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哲學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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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哲學有關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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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哲學有關的論文

　　在西方哲學史上，機體哲學( Organicism) 的發展具有特殊地位。按照機體哲學的特征追溯其思想軌跡，可以在古希臘早期自然哲學中發現其萌芽，在中世紀宗教神學中看到延續的線索，在近現代哲學中找到其思想體系的演化路徑。相對于古希臘“原子論”和近代機械唯物論、“二元論”哲學的影響而言，機體哲學的演化軌跡往往較隱蔽，其類型較復雜。明確以“機體哲學”為學說標識的哲學家是懷特海以及后來的美國哲學家阿爾奇·巴姆等人。有明顯機體哲學傾向的哲學家有萊布尼茨和柏格森，以及現代哲學家漢斯·尤納斯等人。還有一些哲學家從不同角度或在不同程度上發展了機體哲學的觀念。對西方機體哲學的不同類型進行分析，揭示其細微而深刻的差別，一方面有助于了解機體哲學的價值、意義和發展趨勢，另一方面也能開啟認識西方哲學的一個新視角，對西方哲學的演變特點和社會影響有新的了解。

　　一

　　在分析西方機體哲學的類型差別之前，有必要先對“機體哲學”的基本特征做一些討論，以便鑒別西方哲學史上哪些學派和思潮屬于機體哲學范疇，可以成為分析的對象。

　　顧名思義，“機體哲學”應該將“機體”的本質特征作為反思的出發點，以此來解決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等方面問題。“機體”的最初含義指具有生命特征的物體，能夠新陳代謝、適應外界變化、不斷生長和繁殖。高等生物還具有一些更復雜的生命特征，特別是人類具有思維、語言、目的性、精神需求等。現代科學已經表明，盡管遠古人類有過“萬物有靈”的信念，但自然界中相當多的事物確實不具備生命特征。但人類能夠通過實踐特別是創造性活動，將生命和人類特征賦予自然事物( 創造各種人工物，如工具、機器、人工制品，可稱為“人工機體”) ，或者賦予社會事物( 創造各種社會組織、機構、管理體系，可稱之為“社會機體”) ，或者賦予精神事物( 創造各種文字、符號和觀念體系，可稱之為“精神機體”) 。這些類型的“機體”蘊含的生命和機體特征，需要仔細分辨才能發現。

　　由于人類的思維系統具備機體特征，所以在認識外部世界時也會將這種機體特征賦予有關外部世界的認識成果，即外部世界在人腦中的映像，但這并不等于外部世界的事物因而也具備機體特征。

　　如果混淆兩者關系，就會出現“機體性的誤置”。比如，海洋上氣旋的生成是一種無機現象。這種“生成”某些方面類似生命現象，即某些條件齊備時自動生成，不僅持續存在，而且能發展壯大，但它畢竟不是生命活動。人類可以用表示機體特征的術語描述其形態，但僅限于隱喻，引申不出更多的東西。

　　在哲學史上，哲學家們對“機體”含義的各種解讀都反映了人類對“機體”特征及其影響的認識。

　　一般說來，凡是主張自己的學說屬于“機體哲學”，或者將“機體”整體以及某些特定類型的“機體”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學派和思潮，均可納入機體哲學范疇加以分析。

　　二

　　西方機體哲學在演化過程中大體形成四種基本類型。第一種是“目的論類型”，其特征在于將“目的”這一人類所具有的機體特征賦予自然界所有事物，在這個意義上將整個世界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在“目的論類型”的機體哲學出現之前，有一個“萬物有靈論”階段，就是將“生命”“靈魂”這些機體特征賦予整個自然界。在古希臘早期的“自然哲學”中，泰勒斯、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等人將世界本原分別歸結為水、氣、火等具體物質，恩培多克勒歸結為火、水、土、氣這四種元素。這里談論的火、水、土、氣都帶有生發萬物的靈性，與靈魂、道德、愛、憎之類具有精神形態的東西雜糅在一起。

