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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中國人的依附性人格對傳謀的損害
[論文關鍵詞]依附性人格 傳謀 傳統文化 典論
[論文摘要]從依附性人格形成的原因、時代變異的特征及它對傳媒的損害談起，并提出一些解決的思路，希望能對中國的傳謀發展起到一些促進作用。
中國人自己和外國的哲人們都試圖對中國人的性格做出完整的注解和闡釋，其中20世紀蜚聲世界的英國哲學家、思想家伯蘭特·羅素在1922年就曾對中國人的性格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既提到了中國人性格的優點，也毫不隱諱的指出了中國人的性格弱點:貪婪、怯儒、冷摸。他提到:中國人即便是受害者，也總是消極漠然，他們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樣自行消失;中國人總是彬彬有禮，他們有欣賞權力的偏好，要面子，忍耐度高，喜歡妥協和尊重輿論等等。或許羅素的總結會刺傷我們作為中國人的尊嚴，但隱諱的確不是一個好主意，認清自己才是進一步發展的前提。
中國人的上述性格特征可以用“依附性人格”作以概括。而中國人的這種人格有其形成的特定環境和歷史因素，作為一種普同的社會心理，它不是社會中的某個人所能左右的，而是在強大的文化和制度的背景的牽制中長期發展和積淀的產物。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增強，中國人的這種依附性特征已有所改變，但其潛在的力量仍然會影響幾代人。
在信息鋪天蓋地的時代，每個人都成為媒體潛在的受眾，受眾的心理特質、人格特征等方面總是會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媒介的生存狀態和發展。“中國人”作為一個“泛受眾群體”，它的人格必然成為決定中國媒介產業何去何從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我們更關注媒介生存與發展的今天，我們就不得不將這個問題提到桌面，并給以足夠的重視。
一、“依附性人格”形成的原因特征及時代變異
1.“依附性人格”形成的原因
中國人的依附性人格，是在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形成的，是中國的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合力共同塑造出的結果。個體在環境中成長，總是要受到環境的制約和社會情緒、社會情感、風俗習慣、行為規范等等社會制度和文化的影響。傳統，就是“依附性人格”背后彌漫的大網，它使得在這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逃離不掉.在這個民族靈魂的深處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烙印，中華民族在迫求個人與社會的價值中無不體現出這些因素的制約。
中國是一個土地廣裹的國家，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以農耕為主的社會生活模式。農耕以治水為第一要務，于是“推祟權威”成了這一行為的必然結果;靠天吃飯的農耕生活使中國的人民養成了求靜、求穩，冷靜安詳的尊嚴和信奉天人感應的性格特征。兩者的結合帶來的是中國專制王朝的產生，和那種君臨天下的歷史史實，人際關系的身份制、單方向的服從義務似乎成了中國人與生俱來的特色。
還是中國的農耕方式，使得國家趨于定居，于是在社會、文化方面的發展有著較大和較為穩定的連續承襲的可能。農耕地帶很快的富庶和文明起來，家族愈來愈大，由于要解決大的家族的關系，血緣成為中國社會的最基本的根基。血緣的劃分，決定了宗法制的成型，它是以分封制來實現的一種“家天下”的國家特色。
宗法制建立的目的是為了理順氏族社會進人奴隸社會后新出現的與血緣關系相交錯的階級關系。在此基礎上調整社會結構，以便更有利的利用血緣關系維護家族的統治地位，并借助血緣關系來平衡和分享政治和經濟的權利和利益。
