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資源詛咒與生態赤字的經濟學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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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資源詛咒與生態赤字的經濟學分析論文

　　1地方“資源詛咒”及“生態赤字”問題

地方資源詛咒與生態赤字的經濟學分析論文

　　地方“生態赤字”表明了一個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制度體系等多方面因素導致的，對當地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當地自然環境的急劇惡化問題。我國陜西省榆林市，甘肅省白銀市，遼寧省撫順市，四川古藺縣等地區，曾因富饒的銅、煤炭、天然氣等礦產資源，帶動了當地駛入經濟發展的快車道。然而，過度開發資源，卻使當地有了這樣的疾呼:“浪費了地下礦，破壞了地上土，地下水干涸，地上植被無，種草不長草，種粟不長粟，生態環境難恢復，未來土地變沙漠，子孫衣食將何如?”于是，對于我國眾多地區長期以來依托于資源開發加工為主的地方經濟，我們不得不正視它帶給地方生態環境的影響和破壞。

　　同時，過度依賴于礦產資源的產業結構，使城市經濟發展面臨這樣一種困境，那就是資源一旦枯竭，產業衰落就會導致當地經濟蕭條。這就不可避免地伴生了另一種資源與經濟之間畸形關系的形態，即“資源詛咒”。“資源詛咒”( curse of resources)是發展經濟學的著名命題。闡釋了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限制作用，即資源豐裕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慢于資源貧乏經濟體的增長速度。20世紀中后期，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許多經濟學家注意到一個明顯的現象，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資源導向型增長模式失敗，自然資源在經濟增長中的角色仿佛由“天使”變成了“魔鬼”，“資源的詛咒”由此而來。

　　2“生態赤字”產生的經濟學根源

　　英國科學家哈丁(Hardin )曾于1968年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了“公共地的悲劇”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該文講的是一個牧民在公共草地上放牧的故事。通過建立、分析羊只放養數量和牧民總收益之間的函數關系，我們可以得出，當草地向牧民完全開放時，每一個牧民都想多養一只羊，因為多養一只羊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購養成本，是有利潤的。盡管因為平均每只羊可食用的草量下降，追加一只羊可能使整個草地所有羊的單位收益下降，但對于單個牧民來說，他增加一只羊的牧養是有利的。當所有的牧民都看到這一點，都增加一只羊，那么草地將被過度放牧，從而不能滿足羊的需要，導致所有牧民的羊都餓死。那么，該草地存在一個羊群的最大可存活數量。通過模型分析，恰恰是當放牧人考慮到公共草地的這個最佳(最大)放牧量的時候，雖然每個牧民的放牧數量減少，但每個牧民的最大收益卻增加了。這個故事說明當草地處于過度放牧時，不僅浪費了資源，也沒有使農戶得到最好的收益。如果每個農戶愿意控制放牧數量，則他們每個人既節約了成本，也能夠從中得到更多的利益。

　　如上表所示，通過這個模型我們可以看出，牧民之間博弈的最終結果:(不減少，不減少，不減少)是此博弈穩定的納什均衡。公地的悲劇就在于牧民不愿意通過減少放牧而增加收益，也就是每個人都選擇不減少放牧數量。這揭示了在共享公有物的社會中，每個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效率優先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博弈，最終演變為人們盲目追求經濟增長與利潤最大化，忽略自然與生態的最大承載力，造成自然資源的浪費甚至是透克“生態赤字”問題油然而生。顯然“生態赤字”源于個體對公共資源的自由攫取，展現了一個經濟體在其發展進程中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而引起的環境退化問題。資源的枯竭與透支，使得依賴于資源稟賦促進經濟增長的資源導向型經濟體，失去了發展經濟的資源支撐和動力來源，制約了該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在此情形下，自然資源在經濟增長中的角色由“天使”變成了“魔鬼”，資源享賦轉化為“資源詛咒”。

　　“公共地的悲劇”有力的闡釋了地方生態赤字問題產生的根源。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如果忽略自然與生態的最大承載力，因盲目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對本地資源進行過度開發，這樣勢必造成自然資源的透支和浪費。資源的枯竭引發生態環境的退化，破壞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穩定。地方經濟不僅不能從本地富庶的資源享賦中獲得持續增長的動力，反而由于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等問題，限制了本地的經濟發展，就像被本地原本富庶的資源條件施與咒語一樣，城市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這些問題逐漸成為資源型城市發展的瓶頸。

　　3我國典型資源型城市面臨的“生態赤字”現狀

　　我國陜西榆林市，甘肅白銀市，遼寧撫順市，四川古藺縣等城市、地區，礦產資源豐富，但卻不同程度面臨著產業結構單一、資源日益枯竭、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的問題。具體如下。

