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淡而內奇：陶詩的審美追求

時間：2023-03-06 09:13:30 哲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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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淡而內奇：陶詩的審美追求

【內容提要】
關于陶淵明的文藝思想、美學思想，論者向以“平淡”、“自然”、“真率”作評，把“自娛”說視作其創作理想，從無異詞。陶淵明對社會與政治并未忘懷，“平淡”不過是外在表層的“淡化”手段，而非追求的目的。其審美趨向的實質是外淡而內奇，這不僅體現在使用率極高的“奇”字上，而且也體現在他的田園、詠史、詠懷諸作中。這和他儒道兼綜的思想、外和內剛的性格，以及“平淡”萎靡的玄言時代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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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陶淵明；文藝思想；審美追求

　　陶淵明詩的外在風格與內在的審美傾向，存在微妙而不易覺察的悖論形態，然而又非常協調有機地融成一體。以往論及他的創作態度、文藝思想、文學傾向，或者美學思想，都歸之于人格的“真率”，風格的“平淡”，主要特征是追求“自然”。如今看來這種認識涉及的只是外在表象，其內在實質卻與此迥然有別。內與外的絕大差異——外淡而內奇，這種外象和內涵的悖逆，于內盡力拉大其間的距離，在外盡量淡化這種落差。二者既是矛盾的，不平衡的，又呈現出協調與統一。它相克相生，相反相成，橫嶺側峰，視白卻赤，是一片平靜而奇異的沼澤，往往使人陷入誤區，而不能自拔。透過“平淡自然”的外美層次，走近內外結合的審美境界，這就是我們竭力追尋的目標。
　　
　　一、奇情異彩的實質
　　
　　“真率自然”的陶淵明有著無盡懷的矛盾與苦衷，他“平淡”的外美，包裹的卻是一個奇異的審美世界。“平淡”、“自然”不是他追求的終極，只是他的“過程”，或者僅是一種手段，抑或屬于包裝性的“廣告”。陶詩審美的終極，正在于相反的一面。
　　陶淵明的“好奇”，首先最為顯明地體現在好用“奇”字上，他用“奇”字表現自己獨特的人格與理想，抒發不同時俗的情懷與志趣，刻意地展現了對“美”的限定與追求。其人與其作，都歸屬于“奇美”之中。這些都體現在反復出現的“奇”字上：
　　1?露凝無游氛，天高肅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1］《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2?云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亻黽?亻免?四十年。［1］《連雨獨飲》?
　　3?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1］《移居二首》其二?
　　4?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1］《和劉柴桑》?
　　5?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1］《飲酒》其八?
　　6?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1］《桃花源詩》?
　　7?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1］《詠荊軻》?
　　8?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1］《感士不遇賦》
　　還有均用《山海經》的5例：
　　1?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1］《述酒》?
　　2?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1］《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四?
　　3?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1］《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五?
