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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羅蒂對基礎主義的批判
[摘要]羅蒂認為，傳統西方哲學是一種以認識論為核心的“鏡式哲學”，其基本特征都是把人心看作一面能反映外界實在的鏡子，知識就是心靈反映實在所獲得的準確表象。從理性的心到內在世界的心，“鏡式哲學”的經典模式是柏拉圖的理念論——笛卡爾的第一哲學原理——康德的先驗哲學；20世紀出現的分析哲學和現象學，則分別以“語言分析”和“本質”的鏡子取代心靈的鏡子去再現經驗世界。羅蒂批判了這一自柏拉圖以來的認識論傳統，同而也批判了這個傳統所具有的表象主義、本質主義和二元主義，即基礎主義。[關鍵詞]理查德·羅蒂；“鏡式哲學”；基礎主義
理查德·羅蒂(Richard M．Rorty)(1931～2007)，是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思想家，也是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要代表之一，其思想核心是后哲學文化觀，其理論依據是新實用主義。羅蒂認為，傳統哲學是一種“鏡式哲學”，這種觀點強調哲學是各文化部門的基礎和各學科的法官，而實用主義則是一種無鏡哲學，其本質是反基礎主義的。以實用主義作為理論基礎，羅蒂的后哲學文化是一種無主導、無中心、無根基的文化，其基本特征更是反基礎主義的。因此，作為羅蒂思想核心的后哲學文化觀，其邏輯起點首先是對傳統“鏡式哲學”的批判。
羅蒂認為，傳統西方哲學是一種以認識論為核心的“鏡式哲學”，其基本特征是把人心看作一面能反映外界實在的鏡子，知識就是心靈反映實在所獲得的準確表象，知識因此成為一項“再現活動”，哲學因此成為一門“再現表象”的理論；根據“再現”的準確程度，哲學這門理論將文化劃分為較好地和較差地再現現實的諸領域，以及根本不再現現實的諸領域；要得到知識，就要去占有準確的表象，因為這是獲得知識、占有真理的唯一途徑。羅蒂認為，這個傳統哲學的經典模式是柏拉圖的理念論——笛卡爾的第一哲學原理——康德的先驗哲學。由此，它不僅規定了西方哲學傳統的方法論原則，而且滋生了西方哲學的主題。哲學旨在建立一個永恒的和非歷史的知識框架，為人類的思想文化活動提供基礎和秩序。20世紀出現的分析哲學和現象學，盡管對傳統哲學進行了批判，但仍擺脫不了“鏡式哲學”的隱喻，只不過分別以“語言分析”和“本質”的鏡子取代心靈的鏡子去再現經驗世界。總之，羅蒂對這一自柏拉圖以來的認識論傳統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同而也批判了這個傳統所具有的表象主義、本質主義和二元主義，即基礎主義。
一、人心之鏡一從理性的心到內在世界的心
西方哲學自誕生之日起就一直致力于探尋萬事萬物的源、根，一切事物、一切現象的最終原因和絕對真理。古希臘哲人熱衷于從形形色色的具體事物中尋找某種一般的普遍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隱藏在具體事物背后的本質，是事物成為事物的原因，是真正的實在。正是人類的這種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學的傾向，產生了有關理性的本質的問題，即把握普遍項的“心”的問題。作為普遍項知識把握者的心在古希臘柏拉圖那里，可以等同于理性、努斯以及靈魂，它是某種不同于身體的東西、非物質的東西，并且具有獨立于身體去存在的能力，更進一步說，是被看成是“區別于人與獸的東西”。這一理性的心有別于近代哲學笛卡爾、洛克其人的更加精致化的意識的心(這將在稍后詳述)。但不管是理性的心還是意識的心，都是作為自然之鏡去映現外在的世界。以知識論為核心的哲學所要做的則是不斷審視、修理和磨光這面人心的鏡子，以獲得更準確的表象，來牢固奠定知識的基礎，并維護哲學的“文化之王”的地位，即能夠賦予其他學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地位。
