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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與“書”字的結構及其相應的哲學問題
內容提要：本文嘗試通過文字的演化和沿革研究，還原同源于“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華夏文明文字和現代概念意義的之間的關系，探索文字結構和釋意中的哲學內涵和意義，闡發和描述文字的概念與屬性。本文試圖通過這一研究和探討，來揭示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所形成的典藉文獻在釋意和解讀、評價和鑒別中存在的問題，及其相應的實踐操作的配置和繼承問題。在這些問題的研究探討中，本文還通過比較華夏文明傳統的哲學基本問題和以古希臘哲學為傳統特征的基本問題，摸索兩者在基本問題界定和研究取向(方法論)上的差異，并尋求對二者進行銜接的可能路徑。
關鍵詞：書 文字 哲學 對象 概念 邏輯
從文明史的演化和沿革視角來考察，“書”是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的知識和精神積淀的載體。從文明延續和文明繼承的角度考察，對傳統典籍文獻的解讀和闡發會一定程度上影響文明的演化、發展方向和發展程度。但是在文明的演化和發展過程中，表述知識和精神積淀載體的文字結構和語義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造成了傳統典籍文獻解讀和闡發的歧義，因此文字字型結構及其語義的還原、回復和澄清，對于傳統文獻的解讀、闡發和文明的繼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書”字的文字結構和語義的演化關系為例，闡述文字結構和語義的演化過程，進行范例性的說明。
一、“書”的現代釋意
在現代通行的初級文字工具書《新華字典》中，給“書”作出的解釋是：(1)、的著作。⑵、 信，家書，書札。⑶、文件，證明書，書。(4)、 寫字，書法 [1]。在這些釋義中，[1][2][3]中的釋意可歸為文字書寫的特定載體，并和一定的思想和目的表達有關;其中⑷的釋意表示書寫的行為及書寫的字體。
在高級的文字工具書《大詞典》中，書的的釋意比較復雜，已經涉及到文字的演化史和部分“書”字的文字釋意及釋意演化的過程，如“書”字的字形結構演化部分(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的“書”字的字形)[2]。
《漢語大詞典》中給出的“書”的釋意，從許慎的《說文解字》破題，給出的釋意依次是：⑴書寫、記載。《廣雅·釋文》：“書，記也。” ⑵書藉、裝訂成冊的著作。《正字通·曰部》 ：“書，凡載藉謂之書。” ，清《說文句讀·聿部》：“自《易傳》‘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始為典藉之通稱。”[3]特指歷書、占書、刑書。《書·金滕》：“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孔傳：“開籥見占兆書。”，《漢書·志》： “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顏師古注：“取證于刑書。”。⑷《尚書》簡稱。⑸文字。清王筠《說文句讀·聿部》：“書，書寫其本意也。因而所寫之字謂之書。”，《易·系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后之圣人易之以書契。”⑹字體、字形。《隋書·閻毗傳》：“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為當時之妙。”。⑺指六書。即我國古代分析文字的理論。⑻書法。⑼簿牒文件等。《周禮·天官·冢宰》：“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鄭玄注：“司書，主計會之簿也。”。⑽書信。⑾古代帝王的詔書或臣下的奏記。⑿文體名。⒀某些曲藝的通稱。如說書、書場。⒁姓[3]。
從以上《新華字典》和《漢語大詞典》給出的“書”的釋意可以看出，高級的文字工具書《漢語大詞典》中的“書”的釋意，包括了初級工具書《新華字典》中的內容，并且《漢語大詞典》中對“書”字的釋意從《說文解字》破題，已經涉及到了文字“書”的字形結構和釋意的演化和沿革史。
二、“書”字結構的演化
