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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自由、“任性”與主體性的張揚
【論文關鍵詞】主體 客體 必然 自由 任性
【論文摘要】本文從給出主體性和自由這兩個哲學概念富有新意的闡釋入手，探討因片面強調主體性和自由，無視客體性原則、必然規律和人的受動性一面，致使現代“任性”的發生：（1）對整個自然界持有片面“征服主義”的觀點;（2）把自然看成是取用不竭的百寶箱和存納萬污的垃圾箱;（3）把自然、生物甚至人自身視為“可隨意打扮的女孩”;（4）把地球當做免費的戰場;（5）在自衛自保的外觀下隱藏著自殘自殺;（6）只見經濟效益無視生態成本，以及與此相關聯的人文關懷和精神追求的缺如。
世界在人的視野中的呈現，人對世界的審視和追問——兩個角色、兩種視界和兩個場景。于是有反映者和評價者，理性審視和價值審視，“是如何”和“應如何”，真和善的區別。人不能離開世界而獨立存在。“生活世界”，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有意義”的世界。生活世界的意義，在于它是人類與之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的世界，是人按照“內在尺度”“創造”的、實現人類自身發展的世界，是與人興衰與共的世界。
一
自人類出現以后，就與自然界發生了某種關系，這種關系就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主體是能動地從事認識和實踐活動的人，客體是納入主體活動領域并與主體相對應的客觀事物。主體是實踐活動和認識活動的承擔者，客體是主體踐活動和認識活動指向的對象。二者共同構成了意義世界的發生學前提。
主體性和客體性是在主體與客體的對象性關系中主體和客體分別具有和表現出來的屬性。主體性就是人在能動性活動中對客體所處的地位和表現出的特質，諸如能動創造性、自我中心性、主觀意向性等。人從自己的需要出發有目的地探索世界的奧秘，揭示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并從主體的內在尺度出發，不斷地打破自然對人的束縛和限制，規范、支配和利用外物，使物按照人的方式存在和發展變化。并且在改造世界的同時，改造著人自身，實現了對外在自然和身內自然的雙重超越。
1。能動創造性
在哲學上人們主要是從能動性的意義上去理解主體性，能動性又通常被理解為人們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所具有的主動性、目的性、計劃性、創造性和超越性等。在認識活動中的主體性的作用主要表現為，人作為主體不是外在盲目必然性的奴隸，而是主動地有目的地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主體是在作用于客體、改造客體的活動中，并為了這種活動而認識客體的。在活動中感性、理性、情感的積淀，以及直接的實踐動機的制約，使得認識主體對客體的反映表現為自發或自覺的選擇性。客體也就合乎歷史地表現為不同的集合和特質。
主體反映客體的能動性還在于，認識不是單純的分析或綜合，不能停留在對無限量雜多的表面直觀，即所謂“有限知識”所達到的“外在必然性”。認識必須揚棄前者而達于后者。對自然的內在和諧性、因果制約性、客觀必然性有確切的識見。主體通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創造性思維活動，才能達于對事物的內在本質和規律的認識。
主體反映客體的能動性突出表現在，能動的主體具有自我實現的沖力。它改造世界，使之符合主體自己的目的。所以，主體的活動具有生產的屬性，是有目的的創造條件改變環境的能動過程。具有“建設一個自己的世界，一個‘理想’的世界的力量。”[1]
2。自我中心性
人們在談論“主體”時，肯定的是人對自己對象的優越地位。主體的確立以人為出發點和目的。在現實的主客體關系中，主體總是把自己的存在（即“我”）當作一個自明的前提，盡管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并未經過自覺的反省。馬克思說：“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么東西發生了‘關系’，而且根本沒有‘關系’;對于動物說來，它對他物的關系不是作為關系存在的。”[2]但是，人的“自我”中心的確立是不能脫離“非我”的。確立作為客體的“非我”，對象這一“非我”，同時也就是“自我”（主體）的呈現。恩斯特·卡西爾說：“人，由于確信在這種宇宙和個人的相互關系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自我而不是宇宙，從而證明了他內在固有的批判力、判斷力和辨別力。”[1]
3。主觀意向性
黑格爾說：“主體在其規定的自在和自為的存在中所固有的對自己的確信，就是對自己的現實性和世界的非現實性的確信。”列寧重述了這段話，并解釋說：“這就是說，世界不會滿足人，人決心以自己的行動來改變世界。”[3]這里道出了主客體關系的實質。它表明在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中主體所具有的主觀意向性并因此而具有的優越地位，同時也意味著主體的行為存在主觀化和隨意性的可能。