　　正如柯林武德所說，泰勒斯“把自然界看成一個有機體”，世界是“賦予了靈魂的某種東西”〔1〕。

　　然而，從自然事物的簡單屬性出發，難以解釋紛繁復雜的世界的秩序和規律性。于是，蘇格拉底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神依照自身的意志安排好的，都是合乎一定目的的。〔2〕柏拉圖繼承了蘇格拉底具有神學魅力的目的論，認為目的是世界真實的原因。宇宙是理念的邏輯體系，它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精神統一體”〔3〕。亞里士多德從事物自身性質出發尋找事物變化的根本動力。他從“四因說”入手，指出質料因、形式因、動力因與目的因是構成宇宙的基本成分，其中目的因是事物的內在屬性，“自然就是目的或‘為了什么’”〔4〕。亞里士多德將內在目的賦予了自然事物，也就意味著將機體特征賦予了自然界。隨后斯多葛學派發展了一種融合“萬物有靈論”與“目的論”思想的哲學。在他們看來，自然是絕對統一的有機整體，“其中每一部分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5〕。神的存在是和諧秩序產生的原因，“世界是上帝的肉體，是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3〕。

　　到了中世紀，神學目的論取代了早期的自然目的論，并分化為有神論與泛神論兩種類型。有神論認為宇宙是上帝有目的地創造的，上帝在宇宙之外，制定了宇宙中一切事物應當遵循的法則。泛神論則強調上帝就是作為整體的宇宙自身，上帝在宇宙之內，存在著一種創造力使其按照自己的目的與計劃去發展。〔6〕神學目的論試圖將神性賜予自然界，從而使自然事物具有了所謂的“生命”特征。

　　“目的論類型”的機體哲學在近代面臨生物進化論的巨大挑戰。生物進化論所揭示的物種起源和進化的機制，表明神學目的論描述的生物特性和相互關系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控制論出現之后，維納將原來只與人的有意識活動相聯系的“目的”概念引入對機器的反饋控制過程。〔7〕這種對“目的”的廣義理解已經超出傳統的機體哲學范圍了。

　　三

　　西方機體哲學演化中形成的第二種類型是“活力論類型”，其特點是針對機體所具有的“活力”特征，如能動性、流變性、創造性等等，進行深入的理性分析，描繪有機的整體聯系的世界圖景。

　　近代以來，牛頓力學的發展為研究自然界的機械運動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霍布斯將機械論觀念推廣至社會層面，笛卡爾認為“動物是機器”，拉美特利甚至提出“人是機器”。然而，萊布尼茨對機械論自然觀提出質疑。他試圖超越機械論和目的論，用具有活力的“單子”使冷漠無情的自然界重獲生機。

　　單子( monad) 來源于希臘詞“monas”，意指“統一性”或單一的東西。〔8〕萊布尼茨更是在《單子論》一文中開篇指出“單子不是別的，只是一種組成復合物的單純實體”，“是自然的真正原子”，“是事物的原素”。但萊布尼茨的“單子”是有機的，這和德謨克利特的“原子”的純力學特性大不相同。首先，單子具有知覺和欲求。單子的知覺引起了單子的變化，而知覺本身也在變化，這種變化的根源就是欲求。在此基礎上，萊布尼茨進一步規定了單子的自為性與能動性，這是對機械論中“力”的決定性特征的超越。單子的閉合特征注定了它能自給自足，“在它們自身之內具有一定的完滿性”，“有一種自足性使它們成為它們的內在活動的源泉”，即成為“無形的自動機”。作為有活力的實體，單子又具有能動性，是“活生生的、活動的自身中反映整個世界的、具有表象( 特種靈魂) 的( 模糊的) 能力的單子”。〔10〕單子還具有透視性與秩序性。透視性主要體現為單子具有表現其他一切事物關系的能力，是“宇宙的一面永恒的活的鏡子”〔9〕。萊布尼茨從本體論意義上賦予“單子”以有機特性，“一個生物或動物的形體永遠是有機的，因為每一個單子既是一面以各自的方式反映宇宙的鏡子，而宇宙又是被規范在一種完滿的秩序中”。〔9〕由于在構成宇宙萬物最基本單位的意義上肯定機體活力的存在、秩序以至知覺，就為說明各種生命現象和社會現象的機體特征提供了可靠基礎，因為復雜的機體特征無非是“單子”特征的積累和演化而已。從自然科學角度看，萊布尼茨的“單子”只是沒有實證根據的哲學玄想，但從尋找各種生命現象和社會現象的機體特征的本原角度看，“單子論”是當時能夠想到的最合理的假說。