現代稱之為漢字的文字，在起源上源自于華夏文明“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4]”的路徑設定，文字的結構和字形的確定也以此為基礎，推衍相因，因此形成了文字的字型結構與“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哲學基礎的關聯，創造了以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為其構造理論的復雜的文字符號記錄系統。在這一復雜的文字符號記錄系統中，每一個文字的結構構造及其取意，都有其內在的取象、會意和沿革史。本文將要展開分析的“書”字的字型結構，也在這一范式之內。
現代通行的“書”字的寫法(限中國大陸)，是繁體“書”字的簡化字。“書”作為“書”的繁體字，定形于漢，是秦小篆“?” 從“聿” 從“者”的省改[5]。從此次省改至建國后文字改革的兩千余年間,“書”字的字型結構(正體)都沒有變化。
如果再向前追索，在現代可解讀的甲骨文獻中，還沒有看到與漢隸“書”字的字型結構相同或相近的字。但甲骨文字中有“肀”和“■”兩個字形[6]，在文字的字源上這兩個字形演化、衍生出了“聿”部首結構的漢的文字[7]。在甲骨文字“肀”和“■”的字型結構里，這兩個字的字型為手(■)里拿了一個樹條(“■”、“■”，樹條初始的取意相當于現代概念意義的“筆”)，去寫或畫想要表達的對象[8]。
周之代商，始見字型結構與“書”的字型結構有直接緣起關系的字[9]。許慎作《說文解字》解“書”字的字型結構“從聿，者聲。”[10]。在許慎的這一字型結構解析中，甲骨文字字型結構的“肀”和“?”已經演化成為周秦文字的“聿”。而“書”字周秦構字字型的“者聲”形成的形聲兼會意字“■”，已經有異于現代概念意義的“書”的解析。
在文字的演化、沿革過程中，秦漢之際的文字隸化，“■”省改作“書”，作為現代簡化字“書”的源起文字結構，已經從周秦文字的“從聿，從者”隸化為“從聿，從日”。在這一演化、沿革過程中，簡化字“書”字的概念內涵，一方面在字意上與甲骨文字“肀”和“■”仍具有漸次相因的關系，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字意漸次擴展的過程。
三、“書”的字型結構與“書”字釋意的關系
文字的字型結構與其取象、取意具有內在的關系。“書”(書)字的字型結構及概念內涵和釋意演化沿革，涵蓋在整個“書”字取象的演化沿革史中。
在文字的演化、沿革史中，“書”的字型結構源自甲骨文字“肀”和“■”，從而形成了現代釋意中與書寫的動作、書寫的行為、書寫的結果、書寫的風格等相關的字意。如《新華字典》中“書”字的釋意⑷、《漢語大詞典》中“書”字的釋意⑴、⑸、⑹、⑻。
甲骨文字“肀”與“■”在周秦之際演化為“聿”，是“書”( 書)字字型結構沿革及字意轉化的另一個重要階段，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書”(書)字字意的擴展。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給出的“聿”字的釋意是：“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聿，燕謂之弗。從?，一聲。”[11]許慎的這一釋意——“所以書也”，從字型結構及釋意的淵源兩方面對“聿”字進行了考察，認定“聿”字仍是延續了甲骨文字“肀”、“■”的字意(從手里拿著筆書寫取意)。在文字的沿革中，甲骨文字“?”和許慎釋作形聲內涵的“一”結合，形成的形聲兼會意的“聿”的轉換，這一轉換完成了書寫動作的“?”與源自“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哲學理念的“一”的銜接[12]。于是“肀”、“■”字意的“寫”與“畫”的動作，在轉換成“聿”的字形結構后，有了“一”(道)的約束和制約[13]，從而在字意上限定了“肀”、“■”的取意。在傳統文明的“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分析和考察對象的取象演化、發展路徑下，“聿”為有意義的書寫，而不是胡亂地涂鴉。由此相應形成了《說文解字》中的“聿”部。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書”字：“箸也。從聿，者聲。”[14]許慎這一“書”字的釋意“從聿”，已經認定了“書”和“聿”之間的淵源關系。至于“書”字結構中另一個形聲兼會意的部分“者”，在“書”字結構中的意義則為其后的歷代學者所忽視[15]，并造成了“書”字的歧義和相關語義的缺失。