　　4?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1］《讀山海經十三首》其十二?
　　5?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1］《蠟日》?
　　加上《讀史述九章·管鮑》的“奇情雙亮”，《祭從弟敬遠文》的“爰感奇心”，為外祖父所作傳記的“奇君為(?衤者?)褒之所得”，凡16例。超出了每被人們稱道的“化遷”、“大化”的數量，在不豐的陶作中，數量不能說不多。而且從38歲開始，一直用到暮年，幾乎伴隨了他的一生，不能不算作一道奇異的風景線。這些為數眾多的“奇”字，長期為我們所忽視。
　　這些“奇”字，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奇懷、奇心、奇情；奇蹤、奇功、奇名；還有奇文（包括文章與色彩）、奇樹、奇鳥、奇色、奇光、奇翼、奇歌以及奇絕。用《山海經》的5例，或許沒有多少深意，但至少見出詩材選擇的特異與開闊，都和《山海經》奇異事物相關，此前無人如此集中地描寫，這顯示了他“好奇”的一面。其余幾例就頗有些意味：例1與例5，本為平常的山和樹，卻從中看出或想出“奇”來。特別是后者，與例2一樣，均為自況之詞，或為獨飛八表的云鶴，或如卓然挺立的高松，均寄托與眾不同的志趣與審美趨向。可以看出作者獨立不群的奇逸人格。例4的“奇懷”僅在平常的“良辰”中發想，平靜中見出“奇”來，很能顯出陶之為人為詩的本色。例7的荊軻欲求之“奇功”，例6通向桃花源“理想國”的“奇蹤”，其奇絕或胸中之“奇懷”就自不待言。他好讀書，且好讀奇書，從例3可看出來。讓他自己說，便是“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1］《讀山海經》其一?。還有“好奇”的《史記》使他引發了那么多的感慨。就是“周王傳”，即出土不久的《穆天子傳》也進入視野。讀奇書而生“奇懷”，有奇懷而自具“奇心”，因而對“奇功不成”、“奇名不立”自然就有許多感慨，就有不少的悲憤、沉痛與激烈。總之說起襟懷、心意、志趣、理想、功業、名聲，乃至所讀之書，所想之歌，甚至山石、峰岑、樹木、飛鳥，都烙上“奇”字的鮮亮印記。
　　平平淡淡的陶淵明，怎么發出這許許多多的奇情異想，奇絕得讓人驚詫！這些奇絕異語，在他淡化的一生與詩文里，一經發現，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對于他的人格與詩風，都須重新審視一番。至于審美追求，如果仍停留在“真率”、“自然”、“平淡”上，似乎就再不能那么愜人心意。
　　以上諸多“奇”字，和他審美追求最為密切的，應是《飲酒》其八的“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陶詩之美是人格化的，他的審美追求極境，亦屬人格化的。他不愿做普通的像“連林”之樹的人，企求“卓然見高枝”，歲寒而后凋式的人格美。這種人格美在“眾草沒其姿”的春夏是顯不出來的，只有“凝霜殄異類”時俗樹凋落，松樹仍青，方顯高枝之卓然，突現出獨特與奇異。東籬之秋菊與東園之青松，無不寄托岸然自異、遠棄流俗的胸襟抱負。清人溫汝能《陶詩匯評》卷3說：“此篇語有奇氣，先生以青松自比，語語自負，語語自憐，蓋抱奇姿而終于隱遁，時為之也，非飲酒誰能遺此哉！”“奇樹”所體現的“奇氣”與“奇姿”，正是他緊接下一首的“稟氣寡所諧”獨立不群的性情流露。所追求的人格與企望的審美境界，就是獨特與奇異。這里只表示了在外界自然變化中的顯示，那么對這種奇絕獨異美的追求方式與手段又將是怎樣的呢？從《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中會看得更為清晰：從詩中可以看出這位從弟頗得陶淵明風范之仿佛，敬遠的性格志趣愛好亦與他相近。他向這位知己敞開心扉，傾訴自己絕大的孤獨與寂寞，自嘆自遜而又自尊自寬，俯仰之間盤旋跌宕出一股凜然勁直之氣，傲物自高之意隱約可見。按《宋書》卒年63歲說，則此詩作于距歸隱尚有兩年的39歲。此為示志亮意之作，看他那鐵心“棲遲”隱居的樣子，很可能與桓玄即在本月初公開篡晉稱楚有關，開口“寢跡”、“貌與世相絕”，閉口“荊扉晝常閉”，頗有“聲明”性質。此前四年即安帝隆安三年（399）冬，他已入桓玄幕府，隆安五年（401）冬丁憂家居，作此詩已居憂整兩年。時安帝被桓玄遷居潯陽，無論是從晉從玄，在當時于淵明都很便捷。看他“平津茍不由”不屑一顧的語氣，似有不愿火中取栗的理智。清人陶必銓說：“是年十一月桓玄稱帝，著眼年月，方知文字之外所具甚多。”［2］卷3?引陶淵明詩文一涉及到政治，便非常謹慎。