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唯物史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之建立論文
作為20世紀學術史上一個重要門類的社會經濟史，其產生和發(fā)展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重要媒介的，其體系、內容、特征乃至成敗得失皆與唯物史觀相關聯。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經濟史論域幾乎是唯物史觀派學者的天下。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探索中國社會性質的社會史大論戰(zhàn)直接催生了社會經濟史。
尤其是1933年《讀書雜志》停刊后，由論戰(zhàn)開啟的社會經濟史研究一發(fā)而不可收，煥發(fā)出勃勃生機，并呈現如下三方而的特征:其一，開始從政論向學術過渡。社會經濟史研究與政治斗爭脫節(jié)，不再與某一黨派的政治路線密切配合，而以求真為本位，偏重學理的探討，遵循學術的規(guī)則。其二，從理論方法的激辯轉向史料的搜求整理。如何運用唯物史觀把握中國社會發(fā)展階段、確定各階段社會性質是論戰(zhàn)時期各方關注的焦點，論戰(zhàn)退潮后由虛入實，各種經濟史料的搜集、整理被視為當下急務。其三，專題研究取代了通觀泛論�；\統討論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形式缺乏必要的學術基礎，難以產生實效，按部就班的常規(guī)性斷代專題研究遂成為社會經濟史領域的主要工作形態(tài)。以往學界對1930年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上述變動有所涉及，但目光多聚集于人多勢眾的陶希圣“食貨”一派，對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學者和作品缺少必要的關切。本文即擬以民國時期著名經濟史學者馬乘風①為個案，從“食貨”派之外的另一視角窺探中國經濟史研究由草創(chuàng)到成型的曲折歷程。
馬乘風以運用唯物史觀研治中國經濟史而聞名。至于馬乘風因何而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結緣，由于缺乏關于馬氏早年讀書和師承情況的詳細材料，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斷，馬乘風乃是被當時的新思潮所席卷而傾向唯物史觀。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實驗主義遭到厭棄而馬克思主義風靡一時。馬乘風當是受到這一風氣的熏染。此其一。其二，河南同鄉(xiāng)、左派學者稽文甫大概對馬乘風的思想觀念有所影響。此時，馬乘風信從唯物史觀主要出于學理方而的原因，而與黨派背景、政治信仰無涉。
一、關于公式主義的反思
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是社會史論戰(zhàn)的直接產物，“帶著論戰(zhàn)時期的戰(zhàn)斗氣氛”②。其論戰(zhàn)色彩集中體現在“諸家批判”一編中，涵括“與李麥麥論春秋時代之階級斗爭”、“與陶希圣論中國社會史諸問題”、“與葉青李麥麥論墨子所代表的階級問題”、“顧領剛古史辨批判”、“與王宜昌論治史方法及中國之用鐵時代”五個方而。此外還有對于馬札亞爾水利社會說的辯駁等。這些內容都是論戰(zhàn)的延伸。③有書評稱:馬著“在貧弱的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今日，總算是一部比較可看的書;單以前三篇而論，大體上沒有很大的錯誤，這一方而由于馬君方法論的握緊，同時得力于過去幾年間的論戰(zhàn)亦復不少。”①由此可見馬著與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的密切關聯。