無論在認識活動中還是在實踐活動中，人都表現出其行為受意志支配的特征。人的意志和情感自發或自覺地影響人對事物的認識。更重要的是，無意識或下意識的行為不是主體的本質表征，人總是表現出不同于動物的意志傾向性和行為的合目的性。
主體對客體的關系不僅有個客體主體化即世界“是如此”的問題，而且有個主體客體化即世界“應如此”的問題。人不僅是“按照任何一個物種的尺度進行生產”的，而且是按照自己的“內在尺度”去改造對象的。
總之，主體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主體的利益、需要和好惡;主體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等都表現出主體的主觀意向性。主體性是實踐能動性與意識能動性的統一，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是能動性與受動性的統一。客體性是人的能動性活動中的客體對主體所處的地位和表現出的特質，諸如客觀自在性、對主體的制約性等等。實踐的歷史告訴我們，主體對客體的作用之所以不能主觀化和隨意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客體始終起著對主體的制約、他律作用。
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主體和客體、主體性和客體性的關系，要防止主體和客體，主體性和客體性的關系問題上絕對化的誤區。有論者絕對地肯定主體的自我中心化，無視來自客體對象的制約和限制，把人的主體性提到本體論的高度。拒斥一切限制的結果，只能是使主體“獨化”為非對象性的本體，從而變成涵蓋整個世界的絕對規定。這樣一來，“主體”就通過自我中心化的片面肯定而成為一種完全超越客體對象約束的純粹主觀性的東西。
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主體和客體，主體性和客體性的關系，要防止把主客體關系降低為自在世界中一般的相互作用關系，把客體與自在的客觀世界相混淆，從而把客體這一對象性范疇絕對化地理解為與人及其存在無關的整個自在客觀世界，即客體被等同于“物質”。這就抽掉了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為基礎的對象性關系對于客體生成的本質意義，實際上是消解了主客體之間的對象性關系。這就很難超越舊唯物主義理解方式的局限，達到馬克思“新唯物主義”的高度。
二
自由是與必然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也是與主體性相關聯的一個概念。是主體性的表現和確證。
必然是客觀事物發展過程中一定如此、不能其他的趨勢。必然性、規律性是客觀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無論是自然界、社會界都是如此。因此，必然的特點在于它是客觀的、絕對的、第一性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強調的既知其然又知所以然，擺脫了人對外部世界的生疏性，使自在之物成為為我之物，使彼岸世界成為此岸世界;“自由是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強調人們根據對必然的認識采取改造世界的行動，使外部事物具有合目的的形式。因此，自由是一個關系范疇，是在主體對客體的認識關系中生疏性的消除和在實踐關系中盲目性的避免。人們在認識客觀規律之前是必然性的奴隸，但是，人們通過實踐能夠發現和認識必然，使自己的認識合乎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并用這種對客觀事物的正確認識指導人們的實踐，進行對世界的改造，行動中就獲得了自由，人們就從外部世界、外在必然性的奴隸成為外部世界的主人。可見，自由是主觀和客觀的統一，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統一。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一定時期內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有限的，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而自由是相對的。可見，人們獲得自由的程度依賴于人們對規律的認識程度和利用規律能動地改造世界的手段和程度。而人對規律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能力都是隨人類實踐活動而向前發展的。客觀世界的運動變化永無完結，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永無止境，人類從必然中獲得自由也是一個無限發展的過程。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歷史發展的產物。”[2]
