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時代我國翻譯話語重構的意義和對策論文

時間：2023-02-10 08:16:08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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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時代我國翻譯話語重構的意義和對策論文

　　摘要：

　　全球化時代需要翻譯通過能動性干預助推本國文化向世界文化舞臺中心邁進，擁有翻譯話語者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更具主導性。本文從翻譯話語概念和中國翻譯話語特點出發，討論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的意義，并提出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策略，即：增強中國翻譯理論自信，增強中國譯者的主體性意識，樹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譯研究，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

　　關鍵詞 :

　　文化自信；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策略；

　　引言：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多元多樣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臺上各放異彩。中國璀璨的文化若想邁進舞臺中心，必經翻譯架起之長橋，因為“翻譯的一個重要作用就在于對全球化時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進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寧，2013:5）在定位過程中，翻譯通過能動性的干預助推本國文化進一步走向世界，即擁有翻譯話語者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更具有主導性。然而，多數翻譯理論和術語均來自西方學界，中國翻譯話語卻近乎“失聲”，“西強我弱”的局面導致中國文化在世界上被誤讀、曲解的情況時有發生，這與中國文化走出去和講好中國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滋養的傳統譯論、國內翻譯名家的真知灼見不勝枚舉，雖然近百年來為西方翻譯理論所沖擊，但鑒于中西語言的極大差異，對中國文化外譯具有較之西方理論更強的指導作用。本文擬從中國翻譯理論、中國譯者的自我主體性意識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譯研究等方面探討中國翻譯話語的重構策略，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從而建立中國文化大國的形象。

　　一、中國話語與中國翻譯話語

　　“話語”的概念最早由語言學家索緒爾提出，即人類語言現象中的“言語”維度。隨后，不同領域的學者對其意義進行多視角解讀，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爾·福柯便是其中一員，其話語觀從社會學維度探討了話語的權力屬性：話語是人們必爭的權力。“張佩瑤（Cheung,2009:223）曾認為，翻譯話語是指‘作者表達的任何有關翻譯的觀念、想法和理論化的文本（包括譯作），具體涉及翻譯操作模式、動因研究、原則與方法、翻譯的哲理、知識論、本體論和闡釋學，同時它強調權力與知識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耿強，2020:7）由此可見，話語和翻譯話語都有權力屬性。

　　中國翻譯話語涵蓋翻譯話語應有之意，但也有別于西方翻譯話語。中國翻譯話語基于中國翻譯實踐，立足于中國文化，解決中國翻譯問題，滿足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和正確建立中國國際形象需求；既有對中國傳統譯論的繼承與發展，又有對西方譯論的甄別與吸收，使其符合中國翻譯實際，從而躋身世界翻譯話語體系，讓中國話語在國際舞臺上更加擲地有聲。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的意義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燦爛的華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鴉片戰爭的炮火遮住了中國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學東漸使一些國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對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話語的主導地位和中國話語的邊緣化地位，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中頻繁出現被誤讀、曲解的現象。若想擺脫“西方塑造中國”的謬論，必須建設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重構中國話語，翻譯則起到橋梁作用。中國文化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就需要有中國特色的翻譯話語做支撐，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因此，重構中國翻譯話語迫在眉睫。

　　三、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策略

　　重構中國翻譯話語離不開對傳統譯論的繼承，也不能少了翻譯研究者理論的創新，更不能脫離開翻譯實踐和中國文化而孤立進行。

　　（一）增強中國翻譯理論自信

　　中國翻譯歷史悠久，雖非翻譯強國，但堪稱翻譯大國。眾多學者在中國翻譯實踐中積淀了很多翻譯思想、理論、標準、原則、方法等，這些傳統譯論可謂中國翻譯話語重構的基石。從支謙佛經翻譯的“文質”到嚴復的“信、達、雅”等，這些傳統譯論起源于中國傳統的文章學，極具中國文化特色。同時，絕大多數傳統譯論來源于中國文化典籍翻譯實踐。中國翻譯話語重構應重新闡釋傳統譯論，形成歷史與傳統的相互觀照。這樣，中國翻譯話語才會具有獨特的個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確的文化身份。