以《讀書雜志》為主戰(zhàn)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在思想文化領域激起了巨大波瀾。然而，橫空出世、根基淺薄的社會史論爭學術上的流弊很快顯現出來。論戰(zhàn)參加者大多是理論先行，但在理論方法的運用上又陷入嚴重誤區(qū)。馬乘風的《中國經濟史》上承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的余波，對論戰(zhàn)進行了學風和方法上的反思。馬乘風感慨道:“新近一般研究歷史科學的人，對于新興的歷史科學只知道一點皮毛，到運用時連這一點皮毛也保不住;對于舊有的歷史資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貫的功夫，所以沒有確定的把握，堅決的認識，明白的主張，把史料和理論胡亂一湊敷，便動筆抄呵，寫呵，結果，理論被歪曲得不成樣子，史料被割裂得不像東西，你問他寫的什么，說的什么，一百個回答是有一百個‘莫名其妙’�！雹圻@指明了論戰(zhàn)參加者在理論方法和材料兩方而的失足。
社會史論戰(zhàn)的最大弊病在于公式主義。論戰(zhàn)參加者提出五階段論、三階段論、四階段論等各種社會發(fā)展的公式⑥，簡單移植套用于中國歷史進程，這五花八門的公式成為論戰(zhàn)時期的一道奇觀。社會史論戰(zhàn)的要角郭沫若日后坦承道:“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無諱言，是犯了公式主義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義的公式，往古代的資料上套�！雹唏R乘風反對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迷信公式的做法，主張“不以多樣的社會形態(tài)遷就簡單的公式才算是最進步的史學家的態(tài)度”⑧。他對一些學者墨守五種生產方式學說表示質疑:“‘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構成社會經濟發(fā)展之相關的諸階段’。這樣的歷史劃分是否完全正確，到現在成為一個重大的疑問。”⑨在馬乘風眼中，信從唯物史觀并不必然要遵循其生產方式演進的程式和鐵律。
二、重視史料真?zhèn)魏筒牧蠑U充
從一味強調理論方法到重視材料是社會史論戰(zhàn)高潮過后唯物史觀史學的新動向。社會史論戰(zhàn)時代，參與者多將理論方法上的討論作為頭等大事，而將文獻材料問題視為小節(jié)。當時的唯物史觀學者多屬于馮友蘭所謂的“釋古”派:“往往談理論太多”，“是談哲學，而不是講歷史”;“往往對于史料，毫不審查，見有一種材料與其先入之見解相合者，即無條件采用。至于與此相沖突之材料，則置之不理，并不說明何以置之不理”。①時人意識到，撰述一部貫通古今、包羅萬象的經濟通史尚非其時，當下應“多作史料的考證與專題研究”②。當時一般學院派經濟史研究尤重史料整理，主張“對歷代經濟史實，純?yōu)榭陀^的整理敘述，不必急為論斷”③。陶希圣及食貨派的經濟史研究也以史料工作為優(yōu)先。
在此風氣之下，以理論為中心的唯物史觀學者也作出了適當調整。馬乘風力圖克服社會史論戰(zhàn)時期的弊端，公開承認史料考證的必要性:“漢學家的治史方法，雖然有許多地方，不能令我們同意，但是，他們對于史料的審思明辨的考證，卻是最值得領教的一種方法”①。 馬乘風對經濟史研究所用材料的真?zhèn)问至粢�。在考察西周土地分配時，他首先意識到厘清文獻問題為先決條件，沒有盲目信從《周禮》，而以《詩經》、《國語》依據③。他認為，《周禮》關于井田制度的記載，不過是“在書傳上搜集些關于土地的術語，而以按級進位的數字補綴之”⑥。關于周代的井田問題，馬乘風主張應以《孟子》樸素的記載為準繩，而不能輕信后世不斷發(fā)揮引申的井田論:“時經千余年之久，一般篤古守舊之士，對于井田制度，只有迷信，沒有批判，只有高筑，沒有損毀，于是井田制度愈來愈完全，愈修愈美麗，正因為這樣，所以愈加減失其在歷史上之素樸的而目”⑦。
馬乘風嚴厲批評王宜昌的治史方法，指出“無批判的引用古書之危險性”。他指責王宜昌迷信古書，對于古人的話無條件的相信，對于古文古字無限制的附會，對于偽書偽事無批判的拿來作證，在治史方法上比漢學家又后退了一步。王宜昌誤信《管子》、《越絕書》、《山海經》的記載，不問史料是否可靠，只跟著莫爾干的指點去附會，把莫爾干所指各時代的特征，一一在中國古書中湊付出來。要確立殷代己經用鐵的結論，需提供強有力的憑證，不能單靠偽書上的一字半語⑧。他稱贊郭沫若在論詩書時代的中國社會時，“先把史料的來源問題弄清楚，郭先生這樣的謹慎小心的去剖析史料，較之王先生無批判的附會瞎鬧，高明萬倍”⑨。