詩題若不標示年月，他那絕不會無動于衷的心情，即“文字之外所具甚多”的想法，便無法從文字中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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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感興趣的，是這詩中的“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兩句，或許為寫雪而寫雪，但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13還透過一層說：“‘傾耳’二句寫風雪得神，而高曠之懷，超脫如睹。”清人張玉谷亦云：“就雪申寫二句，聲銷質潔，隱以自況，不徒詠物之工。”［3］307?不管其或然或未必然，無論是否有此用心，如上文所言陶詩美屬于人格化的審美，我們完全可以用此二句作為打開陶詩審美趨向的一把鑰匙：他追求詩美的方式與境界，真如他筆下的這場大雪，他追求美的過程與形式就像雪之飄落——“傾耳無希聲”一樣；所達到的境界與效果，亦如雪之“在目皓已潔”一般。陶詩乍看平淡無奇，甚或散緩乏力，熟視卻淡中有味，平中含奇。平淡的外表，或者說特意淡化的外在，卻包裹著讓人驚訝的內在。以“無希聲”的運作，達到“浩已潔”未能輕易料到的效果。如果說前者屬于道家“大音希聲”的黠慧，后者則帶有儒家“大濟蒼生”的執著與憧憬。陶之思想儒道兼綜，其審美追求亦出于二者相濟互補，而“在目浩已潔”的另一具象，即確屬自況的“獨樹眾乃奇”，它們共同展示陶淵明審美追求的同一旋律：外在的淡化與內在奇特的交融，平淡與奇情異彩構鑄為一體。
　　
　　二、田園奇情異彩的體現
　　
　　最能體現陶淵明的審美追求與詩美境界的，莫過于他的最負盛名的“田園詩”了。他的田園詩，既是詩化的田園，美化的田園，也是人格化的、哲理化的田園。當然還要包括疲倦與貧窮，饑餒與冷凍，災害與不幸。所以他的田園詩是由省凈的詩語，獨立的人格，以準“農民意識”的哲思澆灌出來的，由付出“君子固窮”代價換來的，由對“八表同昏”的官場決裂后憤發出來的。對此，須以足夠的“綜合治理”，避免以往解讀誤差；否則重復無謂的討論，只能陷入積淀已久的誤區。
　　我們曾經指出他的田園詩是由“田園世界”與“官場世界”的對峙構鑄的，田園的“風光”是由厭惡且橫眉冷對的“車馬喧”與“樊籠”作參照系，強烈比照出來的，所以這類詩并不“平淡”［4］85-86?。這里僅就他純粹的“田園風光”，其審美追求，不是“靜穆”，亦非“平淡”、“自然”、“真率”，而是具有更深厚更廣闊的社會意義。
　　陶詩凡123首，其中純屬于田園風光的并不多。若按文學史家的劃分，棄官前有《和郭主簿》二首、《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榮木》等，棄官后有《歸園田居》5首、《飲酒》、《雜詩》、《詠貧士》等組詩中一部分，以及《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移居》等，約20多首，占不到1／6 。而這些亦并非純寫田園風光或田家樂。若以較純粹眼光看，就剩下《和郭主簿》其一，《歸園田居》5首，《懷古田舍》其二，《飲酒》其五、其八，《詠貧士》其一、其二，還有《讀山海經》其一等16首，占其作1／8。這些詩中，擁有最容易使人不忘的描寫田園風光的景致：田疇，稻苗，遠村炊煙；披草來往，但道桑麻；晨興荷鋤，帶月而歸；東籬采菊，南山在目；草木扶疏，眾鳥欣鳴；乃至于雞鳴狗吠，深巷桑樹，都一一上了詩，展現了一道道“田園美”、“農夫樂”的風景線。且不說就在這些詩中，還包含著和這些美樂風光相毗鄰的“田家憂”與“農夫苦”，以及對官場的橫眉冷對。單就這些風光本身看，當時卻被視為“田家語”。為他辯護的鐘嶸，有感于“世嘆其質直”，在《詩品》中卻標舉他的“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云”，謂為“風華清靡”，這正是既非“田家語”的描述句，亦非田園風光的景句。由此看來，他用“田家語”所寫的田園詩，在南朝170年間并未當作“平淡”、“自然”的獨特風格看待。就是對他最為崇敬的蕭統，只選兩首田園詩入《文選》，且在熱情嚴肅極加推揚的《陶淵明集序》里也視為“傍流”。的確，在徜徉山水名園時流行東晉百年的玄言詩潮中，陶之“種豆南山下”、“但道桑麻長”確實屬于“質直”的“傍流”，大為不合時宜。鮑照《學陶彭澤體》模擬的只是喝酒與彈琴，看來田園風光之類，還算不上“彭澤體”，至于勞動與貧困就更不用說了。江淹遍擬漢魏以來30家古詩，雜奏陶句以略變的《陶徵君田居》，還有些田園風味，但這不過是文字游戲而已。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征引那么多的篇目，評論了那么多的作家，卻未有及陶；《世說新語》被視為魏晉風流名言集，片言只語泛化性的收錄，亦未及陶。《宋書》、《晉書》、《南史》、《蓮社高賢傳》以及蕭統，都為陶立傳，還有顏延之的誄文，顯得異常熱鬧，但卻僅具純然隱士的“轟動效應”，誰也沒有把他看做地道的正宗詩人，似乎他的存在，只占有隱士長長畫廊的一席。專論詩人的《詩品》，看重的卻是非“田家語”的“風華清靡”的一面，只好委屈他排入“中品”。總之陶被看重的只是因為做了堅決的隱士，而陶詩難入時流，充其量只是“隱逸詩人之宗”罷了。

