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玄思想對漢魏六朝書法美學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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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玄思想對漢魏六朝書法美學思想的影響

　　　摘要：漢魏六朝書法美學思想受道家和玄學思想的影響，呈現出自身鮮明的時代特色，其中書法美學思想中的“自然”、“妙意”、“書道”觀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書意”、“風骨”、“神采”觀則受到玄學思潮的影響，這種影響與漢魏六朝書法藝術和美學思想的繁榮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鍵詞：道家；玄學；漢魏六朝；書法美學思想
　　中圖分類號：B8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812－2485(2007)09－0007－002
　　
　　法國十九世紀的批評家丹納認為：“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必須正確設想它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格概況。”魏晉六朝時期被稱為藝術覺醒的時代，書法實踐和書法美學思想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這成就的取得，可以說是由漢魏時期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決定的，是時代精神的必然產物，脫離漢魏六朝的時代背景和哲學風尚。就很難對當時各種藝術和美學思想的全貌與底蘊做出正確的評價。這時期，儒家思想漸趨式微，而道家和玄學思想對各種藝術發揮越來越重要的影響。書法作為當時異常引人注目的一種藝術形式，更能體現出這種影響。正如金開誠先生所說：“通過書法藝術，可以看到傳統文化的種種精神和實質。”通過漢魏六朝的書法美學思想，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和玄學思潮的種種影響和滲透。
　　
　　一、“自然”、“妙意”、“書道”——道家思想的影響
　　
　　道家作為哲學體系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及儒家，但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在文化藝術中的作用卻比儒家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是老莊著作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中蘊含的藝術精神，對于中國文化的藝術精神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正如徐復觀所說：“老、莊思想當下所成就的人生，實際是藝術的人生，而中國的純藝術精神，實際系由此一思想系統所導出。”從書法風格來看，西漢以來，隸書在“獨尊儒術”的儒家思想保護下得到極好的發展并最終達到完全的成熟。隸書的規整、平正、開闊、雍容且整體風格統一，正代表著儒家理智、嚴謹、平實、中和的典型風貌。書法形象開始成為明確的“有意味的形式”，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逐漸形成自覺，但藝術主體自覺的過程，同時也是主體接受儒家約束的過程。藝術家逐漸陷入無法安頓豐富感情生命的過程。這里，我們看到道家思維對藝術發展的重要作用。西漢竹簡筆法、結體上的放逸、夸張，可以說是道家自然適意思想支配下不自覺地流露，這種不自覺地流露所顯示的藝術本性便不斷的刺激著道家思維的自覺。于是“方不中規，圓不中矩”(崔瑗《草書勢》)的草書逐漸受到青睞并迅速發展為今草，儒道兩種思維的斗爭漸趨明朗化，趙壹的《非草書》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漢魏六朝時期，包括書法在內的各門藝術奇跡般地在這個災難深重的時期取得巨大成功。魏晉書風及書法美學思想千百年來始終為我們所景仰。它在藝術精神的自覺、自由，特別是在表現主體生命體驗上受到老莊道家式思維的影響極深，藝術思維中儒家的束縛相對減少。使此期已經完全成熟的書法藝術朝著表現主體真情實感方向迅速發展。于是鐘繇書不事雕琢，自然天成；造像、墓碑、摩崖更是因時因地因事而自然變化，整個書法莫不以體現“道”的境界和主體生命意識為旨歸。蔡邕的書法美學思想繼承發展了老莊的思想，如《老子》主張“致極虛”，“守靜篤”，莊子主張“莫之為而常自然”。而蔡邕有“默坐靜思”、“沉密神采”、“書肇于自然”之說。“蔡邕的書法思想，正是滲透了莊子的‘圣人者，厚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觀于天地’的思想。”