明建設,提高社會公民素質,是實現“法治”與“德治”的一個前奏曲。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轉型時期核心是建立社會主義體制。在這場以市場為基點和導向的社會變革的浪潮中,人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自身需要和個人利益的驅動下,依據現實的社會存在來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念,建構個人的道德體系。這種價值多元化的格局既促使自由、平等、開放和理性等全新價值體系和價值觀念形成,同時,市場經濟過于強調自我價值理念,受個人私利驅使,也使不少人出現了私欲膨脹,不但經濟生活中出現了無序、缺德行為,同時經濟生活中某些規則如等價交換也不切實際地延伸到社會生活層面,致使社會生活中出現了道德紊亂和道德真空的現象。一些領域出現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見義不為等道德冷漠和道德失范現象。考察道德失范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道德實施過程中缺乏強有力的“硬約束”機制,無疑也是不容忽視的成因。
由于道德規范較為原則和抽象,一般只希望人們怎樣行為,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其遵守主要依賴于社會輿論、傳統風俗、習慣、內心自治等方式,因而在實施社會控制時往往顯得乏力。然而,行為動因源于需要。人們行為之前,總要衡量為滿足需要付出的。由于道德發生的效力、方式和途徑過于寬容,一般來說違規者在物質利益上不會因為其違規而受到直接損失,特別是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道德相對主義抬頭,對人的行為評判缺乏操守性,致使社會對缺德行為的寬容達到了極限(由于缺乏有效制約機制所致),從而導致個體不惜為一己私利的實現而采取諸種缺德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而以往在談道德建設時,往往從思想道德因素和主體行為因素出發,側重于通過道德去喚起主體內在的自律而忽視影響道德建設的政策性、制度性因素。雖有穩定持久的終極效應,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尤其轉型時期社會成員道德素質普遍不太高的情況下,實踐中往往流于形式。借助于法律道德價值實現的立法途徑——“道德法律化”這一轉型時期社會道德建設的重要途徑,則可彌補這一缺陷。它通過將反映統治階級意志并為人們普遍接受的道德規范,由國家認可,并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使道德建設制度化、法律化,則為道德建設提供了硬約束機制的保障,有利于道德權威、道德格局的建構。具體來說,道德法律化對道德建設的意義,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有效提升社會整體道德水平
　　社會道德整體水平取決于公民個人的私德和國民的公德,但主要還是取決于國民的公德。就公民私德而言,由于人們的道德水平(主要是個人私德行為)是多層次的,既有品行高尚的先進模范人物或道德修養較高者,又有穩定中間人乃至品行惡劣者,因此,私德標準無法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之。而國民的公德,作為人們生活的方針和原則卻是每個國民應恪守不渝的道德。而反思傳統道德建設由于主要依賴道德教育,往往關注的是個人意識、個人行為等“個體善”的養成。雖然其通過強調個體本身修養來揚善,今天仍不失其時代價值,但也面臨著一個個體善如何轉化為群體善的問題。個體善是群體善的基質,但這并不代表每個個體實現自身的善,社會整體道德水平就會提升(而且現實條件下也是不大可能的)。既然群體善不是個體善的簡單相加,那么,群體善又如何形成?馬克思認為,社會交往的一大作用就是把文明成果保留承傳下來,社會功能這一實現機制是將個體行為的成果積淀凝聚在社會行為結構和規則體系中。當發源于個體的善沉積于社會行為結構和規則體系中后,它就成為社會共同體一致同意并遵循的規范,進而成為外化在人們行為中的普遍現象。而道德法律化就是個體善向群體善轉化的重要途徑,隨著個體善向群體善的每一次轉化的完成,社會整體道德水平也就提高了。
　二、積極促進社會的制度文明建設
　　一個社會制度文明與否,并不主要在于它的意識形態的高低,而在于該社會的制度、經濟制度、制度等是否以追求價值中立的法律鞏固下來、肯定下來,使之成為法律化的社會制度。因此,制度文明建設在當代中國主要表現為經濟制度的化、政治民主制度的法治化,廣而言之包括精神文明建設的法治化。是一面鏡子,它表明:法治化了的制度文明比道德化的人格魅力更重要、更可靠、更持久。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思想道德由于集中體現著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方向,精神文明的法治取向又主要體現在思想道德的法治化上,因此,把思想道德中對社會風貌影響較大的公德、職業以及家庭建章立制通過、規章制度的他律以規范、制約人們的無序行為,就會避免道德標準和道德要求的虛化及空洞無物的說教。說到底,現階段精神文明建設中出現的反文明行為,都與制度文明建設的欠缺和法制不完善有關。因之,制度文明建設呼喚道德的法律化。