　　在萊布尼茨之后，西方哲學著重從認識論角度分析事物之間的有機聯系，從認知主體與客體關系入手辯證地推演出精神機體與社會機體中的“活力”特征。康德的先驗“自我意識”的提出之所以被視為“哥白尼式的革命”，就在于將思維的能動作用引入對世界的認識，從而揭示了精神機體“活力”的來源。在方法論層面上，康德強調從整體的角度認識有機物體的特征。他認為對于有機物體而言，各部分要依靠整體，“由整體的形式或計劃或觀點所決定”。〔3〕費希特將具有完整性的“絕對自我”既看作規定結果的本體，又看作規定行為過程本身的主體。它是“支配一切個人意識的普遍的生命過程”。〔3〕費希特強調“絕對自我”的能動性與流變性，這種思想被謝林所繼承，并發展成為具有創造性的宇宙精神。黑格爾更是用“絕對精神”的能動性與創造性論證自然的有機性。作為事物之發端的“絕對精神”不斷地自我展開，至高無上的精神將自我意識和客觀實在結合起來，成為具有創制作用的認識。〔3〕黑格爾的辯證法強調事物之間的有機聯系和相互轉化，其目的正是在于描繪有機的整體聯系的世界圖景。“絕對精神”的存在同樣沒有自然科學上的實證根據，但它的演化特征對理解生命機體、社會機體和精神機體的相互關系有重要啟發作用。

　　以格林、布拉德雷為代表的新黑格爾主義者發展了黑格爾關于事物有機聯系的思想精髓，將有機的“內在關系”作為事物的根本屬性。這里對“關系”的分析主要是從空間結構方面著手的，尚未充分關注時間或過程方面的問題。

　　四

　　西方機體哲學演化中形成的第三種類型是“過程論類型”，這種類型的特點在于關注機體演化發展的時間特征，如綿延性、過程性、共生性等等。

　　法國哲學家柏格森以時間的綿延重構宇宙世界。在他看來科學研究以空間關系為前提，將世界置于一種靜態的網絡中，而哲學研究面對的則是生息不止的生命現象，只能在流動的時間長河中直覺體悟。哲學時間就是綿延( durée) ，是生命的本質。