　　其實，何至于此！只要留意《陶淵明集序》所說的“不以躬耕為恥”，我們再把他還原到門閥制度的東晉，就會更為清楚。由奢侈無度的西晉流亡出來的東晉，只要看看玄風在兩晉愈煽愈熾的思潮，就可知兩晉有許多相似之處。西晉束皙早年寫了語言通俗事涉“賤職”的《勸農》與語及饑餓的《餅賦》，便被視為“文頗鄙俗”，遭到“時人薄之”的批評，公然鄭重見載于《晉書》本傳。至于他專寫饑寒凍餓的《貧家賦》，不知被會譏諷成什么樣子，故史家更不屑一顧。陶詩的饑餓與乞食，或許與束賦有關，所遭到“質直”如“田家語”鄙棄，就勢所難免。當時門閥士族身當國政重任，不以事務為懷，否則便落入鄙俗。陶之曾祖陶侃，“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早年寒宦，就曾被人罵為“小人”、“溪狗”。《南史》本傳謂淵明“夫耕于前，妻鋤于后”，除了種豆刈稻，顏《誄》還說他“灌畦鬻蔬”，澆園種菜，看來還要挑擔叫賣；又要“織?纟句?緯蕭”，既打草鞋又編席子。搞這些副業，在于“以充糧粒之費”，同樣還得自己推銷。干了這么多的“賤業”，自然有許多甘苦之言。他又是好作詩文的人，忍不住就選擇點寫進詩里。被譽為圣典的《詩經》，其中稱為“勞者歌其事”的《國風》，除了《七月》、《??》便沒有幾篇，陶詩當亦復如是，何況他是個名士，名士是很要面子的，這就給我們留下不少遺憾。所以讀他的《歸園田居》，總覺得像是寫日記，原本是留給自己看的，寫得很矜持也很謹慎。總而言之，陶詩就好像蒸餾水，想寫而不能寫的和不愿意寫的，不知還有多少，一經過濾，被蒸發掉的肯定不少。所以嗜好陶詩的東坡，每次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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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些為數不多的陶詩，在望空為高的東晉時潮中，確實是支“旁流”，然而更是個奇跡
。在高級貴族與皇室分權而治的門閥社會，“躬耕為恥”無疑是流行性的社會觀念，要不以之為恥，就要付出極大的勇氣。憤然歸隱固然能博得隱士虛名，但抗起鋤頭種豆就不那么“雅” 了。《晉書·隱逸傳》里排在淵明前邊的陶淡，為陶侃之孫，“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結廬山中，養鹿為伴。這種“隱”法當然很“逸”，而陶淵明之隱，則有時累得“四體誠乃疲”，何況還要累出個“恥”來，不然蕭統為何說他“不以躬耕為恥”。他揮鋤于豆苗稻秧中，面對“草盛苗稀”，也明知須“戮力”、“肆微勤”。有時災年“收斂不盈廛”，但總抱著一般常年會有“力耕不吾欺”的安慰，或者“歲功聊可觀”的企望。農夫或準農夫的饑寒溫飽的哀樂喜怒，起碼在他的“田園詩”得到一定的表現。他的田園詩既有風光恬靜的“田家樂”，也有晨興晚歸的含辛茹苦；有“四體誠乃疲”的“田家苦”，有“寒餒常糟糠”的“農夫憂”，也有“拙生失其方”做莊稼漢的煩惱，還有“秉耒歡時務”與“即事多所欣”的娛悅；有“過門更相呼”與“披草共來往”的農民式交往，也有“父老雜亂言”與“但道桑麻長”的鄉村之音。這些農家的自存自在的田園旋律，是詩化的、美化的，也是農民化的、辛苦化的；是隱士的視野，也是田夫的眼光。他畢竟不同于巖棲的隱士，而是回鄉投入到農民行列。雖不完全等同田夫，尚有嗜酒的“大宗消費”，但并非怪誕的醉漢或狂妄的酒徒，亦有“傾壺絕余粒”的尷尬與無奈。究其實質，蕭統說是“寄酒為跡”，其實未嘗沒有借酒罵世的份兒。他又是從官場五進五出的過來人，看透了“大偽斯興”的上層社會，對門閥士族的亂與篡至為洞悉，其厭惡的勁兒較之農民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時時滲透在他那看似恬靜安寧的田園詩中，這正是他常用“塵網樊籠”、“輪鞅深轍”、“密網宏羅”比喻官場的原因。亦緣此而把上流社會恥辱觀念決然顛覆倒置，把當官看做“志意多所恥”的骯臟行當，做農夫則“即事多所欣”。他“載欣載奔”到家園，干干凈凈地做起“轉欲志長勤”的農夫，理直氣壯地作起委實“帶刺”的田園詩。
