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系
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系,是理解西方科學文化的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視角，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出來的一篇關于啟蒙精神探討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前言
歐洲的啟蒙運動是興起于18世紀的一場偉大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是積極吸收由開普勒和伽利略發動、由笛卡爾和萊布尼茨發展,并最終由牛頓完成的 “科學革命”的思想方法,將之擴展和完善為一個現代的知識工程和社會工程。通過以上方式, “啟蒙運動被確立為一種時代原型,其中,科學理性和工具理性成為現代文化的一個明確特征”。
科學與啟蒙運動及其倡導的啟蒙精神有著相當緊密的關聯:一方面,啟蒙精神從科學中獲得了巨大的靈感;另一方面,科學又在啟蒙精神中茁壯成長。科學與啟蒙運動的互動,不僅有力地推進了啟蒙運動的發展,而且也為歐洲現代科學的發展創造了不可多得的社會文化條件。
以漢金斯為代表的科學史家圍繞啟蒙運動而展開的研究,系統地探討了科學與啟蒙運動的關系,但是,他們主要探究的是科學與啟蒙運動的歷史關聯,而沒有在哲學的層面上概括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聯。以卡西爾為代表的哲學家站在現代性的哲學立場上捍衛啟蒙精神,進而觸及了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系問題。然而,這些研究主要以 “理性”為切入點來論述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聯,而不是從更寬泛的文化視角來全方位地審視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聯。以福柯、羅蒂和拉圖爾為代表的后現代哲學家在批評啟蒙運動的綱領時,對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聯做了批判性的考察。然而,這些批判性的研究局限于后現代的立場,并未充分地根據18世紀的科學語境和文化語境來揭示科學與啟蒙精神的積極互動。而以阿多爾諾和霍克海默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以杜維明為代表的新儒家和以列奧·施特勞斯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學的倡導者,在細致剖析啟蒙運動導致的 “現代性危機”時,也對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聯做了相應的批判性反思。但是,這些批判性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領域的問題,既沒有充分解析科學與啟蒙精神在整個人類文化中的復雜關聯,也沒有充分揭示科學與啟蒙精神之間的積極互動。
本文試圖超越狹隘的工具理性的視角,避免各種前現代和后現代理論的極端立場,從更為廣闊的文化視角,盡可能公正、全面而深入地透視科學與啟蒙精神的關系。這不僅有利于糾正 “前現代”和 “后現代”哲人對科學與啟蒙精神及其相互關系的誤解或曲解,而且也有助于人們從科學的視角加深對啟蒙精神的理解,又從啟蒙精神的視角加深對西方科學文化的背景、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的理解。
一、啟蒙精神在科學中獲得靈感
自17世紀牛頓的科學體系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以來,在歐洲文化中就普遍產生了一種 “牛頓崇拜”,科學和科學家開始成為人類文化的典型和權威。伏爾泰表示,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人物不應當是愷撒等迷戀武力征服的政治家,而應當是牛頓這樣的科學家。 “我們應當尊敬的是憑真理的力量統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來奴役人的人。”
啟蒙運動極為推崇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科學體系,啟蒙精神從科學中獲取了大量的靈感,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以 “自然”的權威取代 “上帝”的權威。文藝復興之后的宗教改革導致了基督教內部的分裂。宗教改革雖然引發了一系列災難性的政治斗爭和宗教戰爭,但是,正如羅素指出的,基督教內部不同派系間沒有結果的斗爭,讓歐洲人逐漸相信,“統一教義這個中世紀的愿望必須放棄”,由此擴大了 “人的獨立思考的自由”。
許多開明的思想家意識到,訴諸充滿爭議的神學教義,無法為人類社會制度提供一個穩固可靠的基礎。
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明確地 “把現代的社會生活加以理性化,并把他們的社會學理論建筑在援引自然界事實的基礎上”,人類文化的權威不再是宗教宣揚的 “信仰”,而是科學揭示的 “自然”。
必須指出,在18世紀,保守的宗教勢力不容小覷。因此,啟蒙思想家需要采用一種與宗教相調和的理論修辭方式。綜觀整個啟蒙運動,啟蒙思想家往往求助于 “自然神論”來讓理性與基督教的教義相調和。借助自然神論,啟蒙思想家想要表明: “通過考察上帝的創造物,也可以知曉關于上帝的真理……隨著17世紀科學成就的增長,源自設計的論證開始取代先驗的理性論據,甚至常常取代基督教 《圣經》的 《啟示錄》而作為主要的宗教證據。”
在自然科學的幫助下,啟蒙思想家實現了宗教的自然化、理性化和世俗化,上帝不再是隨時可以干預自然和社會的神秘力量,教會宣教的啟示真理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而科學揭示的自然秩序和規律,在宗教信仰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由此,啟蒙思想家成功地 “神化了自然而改變了上帝的性質。由于自然成了新的上帝,成了所有智慧和正義的源泉,因此,18世紀要向自然尋求指導,期望著從自然那里得到金科玉律”。由自然科學揭示的自然律,逐漸取代了由教會和 《圣經》宣揚的上 帝 意 志,成 為 人 類 文 化 的 新 典 范 和 新權威。
第二,以 “人的科學”改造傳統文化。啟蒙精神的典型特征是將 “人”作為人類研究的正當對象。借鑒科學來改造傳統的人文文化,是啟蒙運動的主要關切內容之一。牛頓指出: “如果自然哲學在它的一切部門中能由于堅持這種方法而最后臻于完善,那么,道德哲學的領域也將隨之而擴大。”牛頓科學方法所取得的公認成就,激發了啟蒙運動嘗試發展一門 “人的科學”。在休謨看來,這門有關人的科學 “是其他科學的唯一的基礎”。不同于傳統神學或形而上學對人性的抽象考察,這門科學所依賴的 “唯一牢固的基礎……必須建立在經驗和觀察之上”。啟蒙思想家并不滿足于僅僅成為 “道德科學上的牛頓”,而是以科學為典范,對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美學乃至教育學等人文社會學科進行了徹底的改造。
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 “人的科學”,“首先是與現在所說的心理學問題,即那時所說的 ‘人性’問題聯系在一起的”,洛克等啟蒙哲學家對人性以及人類的認知能力做出了自然主義的說明。洛克主張,心靈是一塊白板,人性主要由后天的教育和環境塑造而成。 “洛克的心理學在英國和法國為啟蒙運動 ‘哲學家’廣為接受”,并成為啟蒙時期的人文社會學科 “進一步研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