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倫理學研究的雙重向度論文
我國經濟倫理學研究始于八十年代，迄今已有二十余年的歷史。在這二十余年間，經濟倫理學界就許多重要的經濟倫理問題展開過討論，取得過一些重要的理論成就，也留下了一些尚未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其中一個對經濟倫理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基礎問題是，到底應當從什么樣的向度去從事經濟倫理學研究。
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向度問題緣起于我國經濟倫理學的問世之初，也就是將倫理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初步嘗試之中。八十年代初，我國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迅猛提高，而整個社會的道德狀況卻不盡如人意，學界開始就社會道德水平的發展趨勢進行了分析，出現了“滑坡論”與“爬坡論”的大討論，爭論雙方在許多問題上各執一詞,但最后都持有一個共同的見解,大家都認為有必要將道德建設引人到經濟生活中去,以推動社會道德水平的進一步發展。
在如何將道德建設與經濟生活結合起來的問題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內引”說與“外灌”說。“內引”說與“外灌”說爭論的核心問題是,經濟生活中的道德準則應當從何而來。“內引”說堅持從經濟發展的自身規律出發，引出人們在經濟生活中必須遵循的特殊道德準則，“外灌”說堅持將一般的社會道德準則直接灌人到經濟生活之中。
由此向前再進一步內引”說之所以要求從經濟生活中引出其獨特的道德準則，是因為他們認為經濟生活是一個獨立的生活領域，它已經具有獨立的、意義明確的目的，所需要的只是服務于這種目的的手段；“外灌”說之所以要求套用一般的社會準則，是因為他們認為經濟生活僅僅只是整個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目的不應由自身確定，而應由它所從屬的社會生活確定。從這個意義來說,“內引”說與“外灌”說之爭牽涉到這樣一個問題:經濟倫理學研究是應當從整個社會生活出發以為經濟生活確定一定的目的，還是應當從經濟發展自身的目的出發以提供一定的服務手段。這就是經濟倫理學研究向度問題在我國的初次凸現。
一
進人九十年代以后，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向度問題以另一種形式出現在經濟倫理學的討論之中，這就是倫理道德對于經濟生活的功能問題。道德對于經濟生活的功能問題,在八十年代就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幾乎所有的經濟倫理學著作都論述過這個問題，但這些論述基本上大同小異，并未產生真正有沖擊性的爭論。這種狀況在九十年代之后發生了變化，一位學者相繼提出了“道德生產力”和“道德資本”概念。這兩個新概念一經提出，立即贏得了一部分倫理學者和經濟學者的認同,他們認為這是在尋求經濟學與倫理學的結合上走出了一條新路,從經濟倫理學的視角理清了經濟與倫理的關系。
與此同時，又有一部分學者對這兩個新觀點提出了質疑，主要的質疑有兩點:第一，有人認為道德不可能是“生產力”和“資本”，因為“道德”并不具備“生產力”和“資本”概念所要求的內涵;第二,有人認為,“道德生產力”和“道德資本”是倫理學向“經濟主義”的一種屈服或者說是“迎合”。因為它暗含了一種思想:將道德視為手段，而將經濟視為目的，只強調道德手段對于經濟目的的服從，突出道德對經濟生活的服務意義,忘卻了道德對于經濟的超越性，丟掉了道德對于經濟生活的指導功能。
與“內引”說和“外灌”說之爭相比，圍繞“道德是生產力”和“道德資本”所展開的爭論更清晰地表達了這樣一個問題：道德在經濟生活中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起著什么樣的功能。“生產力”也好，“資本”也好，都是為經濟發展服務的，都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手段。強調道德是生產力和資本，就意味著道德在經濟生活中能夠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功能。反對“道德是生產力”和“道德資本”，其實際意義在于認為道德不應該僅僅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手段，它還應該為經濟生活提供一定的指導，從而發揮對于經濟發展的目的功能。