　　所以，他的這種田園詩，具有批判與凈化的效應，正如蕭統《陶淵明集序》所言：“弛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僅“平淡自然”所能概括，“隱逸詩人”所能范圍。他的田園題材，他的力耕思想，他的帶有泥土味的哲思，還有他對農村的愛，對官場的憎，都是用鋤頭耕鑿出來的，用愛憎澆灌的審美境界。這在“辭意夷泰”、千人同腔的玄言詩流行的東晉，真是橫空出世，迥然異樣超拔時俗的奇跡，別具不同凡響的奇情異彩。
　　陶淵明刻意帶有裝飾和保護雙層作用式的外在淡化，長期障住我們的眼目，“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經久不息地擁有“平淡”一類陳陳相因的贊美，而淡漠了橫眉冷對的“而無車馬喧”，淡化了孤傲憤然的“心遠地自偏”。前者的“無我之境”，分明傾注有后者的“有我之境”，“平淡”的外裝分明包裹跌宕的憤激，“悠然”的前提建立在批判的鋒芒之中。可以說陶淵明所有的田園詩，無不錐處囊中，刺向虛偽門閥官場。他是站在敵視喧囂官場的角度，來描摹田園的寧靜；從厭惡上層社會的虛偽，來贊美農夫的真淳。桃花源里“秋收靡王稅”的向往，不正側面說明農村“凍餓固纏己”的真實原委，這也正是把看似可慚可愧可恥的“乞食”，卻毫無顧忌地寫進詩里的原由。因而陶詩并不是一味的陶醉他的精神家園，他也并不是一個消極被動的守望者。所以，他的為官所作詩及歸隱后的田園詩幾乎每篇都處于官場與田園的對立的情緒中，諸如“息交游閑業”與“聊用忘華簪”??［1］《和郭主簿》其一?，“園林”與“世情”、“好爵”與“養真”［1］《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平津”與“棲遲”［1］《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八表同昏”與“靜寄東軒”［1］《停云》?，“平陸成江”與“閑飲東窗”［1］《停云》，“適俗”與“守拙”［1］《歸園田居》其一?，“即理愧通識”（與俗語浮沉）與“所保詎乃淺”［1］《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一?，“一形似有制”與“安得久離析”［1］《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性本愛近山”與“久在樊籠里”［1］《歸園田居》其一?，“野外”與“人事”，“窮巷”與“輪鞅”，“掩荊扉”與“絕塵想”，“草廬寄窮巷”與“甘以辭華軒”［1］《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田家苦”與“異患干”［1］《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代耕本非望”與“卓然見高枝”［1］《飲酒》其八?，“一世皆尚同”與“稟氣寡所諧”［1］《飲酒》其九?，“一士長獨醉”與“一夫終年醒”［1］《飲酒》其十三?，“幽蘭生前庭”與“見別蕭艾中”［1］《飲酒》其十六?，“投耒去學仕”與“志意多所恥”［1］《飲酒》其十八?，“吾亦愛吾廬”與“頗回放人車”［1］《讀山海經》其一?，這些極為對立性的對比，雖曾間或有些徘徊，但多是劍拔弩張地對峙于陶詩中，既“跌宕昭彰”，更“抑揚爽朗”，它確實警示人，使貪者廉與懦者立。馳競與鄙吝，虛偽與欺詐，在這里被掃蕩得一干二凈。純潔高尚的人格盡興得到展示，官場的偽詐被按入受審位置，道德的鞭撻暴起一道道紅栗。被顛倒的社會觀念，重新再顛倒過來，貪婪與偽詐永遠牢訂在恥辱柱上。在這些詩里，我們看到的不是外在的“平淡自然”與“真率”，透過淡化的表層，感受到愛與憎的碰撞，感知到內心的激蕩與不平。他對純潔的田園是那樣的歡欣，對官場是多么橫眉厭棄，這種不平衡的“合奏”卻構建成極為協調的旋律，微妙而奇絕地響奏在他的田園詩里，既有別于古老的農事民歌的沉重與被動，又不同于后來王、孟、儲、韋、柳的田園詩，它實在呈現了一道頗具奇情異彩的風景線。它是在儒道互動的熔爐里打造出的雙刃劍，又淬上田園的汗水，顯示出同鋤頭一樣的光芒，可以鋤去那些荒穢“雜草”！雖然那么不起眼，甚至于看到“悠然見南山”，讓讀者冷淡了“而無車馬喧”，這未嘗不是陶詩奇絕的另一側面；在“異患”叢生的門閥社會，亦未嘗不是經過淡化處理的護身盾牌，有沖刺也有防衛一樣。
　　
　　三、詠史詠懷詩的奇趣
　　
　　除了田園詩外，詠史、詠懷、擬古、雜詩等，也顯示追求同樣奇情異彩的審美情趣，而且奇絕的筆觸伸展得異常廣泛。
