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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儒家交往倫理理論和實踐的特征和缺陷初探
論文摘要：古代中國人的交往及實踐具有如下特征：整體主義至上，重人倫、講親緣，人性化的情感交往，重視和諧與信任。同時，由于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國農業文明的土壤之中，因而在其交往與實踐中也有它的缺陷。認真加以研究，對于構建當下和諧社會無疑有借鑒意義。
論文關鍵詞：儒家;交往倫理;和諧社會
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古代中國人的交往及實踐具有如下特征：整體主義至上，重人倫、講親緣，人性化的情感交往，重視和諧與信任。同時，由于儒家文化根植于中國農業文明的土壤之中，因而在其交往與實踐中也有保守狹隘性、獨立自我的缺失、偏狹的整體觀、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機等缺陷。
一、交往倫理理論和實踐的特征
(一)整體主義至上
儒家文化特別注重將宗親關系推及整個社會，認為個體不能脫離家庭、親友、社會和國家而生活。因而特別重視整體的作用。把個體對整體的責任無限放大，高揚整體而貶低個體。倡導大一統的整體主義。這就必然導致中國人在人際交往關系中特別重視整體的作用。在人己關系上，儒家認為人首先是群體的存在。人之所以為人，在于人能“群”。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之生不能無群”，“離居不相待則窮”(《荀子•富國》)個體的存在和發展必須依賴于整體力量，如果個體彼此隔絕，勢必難以生存。因而，儒家主張以群體為重，從群體的利益出發來處理人己、群我關系，要求人們犧牲個人、奉獻社會、奉獻國家。
(二)重人倫講親緣
儒家誕生時起就強調人際交往關系應以“仁義”為基本準則。孔子認為：“仁”即“愛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德，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仁義。”(《禮記•禮運》)人與人之間的友愛、恭敬、謙讓、溫和、互助與和諧，提倡孝悌、仁愛，通過“愛人”來達到整個社會的和諧統一。古代中國人際關系以人倫為本，首先體現在中國人所特別注重的在家庭關系上講求“孝親、慈幼”。“孝親”即敬養父母，是子女應盡的義務;“慈幼”是做父母的對子女應盡的的教養之責。而處理家庭交往關系的主要內容是單向服從，子女、妻子、家庭普通成員對于父母、丈夫、家長的服從關系，這樣，家庭交往便明顯帶有道德性與等級性。其次，以人倫為本的人際關系還體現為，中國人善于將血緣關系的倫常推
至整個社會關系，對他人講禮盡義、謙和修睦。這樣一來，中國社會的人際關系便全部倫常化。儒家認為，整個社會的基本關系就是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倫，把本來沒有血緣關系的朋友、君臣關系加以抑制血緣化。朋友往往以兄弟姐妹相稱，或通過結拜關系“擬制血緣化”，這樣不是同胞勝似同胞;同樣，在家國同構的社會里，君臣關系也滲透著親緣人倫。君主是國家的家長。通過這種講親緣重人倫的交往，無疑起到了維系穩定家庭和社會的作用。
(三)重和諧與信任
儒家交往傳統強調追求和諧是人類最高的價值取向。表現在人際關系上，特別講求和諧，提倡“和為貴”，視和諧為人際關系中的理想狀態，把和諧作為現實人際關系追求的重要價值目標之一。“和”最初的含義是不同東西結合達到的平衡，有別于“同”。它意味著允許不同個性和對立面共同存在。這一點體現在《論語•子路》中孔子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話語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這種“和諧”理念，古代中國人從孩提時代就被灌輸“守規矩”，人際交往必須謙卑有禮，凡是須做到中庸，對自己有所約束。講“信用”確乎是儒家交往的一個特點，也是優點。儒家把仁、義、禮、智、信“五常”作為基本的人倫，規范著人與人的關系。
(四)人情化色彩濃郁
儒家文化為人際關系抹上了濃郁的人情化色彩。“人情”是人際關系的紐帶，是人際關系的“粘合劑”。《禮記•禮運》說：“何謂人情?喜、怒、哀、樂、俱、惡、欲。七者弗學而能。”這恐怕是對“人情”的最原始的界定。前面論述儒家交往的一大特征：重人倫，講親緣，這種人倫關系，親緣關系完全是建立在人情化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古代中國人際關系中的“人情”逃脫不了血緣關系的閾界。人情明顯體現親緣的特征。“人情”的外在表現形式是“面子”，而“面子”則構成中國人際關系結構的一個重要因子。它具體地調整著中國社會人際關系的一個最基本的“調節器”。故此，“愛面子”是古代中國人內在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在人際交往中特被注重的方面。人情化交往在人與人關系上蘊含著溫情脈脈的因子，使中國社會充滿人情味。