在當時主流學風的影響下，一方而，馬乘風注意史料證據的準確性，采取審慎態(tài)度;另一方而，他還盡量擴充材料來源，最突出的是利用甲骨文研究上古經濟。馬乘風說:“對于商代社會經濟性質的認識，為兩種困難所限制……第一是史料上的困難，文獻記載缺乏，甲骨文字的出現會予我們以若干便利”，但研究尚不充分⑩。社會經濟史學者對甲骨文的使用自然不拘于文字學。
三、從社會形態(tài)史到社會經濟史的轉變
社會史論戰(zhàn)后期，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tài)史逐漸落地生根為社會經濟史。學者己認識到:“為欲繚解中國社會的本質，而從中國經濟史著手，實為正確的方法�！雹蹠r在中山大學的陳嘯江坦言:“近來我國學人，過分重視社會發(fā)展形式論，研究者每以公式為前提，而以事實嵌入其中，其結果則成為公式之例證史而非真是之社會經濟史�！雹蘖碛姓撜叻Q:“對于中國社會經濟史之研究，為一般人認為所迫切需要的一門學科，數年來，曾有不少的學者，企圖以新的史學方法整理中國歷史，但空論多而實際的探討少，零文多而系統的敘著少。"⑦1931年陶希圣編著出版一部《西漢經濟史》，內容簡略，篇幅短小，僅3萬言。1934年12月《食貨》半月刊創(chuàng)刊和稍后成立的食貨學會，催動了社會經濟史的專題研究，關于各時代、各方而的論文紛紛涌現，但貫通性、綜合性的論著尚付諸網如。而1935年馬乘風《中國經濟史》一書的問世，彌補了這一空白。
論戰(zhàn)時期，一般所謂社會史基本是社會形態(tài)發(fā)展史，社會形態(tài)問題是討論的中心，也是出發(fā)點和歸宿。社會史的主要任務是考察社會形態(tài)的演進，進行定性分析，而非描述普通的經濟現象和經濟活動。研究者的注意力幾乎完全圍繞社會性質和社會形態(tài)的確定而展開的，各種理論、模式爭長競短。論戰(zhàn)高潮過后，社會史出現轉向，經濟史成為社會史的基礎，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全而系統的考察開始出現。馬乘風《中國經濟史》的出版標志著唯物史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體系初步確立。馬著既包括對農業(yè)、工業(yè)、商業(yè)等經濟部門的考察，又涉及生產、交換、分配等各環(huán)節(jié)，同時兼顧到階級關系、政治結構、戰(zhàn)爭軍事等制約經濟發(fā)展的要素。這種結構和內容的布置安排，奠定了經濟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余論
1930年代中國社會發(fā)展史向社會經濟史的調整轉向，意義重大，最顯著的是推動經濟史學融入民國學術主流，為一般學院派所接納。當社會史論戰(zhàn)硝煙彌漫之際，主流學界和多數學院派學者基本持一種不以為然、冷眼旁觀姿態(tài)，“無論是傳統的記誦派，還是新起的科學考證派、疑古派，都不太理會這些爭論”⑥。論戰(zhàn)之后社會經濟史則滲入主流學術界，表現有二:一是經濟史研究成果不斷在主流學術刊物發(fā)表。除1931年創(chuàng)刊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后更名為《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外，《史語所集刊》、《燕京學報》等時或刊載經濟史的專題研究，二是一些學院派學者開始涉足社會史研究且取得了可觀的成績，較突出者如史語所的勞干、全漢升、燕京大學的齊思和、周一良、連士升等。社會經濟史不再是一般知識階層(包括革命理論家)可以天馬行空縱橫馳騁的論域，而變?yōu)槁殬I(yè)學者的專門之學⑦。社會經濟史研究己經接受通行的學術紀律和規(guī)范的約束和馴化，特別是受到科學理念和實證法則的洗禮。陶希圣及“食貨派”即是因克服單一社會科學化路線、接受實證方法影響而風行于史壇的。這表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己逐漸步入學術化的運行軌道。
民國年間中國經濟史學的產生發(fā)展是體現學術與政治的互動關系的一個典型。經濟史研究由解答政治議題發(fā)端，而后駛入學術化之途，最終上升為現代史學的核心門類。政治變局、意識形態(tài)角逐為經濟史的發(fā)生提供了初始的驅動力。社會經濟史論與政論糾結纏繞在一起，由某種政治理念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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