　　潘文國（2016）認為，中國正處于“大變局”中，中國翻譯學術研究必須實現轉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國文化和學術的自信，從中國關注出發，變西方視角為東方視角、中國視角，打破西方翻譯話語領跑的局面。因此，許多中國翻譯研究者在整理國故、篩選和借鑒西方翻譯理論的同時，也注重理論創新，涌現了一批原創性的翻譯理論話語，如“謝天振的譯介學、胡庚申的生態翻譯學、黃忠廉的變譯論、周領順的譯者行為批評、傅敬民的應用翻譯學、陳東成的大易翻譯學、任東升的國家翻譯學”。（耿強，2020:8-9)

　　“理論從本質上來說就是話語權。”（潘文國，2012:5-11）“中國翻譯理論唯有躋身世界翻譯話語體系之林，方能為世界打開一扇了解中國文化之窗，也才能為中國打開一扇通往世界的門。”（姜燕，2015:116)

　　（二）增強中國譯者的主體性意識

　　福柯的話語權力屬性說明世界對中國文化和價值觀念等的認同和接受絕不是自發的，而是通過主動譯介讓世界了解中國。這期間中國文化的保留與價值觀念的傳播取決于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也與譯者的主體性意識密切相關。

　　首先，中國譯者應明確他們是中國文化外譯的主體譯者。漢學家在譯介中國文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能夠完全浸潤在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并客觀傳播中國文化的漢學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國譯者必須有擔負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體性意識。

　　其次，中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增強主體性意識。讓世界了解中國的悠久歷史、燦爛文化、飛速發展，都離不開中國譯者對所譯介材料的精心篩選。選材既要彰顯中國文化特色，又要與譯者的文化取向、審美情趣等相契合，選材過程中的主體性意識能讓選材和譯者最相適切。

　　譯者的翻譯立足點和視角決定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翻譯目標的達成度，也充分體現了譯者主體性意識的重要性。東西方語言和文化的巨大差異導致譯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國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動向世界展現中國文化的立足點就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改變一百年來的西方視角為東方視角、中國視角，不再迎合西方讀者或以譯語讀者接受為翻譯的終極目標，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譯文中凸顯中國優秀文化，適度揚棄糟粕文化，讓世界重新正確認識中國。

　　在翻譯實踐中，中國譯者的主體性意識增強其實也是逐步重構中國翻譯話語的過程。語言必然刻有本民族歷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時也帶有表達情感、觀點和態度的自我表現的印記。譯者在翻譯這一語言活動中，自然或有意識地在譯語中留下或彰顯譯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語言的獨特印記，從而奠定了譯本在異質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強了翻譯文化的話語權，提升了國家的文化溝通與傳播能力。

　　（三）增強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譯研究

　　中國是一個文化大國，中國人對自己的燦爛文化首先要有一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在中國文化傳播過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實現東西方文化平等對話為目標，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走出去”的中國文化必須是中國文化中最本質、最優秀、最精華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文化積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核，體現了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因此，做好中國文化典籍外譯研究是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重構中國翻譯話語的一個有效路徑。中國文化典籍中眾多的傳統思想核心詞、傳統文論核心詞、歷史文化關鍵詞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帶有中國歷史和文化獨有的特質。這些詞語的首譯和定譯是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傳播和認同的過程，也是話語權爭奪的過程。同時，中國文化典籍外譯研究為重構中國翻譯話語提供了實踐基礎，“真正適合中國翻譯需求的翻譯理論只能建立在中國自身的翻譯實踐和文化傳統之上。”（潘文國，2016:10)

　　四、結語

　　全球化時代需要話語權來構建一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譯話語是為之架起的一座橋梁。樹立文化自信，重構有中國特色的翻譯話語，使中國翻譯話語躋身世界翻譯話語體系之林，與西方翻譯話語對話，讓中國話語在國際舞臺上更加擲地有聲，助推中國文化走出去，讓世界正確了解和認識中國，樹立良好大國形象。

　　參考文獻

　　[1]王寧.翻譯與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國翻譯,2013.(2):5-11.

　　[2]耿強.中國翻譯理論話語:內涵與意義[J].上海翻譯2020,(3):7-11.

　　[3]云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對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考(中) [J]紅旗文稿,2010,(16):4-8.

　　[4]劉建珠,穆雷.中國翻譯理論話語體系的構建及其劃界[J]上海翻譯2017.(2):1-5.

　　[5]潘文國.大變局下的語言與翻譯研究[J]外語界,2016.,(1):6-11.

　　[6]潘文國.中國譯論與中國話語[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 2012.(1):1-7.

　　[7]姜燕文化話語權視域下的中國本土特色翻譯理論[J].甘肅社會科學，2015,(6):1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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