　　他受過饑餓的威脅，所以一口氣寫了七首一組的《詠貧士》，對他來說，本屬題中應有之意，而在詩史上卻前無古人而后無來者。西晉皇甫謐《高士傳》或許即藍本所在，然而體現的只是史家冷靜敘寫與客觀禮贊，陶詩不同的是每一貧士都滲透自己的影子，帶有系列性人我比勘與自我寫照的性質，使這一特殊的“貧士畫廊”從而具有異樣的光彩。前二首為總冒與自畫像，以下所采用“對話”形式，即人即我。其二、三、四、七都用了“我”、“吾”第一人稱，使“對話”人我不分，每詩末尾結以議論，如清邱嘉穗語“若詠古人，又若詠自己”，幾乎泯去人我之跡。其五的“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為最見肺腑之言；“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是陶公一生的大本領。在實話實說中射發出“與道污隆”的異彩，在質樸平淡中閃動與世迥別的奇情亮節。在東晉門閥貴族極為特權的時代，卻“大為貧士吐氣”，曠世罕有，已經夠奇絕了。明人黃文煥《陶詩析義》卷4說：“七首布置大有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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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不寒與饑’，‘窮有慍見言’，‘豈忘襲輕裘’，‘豈不知其極’，‘豈不實辛苦’，‘所樂非窮通’，‘固為兒女憂’，七首層層說難堪，然后以堅骨靜力勝之，道出安貧中勉強下手工夫，不浪說高話，以故筆能深入，法能噴起。”詩法確實奇絕，7篇或起調陡然醒快，或結語正反跌宕，中間或頓挫往復，每用“豈不”或“豈忘”句式起伏轉折，故“法能噴起”，顯得更加跌宕奇絕。另外，所詠“貧士”皆為先秦兩漢人物，“無論魏晉”，或許與《史記·循吏列傳》不取當代亦同一用意，故此組詩亦為詠史之作。
　　詠史詩既名為發思古之幽情，故最具安全系數，可以不涉異患。而且又能寄托心意，發憤然不平之塊壘，所以陶詩詠史多至20多首，亦占其詩1/6，數量與其田園詩比肩。所詠可分三類：一是荊軻、程杵、顏回、秦之三良、屈賈、韓非，大多為有所為而不成的悲劇人物；二是夷齊、箕子、二疏，以及《詠貧士》中的張長公、榮叟、黔婁、袁安、仲長蔚、黃子廉，屬于有所不為，亦帶悲劇色彩；三是精衛、刑天、夸父等神話人物，以及玄圃、神樹仙鳥，與游仙詩相近。
　　詠史詩中最為著名的是《詠荊軻》，鐘嶸語尤其能見出陶淵明“又挾左思風力”一面。詠荊軻詩，始見于建安文學，王粲殘詩有“荊軻為燕使，送者盈水濱。縞素易水上，涕泣不可揮”；阮《詠史詩二首》其二“燕丹善勇士，荊軻為上賓。圖盡擢匕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嘆氣若青云。”似亦殘篇。王粲、阮?、曹植都有詠三良詩，由所詠的對象相同來看，這些詠史之作，可能都為同時共作，豪宕如曹植當亦有詠荊軻之作，惜其無存。完整者惟左思《詠史》其六，只寫酣飲燕市，而易水送別與刺秦一概無言，意在張揚“與世殊倫”、“賤者千鈞”的布衣精神，帶有蔑視權貴的批判鋒芒，激昂慷慨的風格與王粲、阮?的悲憤近似，卻與士為知己死的悲壯異趣。陶作前半近于王、阮，整體主旨反而疏離于左思的主題，遺憾“奇功遂不成”，但“且有身后名”，而且“千載有余情”，明清論者多以為淵明目擊晉宋禪代，此詩深有寄托，“別有心事”，不便明言。今人多視為泛詠，與時事無涉。無論怎么說，此詩絕與平淡自然無涉。就連說過“淵明詩平淡”的朱熹，亦言：“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這兩條在《朱子語類》卷140中前后比鄰相連，反映了陶詩接受史上先后異論帶有普遍性規律。合觀似言：“平淡”只是陶詩外相，本相則為“豪放”，這種內外悖論的風格，只是不容易覺察罷了。故前輩學者有云：“人皆賞其沖淡，而陶之精神實不在沖淡，自沖淡學陶者多貌似而神非。”［5］105?又云：“陶詩不是滯水而是暗潮，表面象是平靜，實質內容是動蕩的，充滿了英氣。‘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稼軒詞），雖躬耕而天下大局在其胸矣。《詠荊軻》的寫作，流露出的熱情可看出他不忘情社會。……對黑暗現實的不滿通過對英雄的頌贊表現出來。”［5］158?陶詩審美主要趨向，確實存在表面與實質的矛盾，即淡與奇的矛盾，而且融化得讓人“不覺”，就委實顯得更加奇異，這在其他詠史詩就更顯示出這種特色。