中國的宗法社會中，“君叫臣死，臣不死不患;父叫子中國人的依附性人格，是在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形成的，是中國的地理和文化等因素的合力共同塑造出的結果。個體在環境中成長，總是要受到環境的制約和社會情緒、社會情感、風俗習慣、行為規范等等社會制度和文化的影響。傳統，就是“依附性人格”背后彌漫的大網，它使得在這個社會中的每個人都逃離不掉.在這個民族靈魂的深處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烙印，中華民族在迫求個人與社會的價值中無不體現出這些因素的制約。
中國是一個土地廣裹的國家，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以農耕為主的社會生活模式。農耕以治水為第一要務，于是“推祟權威”成了這一行為的必然結果;靠天吃飯的農耕生活使中國的人民養成了求靜、求穩，冷靜安詳的尊嚴和信奉天人感應的性格特征。兩者的結合帶來的是中國專制王朝的產生，和那種君臨天下的歷史史實，人際關系的身份制、單方向的服從義務似乎成了中國人與生俱來的特色。
還是中國的農耕方式，使得國家趨于定居，于是在社會、文化方面的發展有著較大和較為穩定的連續承襲的可能。農耕地帶很快的富庶和文明起來，家族愈來愈大，由于要解決大的家族的關系，血緣成為中國社會的最基本的根基。血緣的劃分，決定了宗法制的成型，它是以分封制來實現的一種“家天下”的國家特色。
宗法制建立的目的是為了理順氏族社會進人奴隸社會后新出現的與血緣關系相交錯的階級關系。在此基礎上調整社會結構，以便更有利的利用血緣關系維護家族的統治地位，并借助血緣關系來平衡和分享政治和經濟的權利和利益。中國的宗法社會中，“君叫臣死，臣不死不患;父叫子
(1)無個人觀。“依附性人格”往往是個人消失在集體中，在日常生活中表現為主體的缺席和沉默的大多數.人們往往怯于表達自己的愿望，對集體是絕對的服從和依賴。
(2)缺乏“責任感”。權利與責任總是相伴而生，對權利的放棄，也帶來了貴任感的缺失。“無個人觀”使得人們對集體的絕對服從，個體無須對事情進行過多的思考，只需按章辦事不必擔當任何貴任。一旦有任何事情發生，就會出現互相推誘和抱怨。
(3)對“官”、“權威”的崇拜，和與之相伴生的對“權威”的畏懼。
(4)敏感的性格特質。別人的每一個看法，每一次偶然的目光，都會把人們的內心攪得方寸大亂，缺少安全感和對“權”、“官”的畏懼、追逐的不安，使人們的性格趨于神經質。
(5)被動的忍耐力。這種忍耐力總是來自于強大的消極抵制力，忍耐的另一種表現就是“冷淇和怯懦”。就如羅素所言，中國人，即便是受害者—受可以避免的不幸之害，對于他人的熱心也是消極的淇然;他們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樣自行消失.
(6)冷漠和怯儒。不是沒有感動與激情，而是怯于權威，不善表達自己內斂的感情。
3.“依附性人格”的時代變異
市場經濟支配的社會，改變了小農經濟時代的社會特征，人們的視線不再停留在方寸的土地上，對于商品的祟拜，成為了新的社會追求。轉型期的中國，財富與知識的分離導致了人格的分離，依附性人格在新的時代惡化為一種虛偽和分裂性的人格。“虛偽性”、“分裂性”人格，一方面表現為冷漠寡言、除了“錢”對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順從服帖;另一方面又表現為牢騷滿腹，意見漫天飛.他們表里不一，外表冰冷，骨子里卻渴望一種俠肝義膽的英雄人格。“依附性人格”。不僅影響了人際關系的真誠，而且還影響到中國的輿論氛圍。
對世事的漠不關心，并不符合信息時代的要求，它需要每個人廣泛地了解并參與到信息的傳播中，人不再是一個被動的主體(受眾)，而是一個能動的參與者、傳播者。中國人的“依附人格”使他們不是無意見表達，而是將意見轉為“地下傳播”。由于對“權”、“官”的崇拜表現為一種病態的“畏懼”心理，養成了有意見當面不提而是背后議論的習慣。于是小道消息有了滋生的土壤，并以“葡萄串”的方式迅速傳播，給中國的輿論控制帶來了困難。
二、“依附性人格”對傳媒的損害
受眾是傳播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信息的終點和反饋信息的起點，受眾的心理狀態對傳播行為和傳播效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依附性人格”作為一種社會心理，對廣大的受眾有著強大的制約力。受眾的病態敏感，和表達方式的隱蔽、羞怯以及對“權威”的崇拜與畏懼損害若中國傳媒的發展，這種人格像一把匕首迂回曲折的穿過傳媒地五臟六腑，并時不時地就會在某個時刻突然出現.