三、切實推動個體道德品質的養成
　　道德法律化的發生過程往往要經過由習俗到規則的反復博弈。那些反復博弈過程中得以保留下來并凝聚為制度的規則,有極強的生命力、適應力和調控力,一經形成,便在長時間內保持不變。這種道德規范制度上的穩定性為道德的養成提供了途徑。一般來說,無論個體道德品質、道德情操還是社會素質、道德水平都不會一夜之間成就。因此,大呼隆、搞運動、命令式的道德建設是不足取的,它只能在短時間內解決表層問題,而不能在長時期內解決本質問題,即不能使道德內化于心而長久于世。因此,要在本質上解決問題須從養成入手。養成須,在該環境中,一種行為能夠大量發生,人們預期到它的出現,贊賞它并對與之相悖的行為加以反對。而(下轉第247頁)(上接第243頁)道德法律化在某種程度上創設了這樣的環境,通過借助法律的形式,把某種道德規范穩定下來以明確地表明提倡什么,反對什么,使規定的內容成為許多人反復踐履的行為。長期以往,這種規范下的行為便會由不適而習慣,由習慣而自然,道德在其過程中也就養成為人的無意識存在。
四、有力弘揚社會道德正氣
道德法律化在告訴人們提倡什么、反對什么的同時,也公開預示著人們違規將為此付出道德上的。通過法的強制性與道德的自律性互補,可以加快個體他律向自律的統一。在促使人們形成競爭、、平等等觀念的同時,其利益最大化原則帶來的負面效應也使個體為了一己私利時常做出不道德乃至違法的行為。單純的道德自律的說服雖能起到內在的免疫作用,但不能起到“外科手術”的療效,對講道德的人是有用的,而對不講道德的人則是無效的。現實生活中諸多不道德行為的發生,并不是行為主體缺乏道德認知,關鍵就在于道德違規者為此付出的成本遠遠小于其所獲利益。在當今社會處于轉型時期,新道德尚未真正確立,舊道德也未曾全部退出舞臺,新舊道德轉型間導致的道德暫時的真空以及利益多元化引發的道德多元化,無疑也為個別人利用道德保障上的“缺位”牟利提供了可乘之機。而如果“缺德”不僅能夠帶來自身利益的增加或者至少也不會對自身利益造成影響,那么,社會上行德之人只會越來越少。因此,動用法律力量,把法治引入道德建設軌道,才能使善得以揚之,惡得以懲之。同時,通過把某些道德規范、道德原則轉化為具體法律的要求,也避免了以往道德教化時由于道德目標、原則過于抽象化而使道德成為“懸掛在空中的中看不中用的擺設”的弊端。
道德法律化現象是現代法治社會法律發展進程中的一個亮點。古今中外都不乏道德法律化的范例,在近現代一切文明國家中,社會道德規范里最重要的內容,大都被納入到了社會的法律體系之中。甚至有的人說:“越是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所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這充分肯定了道德法律化在道德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但也不能盲目地不適當地夸大道德法律化的功能。因為法律與道德作為人類社會規范世界的兩個不同維度,既相互交叉重合,又存在一定的背離。法律規范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是對統治階級所期望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確認和保護;道德規范內容是觀念性的,個性化的,分層次的,因此,在某種程度和某些方面可能超越于社會發展階段,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法律則不能超越特定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去保護所有為社會道德所倡導的理性要求。如果將全部道德問題變為法律問題,那么一個社會的法律則變成了道德法典,這無異于是用道德取代法律,法律的價值也將喪失殆盡。因此,法律和道德之間應當保持必要的張力。此外,“道德法律化”也不是說某一具體道德規范本身就直接成為法律的終極價值依據,作為法律價值合理性終極依據的,只能是具有實質“善”與“公正”意義的道德理念。
強調道德法律化對道德建設的重要意義,并不意味著它是道德建設的唯一途徑,從而簡單否定道德自律在道德建設中的作用。馬克思認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在現代,道德自律仍舊是道德建設的最高形式。透過法律形式的外殼,我們不難發現,道德法律化的目標其實就是把法律意識融入并積淀在人們的道德理念中,將社會道德律令內化為人們自己的觀念和價值,最終實現由他律向自律的轉變。

　注釋:
張軍,馬夢詩.道德法律化:轉型時期社會道德建設的重要途徑.理論觀察.2002(5).
魯鵬.制度的效應.研究.1998(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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