至此，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向度問題已經完全提出來了，經濟倫理學研究到底是應該偏重于目的向度，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定的合理性目的，還是應該偏重于工具向度，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定的道德手段。應該說，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向度問題正是當前中國經濟倫理學發展的一個基礎性問題，經濟倫理學的研究邊界、理論框架及其社會意義，都受到這一問題的制約，有待于對這一問題的正確理解。
所謂經濟倫理學研究的目的向度，是指經濟倫理學研究必須從人的全面需求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出發，將經濟生活視為個人生活以及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視為實現個人目的和社會目的的一個重要手段，從而為經濟生活提供更高的目的，以保證經濟生活的合倫理性，使其不會越出應有的界線之外。
無論是對于個人生活還是對于社會生活來說，經濟活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離開了經濟活動，離開了經濟活動所提供的物質財富，人類生活就無法進行。但是，無論經濟活動的意義有多大，這個意義都不可能由經濟活動自身提供，經濟活動不可能自己給自己確定意義，它的意義必須由經濟活動之外的、比經濟活動范圍更廣的、將經濟活動納人其中的、另外的某種東西提供。
這個為經濟活動提供意義的東西，就是人的生活，就是人類的個人生活以及社會生活。人類要生活，就必須有經濟活動，人類要過上優良的生活，就必須有更多的物質財富。但是，經濟活動并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物質財富也不是人類追求的唯一目的。經濟活動和物質財富，僅僅只是提供滿足人類全面需要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經濟活動的意義，應當由人類的全面需要來提供。
從人類的全面需要來看待經濟生活，有兩個問題需要分析:第一個問題，經濟活動能夠為人類生活提供什么。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果就是為社會提供一定數量的物質財富，但是，經濟活動的真實意義不在于它能夠提供多少物質財富，而在于64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多少人的多少需要。物質財富本身是死的，撇開與人的關系，其自身不具有任何意義，它的意義只存在于與人的關系之中。因此，對于一定的經濟活動來說，并不是它所生產出來的財富在數目上越多越好,在質量上越高越好，而是要看它所生產出來的財富是否真正滿足了人們的真正需要。如果不能真正滿足人類的需要，或者是超出了人類需要的范圍，那么再多再好的物質財富，也只能是垃圾一堆，沒有任何意義。
古希臘德性論者認為，人的物質需求是有限的，與此相應，滿足人類物質需求的財富本身也應該是有限的。這一點在中世紀基督教思想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進人近代以來,物質財富有限論的思想被徹底拋棄了，人們傾向于認為人的需求本身是無限的，用來滿足人類需求的物質財富也是多多益善。沿著這條思路出發，近代經濟學發展出了一種“唯財富”論，認為經濟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生產出最大量的物質財富，再向前走一步，他們甚至將這一目的擴大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唯一目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就成了衡量社會進步的唯一尺度。而近些年來，隨著發展經濟學的興起,人們已經逐漸意識到，財富增長不應該是經濟生活的唯一目的，更不應該是社會發展的唯一目的，增長不等于發展，發展的內容既包括物質財富的增長，也應該包括生活質量的全面提高。至此，重新確定經濟生活的意義問題才再次擺在全世界的面前。
二
第二個問題，不僅僅是經濟生活所提供的物質財富應當接受合倫理性的檢驗，用來實現物質財富的手段同樣應該接受合倫理性的檢驗。盡管人的全面需求能夠賦予物質財富以一定的意義,從而使物質財富在這種意義上也成為一種目的，但這個目的的合倫理性并不能保證其實現手段的合倫理性。不能說物質財富是好的，因此所有能夠帶來物質財富的手段也就是好的。經濟手段是否可取，也需要根據人的全面需求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來衡量。