1.它使得傳媒不能夠認清自己的位置
在2002年8月的一期“鏘鏘三人行”節目中竇文濤談到的一個話題引起了筆者的注意。話題是這樣引人的:中國內地的觀眾總是讓他的節目幫忙找人，或做類似的離題很遠的服務性幫助。竇文濤提到，中國內地的觀眾認為媒體往往具有一種權利，他能幫民眾判案、打抱不平等等，在他們的心里媒體就有如是“清官大人”，但香港的觀眾就顯得比較理智，僅僅視媒體為一份大眾化的職業，是商業運作下的一個行業而已。兩地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呢，竇文濤并沒有解答，但我認為這其實就是中國人的“依附性人格”的一種表現。
中國的記者一貫以來被大眾封為或者自封為“無冕之王”，這種由職業所斌予的“權利”，被異化為“權力”，使得媒體總是以“清官”的角色出現在公眾的面前，這就導致了報道角度地選取呈一種“俯視”而非是“平視”的狀態。相應的，惹人厭的“新聞腔”報道方式就不可避免地發生。受眾往往拒絕接受教化式的信息。“新聞腔”總是一副刻板的面孔，即不親切又不生動，很難吸引大眾的眼球，更談不上什么傳播效果。
2.傳播桑道被人為地阻斷，回流信息只能是一紙空談
人們總是習慣于受支配的地位，在電視節目的參與中，觀眾僅僅是完全聽從于導演安排的道具而已。“小人物”的角色設定讓他們拙于表露自己的欲望和意見，主體性再一次喪失。同時，人格的分裂使得反饋的信息也不真實，調查的結果不但起不到幫助的作用，還容易引起誤導。回流信息在無形中被消解。
3.傳播方式的虛假、不真實
受眾的依附性人格表現出的“虛假參與”，往往帶來節目的不真實。談話欄目、現場娛樂報道、現場追蹤等等都是時下最流行的電視節目，它們往往以觀眾的現場參與為味頭，增加節目的賣點。大眾此時成為節目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在節目中有了一定“話語權”，但大眾是否真的就能很好表達自己的愿望和意見呢，這一點很值得質疑。
“語言的背后表達的不是簡單的口才問題，其背后是一整套制度、環境和文化傳統”，作為傳統的深刻烙印，“依附性人格”會制約人在鏡頭前的態度和表現.心理學家瓦伯納(S-Wapner)和阿爾伯(T"Alper)發現人們往往有一種社會顧慮傾向，在大眾前的各種表現與私下里表現不盡相同.鏡頭前的參與者，多數是拋棄了自己一貫的思想，轉而成為權力掩映下的傳聲筒。卡西爾就曾提出過人們的語言能力的喪失問題。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丟失了自己的思想，完全服從于權威。人們在鏡頭前總是擔心自己的形象和話語的失誤，這實際是一種對權力的恐懼造成的。
4.傳播定位的偏失
“依附性人格”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變異為“人格的分裂”，它便得人們對待問題的態度總是表里不一，話語并非內心的真實告白。調查表明雖然大家一再聲稱某電視節目很平庸，但卻仍然沉醉于該節目之中。所以當人們表現出對什么節目趨之若，時，要避免節目的跟風。調查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們的真實想法。從眾心理、社會顧慮傾向都會使人們的對待調查的態度不坦白，“依附性人格”的“虛假性”更是導致這種不真實的情況發生的原因之一，依賴量化事實的傳媒，在定位中難免會出現偏失。
5.傳播的輿論控制面臨巨大挑戰
網絡作為一個新興的媒體，它的匿名性、平級化、分權化等等特性，為中國人“依附性社會心理”提供了滋生壯大的環境。依附性人格往往表現為表里的不一，由于對“權”、“官”的崇拜，使得公眾在公開的場合發表的言論總是對權威的附和，和一種對權力的服從，但一旦有機會的話，公眾就會在私下里交換言論，廣泛傳播自己的意見，以期得到他人的認同。網絡中的匿名和權威的缺失，使人們不再顧及對“權”、“官”的提防，網絡成為言論的大賣場和眾人的狂歡地。各種言論出現在網絡中，并以指數級迅速擴散。中國輿論監督要想控制有力，就必須占領這片陣地。要做好對輿論的正確引導也必須要能夠對網絡進行正確利用。
三、如何做到趨利避害
解鈴還需系鈴人，要真正解決問題，作好輿論控制、辦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還需回到對民眾性格的塑造上來，如何做了仍需商榷。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想對民眾的人格改造也是如此，應該在每一天的群眾接觸的最多的媒體中進行潛移默化的引導和改良。國民性的改造不能一踐而就，它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從媒體的角度，我們可以做以下策劃，使媒體自身的發展與中國人的人格改良在互動中共同發展。