　　3. 1粗放、單一的城市經濟產業結構

　　綜觀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的一個共同之處，在于依賴當地豐富的礦產資源，主導產業單一，以資源開采和原材料生產為主，生產鏈短，配套產業對主導產業依賴性強。基于富饒的銅、煤炭、天然氣等礦產資源，榆林市、白銀市、撫順市、古藺縣等地區均建立起依托于本地區富庶資源的支柱型產業部門，例如“榆林神華集團”、“白銀公司”等，這些產業機構均以煤炭、銅等礦產資源的原始開采或產業鏈上游的原材料、初級產品生產等傳統產業模式為主，缺乏高新技術產業和資源原材料精深加工等接續替代產業、循環可持續發展的多元化產業模式。粗放、單一的城市產業經濟結構，使地區的經濟發展過分依賴于本地資源條件，一旦資源供給不足，便會導致相關產業紛紛陷入困境，以至于地方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影響。陜西榆林市經濟主要依靠第二產業拉動，而第二產業內以采掘和原料工業為主的重工業比例過高。從2000年以來，榆林重工業內部的采掘和原料工業比重在90%以上，重工業企業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比例高達86.9 %。粗放、單一、靠初級的資源驅動的產業結構，重工業獨大、嚴重依賴資源，使得該地區經濟相對脆弱。例如受到國際煤炭市場價格影響，榆林市在2008年8月-2009年期間，大部分月份工業總產值增速為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32.2%停產;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虧損面高達56.7%，由于這些行業的不景氣，導致榆林經濟的GDP增速從2008年25. 3%降到2009年的13.3%。

　　3. 2礦產資源日益枯竭

　　對于本地區礦產資源的盲目開發和大肆開采，使得當地礦產資源日漸枯竭。陜西榆林地區由于制度和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曾使很多無資質的地方性開采單位或者私人開采隊在有煤儲、油儲的地方肆意開采，甚至出現“圈地占資源”的現象，造成陜北地區低利用率礦井遍地開花。一些煤礦、石油、天然氣開采企業盲目進行開采的“吃肥丟瘦”或是“只吃肥不吃瘦”，開采過程中，采主棄副、采富棄貧、采易棄難甚至掠奪式開采，造成大量能源浪費。按照《煤炭工業技術規范要求》，礦井采區的回收率不應低于75 %，而陜北地區的煤炭回采率平均不到30%，有的只有10%左右，致使可開采上百年的煤礦，不到30年將被開采完。石油開采也是如此，大量無資質的鉆采單位過分追求投資的快速回報，不進行壓裂、注水，生產期一般僅有3~5年，采收率只有5%-8%，最多的也只能達到百分之十幾的采收率。根據測算，按照探明石油地質儲量計算，亂開濫采與正規開采相比，油田采收率低于20%，油田壽命縮短30年以上，損失可采儲量近一億噸。作為新中國最早開發的銅工業基地，甘肅省白銀市經過50多年的開發開采，白銀工業經濟發展所依賴的銅、鋅等主要資源的探明儲量己日趨枯竭。從上個世紀80年代年自產銅5萬噸銳減到現在的1萬噸，“銅城”即將無銅可采。遼寧撫順市曾以“煤都”著稱，煤炭資源儲量居全國前列，到2009年3月，國務院確定撫順市為第二批32個資源枯竭城市之一。四川古藺是煤炭資源大縣，煤炭資源開發有力促進了縣域經濟發展，然而過度的開采也使該地區步入全國第3批資源枯竭城市之一。

　　3. 3生態環境污染、破壞嚴重

　　隨著能源開發力度的加大，資源型城市和地區的生態環境壓力日益加重。首先是開發區內水源和水質的污染。陜西榆林的煤炭資源開發區內水質嚴重惡化，主要的11條河流中9條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河水表面的懸浮物比開發前增加近100倍，神木、府谷等縣的居民飲用水水質嚴重超標。甘肅省白銀市由于大量的工業廢水未經徹底處理便排入黃河，造成黃河白銀段重金屬嚴重超標。其次，大氣污染相當嚴重。據監測，榆林煤炭開發區大柳塔鎮的大氣中，氮氧化物、懸浮微粒和二氧化硫3項主要污染指標分別是開發前的4倍、17倍、24倍，懸浮微粒日均濃度超過國家二級標準57. 9倍。而甘肅白銀市城區大氣主要呈煤煙型污染，目前市區每年排放煙氣151. 97億m;年排放二氧化硫2. 897萬噸，煙塵及粉塵1. 25萬噸，空氣總懸浮微粒和二氧化硫濃度嚴重超標。再次，能源的大規模開發帶來地表植被的大范圍破壞，土地鹽堿化越來越嚴重，荒漠化趨勢不斷增強。神府煤田開發以來，地表植被被破壞26. 6萬畝，農田侵占9. 4萬畝，沙漠化發展速率增加到自然發展速率的1. 56倍。最后，礦產資源的不當開采造成了嚴重的地質災害。礦產資源在開發過程當中，非常容易產生地面塌陷和地裂縫，而地表一旦塌陷卻很難再恢復，地表塌陷后的土地無法正常耕種，進而使得耕地面積大大縮減，成為一片荒地。