“者”，許慎在《說文解字》的釋義中釋作：“者，別事詞也。” [16]許慎的這一釋義在傳統文明的“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考察對象的演化、發展路徑下，“者”是一個具有特定與以內涵的文字結構。在“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研究方法論范式下，“者”的釋意——“別事詞”，是針對觀察、思考的對象——自然界和人類的“物象”和“現象”而言的。在具體的考察和分析過程中，考察和分析的“物象”和“現象”在“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分析和考察取向下，是在特定氣候(日月變換、雷電、濕度、溫度)、物候(地形、地貌、土質)約束條件下，生態演化分布和生態均衡等自然因素和人類社會種群及內部結構、社會、制度結構及其相應的、軍事、互相作用、互相影響的結果。這一結果作為特定的“書”的記述、表述、思考、歸納、推衍的對象，因為涉及到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眾多的“物象”和“現象”領域，記述和描述起來自然是千頭萬緒，難以入手，從而使內涵有限的甲骨文字“肀”和“■”產生了記述和描述的困難，對考察對象(物象、現象)的事情、事理、事道的整理也產生了障礙，從而不能在概念上完整地界定考察和分析對象。
在探索現實問題的過程中，要解決這一問題，只有將考察的對象從自然和人類社會的復雜的“物象”和“現象”中分離出來，方能對其進行記述和描述。所以在周秦之際，在完成了甲骨文字“肀”和“■”的字形向“聿”轉化后，加“別事詞”的“者”，來進一步明確甲骨文字“肀”、“■”的動作行為和結果。
至于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給出的“書”字的釋意“箸也”，從上看似乎是“聿”——書寫過程的“別事”(者)，象吃飯的筷子(飯)在盛飯的容器(豆、鼎、罐等)中夾取食物一樣，將考察和分析的對象從紛繁復雜的“物象”和“現象”中分離出來，以便于記述、描述的形象過程。
這樣，將考察和分析的對象分離出來，進行“一”(道)的記述和描述，就衍生出了《大詞典》“書”(書)字釋意中的⑵(將考察對象記述于某種載體)、⑶(日月、季節、氣候、物候的變化、卜筮 、制度)、⑷(治國的方略、策略)、⑺(造字的規則和原則)、⑼(社會運行控制的具體政策和措施)、⑾(治國的政令和建議措施)。
至于“書”(書)釋意中的文體名，則保留了“書”字結構中“從聿，者聲”會意構字的考察和分析對象的描述與表達，如司馬遷《史記》中的《律書》、《平準書》等。
“書”(書)字釋意中的“書信”條，是將考察和分析對象的范圍擴展到記述和描述者自身對于人和事及其情感的表達，“書”(書)的動作行為已是表達者對于人和事的態度與情感的記述和描述了。
《漢語大詞典》“書”(書)的釋意中的⒀、⒁在緣起上與“書”的字形結構關聯不大，筆者在此不做考察。
四、“書”字中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意義
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這樣界定文字的概念：“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17]這一文字概念的界定表明，文字的產生同源于“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考察和分析對象的分離和界定過程，并在文明史的演化、沿革中應用于具體的物象和現象的界定及其考察與分析。這樣就形成了華夏文明相關概念內 涵的唯物論性質和方法論問題。這一唯物論性質，來源于對“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研究對象的考察與分析，并在這一基礎上進行研究對象的分離和界定。這一分離和界定在“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方法論取向下，是具體的客觀條件約束下演化、衍生的問題——宏觀的日月星辰與氣候變化和微觀的地形、地貌、物候的變化，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中這些變化決定了社會問題的人與事的聯系和關系。在這一邏輯關系的范式下，華夏文明天人一體的唯物論也就產生了。
華夏文明這一唯物論哲學與以古希臘哲學為源泉的(包括同屬于西方哲學范疇哲學)，在唯物論的屬性上有不同的探討角度。從西方哲學演化、發展的路徑考察，古希臘哲學在其產生時就探討了唯物論屬性，如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1.3)引述：“在第一批作哲學思考的人中，大多數人只把質料之類的東西當作萬物的本原(arkhe),一切存在著的東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毀滅之后復歸于它，萬物雖然性質多變，但實體卻始終如一，人們說，這就是一切存在著的東西的元素和本源。”[18]由此可見，古希臘哲學在源頭上把“萬物的本源”歸為“質料”，并且將考察、分析對象的“現象”和“物象”歸結為“一切存在著的東西由它而存在，最初由它生成，毀滅后又復歸于它，萬物雖然性質多變，但實體卻始終如一”，從而形成了西方哲學內在的考察對象的界定(“書”字結構中的“者”)和探索過程及其目的“一”(華夏文明的“一”，西方哲學的“邏各斯”)的描述。
