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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儒家教育觀念的形成及其內涵解讀
嵇康的一生反映出了亂世之中的文人命運，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嵇康儒家教育觀念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一、儒家教育思想的根深蒂固
嵇康(224-263),字叔夜,三國時期魏國譙郡铚縣(今安徽省宿州市西)人。年幼喪父,由母親和兄長撫養。他少年時就十分聰慧,博覽群書。正始末年,他與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學新風,提出了“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等言論。他曾任曹魏中散大夫,故世人稱之為“嵇中散”。其兄嵇喜在所著的《嵇康傳》中寫道:“家世儒學,少有俊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這說明了稽康從小接受儒家教育思想熏陶,后期才開始學習老莊思想。這在嵇康自己的《幽憤詩》中也有體現:“恃愛肆姐,不訓不師。愛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不難看出,如其兄所言,嵇康在少時接受儒家傳統教育,到了“愛及冠帶”的年紀,才開始表現出對老莊思想的興趣,然而從學者對嵇康的背景考究來看,老莊思想雖然在他年幼時有一定的影響,但是真正讓他深入研究老莊思想是在政治時局的影響下。
有學者認為,嵇康對儒學教育思想有著深刻的批判,并指出他曾從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功能以及人的本性三個方面對經學教育進行了自己的闡述。嵇康認為,經學是因統治者的需要,作為束縛百姓的思想行為而存在的工具,而后世對其的延續則是人們對榮華富貴的追求。這讓倡導人性啟蒙的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認為,這違反了人的本性。經學教育要求人們“止乎禮”,限制了人性的自由發展,從而造成了人性的扭曲以及違背了自然的人性。
但是,后人對嵇康理論的解讀與他所表現出的并不完全一致,后者更能反映出他真實的想法和觀點。
很多后代學者認為,嵇康的思想應歸屬道家,因為嵇康非常推崇老子和莊子,曾言“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在《釋私論》中,他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則更直接地指出要“非湯武而薄周孔”,但他在《管蔡論》中又為武王和周公進行了辯護。
這其中可以看出,在調和儒道的大背景之下,儒家思想依舊根深蒂固。從當時的背景來看,雖然玄學對人們的思想有影響,但并沒有站在儒家教育思想的對立面,而且,從小受儒家經典的教育,使嵇康不會輕易放棄自己從小樹立的價值觀,成為儒家思想的批判者。
魯迅先生曾提出:“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瀆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為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
……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直得多。”
嵇康的這些言論主張,像他所說的,經學是出于統治者的需要,而從客觀上說,反對經學則是身處曹魏和司馬氏之爭的他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嵇康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消極、頹廢漸漸成為了社會的普遍風氣,人們的斗志和意志在慢慢被消滅,而此時的嵇康也稍有疑慮,只能皆以“歸隱”來尋找自己的出路,而老莊思想中的“仙隱”、“神游”則在此時恰合他意。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在《釋私論》中指出:“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后代諸位學者對“名教”的釋義眾說紛紜,但概而言之“,名教”主要就是指儒家的封建禮教,不僅包括了約束人們行為的政治制度和統治人們思想的道德規范,更是成為了司馬氏集團維護其統治的工具。所以,針對司馬氏的政治陰謀,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主張人們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
《釋私論》,觀之題目,我們可以看出,嵇康借以討論的就是如何“去私”,如何破除虛偽的人格,對當時所存在的社會現象進行闡釋。“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同時,他也對“君子”一詞進行了探討:“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
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網……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仁心無那,不議于善而后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后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倪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而“君子”恰恰是儒家思想中理想的人格。