必然和自由是辯證的統一，二者既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系。必然和自由的聯系首先表現在自由不能脫離必然，自由受必然制約。毛澤東指出：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就必須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必然和自由的聯系還表現在自由中有必然，必然在一定條件下向自由轉化。人在自然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在于：動物只能消極地適應自然，永遠在盲目必然性的支配之下，而人則是能動的有目的的“類存在物”。黑格爾說“理性是有機巧的”。理性的機巧就在于利用自然而反對自然，駕馭外在必然性，通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勞動來改造自然界，創設生存環境。人在必然面前獲得自由是有條件的：人要想獲得自由，第一，既要認識客觀規律，又要尊重客觀規律;第二，既要分析客觀條件，又要利用客觀條件;第三，既要認識世界，又要改造世界。在必然和自由問題上，有兩種錯誤傾向是應該反對的。一種是強調絕對必然，否認必然向自由轉化，否認人的主觀能動性，導致形而上學的機械決定論、唯心主義的宿命論。再一種是否認客觀規律，強調絕對自由，陷入唯心主義的唯意志論。
馬克思認為，人由于有了意識活動而把自身與動物區別了開來，因為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動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正是由于這一點，他才是類存在物，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這里表面上看起來，馬克思似乎把人的自由意志、意識作為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活動的根據。但是，實際上，馬克思通過人們的實踐活動來解釋人的意識的形成，因為只有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對象世界、改造對象世界，才“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4]。顯然。馬克思此處的寓意是非常深刻的。在他看來，正因為人能夠將自我與對象區別開來。他才能夠在對象性的活動中具有自主性，而不僅僅是在受動性的支配下從事勞動活動，人的勞動也才因此具有了自由自覺的本質。從勞動作為一種生命活動，作為人類維持肉體生存需要的手段看，它具有受動性;這一具有受動性的勞動又是能動的、自由的，因為“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4]。
三
自由不能理解為為所欲為。自由是相對的，歷史發展的。因為，人們的自由是以尊重客觀規律為前提的，不能無視客觀規律的制約、企冀絕對的無限的自由。有人認為，自由就是隨心所欲，愛干什么干什么，愛怎么干就怎么干，否則就是不自由。其實，隨心所欲、盲目蠻干、黑格爾稱之為“任性”，這非但不是自由，而且恰恰是最大的不自由。因為“任性”行為是無視客觀條件、違背客觀規律的，必然受到規律的懲罰以失敗的結果而告終。
雖然“任性”是最大的不自由，但“任性”卻頻有發生。即使是科學昌明的今天仍是如此，依筆者所見，現代“任性”至少有六大劣狀。
第一，對整個自然界持有片面“征服主義”的觀點。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把人置于與自然關系的中心地位，非人類中心主義把現代社會遇到的許多問題歸因于人類中心主義的負面效應。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認為人類中心主義必然誤導人類無節制地運用人類無限的理性和創造力，把自己當作自然界的主人和主宰者，不斷地向自然進攻和索取。實際上這里批判的是把人對自然的優越地位絕對化、極端化了的絕對人類中心主義。我們贊成相對的人類中心主義，主張用相對的、有條件的、可變的觀點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要求以尊重自然規律及其內在價值為基礎規范人類的行為。這樣人類與自然關系發展的三個階段中人所扮演的三個角色分別為：奴隸、主人、朋友。
第二，把自然看成是取用不竭的百寶箱和存納萬污的垃圾箱。人們為了謀求自身眼前的局部的利益，片面追求物質財富，濫用、浪費有限的資源，單向地征服和改造自然乃到為所欲為甚至胡作非為，一味索取甚至搞掠奪式的雁過拔毛、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只顧眼前不問將來，只為自己忘記子孫，大有將自然界洗劫一空之勢。如此急功近利，勢必帶來生態資源的毀滅性破壞和環境系統的災難性惡果。麻省理工學教授D。梅多斯主撰，上世紀70年代作為羅馬俱樂部報告面世的《增長的極限》指出，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沿用的生產方式一直是大量資源和能源，靠大量投入取得經濟發展。如果人類繼續這種掠奪式增長，繼續高能耗、高物耗的生產方式和高消費、高享受的生活方式，人類將耗盡地球，總有一天自身會走上絕路。
最容易被人忽視或輕視的是人類廢棄物的生態危害問題。習慣上人們往往覺得世界大得很，什么都可以往自然界扔。比如把廢氣排往浩渺的天空，把廢水排往江河湖海。他們忘記了自然界是人類自己的家園，現在家園已經被嚴重污染了，而罪魁禍首是人類自己。
