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普世倫理言說語境的思考

關于當代普世倫理言說語境的思考

　　論文摘要：啟蒙運動開啟的普遍理性主義，走向了一種西方式的現代性“普世主義”倫理價值觀，“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核心價值追求，帶來了現代性的道德危機和價值迷失。種種全球問題的凸現，激發了人們對新的普世倫理的吁求，但只有深層透視普世倫理言說的語境，普世倫理的思考才能真正成為全人類命運的真實關切。

　　普遍理性主義的追求是啟蒙運動的一大產物，由啟蒙運動開啟的西方普遍理性主義，造就了人類深信自身不斷進步的神話，科技的更新為人類帶來富足的物質和精神享受，更加深了人類以為自身是在不斷發展的感覺，理性成了至上的原則，人亦成為“世界的主人”。然而，現代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圖景——現代性亦潛伏著嚴重的生存危機與道德價值的迷失。上世紀90年代，德國神學家孔漢思在《全球倫理》中，首先從宗教角度發出了普世倫理的吁求，普世倫理很快地就受到世界各國多學科學者的普遍關注，也成為論爭的焦點與熱點。

　　一、普世倫理的內蘊與論爭

　　按照德國神學家孔漢思在《全球倫理》中界定的普世倫理：“全球倫理，指的是對一些有約束性的價值觀、一些不可取消的標準和人格態度的一種基本共識。”…普世倫理，其實質是一種共識的達成與追求，基于共同的命運的關注，人類在行為規范與價值準則方面的認同與遵照。隨著全球化進程中種種問題的突顯尤其是價值迷失的困頓，迫切要求人類找尋全人類共同遵守的倫理規范與道德準則。

　　雖然上述的普世倫理的思想最早由宗教界提出，但世界各國多學科學者的普遍關注，說明了現代社會的道德價值危機成為整個人類現代性危機的突出表現，這一危機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的現狀，并極大地預制了人類的未來。普世倫理一經提出，人類很快進入了普世倫理何以可能的期待與論爭。一方認為普世倫理可能而必需，但持反對意見的學者認為，普世倫理因無可能而沒有未來。論爭的背后，實為恐懼普世倫理為指稱著理性與自由的價值理想的“西方”所置換的深層擔憂。我國學者指出，“‘全球倫理’企圖成為統攝全人類所有領域的價值權威，這是落后于現代性的前現代方案。不管在何種意義上，它都不是‘后現代星群’中的一顆新星”圓，這一質疑無疑典型地透露著對普世倫理的擔憂與提醒。

　　普世倫理作為對全人類命運的真實關切，對真實人性回歸的期待以及對人類和諧的未來的謀劃，其終極意義在于人類對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深層思考。文藝復興以來的，對這一問題的人文回答，并未終結問題的答案，啟蒙運動通過對理性的高揚而再次對這一問題進行求解，但現時代的人似乎不再滿足于理性的回答，尤其是伴隨著現代性的困境的一再生成而不斷地發問與自省。普世倫理，歸根到底立足于人如何理解生活世界(這一世界并不僅僅局限于個人與人類)的價值，以及人和存在的關系。西方“自我意識”思維的歷史定式的生成，造就了一切以西方為主體、非西方為客體的“自我與他人”的辯證沖突，這一普世倫理構建的最大障礙，非西方民族無論從精神還是器物層面的負隅頑抗，稍不留神往往又陷入東西方思維定式的陷阱。因此，認清西方式現代性的價值迷失成為反思與開啟普世倫理的首要任務。

　　二、普世倫理的深層障礙

　　一方面，西方普遍主義的“現代性”遮蔽了對全人類命運的真實關切。“現代”在發生學意義上是指區別于過去的現在，與現代社會伴生的“現代性”立足于對舊的神圣世界的掙脫，致力于新的自主理性世界的構建，自產生之日起就帶著生成性的色彩，因此，現代性的概念一直難以清晰界定，“現代性”至今仍在辯證地否定、肯定與生成，“現代性的標志是沖突，它有待于被敘事，而不是被定義”131o在啟蒙時代，人類相信依托理性的力量可驅散遮蔽著人類的無知與迷信，人們從此即可獲得道德和精神的改善與進步，從而生活得更加幸福。從此，理性的進步統領了一切，然而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進步，并沒有化解人類所有的難題，反而置人類于新的困難與新的危機之中。例如，人口的急劇膨脹，自然資源的耗竭，生態平衡的破壞等等，科技這一雙刃劍無情破滅了人類依托技術理性獲取自由與解放的渴望，如海德格爾所言，人借助技術理性從物理學的強制中擺脫出來，卻沒有獲得自身的完全解放，而是陷入了一種難以名狀的困境中。在理性變異所導致的科學主義和普遍主義的引領下，歷史合目的性成為現代性的世俗注解。這種功利主義的現代性帶來的是人對自然的無盡索取，資本的無限擴張，政治領域科層制的僵化，生產領域機器對人的占有，以及消費觀念對人的創造能力的壓制等等。人類終于在自身造就的貌似“進步”的神話的重負下喘不過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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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現代生活和現代社會向“俗務的實踐性退卻，同時伴隨著觀念領域的世俗化退卻”腳。人類自我中心主義帶來了現代性道德價值的迷失。概言之，時空置換為虛無，主體置換為個體，共生置換為主宰，權利置換為物欲。詩人艾略特“我用咖啡勺一勺一勺量走了一生”，道出了現代時間經驗的空洞性、機械性、虛無性的恐懼。人類在生存意義面前迷失。“人的出現，在近代以兩種實踐形式同時發生，一方面是擺脫教會的繩索，一方面是對自然的主宰”【引，現代性的一個主要哲學特征是把人放在世界的中心，人成了萬物尺度，這與中世紀盛行的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恰好相反，人成為“主體”，成為一切知識的源泉，萬事萬物的主宰，發生的一切必須以人為參照。人與自然的共生被置換成人為自然立法，自然從人類賴以生存的根基轉變為被征服、被控制的對象。唯智主義的追求遮蔽了人類觀望自然的價值、權利的視野。古希臘形成的“知識即美德”轉換成“知識就是力量”，知識與德性已然分離，“凡人的幸福”膨脹為“想與上帝齊驅并駕的普羅米修斯式的欲望”，人們僅僅滿足于自己的理性能力，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理性可以洞悉自然的一切奧秘，人們的自大進一步延伸為聰明的“理性”生活與醉心于私人利益的算計。當“自然法被改寫成人的自然權利”、“政制……不是符合德性和正義這一古代的最高的自然要求，與身體相關的自然權利取代了超驗的善、正義和德性成為政治社會的基礎和標準。”當“權利歷史性地突破了先前自然秩序的障礙，而獲得絕對的膨脹的自主”，人們日益沉溺于無限膨脹的物欲中，正義、人格、良知等屬于人的神圣的東西El益成為追求名利的手段，權利和地位也日益成為、墮落的象征。