1.將“人格的獨立”內化在節目的指導思想中其一，以“平民心態”辦節目。放下高高在上的心態，讓“權利”回歸本真，讓媒體真正成為“社會的公器”。注重平等的參與意識，在節目中增加互動的幾率。平民心態的把握，主要是一種始終對各種人的平視，無論他是精英還是民眾百姓，無論他是領導還是群眾。
其二，議題設置的“平民化”.避免“長官新聞”和“家長制”的報道充斥媒體的各個空間和時段。眼睛應該向下看，多關注百姓生活，多了解百姓的立場，循序善誘。“平民化”不是“庸俗化”，它是在話題的選擇上，少觸及一些大眾敏感和不便公開談論的問題，多一些群眾關心和感興趣的題目，讓人們有發言的欲望，在發言中聽到自己的聲音，從而多了一分歸屬感、主體感。
其三，尊重新聞規律。遵從新聞的規律是保證客觀、平實的利器。作為準則，它可以幫助傳播者摒棄一切外來的干擾，既不夸大，也不壓制批評，讓人們體驗到媒體的公正性，排除直言的后顧之優。
2.將“人格的獨立”表現在節甲開展的方式中
其一，欄目或節目的主持人要有真誠的幽默和設身處地的人文關懷。任何節目都是一個相對的獨立空間，是參與節目的場內觀眾和場外觀眾與主持人共同形成的一個“場”。按社會心理學家勒溫所說，目前和近期的環境影響是行為的決定因素，行為既不依賴過去，也不依賴將來，而依賴現在的“場”。每一個行動總是受它在其中發生的“場”的影響，這個“場”包括個體的其他行為以及環境的其他因素。所以，主持人作為“場”中最能動的因子，應該發揮他的主動性，調動場中的各個個體的情緒和參與意識，為觀眾創造一個輕松和具有人格獨立的“場”。
其二，節目的互動性的加強。互動性加強的手段是利用先進科學技術，減少中間環節，暢通中間渠道，使信息與反饋信息能夠流動起來。讓中國的觀眾能夠體會到媒體的開放性，語言的交流的暢通性，言而無忌。
其三，是節目的平實風格。平實文風不僅是文體的改革，而且是一種節目觀的改造，它有利于國民的依附性人格的改善。平實的節目將受眾真正提到了主體的位置，而非是傳播者一廂情愿的夸張表現，它以“人”來報道生活，而非單純事件的敘述。人是參與者，是主體。“人”在紙面上、屏幕中突顯出來、豐滿起來，中國人的主體的意識在媒體的幫助下重新樹立起來。
3.將“人格的獨立”表現在節目的內容中
媒體作為文化的承載和表述工具既反映了文化的變遷，又為新的文化的傳遞和再生提供了條件。人們往往通過媒介表述的內容和形式來了解它代表的社會的觀念和文化，它為人們定義了一個人的活動空間和在這個空間扮演的社會角色，人參與這個活動并在此活動中確認自己的主體位置和與他人的關系。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正是強調了媒介對的人影響。大眾媒介在節目中制造并傳播新的文化觀念和社會規范與道德，樹立“獨立的人格”意識，在潛移默化中協調人的自我行為，使人格正常和健康發展。
4.“人格的獨立”在媒體中的運用和發展
在對媒體的把握上尤其注重對網絡的利用，網絡作為一種開放性最大的媒體，應該有利于對信息和民眾的思想進行有效的因勢利導。網絡作為一個新興的媒體，它兼具三大媒體的一切優勢，但優勢也總是相對的如果不能很好的加以引導，優點往往也會轉化為缺點.網絡讓每一個人都能發表自己的觀點和言論，它蔓延極廣和影響力極大，是好事也是壞事，它為媒體與受眾提供了一個親和的交流平臺，但也為媒體引導大眾思想帶來了困難。
網絡時代的時代精神被有些人歸納為“個人主義”的復興。我想這并不是我們想要的，“個人主義”的過多強調帶來的往往是自私、和對他人排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平衡和雙贏的結果，所以，網絡應該在媒體的正確運用中成為人們接受信息和平等交流的公共平臺。網絡應該讓人們走得更近，而不是更遠;讓人格日趨完善，而不是日益惡化。這些都有賴于媒體的正確利用和發展。
中國是一個有著深遠文化淵源的國家，傳統的道德和制度深深的烙印打在每個國人身上，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單純憑借媒體的力量顯得有些勢單力薄，還需借助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配合。民主意識的提高、輿論環境的開放，有助于民族心理的重建，有利于民族性格的重組。可以說有什么樣的受眾，就有什么樣的媒體，國民性改造得成功與否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媒體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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