經濟活動首先是人的活動，它要求人類通過一定的勞動以創造一定的物質財富。因此，在經濟生活中，人首先是以一個勞動者的身份出現的，作為勞動者，他必須付出一定的智力和體力。但別忘了，參加經濟活動的人,除了是一個勞動者之外,還應該是一個人，還具有人所具有的各種需求，而不是僅僅知道勞動的機器或動物。但是，自從亞當?斯密把經濟生活中的人抽象為‘‘經濟人”之后，經濟學家們就只把勞動者視為勞動的載體，認為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唯一意義就是提供活的勞動，除了提供勞動之外，人的其他一切需要都不在考慮之列。“人”完全變成了勞動者，人的健康需求、智力需求、精神需求就都被放在一邊，都成了可以漠不關心的東西。勞動者就可以被要求在最惡劣的勞動環境下，從事最繁重的體力勞動,從而出現了馬克思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譴責的“異化”現象。為了物質財富的增長而使人處于一種非人狀態，這無疑是一種目的與手段的顛倒。于是，人類歷史上才開始出現一系列限制勞動時間、改善工作環境等等的斗爭，其目的就是要將勞動者恢復到人的水平，而不僅僅只是一個勞動者。保障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全面權益，是經濟倫理學目的向度向經濟生活提出的第一個目的性制約。
其次，在社會化和全球化的過程中,物質財富的創造工作不再單獨地由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完成，而是越來越多地由全社會的勞動者通過合作的方式完成。通過合作勞動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也必須由全社會的勞動者共同分享。如何分配共同生產出來的物質財富，這也不應該完全由經濟效率原則決定。一個社會的分配,除了考慮到效率因素之外，還必須考慮到人的全面需求和社會的全面發展。西方自重農學派起，就開始追求社會物質財富總量的增長，功利主義學說的出現，更是為追求社會最大功利的做法提供了理論基礎。這種學說只關心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認為分配政策應當只考慮是否有利于社會財富總量的增長，而不管物質財富在人與人之間的分配，最終導致貧富兩極分化，使很大一部分人陷人貧窮和苦難之中。毫無疑問，社會財富總量不斷增長伴隨著部分社會成員的生活不斷惡化，這也不是一個合理社會所追求的目的，正因為如此，才有大量西方國家在二戰后推行高福利政策,也才有了圍繞“正義”主題展開的、迄今仍在進行的思想大討論。協調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益關系，是經濟倫理學目的向度向經濟生活提出的第二個目的性制約。
第三，人類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在自然界中進行的，經濟活動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財富，最終都來自于自然界,來自于自然物質的形式轉換。勞動者所使用的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莫不來自于自然界,整個勞動過程，也完全是在大自然中進行的。因此，經濟活動必然要涉及到一個與大自然的關系問題。從更大范圍的生態學角度看，整個大自然自成一個經濟體系，人類出現以后,人類經濟活動發展以后，這個自然經濟體系被迫進行了較大的改變。但是，這種改變不應該是無限制的,不應該改變到破壞自然經濟體系自我調節的程度。一旦生態平衡受到破壞，整個自然界都將陷入災難之中。不過，先是《圣經》賦予人類以管理大自然的無上權力，然后是培根的知識論，最后是大工業的實踐活動,相繼將大自然視為經濟活動可以加以無限改造的對象，最終引發了資源危機、能源危機和生態危機。無論是從整個人類自身的利益出發，還是從整個生態平衡的要求出發，經濟發展都必須注意一個生態的可持續性發展問題。保持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是經濟倫理學目的向度向經濟生活提出的第三個制約。
所謂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工具向度，是指經濟倫理學研究必須從積累物質財富這一經濟目的出發，將經濟生活視為具有獨立目的的領域,從而為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倫理手段，以推進經濟生活的順利發展。在這一向度中，倫理學將不再以目的提供者的身份出現，而是以手段提供者的身份出現，它不再凌駕于經濟生活之上,指引經濟生活發展的方向和目的,而是屈從于社會經濟增長的目的之下，為這種目的提供倫理道德方面的必要手段和條件。