　　他對單純從力學觀點解釋生命現象的機械進化論進行了尖銳批判，試圖用運動變化和有機聯系的觀點說明生命現象。〔11〕實用主義力圖超越傳統實體論的局限，從實在的連續性與創造性特征入手，對世界進行有機的動態解讀。詹姆斯認為實在“不是現成的，不是亙古以來就是完備的，而是處于創制的過程中，尚未完成，哪里有能思維的人發揮作用，它就在哪里逐漸形成”。杜威指出“實在不是一個完全已有的、現成的和固定的體系，根本不是一個體系，而是處于變化成長和發展中的事物”。〔3〕英國哲學家懷特海明確提出機體哲學( 又稱“活動的過程哲學”) ，強調機體的持續性、流變性與創生性。懷特海曾試圖以“事件”作為實在的具體事實，強調自然就是從一個事件過渡到另一個事件的擴張性發展過程。后來懷特海以“機體”取代“事件”作為核心概念。他的“機體”作為現實實有的基本存在是一種廣義的存在，“只要是有一定規律的有序結構體都是有機體”。〔12〕在懷特海看來，機體的本質是一種具有時間感的過程，“現實實有”是構成世界的終極實在事物。懷特海通過對機體本身的實在性、持續性和流變性的解釋，揭示了建立在關系本質上的機體間的交鎖性，以及機體與環境的互動關系。機體與機體交互作用，機體的內在關系構成了機體的要素，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關系( re-lation) 自身的實在性并不依賴于關系對象( relata)自身的實在性”。〔13〕機體的這種內在實在性被懷特海賦予了價值，價值寓于機體之中。機體的持續性意味著存在一個固有的事實，即“從一個事物轉化為另一個事物的過程”。機體的流變性在懷特海對“個體同一性”的解讀中達到了變化與守恒的統一。此外機體在主動適應環境的基礎上還具有創生性。每個機體都是創生過程中的新生事物，單個機體力量微薄無法直接創生自己的環境，而相互攝持、彼此“聚結”的有機體群體能夠在創生過程中承前啟后、聚合“共生”，由此而達到機體與環境的平衡態。〔13〕懷特海的“機體哲學”具有一種將“機體”泛化的傾向，認為一切事物都是機體。這實際上是把以往經典自然科學研究中忽略的而在機體研究中突顯出來的“關系”、“過程”、“生成”等范疇，視為機體的本質特征，進而取消了機體與非機體事物的區別。

　　五

　　西方機體哲學演化中形成的第四種類型是“系統論類型”。這種類型的特點在于關注機體的結構與功能的關系，包括系統性、可控性、智能模擬性等等，進而從更廣泛的視角研究生命機體與人工機體、社會機體和精神機體的相互關系。

　　一般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朗菲強調“用機體的模型取代機械的模型作為理解和解釋世界的基礎”。系統論視域中的機體被描述為“一個有組織的單元或功能整體”，一個“開放的、動態的、自維持的、發揮功能和發展的整體”。〔14〕在貝塔朗菲看來，“有機體由能動的、極其復雜的諸多部分構成”，是“具有高度主體性的活動中心”。〔15〕普利高津在一般系統論的基礎上提出“耗散結構”理論，揭示了機體的自組織特性，將生命活動“看作是所發生的自組織過程的最高表現”。〔16〕控制論創始人維納宣稱，“從控制論的觀點看來世界是一個有機體”。〔17〕他深入揭示了自動控制系統的機體特征，特別是在功能與結構的關系方面具有相同的運行機理，從而試圖以機體的隱喻代替鐘表的隱喻。維納通過將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某些特征賦予自動裝置，進而將動態系統、組織化、負熵等范疇應用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對于理解人工機體與生命機體、社會機體的本質聯系有重要價值。

　　美國哲學家阿爾奇·巴姆則對一般系統論的某些觀點提出了詰難。他認為在貝塔朗菲之后一般系統論運動呈現出兩條路徑的分裂: 一是以摩根、塞拉斯和亞歷山大為代表的突現論( 主要在美國) ，這種理論強調新奇事物在整體中的顯現; 另是以拉茲洛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系統哲學( 主要在歐洲) ，這種思想假定一種固定的宇宙結構，新奇事物只能在固定的宇宙結構中的子系統中出現。巴姆看到了這兩條路徑的分歧，并力圖以他的“機體論”進行調和。他的機體論將“相互依存的觀點作為所有哲學領域之最終的解釋性原則”，因此也被稱為“互依哲學”。〔18〕受懷特海“事件理論”與系統論中“結構主義”的影響，漢斯·尤納斯將具有自我保存特征的有機體看作是一種特殊構型( configuration) ，普遍的物質單元穿梭其中，并與作為結構的有機體成為整體加入到聚集形式的持續性中，最終構成連貫事件。這里的聚集形式是指事物存在的狀態，事物彼此間的交互作用構成了事件的連續發展，因此由普遍物質單元( 粒子) 在其結構( 有機體) 中通過新陳代謝作用所構成的聚集形式，并不需要其他的特殊實體。