二、交往倫理理論和實踐中的缺陷
(一)保守狹隘性
中國傳統社會是依靠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支撐和維系的農業文明社會，而自然經濟本身即因為無須進行大規模的經濟交往而具有很強的封閉性特征。求安求穩的生活價值導向，必然使人們形成封閉、保守的行為方式與處世心理，從而造成一種安于現狀、老守田園的生存模式。人們所向往的只是衣食無憂，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愿離開自己所熟悉的家園、土地和家族等生活圈子，在“外面的世界”進行廣泛的交往。在“見聞不出鄉里，交往至于四鄰”的生存環境中，人們只能形成保守、封閉的交往觀念。人們生活在相當狹小而又孤立的環境中，導致日常生活主體的交往范圍如此之小，除了春種、夏鋤、秋收、冬藏以外，趕集差不多是多數人平常與外界溝通的唯一機會與手段，并且，由于封建家族組織內部結構的封閉性，也使得人們的日常交往范圍狹小而固定，家族之外的日常交往活動則少之又少，加之中國傳統日常交往活動又主要是憑借家族血緣親情來維系的一種相對穩定和封閉的群體性生活方式，便會使人們難以突破聚村而居、聚族而居的區域界限而進行自由的交往，從而最終形成日常交往關系的保守狹隘性的基本特征。
(二)獨立自我的缺失
從先秦儒家伊始，就形成了整體主義觀，即“天地與我并存，萬物與我為一”的“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哲學對世界本質的認識。這種整體主義觀追求人的身與心、人與人、人與宇宙自然的統一與和諧，因而有助于完善人的性格、凈化人的心靈，促進主體與客體相互溝通，人類與生態協調發展，這也正是當今西方學者所推崇的儒家精髓和內核。但是，由于儒家的整體主義觀過分強調我本與萬物為一體的整體性而大大忽視個人的獨立存在，這樣古代中國人便完全喪失自我。交往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實際是交往主體間展現自我的過程，由于“我”不是一個獨立的有血有肉的存在個體，因此，傳統人際關系中存在著自我缺失的病態心理。
(三)偏狹的整體觀
儒家是奉行整體主義之上理念的。物極必反，偏狹的整體，必然會出現整體范圍的狹窄性，群體成員不平等性和成員間的依附性，這反映在交往中，首先表現為交往范圍的狹窄性。由于過分強調謹慎擇友，“人與群分”，“志同道合”，使得交往者對異乎于己的人缺失包容心，而且因個體的交往范圍狹窄，使人們眼界狹小，不利于合作精神的養成。其次，因為自我意識已經消融于整體。整體的價值和利益就是個人的價值和利益，這樣把個體對群體的服從發揮到極致，“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論語•子罕》)個人便成了家庭、社會和國家的附庸。這樣限制了個性的發展，扼殺了人的創造性。再次，整體中的嚴格等級化勢必導致交往的非對等性。“上下有等，尊卑有序，貴賤有別”。對下等人而言，只有服從的義務，而上等人則具有支配的權利。這種人際交往關系的不平等意識至今仍有隱性體現。
(四)互相防范的信任危機
在儒家思想那里，“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論語•子路》)儒家特別強調要注意“慎獨”的功夫，做到“不欺于暗室”。這種“誠信”強調的是單方面的守信，想要通過“正己正人”的途徑來取信于人，而很少人關注信賴他人和相互間的信任。同時，儒家又奉行不輕易相信別人的謹慎交往。孔子說“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語•先進》)所以要謹慎地“思”，“察”方可知人。這種自我守信與不信他人的并存的思想，使交往中的人際信任陷入兩難境地。
今天，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人際關系的現狀，給社會的進步發展帶來了障礙，對構建和諧人際關系產生了不良的影響。借鑒儒家傳統，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風氣和人際交往環境，對構建和諧社會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為此，我們要倡導平等、互助、真誠的交往原則;引入并培育現代交際因子;大力加強法制建設，凈化社會環境;提高人的素質，促進開放式的人際交往。只有這樣才能建立健康和諧的人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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