　　那首被公認為“金剛怒目”的《讀山海經》其十，宋人就說過：“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6］656?今人據此甚至說：“陶淵明所表現的不是什么‘金剛怒目’式憤怒，也無意歌頌精衛、刑天的不屈精神，這是一首吟詠超然處世的達觀之詩。”［7］17?對此且不論是否讓人心悅誠服，陶詩的表層常常披上一領“平淡的外衣”，甚或悠閑的套裝，也確實時時帶有淡化的作用，而且常置于篇末，這也正是古往今來的論者大多認為“平淡”的緣由。然而這種淡化是否就消釋了動蕩的“實質內容”呢？答案應當是否定的。此詩末二句的喟嘆，表達的遺憾，并不輕松。失望的沉重，正見出期望的強烈，不正是用淡化的方式側面強化“猛志固常在”的實質。
　　至于陶淵明的詠懷詩，外淡內奇的審美特征顯得較為微妙復雜：或奇彩呈露，或淡與奇分裂而成兩橛，或乍看散緩，熟視骨力內充，卻有奇趣；或乍伏復起，抑揚跌宕。或如《東坡題跋》卷1所言：“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如《榮木》前兩章，一曰“人生若寄，憔悴有時”，一曰“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而后兩章，一曰“徂年既流，業不增舊”，一曰“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一、三章說得神沮氣索，二、四章卻豪氣頓起，痛自猛厲，前后如黃文煥語“四章互相翻洗”，前后兩章各自為因果，前者氣索實則是為后者氣起的鋪墊。因此，“這絕非閑逸平淡隱士頹唐之作，而是壯心不已英氣奮發的。”［6］159?這詩每兩章之間是矛盾的，也是融合的，屬于蕭統所說的“跌宕昭章”“抑揚爽朗”的特征。
　　陶之詠懷詩有時很特殊，有些詩前后分成兩部分，內容與情感又截然相反，孰輕孰重，孰主孰賓，分辨起來并不容易。主體內容尚不確定，其審美特征乍看亦難捉摸。著名的組詩《雜詩》多數即這樣。第一首裂痕尤為顯眼。前八句一意，說人生無常，應當“得歡當作樂”，及時行樂之意顯明。接著卻言：“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及時奮進意與上決然相左。詩的主意似游移不定，或認為“謂人當及時行樂”（清人馬?語），或謂此與后6篇“皆是‘歲月不待人’意”（清人蔣薰語），或覺其中“憂中有樂，樂中有憂”（清邱嘉穗語），見仁見智，很難捉摸。這詩前一部分可作為酒店的廣告，后一部分可張掛于書屋勵人勤勉，二者關系散緩，重心不易看出。東晉南朝詩每多兩截結構，陶詩亦不例外，田園、詠懷諸作此類尤多。此首裂痕尤巨，細加按尋，再觀《雜詩》以下它作，所謂“及時勉勵”恐非“行樂”聚飲。黃文煥《陶詩析義》卷4謂除第8首嘆貧，“余則慨嘆老大，屢復不休，悲憤等于《楚辭》。”所言大致不差。陶詩一首詩中議論與議論取意互不相同，或議論與寫景之間，都或多或少有些“散緩”或“疏離”，主要原因是作者在表層意義追求“淡化”效果，這種“淡化”起著“防護色”的作用，有意與中心拉開一段距離，形成特殊的“審美距離”。“采菊東籬”與“刑天舞干戚”等名作，多屬此類。陶詩在閱讀上往往形成誤讀的原因，亦在于此。《雜詩》其二前大半寫素月秋風中的寂寞，后則言：“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由此可見前首“及時當勉勵”者，或許基于“有志不獲騁”。這些話確實有“非豪杰之士不能為此言”之感，距平淡靜穆則不以道理計。其五亦為兩截，前憶少壯猛志，后言雖無成而仍欲有為：“前涂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說得“沉著痛快”（何焯語），亦非不了漢語。其八寫躬耕帶來的貧困。結末四句則呈“分裂”：既言“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是何等牢騷不平！但結末又曰：“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卻又何等達觀解脫，這種自嘲自解，似乎釋憤心于散淡，實則與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同旨，只是加上末二句，著意減少些火氣，這才顯得和婉而“平淡”了。總之作于知命之年已過的前八首，如前人言，有“晉時人質語”（陳祚明語）——“正爾不復得”（其八），有“霸氣語”（王夫之語）——“揮杯勸孤影”（其二），有“險語”（何焯語）——“素標插人頭”，有“尋常語說得如此警透”（溫汝能語）——“值歡無復娛”（其五），還有“豪杰語”，以及壯語、悲語，“沉著痛切”語（鄭文焯謂其六），當然還有平淡語，但總體語意精警，促人深省，蕩動人思潮，絕沒有“靜”感與“平淡”的意味。黃文煥謂這組詩：“腸太熱，意太壯，故入世多恨。使從少之時，專意頤養，不問世事，臟腑之間，別是一副心理，又何處可著許多憂愁哉？”