　　作為結構性存在的有機體是作為新陳代謝的功能，而非傳統意義上新陳代謝是有機體的基本功能。〔19〕尤納斯對機體內在價值的高度認同奠定了技術的“人化”本質，作為人工物的技術從產生之初就被賦予了人的機體特性，因此技術并非是價值無涉的，它生而具有機體特性。對人工機體特性的深入挖掘，將成為解決當前技術帶來的多種可能性問題的有效途徑。近年來還有一些類似的機體哲學思想出現。如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大衛·雷·格里芬倡導“返魅”的機體哲學、德國心理學家肯特·戈爾茨坦提出的“機能整體論”，以及 20 世紀以來涌現的以米歇·昂利、梅洛·龐蒂為代表的“生命現象學”理論。

　　六

　　通過分析西方哲學中機體主義不同類型之間的差別和聯系，可以發現其演化發展和相互影響的若干基本特征。西方機體哲學這四種類型在時間上相繼出現，但后來的影響彼此重疊，其研究的主題逐漸深化。

　　西方機體哲學演化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其方法論在注重直覺與注重邏輯之間來回擺動。古希臘和中世紀出現的“目的論類型”的機體哲學具有明顯的直覺特征。哲學家們對世界的認識只能通過直覺，并且將超出經驗范圍的現象求助于不可知的神的力量。近代以來，受邏輯方法的影響，這一時期出現的“活力論類型”的機體哲學呈現出注重理性分析的特征。萊布尼茨通過對自然力連續性的分析，推演出作為最單純的力( 單子) 必須是活動的實在。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古典哲學從認識論角度對事物的有機聯系進行了嚴密推理，形成了具有辯證法特色的宏大敘事。然而矯枉過正，過分注重邏輯推理導致了機械論世界觀占主導地位，于是“過程論類型”的機體主義者再次寄希望于通過直覺而非推理的途徑把握世界。“系統論類型”

　　的機體主義者從系統科學的視角入手，將機體納入系統的框架中，自然、人類社會、科學技術無一不可以用作為系統的有機體模型來解構，這里邏輯分析又逐漸成為主流。

　　西方機體哲學演化的另一個基本特征是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存在著內在張力。在本體論層面上，出于解讀機體的整體特性和內部的有機聯系的需要，往往提煉一些只能靠直覺思維來把握的范疇，作為其形而上學原理的基礎。但在認識論層面上，西方哲學研究多以實證分析、邏輯推理為主要方法，機體哲學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力圖以邏輯分析的方式推導出世界的有機聯系，因而很容易導致將“機體”范疇泛化的傾向。由于西方哲學研究的傳統注重邏輯分析，直覺的作用往往僅限于選擇邏輯思維的出發點，難以在機體存在和演化的其他方面發揮認知和解釋的作用。直覺思維本身的非邏輯特點，使其始終籠罩一層神秘色彩，成為認知研究的“黑箱”，沒能成為揭示機體本質特征和演化規律的有利工具。在理論體系建構方面也存在某些不夠嚴格、精確之處。西方機體哲學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內在張力，既促進了西方哲學家對機體現象的深入思考，也不斷置其于危機之中。

　　這一特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方機體哲學的社會影響。

　　從古希臘一直延續到當今社會，機體哲學的發展一直未成為主流，對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其他領域的影響并不顯著。西方機體哲學的未來發展，需要在認識論上有新的突破，需要直覺與邏輯在更高層次上的統一。在這一點上，很可能要在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中尋找某些可供借鑒的認識成果。西方機體哲學期盼以某種無所不是的“機體模式”解釋世界的所有構成與發展，似乎很難行得通，對機體與非機體的劃分也是很有必要的。恰當地融合中國和西方機體哲學的合理內核，可能給機體哲學的未來發展帶來新的契機，開辟更為開闊的應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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