第三，把自然、生物甚至人自身視為“可隨意打扮的女孩”。人們至今仍異口同聲地把自然界的“人化”，視為人的驕傲，但“人化的自然”并不都是“好自然”，并不是越“人化”越好。現今，由于不合理的城市、工業布局，造成環境問題和公害事件。如倫敦煙霧事件、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等;由于生態破壞如毀林造田、毀草造田、開山造田、圍海造田造成的生態危機，主要包括水土流失、沙漠化、森林銳減、物種消失等。還有全球性的大氣和海洋問題，如溫室效應、阿爾尼諾現象、臭氧層破壞、赤潮等。另外，現代基因技術、生物工程已經到了令人可怕甚至讓人感到恐懼的地步。各種植物動物甚至人都成了被“加工”的物品，試問，人的基因加入到動物中去，動物還是動物嗎？一個鼠大如牛、人獸不分的世界如果出現了，那么人何以堪。我們不是科技悲觀論者。但科學的發展和科技成果的利用要有約束和限制。為此，我們強烈呼吁科研立法和人類公約。
第四，把地球當做免費的戰場。地球是人類的家園，人類的舞臺，但不是免費的戰場。人類是好戰的動物，原始社會是氏族之戰，階級社會是階級之戰，包括階級之間的戰爭和階級內部的戰爭。所有的戰爭都需要戰場，這個戰場是由地球提供的。建武庫、挖戰壕、樹碉堡、壘長城。人們注意到了戰爭的危害如軍士的傷亡、百姓的無辜、錢財的浪費等等。但生態的破壞，環境的污染卻未引起人們的注意。這里特別吁請人們注意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核武器的試驗和使用造成的嚴重環境危害。我們認為，聯合國應成立專門的機構，征收軍事工業費，尤其是生物武器、化學武器、核武器工業費，要根據戰爭的正義程度征收戰爭費，其所得用于消除戰爭帶來的環境問題和維護世界和平。
第五，在自衛自保的外觀下隱藏著自殘自殺。人類的生存和生活常常受到各種危險動物和害蟲的侵擾，于是尋找和研制合成了各種毒物，制成農藥、殺蟲劑，用于對付蒼蠅、蚊子、老鼠、臭蟲，對付各種作物害蟲。在受益的同時也孕育了對人類自身的潛在的和顯在的威脅，在自衛自保的外觀下隱藏著自殘自殺。一是人類正常使用的農藥在食物中會有殘留，造成一定程度的土壤、水和大氣的污染;二是因為不懂或沒有引進足夠的重視而亂用濫用，造成嚴重的危害;三是出于局部或眼前的利益明知有害仍然違規使用農藥或有害的食品添加劑。其結果不僅造成的生態破壞，而且直接危及生命安全和健康。現在，食物農藥殘留量超際和有害添加劑的大量使用，對生活質量、生命安全、人體健康構成的威脅，已經到了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時候了。美國海洋生物學家R。卡森《寂靜的春天》一書指出：化肥、農藥、殺蟲劑對生態環境將造成破壞，人類如果不及時防范，便有可能自毀于科技成就之中。
第六，只見經濟效益無視生態成本。物質生產的發展既是社會歷史的動力，又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任何時代和社會都不可能無視經濟的發展和增長。但人們應積極尋求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的兼顧協調，不能只見經濟效益無視生態成本，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增長。現在的問題是，有的企業只看到經濟效益，生態成本不在其視野之內;有的地方政府出于稅收和財政上的考慮，對污染或嚴重污染企業睜一眼閉一眼;有的環境保護部門只想著征收排污費，對有能力治污而不采取措施的企業不管不問;有的企業采取不正當手段通融有關部門和人員，既不采取環保措施，又想少交或不交排污費，這是有的地方環境污染長期得不到根治的原因。
最后還需要指出的是，對物的盲目追求和科技理性的盲目崇拜排抑了人們的人文關懷，不是對人的主體性和主體地位肯定，相反卻是人受物的驅使，甚至在物欲的無限膨脹中成為錢和物的奴隸。人的工具性演化，沉淪于計算和操作，導致精神的空虛、無頭腦的匆忙。真實的自我迷失在無精神性的勞作之中了。
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面對西方社會一方面是巨大的物質成就和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是精神的空虛和道德的墮落，曾尖銳地指出：如果豐富的物質伴隨著人性的喪失，如果人的世界充滿著財物，而唯獨人的心靈、人的德性、人的情操失落了，那么，這不是人類的幸福，而是人類的悲哀和沒落。人的生存決不只是一個物質肉體的存在和滿足問題，更是一個精神道德的存在和實現問題。后者不解決，即使坐在豪華的驕車和富麗的宮殿里，也與動物的生活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日本學者池田大作也指出：我們必須立即改變優先發展經濟的想法，站在經濟從屬文化、教育的立場上始終不懈地為建立富有人性的文化社會而傾注全力。在這種高度發展的文化社會里，經濟也就會為提高人的思想，發揮人的創造性，而起到基礎的或潤滑劑的作用。這些言論和現實存在的問題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反思，以避免積重難返。
參考文獻：
[1]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11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第34頁。
[3]列寧。哲學筆記[M]。第229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第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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