古希臘哲學沿著這一源頭演化、發展，產生了“本體”、“邏各斯”和“實證”等方法論問題及對相應概念與邏輯的探討。從而規定和制約了以古希臘哲學為源頭的西方哲學的演化、發展方向和理路。
在本文的主旨下，筆者嘗試對華夏文明和以古希臘哲學為源泉的西方哲學基本問題進行比較，其目的在于澄清隨著秦漢間文字隸化而產生的相關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的缺失與歧義。此外，隨著近百余年的西學東漸及其現代西方相關知識的普及，做此比較有助于現代人對華夏傳統文明精髓的相關問題的理解。
從前文的敘述可以看出，在哲學范疇的唯物論這一框架下，在具體研究對象的界定上華夏文明和具有古希臘哲學特征的西方文明間存在著差異。對于華夏的先民而言，考察和分析問題的界定源自于“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自然和社會的“物象”與“現象”認識，從考察和分析對象中存在的自然和社會的各種關系間探尋、求索其“別”，來實現考察和分析對象和其存在的狀態(自然和社會中的“物象”、現象)的分離和界定(者)。而以古希臘哲學為源頭演化、發展的西方哲學，則是將考察和分析的對象首先界定在其微觀結構的“元素”和“本質”上，假定一個“萬物雖然性質多變，但實體卻始終如一”的“一”，然后利用相應的方法論去探索、求證所假定的“一”的存在，并在具體的探索、求證過程中去銜接所假定的“一” (元素、本質)的“別”與自然和社會“物象”與“現象”的關系(方法論范式的實證)，探尋其“邏各斯”。
這樣在“書(書)”字的文字結構和內涵意義上，就產生了兩個不同的哲學體系之間的路徑差異，并體現在文明演化、發展的路徑和特征中，成為文明屬性差異中的本質問題。在文明史的演化和沿革中，由于“書”(書)字的文字結構和概念內涵上考察和分析對象——“物象”和“現象”界定的取向不同(宏觀、微觀及視角)，在概念界定“別”的實現上也就存在了差異，并產生了相應的考察、分析對象——“事”探討介入角度的差異，及其相應的方法論選擇的差異。
這兩個以不同哲學體系為特征的文明，在“書”(書)字的文字結構和哲學內涵上的差異還表現在其“一”(道或邏各斯)內涵的表述上。就西方文明的理論研究范式和方法論而言，在研究對象的考察、分析過程中，其研究對象的界定和描述的表達應用的是拼音詞匯，詞匯的字母及其由字母拼寫構成的單詞都脫離了自然和社會問題的“物象”與“現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考察和分析對象界定的詞匯表達，在詞義上還需要其他的說明和表述性的詞匯給出說明與解釋，從而產生了其哲學和研究范式上 的研究對象“別事”(者)內涵的概念，并構成其范疇的一個基本要素。
同時，由于在研究對象的“別事”(者)的界定上，其概念內涵總是和自然與問題的“物象”與“現象”間及其內部具有某種包含和相容與不相容的關系，從而出現了所界定概念間的關系與聯系，并因此構成了概念間的問題，形成其哲學內涵的另一個基本要素。
對于華夏文明而言，在考察和分析對象的界定上，由于其源頭上與相應的記錄符號系統——文字，具有“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同源性，其指事、象形的“文”，具有表述考察和分析對象的特征描述的概念屬性。而形聲、會意的“字”，其文字結構的搭配及取意的推衍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和邏輯屬性。如前文分析中的“聿”、“書”，以及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音”、“正”[19]等字。
這樣，西學東漸哲學內涵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表述的差異也就體現了出來。西方文明的拼音詞匯中看不出考察對象的特征和屬性，所以需要約定俗成的相關詞匯來表述、解釋考察和分析對象的特征與屬性，從而產生了其哲學基本要素的概念。同時由于考察和分析對象總是處于復雜的自然和社會的“物象”和“現象”的和環境約束中，涉及到了相關概念界定和概念間的關系演繹，從而衍生出了的另一個基本要素——邏輯問題。前文提到的這一相關問題，這里是其注腳。
而對于華夏傳統文明而言，由于其文字本身具有哲學內涵的概念和邏輯屬性，所以在方法論范式上沒有獨立的概念和邏輯要素，從而形成了華夏傳統文明哲學內涵的概念和邏輯要素形式上的缺失。這一缺失構成了現代中西文明比較與銜接中許多令人困惑的問題。