　　三、普世倫理的言說前提

　　誠如法國學者施懷哲所言，只有當我們再度獲得一個強大而有價值的世界觀，并且在其中找到強大而有價值的信念，我們才能再度擁有產生新文明的能力。普世倫理的價值觀念本身并不是由“西方”壟斷，更不能由“西方所界定”，它只能是一個共享的、開放的、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話語空間和主體交往空間，只有把自我與他人同時視為生活世界的參與者，非西方國家才能作為世界歷史的主體，(而非僅僅是客體)，避免簡單化的“普遍與特殊”、“自我與他人”“主觀與客觀”的對立，從而在一種辯證思維中，在一種新的比較的視野里，在一種新的普遍性概念層面上把握全球的問題。

　　(一)共生的整體：普世倫理的現實根基

　　人類對無限的追求應該表現為對終極實在的理解和敬畏，并進而表現為對德性和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羅馬俱樂部報告指出，人類目前突然面臨的人口危機、環境危機、糧食危機、能源危機等等，是一場全球性危機。與過去的自然災害不同的地方在于，現在的危機是人為的，人類首先要轉變自己的價值觀念，梅羅薩維奇等人指出，要發展一種“新的全球倫理學”，包括：發展一種世界意識，使每個人都認識到自己是世界大家族的一員；發展一種使用物質資源的倫理學，使人們不以浪費和丟棄為榮；發展一種對待自然的新態度，其基礎是與自然協調而不是征服自然；人類為生存下去，養成一種與后代休戚與共的習慣，并準備以犧牲自己的當前利益去換取后代的利益。在此意義上，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與西方中心主義并不是貶低人的尊嚴和地位，而是要求各物各顯其本性。對西方式現代性加以拆解、修復與顛覆的各種消解手段，如若依舊背離人類作為共生的整體，無視人類共生的需求，最終將無益于問題的解決，而只能是在普遍倫理面具下重蹈實踐狹隘道德觀念的覆轍。

　　(二)共生的需求：普世倫理的言說前提

　　誠然，在多元倫理文化背景下，開啟普世倫理存在著很大的困難，道德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的處理始終是問題的關鍵，也是實現普世倫理的方法性難題。中西倫理有其生成的特定社會文化傳統與歷史背景，而形成迥然相異的特點，例如，中國倫理的著力點是對社會的適應，西方倫理則側重于對社會的改造。但在開放的視閾下，統一并非絕然排斥差異，相反，差異的統一來自于多元價值、多重聲音的對話與共識，這一對話與共識的達成取決于共生的需求，“只有在一個有限的范圍內我們能夠談一個普遍的道德，亦即，就所有人的本性和生活條件中都存在著某些基本的相似而言，就健康的生活將要求某些普遍確實的基本條件而言。”這一共生的共同需求決定了不同文化間有著對話的基礎與可能，不同文化傳統的真正融合開始于相互理解，真正的相互理解才能產生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平等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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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性的批判視野，使人類文明重新審視存在本身與生命意義，在一個日益縮小的地球和日益擴大的人類交往范圍內，共同面對這一變化歷程所帶來的“同”與“異”、“分”與“合”、“存”與“亡”、“興”與“衰”，為此，普世倫理需要關注視閾的轉換，既需要西方的自識同時也需要非西方的自我認同；既需要把他已視界由對立轉為融合；更需要把普遍特殊由對抗化為共謀。只有在這一普遍與特殊的辯證視野下，才能在多元道德文化譜系開啟普世倫理的言說，讓對于普世倫理的思考真正成為全人類命運的真實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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