在社會生活的諸種意義中,經濟活動以其提供的物質財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撇開經濟活動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撇開社會生活所要求的最高目的，那么，積累物質財富也就成為經濟活動自身所獨有的目的。經濟生活發展的水平，在這個意義上就體現為它所積累的物質財富的數量和質量。為了實現這一目的，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物質財富,經濟生活就需要運用各種手段,調動各個方面的力量。在這些手段和力量之中，經濟因素（如資本）當然占據著主導地位，但是，其他一些因素也同樣具有意義，如知識方面的科技因素、政治方面的政策因素,還有文化方面的精神因素。可以說,倫理道德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
三
倫理道德在經濟生活中的工具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良好的社會倫理秩序是經濟運營過程中的'潤滑劑。經濟生活中的交往關系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市場中的交易關系，一種是企業內的組織關系。這些關系在協調方面存在著兩個主要阻力：一個是由個人知識有限性所引起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一個是個人在經濟交往中的投機主義問題。為了克服這些阻力，保證經濟交往的正常進行，社會需要付出一定的“交易成本”。在其他因素相對固定的情況下,交易成本的高低往往取決于人們在交往中的基本道德信念，取決于人們關于交往行為的共同道德信念,尤其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程度。共同的交往道德信念越多,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度越高,交易成本也就越低。著名社會學家福山曾指出：“一個社會能夠開創什么樣的工商,和他們的社會資本息息相關,假如同一企業里的員工都因為遵循共通的倫理規范，而對彼此發展出高度的,任，那么企業在此社會中經營的成本就比較低廉,這類社會比較能夠井然有序的創新開發，因為高度信任感容許多樣化的社會關系產生。”UKP37>新制度經濟學派將交易成本比作“物理學中的摩擦力”，以此視之,降低交易成本的道德就是緩解這種摩擦力的潤滑劑，就是社會經濟運營過程中的潤滑劑。
第二，優秀的道德形象是企業贏得公眾認可的重要資本。企業要贏利，除了要滿足一定的經濟合理性之外,至少還必須考慮三重關系:一是企業與消費者的關系，從表面上看,企業要贏得消費者的認可,依靠的是產品的質量和價格，不過,在這種經濟認可之外,還有一種更深層次的認可，這就是消費者對企業的倫理認可。企業在生產、銷售以及售后服務方面,一般會體現出一定的經營理念,消費者對企業的深層認可,就是對這種經營理念的倫理認可。這種倫理認可具有比經濟認可更大的影響力。二是企業與社區的關系，任何企業都得建立在一定的社區之中,都會在其經營運行過程中，征用一定土地和人力，改變當地的空氣、土壤、噪音狀況，只有本著為社區服務的態度,處理好與社區的關系，才能為社區所接受，才有立足之地。三是企業與雇員的關系，企業中的一切活動都是由人來完成的，一個人能發揮多大的能量，除了他的能力之外，還有一個意愿問題。企業的道德關懷在促進員工發揮更大的能力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西方管理從泰羅制科學管理模式走向行為主義管理模式,其實質就是不再將員工視為機器,而是把他們重新當人來看待，通過一些關心員工生活的道德措施，最終使員工產生更大的生產效率。二戰以后西方企業界興起的企業文化運動，其核心就是要營造一定的企業理念，發揮倫理文化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適宜的道德素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精神基礎。社會經濟的繁榮，企業經濟的發展，最終都必須依靠個人。個人既是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者，也是消費過程中的消費者。他們的勞動觀念、團隊觀念、金錢觀念和消費觀念，直接影響著社會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任何特定類型的經濟，無論是以自給自足為基礎的莊園經濟，還是以分工合作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都要求其社會成員具有與之相匹配的道德觀念。只有在這些特定的道德觀念之上，一定類型的經濟才有可能出現和繁榮。馬克斯?韋伯的宗教倫理研究表明，只有在由具備“資本主義精神”的人所組成的社會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才有可能形成和發展。亞當?斯密從財富積累總量增長的角度出發，要求其成員在勞動過程中要勤勞，在消費過程中要節儉，這個思想已經表明，社會成員的個人道德素質已經與資本、勞動力、技術以及自然資源等要素一起，成了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四