在華夏文明的演化和沿革史中，這一問題其實是自春秋戰國以降就一直存在的問題。春秋戰國紛亂，文字的字形結構失去統一。秦漢間文字產生隸變，更加之秦始皇焚書坑儒，文獻典藉被破壞(，《詩》、《書》、百家語)，致使文字哲學內涵的概念和邏輯屬性喪失了[20]。這一喪失形成了后世對古典文獻的歧義和曲解。這一歧異和曲解產生了漢時的所謂“古文”(以孔宅壁中書為代表的六經春秋文字)和“今文”(以漢隸傳記的部分經典典藉文字)之爭。在這一背景下，許慎作《說文解字》，希望澄清這一相關問題。無奈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文字的結構和釋意的緣起敘述簡略。在其后二千年的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后人沒有再走許慎作《說文解字》的“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路子，整理和修復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未竟的工作，而是僅從許慎《說文解字》的釋意中再去闡發其釋意，以致于文字內涵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問題及其相應的概念和邏輯要素再也無從尋覓。這一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的遺憾，造成了華夏文明文字概念和邏輯屬性的缺失，以及相應的哲學內涵的無從恢復和還原等問題，這應當是后人的遺憾。
五、結語
通過前文的敘述和分析可以看出，華夏文明創造的同源于“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文字，其文字的字形結構與取意具有內在的聯系。僅就本文探討和分析的“書”(書)[21]字而言，從甲骨文的“肀” 和“?”、周秦的“?”到漢隸的“書”，都對現代應用的“書”字的概念和釋意構成了影響(字意的限定和擴展)。因此，對文字的字形結構和演化、沿革史的研究，整理和比較文字釋意的演化、發展歷程，對于正確解讀和闡發華夏文明的傳統精意，準確、完整地解讀和詮釋華夏文明經典典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這不但關聯影響到文字結構和釋意演化、發展的歷程，而且關聯影響到對相應時期所形成的具有時代特征的典藉文獻的解讀和詮釋。戰國以降，對前人文獻的曲解和歧意，其根源大都在此處。
一個文明在其演化、發展和沿革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文獻典藉，包含了該文明對自然和社會問題的“物象”和“現象”觀察、思考形成的經驗、認識和精神思想的優秀成果，是一個文明演化、發展的基礎和精神食糧。國外的宗教文明和以古希臘哲學為基礎的西方方法論范式，對傳統典藉的研究和社會實踐操作的借鑒繼承，說明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如世代相因的宗教教義和自然法)。對于華夏文明而言,歷史演化和沿革中，歷代對于古典文獻研究的重視和經典典藉在社會實踐中地位與社會意義的認定，也同樣說明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目前,隨著我國社會、、的演化和發展，以及相應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變化,華夏文明傳統的眾多領域中的問題和西學東漸的相關內容已經有了百余年的交融。在這一趨勢中，社會實踐和歷史經驗已經告訴了我們，無論是閉關鎖國還是全盤西化都不是國策。這就給現代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以正確的態度和方法評價、鑒別自身的文明傳統，比較、鑒別、借鑒其他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并在社會政策實踐操作中給予有效的配置。目前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這已經是一個涉及到國家長治久安和持續、穩定發展的國策問題了。
本文嘗試從“書”字的文字演化、沿革立論，并字學、哲學等學科領域的研究方法，探討文明演化和古典文獻正確解讀和歸結的角度。筆者的這一探討和嘗試，或許是還原華夏文明的哲學基本問題、 正確解讀古典文獻以及比較與銜接中西文明的一個思路和方法，現在將其整理出來，以期與同道者交流。
注 釋
[1]《新華字典》 商務印書館 1998年版 P455。
[2]《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95年10月版P 1509。
[3]《漢語大詞典》P1509-P1510。這些“書”字條目下的釋意，本文在引用時有刪節。在下文有關“書”字的文字結構演化和沿革史的分析、考證中，限于篇幅，對其相應的釋意演化、沿革中出現的歧意和曲解，本文在行文中不作評論，如漢鄭玄、清王筠、顏師古等。