　　4解決“資源詛咒”和“生態赤字”—“3E系統模型”視角下榆林市等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的路徑選擇

　　能源(Energy)—經濟(Economy)—環境( Environment) 3 E系統的研究主要是指為實現社會發展系統中能源、經濟、環境3個子系統之間綜合平衡與協調發展。資源型城市如何建立當地資源利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3者之間健康、和諧關系，解決資源開發與經濟發展給當地環境帶來的影響和破壞，應注意把握好以下3個方面:

　　首先，完善地方資源產權機制。參照“生態赤字”問題產生的根源，由于資源產權機制不合理，一大批早期的資源開采權由中央逐層下放轉包給個人，這樣接近于公共資源使用的資源開采體制，使地方資源如同哈丁筆下的“公共地”一樣被過度開發。為了規范資源開采秩序，使整體開發由亂到治，應當規避資源開采主體對資源開采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建立政府管理和開采為主導的多產權主體共同開采的開發機制。事實上，榆林也曾對民營個體的石油開采權實行有償收回，但在政府收回油礦開采權的過程當中，產生了一系列能源產權歸屬問題的糾紛。如何能使個體“行為不經濟”得到規范的同時，又不至于打擊地方生產積極性，這有待于能源產權關系的進一步理順。值得提倡的做法是收回地方資源的個體開采權，通過建立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營個體3方共同支配資源開采權的“三權合一”產權模式，同時制定一個能充分代表和體現各方具體利益的產權分配百分比，規避民營個體盲目開采地方資源行為的同時，又能避免壟斷經營和矛盾沖突尖銳化，兼顧了各方利益主體的權益，維護不同主體開采、利用地方資源的積極性。對于眾多資源型城市來說，理順地方資源產權關系，完善資源產權體制，是解決地方生態赤字問題的首要前提。

　　其次，調整優化地方產業結構。針對榆林市重工業比重過大，主導產業單一，經濟結構表現為資源開采和初級產品、基礎原材料加工為主的粗放性特征，實現榆林市經濟結構轉型，進行產業機構的優化和升級，通過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培育接續、替代產業，是榆林市轉型地方經濟結構、規避地方資源與環境問題的核心環節。一方面，通過“拉長資源產業鏈條”，在充分考慮市場需求的條件下，對資源原材料進行深加工，延長產業鏈條，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例如，加快推進榆林市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的深度轉化，再造一個化工產業，促進能源與化工兩翼齊飛。在節約集約利用資源、穩步增加一次能源產能的基礎上，加快構建煤油氣到基礎化工產品，再到精細化工產品的完整產業鏈。同時，大力發展風電、光伏發電、水電、生物質能等新能源產業，加快特高壓輸電等電力外送通道建設。另一方面，改變傳統的粗放單一產業機構，培育優勢產業為主導的多元化產業模式。把自主創新與產業結構調整結合起來，調整第一、二、三次產業的比重，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加快發展金融、保險、物流、旅游等現代服務業，形成新的支柱產業，并把發展生態經濟、循環經濟、高新技術產業等作為資源型城市重現活力的基礎。

　　最后，構建資源型城市環境保護機制。城市的生態系統性質，需要把城市放在整個自然生態系統中去考慮。資源型城市的環境建設要在集中與分散這種雙向運動的動態平衡中使3種空間即經濟空間、社會空間和生態空間的有機結合，即能源( Energy)—經濟(Economy)—環境(Environment) 3E系統的協調平衡發展。榆林市等資源型城市的環境保護機制，從行政、法律、經濟、技術等多層面加以構建。例如行政手段方面，由環保行政部門通過審批項目環境影響評價書、發放符合環保要求的行政許可證、治理整頓污染違規行為，下達行政約束指令等實施行政監管。通過立法、執法，根據環境法規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給與批評、警告、罰款，直至追究法律責任。特別是強化日常環境執法，開展整治違法排污企業的專項行動，比如電石鐵合金焦炭行業污染環境專項整治、石油污染專項整治等。運用經濟手段和方法是環境污染控制的重要內容。排污收費是世界各國在環境保護方面普遍采用的一種經濟手段，通過“誰污染、誰付費、地方治理、職能部門驗收”的外部性補償模式，杜絕資源的浪費，對榆林的資源實施保護性開發和利用。技術手段方面，借鑒“榆天化”在廢氣、廢水、廢渣、除塵等方面的處理技術，鼓勵榆林市其他化工企業采用先進裝置、工藝、及技術方案等，通過技改擴大產能、降低能耗，提高資源回收利用率，減少環境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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