蔡邕《九勢》說：“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矣”，以道家自然觀來闡釋書法之道，“書肇自然”說也影響到衛夫人以自然物象喻書法形象的觀點。道家主張“任天然，去人為”的觀點對魏晉書論影響頗深。鐘繇說：“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從天地來講書法藝術的創造，其中包含強調“天然”的意思。南朝庾肩吾的《書品》一卷，從功夫和天然兩個方面來品評書法，且其功夫的最高境界是“善射之不注，妙斫輪之不傳”，十分清楚地反映出這一時代老莊循序漸進以體“道”，來達到藝術自由解脫的典型思維方式。所以，魏晉南北朝書法是道家的書法，它在我國儒道互補的思維史上，是最完整體現書法藝術性的時期，也是書法最受人熱愛，最能表現主體精神的時期。道家的藝術精神注入其中，使魏晉南北朝的書法美學思想也呈現出鮮明的特色。如衛夫人《筆陣圖》就闡發了道與技的關系。她說：“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凡學書字，先學執筆”，“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強調了用筆的重要性、執筆的方法和運筆的力度，表明了對“技”的重視，同時，掌握了此“技”，方能達到妙境，窮盡書道：“斯造妙矣，書道畢矣”。對道與技關系的闡發，明顯受到莊子的影響。莊子筆下的庖丁說他所好的是道，而道較之于技更近了一層，道與技密切聯系。而衛夫人所說的用筆之“技”與書之“道”的關系也是如此，這“道”所呈現出來的是筆法所成就的藝術性的效果。
　　從書法美學范疇上來看，漢魏六朝的書法美學思想的形成，除了書法自身所提供的經驗以外，還與道家有著密切的聯系。從蔡邕的書法美學思想來看，其論著中沒有“美”字，而多“妙”字，如“體有六篆，要妙入神”(《篆勢》)，“翰墨功多，即造妙境”(《九勢》)，這與《老子》的美學思想不無聯系。在老莊著作中的“美”字也無今天“美”字的含義，而“妙”字多見，卻又不只今天一個“美”字所能表達的含義。“妙”字作為中國古典美學和漢魏六朝書法美學中的一個重要的美學范疇，是從《老子》那兒繼承來的。《老子》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妙”通向無限的宇宙本體，揭示著宇宙的生存發展和宇宙的本源生命。只有體現了“妙境”、“妙意”的藝術，才有真正的審美意義、價值和效應。書法藝術之象，得之于自然，其象具有可感悟的境、意，對于創作主體，必須“先散懷抱，任情恣性”，“沉密神采”，才能“即造妙境”。魏晉書論以“妙”字論書者俯拾即是：“繇解三色書，然最妙者八分”(鐘繇《用筆法》)，“三端之妙”(衛夫人《筆陣圖》)，“得其妙者，事事皆然”(王羲之《自論書》)，“書者，玄妙之伎”(王羲之《書論》)，“子敬窮其研妙”、“賞祈彌妙”(虞和《論書表》)，“鐘公之書謂之盡妙”(王僧虔《論書》)、“書之妙道，神采為上”、“骨豐肉潤，入妙通靈”(王僧虔《筆意贊》)，“鐘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庾肩吾《書品》)……道家思想對魏晉書論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二、“書意”、“風骨”、“神采”玄學思潮的影響
　　
　　晉人書風，飄逸飛揚，風度絕俗，“瀟散、簡遠、超逸、恬淡、平和、自然、蘊藉”，無限超越世俗而趨向自由、生動、妙趣盎然的藝術風格，完全揚棄了先秦兩漢時期重形輕神、重外輕內的審美哲學，成為古典美學的典范。同時，這一時期的書法美學思想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這成就的取得，可以說是由魏晉時期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決定的，是時代精神的必然產物，而對這種書法風格和書法美學思想的形成最具影響力的莫過于魏晉玄學思潮。“玄學的產生是從兩漢到魏晉思想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變化，它標志著兩漢儒學的沒落和一種哲學新潮的崛起。”“玄學是魏晉美學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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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認為魏晉南北朝的藝術具有“簡約玄澹、超然絕俗的哲學的美”，這種美，直接受到魏晉玄學的影響，是魏晉社會政治經濟、戰亂不定引起的心態的反映。魏晉玄學的內容是“三玄”(《老子》、《莊子》、《周易》)。魏晉玄學實際上是對“三玄”思想的研究和解說。清談雖然是士子文人的“雅事”，但也能談出一些玄遠的哲學道理來，啟發人們對事物本源的思考。王羲之的“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渾元之理”，就是這種玄談之理在書法上的具體表現。從整個魏晉時代書法美學思想上看，玄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獨立自由的人格觀奠定了魏晉書風形成的基礎。魏晉以前，整個哲學領域都是強調人服從、順應對象的必然性來實現主體的自身價值，是在“人法于天”的基礎上達到“天人合一”。