[4] 湯可敬撰 許慎原著《說文解字今釋》岳麓書社 1997年7月第一版 P2164。
[5] 其考證見下文。
[6]《漢語大詞典》 P2166。
[7] 參閱《說文解字·聿部》。
[8] 羅振玉在《增訂殷墟書契考釋》中考證，“聿”為：“此手持筆形，乃象形，非形聲。”轉引證于《漢語大字典》P1509。倪永宏在《漢字部首詳解》中，將“ 肀”、“■”和“聿”放在一起。釋“肀”為筆，釋“■”為開叉的筆。倪永宏著《漢字部首詳解》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76-77。
[9] 湯成元主編《金石字典》中國書店 1995年10月第一版 P608-P609。
[10]《說文解字今釋》 P422。
[11]《說文解字今釋》 P422。
[12]類似的典型例子還有“音”字，參閱《說文解字今釋》 P368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釋“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說文解字今釋》 P10 ，對“一”的哲學內涵闡發比較完整的是春秋時期的，參閱老子著《經》。
[13] 在華夏文明的文字結構中，造字起源字型結構中的“一”和哲學范疇的“道”關聯，形成了一個十分龐大文字體系，如《說文解字》中的“一”部、“聿”部、“正”部等。
[14]《說文解字今釋》 P422。
[15]參閱《說文解字今釋》P422，《漢語大詞典》P3166。
[16]《說文解字今釋》P482。
[17]《說文解字今釋》 P2156。
[18]苗田力主編《希臘哲學》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年版P21。
[19] “正”《說文解字》釋為：“正，是也。從止，一以上。”《說文解字今釋》P239。與甲骨文對比考察，在這一釋意中，“止”是腳的一個變體，表示站立和行為動作的工具，“一”是具有華夏文字哲學內涵的概念，見注[12]。
[20]參閱《說文解字.敘》，《說文解字今釋》P2170- P2172。 在同一時期產生并發展起來的文字的釋意脫離字形結構，在文字的釋意是用別的文字注釋所考察的文字釋意如《爾雅》的產生和發展，與此應具上和上的必然聯系。
[21]現代應用的簡化字“書”在字形結構上源于漢隸“書”的簡化，簡化字“書”在字形結構上看不出其具體的文字概念和釋意意義。但漢隸“書”在字形結構上的“從聿，從日”，仍具有使用記載工具(肀)將考察和分析對象演化、發展的內在屬性和傳統文明的“道”(現代常用的西方內涵的規律)記錄明白，象在日光下看東西一樣清楚的會意，并將“書”的字形結構演化、沿革中的釋意繼承了下來，賦予了簡化字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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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圃著《甲骨文字學》 學林出版社 1995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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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爾著 《形而上學導論》 商務印書館 1996年· 北京
[附注] 本文是筆者《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一書相關問題的展開和延伸。在《文明史演化的邏輯》相關問題的研究中，筆者發現了華夏文明的古文字具有古希臘哲學內涵的概念和邏輯屬性，并利用這一屬性進行了華夏文明經典典籍文獻的解讀，以及華夏文明哲學相關問題的歷史復原。在該書中筆者闡述了華夏文明在中西文明交融和文明傳統需要進行重新評價時期，相關問題展開的方法與視角,并延伸于《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一書的分析和演繹中。但是在《文明史演化的邏輯》一書中，限于該書的邏輯體系，本文涉及的相關問題仍沒有進一步展開，在此文的分析中結合書字結構的解析展開這一問題的相關研究，以期對這一問題有一個更為明確的交代。劉濤著《文明史演化的邏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2年1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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