經濟倫理學研究的目的向度與工向度都反對將經濟領域視為一個“道德無涉”的領域,都要求將經濟發展與倫理要求結合起來。但在結合的層面和方式上,二者是互不相同的：目的向度從外部為經濟活動劃出合倫理的邊線，界定經濟發展的倫理意義;工具向度則從內部為經濟活動提供倫理性的動力，發掘經濟發展的倫理要求。不過，這種不同并不是相互否定，而是互為補充。
就研究方法來說，經濟倫理學研究的目的向度更注重綜合方法，它將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綜合為一個有機體,而將經濟生活還原為這個有機整體的組成部分。在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中,部分存在的意義必然應當由整體來提供。因此，目的向度偏重于從人及其社會本身的意義出發,再由此擴及經濟生活，確定經濟生活存在的意義。而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工具向度更注重抽象方法，它將經濟生活從整個社會生活中抽取出來,暫時撇開有機整體的意義以及它與這個有機整體的聯系，從而使經濟生活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自成意義的領域，道德與政治、法律等其他因素一起，構成這個獨立王國發展的一個手段，它必須服務于這個獨立王國的自身目的。在經濟倫理學研究中，綜合方法與抽象方法都是不可或缺的。綜合方法可以從一個宏大的層面確定經濟生活的地位和意義,抽象方法則可以從一個更具體的層面理解經濟生活的道德需求。
就基本意義來說,經濟倫理學的目的向度既然是通過整體來確定部分的意義，它所提供的目的，對于經濟生活來說，就體現為一種外來的制約、責任和義務。這種外來的制約、責任和義務，有可能與經濟生活自身的發展目的相沖突,這就需要經濟生活通過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來完成社會交給它的任務。因此，目的向度是在為經濟生活劃定一個合倫理性界線，以保障經濟發展不偏失其應有的意義。在這個界線之內，經濟生活就具有合倫理性，一旦越出了這個界線，經濟生活就失去了其合倫理性。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工具向度首先承認經濟發展的自身目的，它不會對這個目的本身加以限制，而是將這個目的作為自身存在的目的，提出與此相適應的道德要求。這些要求不可能與經濟生活發展的目的相沖突，而是經濟生活自身提出的要求。因此,工具向度是在為經濟生活提供一定的動力，以推動經濟生活的順利發展。有了這個動力，經濟生活就能發展得更快，沒有這個動力，經濟發展的速度就會受到影響。毫無疑問，道德對于經濟,應該既具有目的性的制約功能,也具有工具性的推動功能。
就建設途徑來說，既然經濟倫理學研究的目的向度是為經濟生活提供一種外來制約，它就相應地表現為一種“他律”要求,他律的東西必然要求通過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方式進行,最終必須借助一定的社會力量，如公眾輿論、法律法規等，迫使經濟生活不得不接受這些要求。而經濟倫理學研究的工具向度發掘的是經濟發展自身內在的要求，它就表現為一種“自律”要求，自律的東西最終會被各種經濟主體的自覺反省所發現,這就不需要由經濟之外的強制力量來推行，而會體現為各種經濟主體的自我建設。“自律”和“他律”，正是經濟倫理學建設的雙重途徑。
在經濟倫理學研究過程中，必須同時堅持這兩大向度，恢復倫理道德所具有的雙重功能。只堅持目的向度而否定工具向度，就有可能陷人倫理主義的誤區,最終丟失甚至抹殺經濟發展的本來意義;只堅持工具向度而否定目的向度，就有可能陷人經濟主義的誤區,最終丟失倫理道德的應有意義。一旦明確了經濟倫理學研究雙重向度之間的關系，此前的經濟倫理爭論也就可以澄清了。“內引”說與“外灌”說，“道德生產力”與“道德資本”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實際上各自堅持了一種研究向度：“內弓丨”說與“道德生產力”及“道德資本”的支持者堅持了工具向度，“外灌”說與“道德生產力”及“道德資本”的反對者堅持了目的向度。堅持某一種向度以展開經濟倫理學研究，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因為堅持一種研究向度而否認另一種研究向度,這就有問題了。
堅持經濟倫理學研究的雙重向度,從兩個不同的層面將經濟發展與倫理要求結合起來，才能全面發揮倫理道德在經濟生活中的功能，真正建立和發展經濟倫理學這門新興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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