柏拉圖的哲學旨在通過理性之心去把握永恒不變的理念，即變動不居的外在世界背后的那個本質、普遍項，從而勾勒出一幅知識等級秩序的圖畫。只有完美而永恒的理念給予我們知識，而變化無常的世界只能給予我們意見；而把握理念獲得真正的知識只能通過心的眼睛而不是身體的眼睛。因為，“心的眼睛”是“較完美知識的不可逃避的模型”。由此，柏拉圖開啟了哲學是關于再現表象的理論觀念。它的基本前提是原型和摹本、理念和表象的劃分，以及只有理性之心才能對前者進行把握，而占有準確的表象就是獲得知識、占有真理的唯一途徑。
總之，作為普遍項把握者的理性之心暗含了這樣的隱喻：
通過把普遍項內在化來認知普遍真理的隱喻，正如身體的眼睛通過把個別項的顏色和形態內在化來認識個別項一樣，一旦被提了出來，就會足夠有力地成為農夫相信影中有生命的思想替代物。靈魂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靈魂作者作為‘因能思考共相而非物質’的東西，始終是西方哲學家兩千多年來對‘為什么人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問題的回答。
作為人的理性與特性，把握普遍項的心在古希臘哲人那里突顯了某個一般人無從接近的并有可能懷疑其存在的基礎領域——“實在”的領域。古希臘哲人雖然還沒有提出身心問題并與這個基礎領域聯系起來，但卻奏響了這一工作的序曲。真正將心靈作為自然的一面鏡子，從而將基礎奠立在主觀對客觀的準確表象或主觀內部的“先驗結構”上，是從近代哲學才開始的。笛卡爾首次將“心”作為一個獨立的非廣延的實體分離出來，并與外部世界的廣延的實體相對立。與“理性的心”相比，“按照笛卡爾的理解(它成為‘近代’認識論的基礎)，是表象存在于‘心中’。內在的眼睛監視這些表象，希望發現某些跡象可證明表象的忠實性”，它的“新穎之處是有關一個單獨的內在空間概念”。由此，笛卡爾把希臘哲人的“理性的心”轉變為“內在世界的心”，這種心身區別是“在意識與非意識之間的區別”，他把知識的基礎首次奠定在心與外在客體的關系上，它的可靠性保證則來自這個心的“明晰知覺”、“不可懷疑性”以及它的先天原則。笛卡爾的這一思維方式影響了洛克，使得洛克首次明確而詳細地分析了此“心”的過程，“感覺”到“觀念”的過程，分析了“心”作為一面鏡子，如何映現外部世界的過程。而從感覺經驗中尋找知識的基礎，正是從洛克開始的。“自洛克的經驗主義開始，基礎主義的認識論于是作為哲學的標準形式出現了。”
然而，此時的哲學家對基礎的認識卻是很不同的。雖然笛卡爾奠定了在心與物的關系中尋找認識的基礎，但先天理性和感覺經驗哪個作為知識的基礎更為牢固可靠，哲學家對此卻各有說法，莫衷一是。直到康德提出了“先天綜合判斷”，把知識的性質和起源不是看作尋求對于外在客體的準確表象，而是轉以綜合“概念”和“直觀”這兩類表象，通過“概念”的“先天范疇”來保證經驗認知活動的可靠性，才仿佛確保了“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知識基礎的概念。如果說哲學在笛卡爾那里并未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仍然是為在與神學的斗爭中維護科學的合法性服務的話，那么，哲學獲得專業化的身份乃是在康德那里，由“哲學與科學之間的近代區分得以成立”的。“得以成立”的條件是“哲學的核心是‘知識論’，它是一種不同于各門學科的理論，因為它是各門學科的基礎”。“康德設法把舊的哲學概念一形而上學是‘科學的皇后’，因為它關心的是普遍、最少物質性的問題——改造為一種‘最基本的’學科概念，即哲學不是一門基礎的學科。哲學的首要性不再是由于其‘最高的’位置。而是由于‘基層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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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希臘人開創的追求絕對的思維方式是西方哲學甚至整個西方文化的一種長期占支配地位的傳統，它是與人區別于獸的特性和理性聯系起來的。它是人的“理性的心”去把握“普遍項”的自然傾向所導致的“本質主義”和“絕對主義”(在當代西方哲學家看來)，其典型便是柏拉圖主義。