人失去自由，只能依附于對象——自然或社會，這種宇宙論哲學嚴重壓抑了人性的發展，到了魏晉時期，人與對象的關系得到徹底的重構。何晏、王弼為代表的“貴無派”，高唱“以無為本”，把人格的獨立自由放在首位，以個性為本位，以人格為主體，將“名教”融于“自然”，將社會倫理規范統一到個體人性、自由上來，追求獨立、超脫、和穆、自由的人生境界成了他們的人生哲學。這種對獨立人格的追求，到了嵇康、阮籍時達到頂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釋私論》)的人生追求，阮籍“超世而絕群，遺俗而獨往”“慮周流于無外、志浩蕩而自舒”(阮籍《大人先生傳》)的人生境界，比何、王更加注重人的內心，更加將人內心的情感自由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這些都是對人類自然本性的肯定，是對真實自由生活的追求，是對人格獨立精神的高揚。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身居門閥士族的魏晉書法世家都對玄學極為崇尚。如《世說新語·賞譽》載羲之事：“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遒上。嘆林公氣朗神俊。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此人。道劉真長標柯而不扶疏。”尤其當他聽了支道林對莊子《逍遙游》的精彩見解后，“遂披襟解帶。留連不已”。同時，羲之“東床坦腹”的著名典故體現了他對封建禮教的蔑視，也可見他受玄學“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影響之深。有了這種獨立自由的人格理想作為基礎，才有了他富于開創性的書法美學思想，才有了他對書法的深刻認識。羲之在《自論書》中說：“吾書比之鐘、張當杭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惟鐘、張故為絕倫，其余為是小佳，不足在意。”“把筆抵鋒，肇乎本性”等語，要求書家寫本性，從本性出發，寫就自我，而這正是魏晉時代藝術中，人的主體意識覺醒的一種表現，從這里可以看出玄學之風對他的影響。衛夫人在《筆陣圖》中說：“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才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她批評了不師法古人，只憑個人興趣而違背書道的傾向，但從中可見玄學的人格獨立之風對當時書家的影響。玄學所倡揚的對獨立人格的追求，使書論家更加重視與人有關的范疇，如“意”、“風骨”、“神采”等，并以此來闡釋書法美學思想，創立了漢魏時期獨具特色的書法美學思想范疇。
　　其次，言意之辨促使了魏晉書人本體意識的覺醒。“言意之辨”是從“有無之辨”引申出來的哲學論題。所謂“言”，指語言文字，“意”指某種意緒、概念的綜合體，屬于主觀意識的范疇。在魏晉人看來，“意”也就是精神本體在人的思維領域中的表現，它是不可言說的：“言之者失之常，名之者離其真”，任何語言文字都不能把事物的內在精神原原本本地表達出來，這種字象之外的“意”，是書者的情趣和對生命的體驗與感受，因此，要認識、把握“道”，就必須處理好“言”和“意”的關系，善于通過對象領會事物的內在意蘊。從審美的角度來說，作者往往“言不盡意”，難以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露無遺，必須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令人回味無窮的審美意蘊。對于觀賞者來說，要把握作品的內在精神，不能拘泥于事物的表面現象，而應該“得意忘言”，領略作品的精神意蘊之美。王弼指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要獲取事物的真諦就必須勇于舍棄外在形式，深入領會內在的精神實質。隨著“言意之辨”的深入發展，言意之說廣泛地滲入美學領域，顯示出了它在審美領域中的理論價值。迄至魏晉時期的書論，開始自覺地用言、意理論來闡發書法的特征，比如成公綏《隸書體》一文中提出“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有意曉”。隸書雖以端凝方正為特征，然而也須傳達出其中的“意”。至于草書，更是講究意的神巧，如索靖《草書狀》云：“蝌蚪鳥篆，類物象形；睿哲變通，意巧滋生。”而這種意蘊，是言詞所難以傳達的。魏晉書論家看到書法較之于繪畫是一種更為抽象、更為玄妙的藝術。因此，鑒賞之難，在于不能達其意境。正如衛恒在《四體書勢》中所指出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在玄學家的“言意之辨”中，“意”指抽象的概念，引入審美領域之后，“意”的內涵發生了變化，從抽象概念變成了審美情思。在書法美學中，“意”作為藝術家主體情思的概念，被廣泛運用。傳為衛夫人的《筆陣圖》云“意前筆后者勝”；王羲之《題筆陣圖后》云：“意在筆前，然后作字”；王僧虔《筆意贊》中所說的“意”，也指書家的審美創作情感。袁昂《古今書評》云“殷鈞書……抗浪甚有意氣”，“鐘繇書意氣密麗”等等，也是說作者體現在作品中的思想情感。