由此可見,嵇康并非像阮籍那樣全然否定了現存的一切儒家的教育思想,而是批判現實中所存在的虛偽,并且展現出了自己對“君子”、“自然”等境界的向往,以及對“仁義禮智信”等基本道德價值觀念的追尋。在嵇康看來,魏晉政權的奪取采取的是“非儒”的手段,是被虛偽所利用的儒家思想,是虛偽者牟取私利的手段。他認為,儒家的教育思想不應該成為一種封建禮教的束縛,而是應順應人性的發展,達到一種“自然”的境界。嵇康更多地是結合道家思想而站在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礎上,去批判現實中所存在的“名教”的虛偽和私欲,并不是站在以道家思想觀點而站在儒家教育思想的對立面所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由于嵇康妻子的特殊身份和政治局面的復雜,使他處于一種半隱半仕的局面,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以及曹魏和司馬氏集團的爭斗令嵇康內心十分矛盾,他曾在《卜疑》中寫道: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為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茍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兇佞,守正不傾,明臧否乎?將傲倪滑稽,扶智任術,為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為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在這里,嵇康討論了人生可能選擇的幾種出路,然后在這之后,他也做出了他自己的選擇,那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做一個“散官”,與阮籍等人在家附近的竹林中飲酒暢聊,并與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幾人被后世稱為“竹林七賢”。但他并沒有過上得到修仙的日子,而是在半隱半仕的情況下顛沛,并且在山濤推薦他時,他所做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所提出的“七不堪”、“二不可”,使他與司馬氏之間的關系惡化。然后實際上,嵇康只是借此宣泄對司馬氏集團的不滿與自己的政治態度,這借古諷今的含義,卻被人理解為對儒家的反叛。
三、儒家教育思想的去偽存真
嵇康的一生反映出了亂世之中的文人命運,在“名教”的虛偽現實之下,他寄希望于老莊,以求道家理想境界中的得道成仙,但“神仙”與隱逸的樂趣并沒有將他內心的痛苦完全排解,文人的責任感讓他無法享受真正的超脫之境。他在臨終前所寫的《家誡》中曾提到: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故也。嵇康認為,做人必須重“義”,做忠烈之士。這都可以看出,嵇康在延續著儒家的教育思想去教育自己的子女。我們可以看出,他在批判了虛偽的封建禮法的同時,依舊把傳統的儒家仁義道德作為自己信奉的標準。在嵇康的生活中,我們并未看到任何不合乎禮教的事情,他對儒家教育思想的反駁與批判更多是帶有政治性的,而與此同時,世俗對他的言論所予以的攻擊也同樣是處于政治性的問題。
他所說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是為了否定孔孟所流傳的儒家道德思想,而是針對被政治化、虛偽化的儒家思想進行去偽存真的一個過程。而他的另一個被認為是反儒的言論“每非湯武而薄周孔”。這句話出自《與山巨源絕交書》,然而同時他也提到: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則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而在《管蔡論》中還說到: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圣,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這里,他尊孔子、武王和周公為圣人,從這之中,我們不難看出,嵇康對儒家圣人的推崇與贊揚。
四、自然主義教育理想
嵇康對于世俗教育進行了激烈批評,其目的是要倡導一種更為理想化的自然主義教育觀。嵇康覺得,自然始終是支配人類社會發展的首要規律,對社會以及自然界而言則是指自然運行之規律。所謂自然主義教育,主要是指教導學生們順人性情,循自然法則去認識與獲得知識,從而致力于培養具有無措、通物等特點的謙謙君子。這里所說的無措,是指排除了私心雜念從而具備了符合自然之公心,并不用去理會傳統世俗名教所褒貶的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這里所說的通物,主要是指要超脫自我,投身于宇宙本體之中,并且做到與其合而為一,讓自己的身心變得無拘無束,并不會為個體的私心、私欲所拖累。有鑒于此,嵇康專門撰寫《養生論》、《答難養生論》等兩篇文章,系統化地闡述了君子怎樣從身、心兩個方面得到自然而然的發展。他覺得,人的精神與肉體是彼此依存而且相互影響的,身體一定要借助精神才能夠立足于當今社會,而精神也一定要依賴于身體才能夠存在。唯有切切實實地做到“清虛靜泰,少私寡欲”,才能夠實現身心自然、和諧之發展,人性也才能夠回歸到自然狀態。
為此,他還構建起一個自然主義教育的完美模式,這完全是一幅自在、自為、無私、無欲的人類生活圖卷。他覺得,人們只需要不假于外求,任其真性流露,自然而然地就能達到仁、義、禮、忠等各項道德規定。
五、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能夠得出結論,嵇康實際上并不是一個儒家的反叛者,而恰恰相反,從他從小所受的教育以及之后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儒家教育思想的信奉與推崇。嵇康使以儒家的教育思想為主,兼輔以老莊的道家思想。出于政治歷史原因,作為封建官吏中的一員,他需要包容各種思想以及理論,但這并不能從根基上動搖他所信奉的儒家教育思想。他對儒家教育思想的批判,是針對魏晉時期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統治者的工具,而非純粹育人,這使儒家教育思想存在著消極的一面。但是同時,嵇康在他的作品中也表現出了對儒家圣人的肯定以及儒家的教育思想在國家和人民中都體現出了積極的作用。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的是一個客觀而又理性的思想家,他對儒家的教育思想有著自己深刻的認識,同時又兼具作為一位士大夫、一位文人的歷史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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