所以他認為“悲憤等于《楚辭》”。正因有如許心事，回味人生，故情感與語言極具動蕩變化，結構“跌宕昭章”，措詞“抑揚爽朗”，而主題其所以并不那么“爽朗”，蓋因愁緒萬端，回顧人生如塵、盛年不再，大有不知從何說起之概。特別是在主意已定，再加“淡化處理”所致，這正是陶詩屢用的看家本領。總之由此看陶公，并不那么平淡，也不那么曠達。這組詩非閑逸、恬靜、心如止水，而是壯心不滅、憤氣時發。動蕩的壯志和寧靜隱居是矛盾的，何況他的隱居本來就負氣帶性，看透了官場的黑暗！這種矛盾伴隨了他的后半生。他的不少詩就在這種苦澀或者有時震蕩的矛盾中滋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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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許多看得分明不平的事，除了《雜詩》，還有《擬古》與《飲酒》，特別是后者，同樣屬于苦澀的微笑。這組詩其中有一半說到“酒”，有歡飲、獨飲、酣飲、快飲；有“濁酒聊且持”的自慰，有“酒中有深味”的盎然。蕭統《陶淵明集序》說他“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說：“晉人多言飲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于醉，可以粗遠世故。”宋人吃過許多文禍虧，對此看得更清楚些。如此多的酒言醉語，這和陶詩那些閑淡言語一樣，大多同具“防護”效應。當然也有指東說西，拿重拈輕之異用。比如其五結末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此二句本出于《莊子·外物》及王弼《易》注，涉及魏晉玄學言意之辯。但未嘗沒有醉意，或者說這是明白人的“醉語”，是對“心遠地自偏”的宣示，高標“而無車馬喧”的傲示，所以這“醉意”朦朧的話，玄言玄語倒不是他的“真意”。
　　關于這組詩的作年，時下基本趨于一致，即采湯漢義熙十二、三年說。義熙四年劉裕刺揚州，錄尚書事，獨攬晉政。其七年為太尉，自八年至十一年誅除劉蕃、謝混、劉毅、諸葛長民及諸弟、劉敬宣，逐司馬休之逃奔后秦。其十二年為相國，封宋公。次年北伐克長安，再過兩年便篡晉稱宋。陶之這組詩涉及當時最為震動的政治大事，正在劉裕“王業漸隆”的火候上，題作“飲酒”自有一番苦心。作為總冒的首篇，說“衰榮無定在”、“寒暑有代謝”，正可見出政局急遽變化，其二、其三言善惡不應、道喪千載，言非求名之時。其四的飛鳥失群，徘徊無定，似喻門閥社會的結束所引起士人的惶恐，并言已托身得所。回頭再看其五的結廬人境，把時局看得又是何等清楚；“而無車馬喧”，即對權力的角逐攘奪以及引起的斫殺、趨附，又是多么的厭惡與漠視；“心遠地自偏”一句，曾作為劉裕參軍的作者，又和驟然的新貴拉開多大的距離，橫眉冷對這一切紛變。至于秋菊的孤潔，南山的屹然，則是對“心遠”所包含底蘊的昭示；山嵐佳氣、暮鳥飛還，則回應首篇“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此時陶淵明拂衣歸田已“亭亭復一紀”，從中又興會出多少欣然。如果清楚這詩的緣由，還要說結末的“真意忘言”甚至包括“心遠地偏”屬于魏晉玄學的范疇，就未必得其要領。我們向來習慣把這首詩看做陶淵明田園詩的代表作，說得如何平淡、靜穆、自然、真率，由今看來對其中的“真意”就不能沒有距離了。老看著寫景的四句，卻不打量另外六句的議論，所謂采菊悠然的“無我之境”就會橫梗胸中，而作者這時實在是如詩序所說是“寡歡”的人。這詩四句寫景，不過以“田園景致”作了個面子，屬于表層的田居生活描述，實際上滲透絕不隨波逐流趨赴新貴的一懷心事，正如這組詩寫了那么多的不平，卻用了“飲酒”作題目。它平中見奇，淡中見出倔強傲然的人格。他以田園詩來詠懷，不僅昭示顯明孤潔人格，且蘊含著深廣的社會憂憤。不過，他寫得很“淡”，淡得讓人幾乎捉不到心底的“真意”。這正是崇尚“平淡”的東晉以及所處的社會環境所致，形成不能不如此“平淡”的特色。后來從題材與平淡一路追蹤他的人，無論王、孟、儲、韋、柳，以及范成大、楊萬里，盡管唐人如何開放，宋人極意用力，高明者僅得一面，很難企及與之比肩，達到他那樣的高度。究其原因，至少可以說，他那外和內剛骨相的人格與風格，屬于時代處境生成不得不已的風格，蘊含著無可奈何的一懷苦衷，這在非門閥社會相對寬松的環境中，是難以想象的，更談不上模仿得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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