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哲學家們由外在的理性之心回到內在世界之心一從人的自身認識能力一去探求知識的確定性根據、自然科學的可靠基礎。這與對本原、本質、絕對的追求一脈相承。它開始于笛卡爾，完成于康德。這種知識基礎觀，以“認識論”為核心的哲學，又是以心和物分裂為兩個絕對獨立的實體為前提的。在這里，認識的主觀方面——主體、心靈、思維、精神和意識，與認識的客觀方面——客體、對象、物質、自然，是絕然分開的；并且把外在的客觀世界看作一個靜態的對象去把握，探討主體究竟如何達到對客體的認識；心靈對對象的知識(認識)是一種表象，人心猶如一面“巨大的鏡子”，去映照外在世界，在心中構成知識的表象。這就是當代西方哲學家所稱的“基礎主義”、“表象主義”和“二元論”等等，其中笛卡爾主義和康德主義則是其典型代表。從理性的心到內在世界的心，從柏拉圖到笛卡爾、康德，發端于古希臘的西方傳統哲學，一直是以追求知識基礎論，追求最終的實在、永恒的最高的真善美為對象和目標的。這種“鏡式哲學”在羅蒂看來是“大寫的哲學”。相應地來說，它旨在追求一種永恒的真理，一種獨立于歷史和社會環境之外的，適合于一切文化的中性的永久的構架，在這里，哲學扮演著“文化之王”和各種知識主張的最終裁決者的角色。
二、語言之鏡一“鏡式哲學”的新變種
康德之后，西方哲學沿著康德哲學的兩個新變種分析哲學和現象學的方向獲得了新的發展，它們在根本上仍然沒有擺脫古典哲學的“基礎主義”、“表象主義”的支配。
分析哲學通過用語言分析(或邏輯分析)來獲得關于世界邏輯構造的精確表象，用語言之鏡代替“心靈之鏡”去再現經驗世界；現象學則通過邏輯還原和本質還原來獲得可靠的表象。盡管在19世紀末20世紀之初，有一批哲學家，如美國的詹姆士和杜威，法國的柏格森，德國的尼采和狄爾泰等人對“符合真理說”和“精確表象論”進行過徹底的批判，他們反對以康德的方式談論哲學，主張哲學“離棄認識論，離棄對確定性、結構和嚴格性的尋求，以及離棄使自身成為理性法庭的企圖”。但是好景不長，當哲學能夠以追求一種“游戲精神”從而樹立起一種嶄新的文化形象時，以認識論為中心的傳統“鏡式哲學”卻在“數理邏輯”那里找到了避風港。仍有大量的哲學家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在繼續從事著大寫的哲學，他們通過發現一些新的特殊表象來挽救傳統哲學的危機，繼續把哲學研究當作一項嚴肅的事業來追求。在羅蒂看來，這一典型代表人物便是胡塞爾和羅素。“為找到某種必然為真的東西的需要所驅使，羅素發現了‘邏輯形式’，而胡塞爾發現了‘本質’……對這些特殊表象的發現，再一次開始了對嚴肅性、純粹性和嚴格性的追求。”
事實上，羅蒂在1967年出版的《語言學的轉向》這部著作中就已經提出：“語言學的轉向”并不是擺脫傳統認識論困境的正確選擇。羅蒂認為：“發源于羅素和弗雷格的這種語言分析哲學，同胡塞爾的現象學一樣，還是一種使哲學占據康德曾希望去占據它的那個位置的企圖。它仍然保持著康德的哲學圖畫，為知識論的探索提供一種永恒的構架。”20世紀60年代以來，語言哲學以實在論和反實在論的形式仍然繼續著一種為整個文化提供基礎的傳統哲學問題的爭論，實在論者和反實在論者都確信透過意義理論的探討可以為未來的哲學、科學、宗教、詩歌和道德提供基礎。由此可見，他們沿襲的仍然是基礎主義和再現論的老路線。如果說近代認識論哲學是通過理解我們的心靈來尋找發現真理的正確方法，那么在語言哲學中間，達到真理的正確方法則被想象在語言中，語言被當作是普遍適用的認識圖式。用語言哲學取代“心的哲學”，不過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
綜上所述，羅蒂通過揭示傳統西方哲學其“鏡式哲學”的隱喻，和對自柏拉圖以來的認識論哲學傳統的清算，深刻批判了隱藏在其背后的基礎主義，打破了傳統哲學要充當文化之王，構建“理性法庭”的企圖；為羅蒂復興無鏡的實用主義，建立無主導、無中心、無根基的后哲學文化開辟了道路。羅蒂所倡導的反基礎主義，是當代西方哲學發展中一個重要環節，它預示著人類社會開始進入一個無本質的、多元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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