這些都說明當時人自覺地將言意理論用來闡發審美創作問題，在書法美學上的“以意論書”觀明顯受到玄學言意之辨的影響。漢魏六朝的以意論書觀，把人的自然本性放在首位，在書法中盡情地表現自我，觀照自我，把主體內在情感的表現作為書法的本體，以人為中心，通過書法這種特殊的藝術形式來表現灑脫的心靈，表現時代的精神風貌。這是書法本體的覺醒，建構了以人自身為中心的審美價值體系。正是由于對“意”闡釋和運用，才使書法藝術逐漸成為一種寫意的、自由表現藝術心靈和民族美感的隱性文化，成為一種用線條結構顯現世界和把握世界的獨特方式。玄學對“意”的理解和闡釋，也深深影響著魏晉的書法創作。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在體現王羲之已趨化境技藝的同時，也成了他書寫時心里流程的最佳寫照。整幅作品，從頭到尾，筆意顧盼，形斷意連，氣韻生動，瀟灑飄逸，真正體現了他面對良辰美景，隨高朋摯友一同飲酒賦詩時所產生的“雖無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的愉悅之情，客觀物象與主觀情思達到了完美的融合。魏晉書法家在書論和書法實踐中強調“意”的表現，“不僅使書法擺脫了模擬物象，向繪畫看齊的困境，也使書法超越了傳達漢字文意的實用功能，進一步劃清了實用書寫與藝術創作、工匠技藝與藝術表現的界限，使書法真正得以按其自身的審美和表現規律創造，成為一種‘人心營構’之象和具有豐富表現力的有意味的藝術形式。”
　　第三、玄學審美情趣在魏晉書法思想中得到充分體現。玄學思想著重于人的內在精神，表現在審美情趣上，則是以人的內在精神來品評人物，把一個人的才情、氣質、格調、風貌、性格、能力等放在首要位置，“不是人的外在的行為節操，而是人的內在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潛在的無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標準和準則，完全適應著門閥士族們的貴族氣派，講求脫俗的風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達出某種內在的、本質的、特殊的、超脫的風貌姿容，才成為人們所欣賞、所評價、所議論、所鼓吹的對象。”在人物的品藻、鑒識理論中，要由外而內地觀察人物的性情才能，從人的外在“形質”去窺探人物的內心、精神、個性等等。“這種對人物‘情性’的考研，由政治品藻轉變為對人的性情、才智、品質的玄學思考。”玄學認為“神”是超越于有限的“形”的一種無限自由的境界，對于形神的討論，深深地影響到魏晉六朝書法美學思想的書法神采觀。如王僧虔在《筆意贊》中所說：“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認為神高于形，袁昂、蕭衍論書也以“神”為上：“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蔡邕骨法洞達，爽爽有神。”(《古今書評》)“蔡邕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古今書人優劣評》)。這種重神輕形，以神為上的論書觀，與當時玄學對形神的探討有著直接的聯系。
　　同時，這種考察更趨于對人物作為個體存在的人格魅力和風韻神采的鑒賞體認，使“風骨”成為魏晉時一個具有獨特美學內涵的范疇，當時人物品鑒經常使用這一概念術語：“羲之風骨清舉也”(《世說新語·賞譽》)，“(孫權)形貌魁偉，骨體不桓，有大貴之表”(《世說新語·容止》)，“祖少士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此人”(《世說新語·賞譽》)。這種以“骨”品人的風氣在書法美學思想中得到不斷地豐富和發展。魏晉六朝書論中以“風骨”論書者俯拾即是。衛夫人“善筆力者多骨”、王羲之“及鐘繇書，骨甚是不輕”，王僧虔“骨豐肉潤，入妙通靈”，袁昂和蕭衍更是以“骨”品評當時書家作品：“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古今書評》)，“王僧虔書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流氣骨。”(《古今書人優劣評》)，“純骨無媚，純肉無力”；“肥瘦相和，骨力相稱”(《觀鐘繇書法十二意》)。玄學的這種以內在精神品評人物的美學思想彌漫于整個時代，形成了時代的審美風尚。基于這樣的接受主體和接受環境，魏晉書家在自身的內在精神和風度氣質上，盡量使自己與時代的審美風尚相一致，講究作品的“氣韻”和“風神”。魏晉書風順應了這樣的審美時尚，并得到審美主體的接受認同。他們的書法作品“如朝霞，如煙云，如清風，如麗水，如春華，如美女的明麗自然之美，是玄學的影照，是人物品藻的回音。”玄學的審美情趣深深影響了魏晉書家的審美取向，在書法美學思想和藝術風格中得到充分的展現。
　　漢魏時期的書法美學思想與道家思想和玄學思潮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缺少了這種影響，漢魏書法美學思想不會取得這樣輝煌的成就，也不會形成具有時代特色的書法藝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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