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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西方大眾文化研究視角的轉換
[論文關鍵詞]大眾文化；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伯明翰學派[論文摘要]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大眾文化研究的視角截然不同。20世紀30一5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占據主導地位。進入到20世紀70年代后，主張“文化主義”的伯明翰學派在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上，經歷了從“批判”到“理解”的視角轉換過程。
西方大眾文化是2O世紀初期在美國伴隨著大眾媒介的日漸發達而最早興起的一種文化形式，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漸蔓延至歐洲大陸乃至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西方大眾文化始終是學者關注的重要領域，但目前對其概念尚沒有達成共識。一般來說，大眾文化是指在現代商品社會中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以現代都市大眾為對象的文化形態，是一種帶有濃厚商業色彩的、注重滿足人們感性娛樂的文化。和其他文化相比較，大眾文化具有娛樂性、商業性、世俗性、技術性等特征，并且已經影響到現代都市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
西方大眾文化研究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該研究領域也發生了諸多變化，產生了不同流派。一是興起于20世紀30—40年代的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該學派對大眾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史上的所謂法蘭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眾文化概念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二是伯明翰學派，以威廉姆斯、霍爾等人為代表，對以往有關意識形態的經典論述進行了批判和分析，借此對大眾媒體與國家、個人的關系，消費與意識形態的關系等問題作了新的探討和闡釋，提出了新的理論。本文將著力分析兩大學派對大眾文化的理論觀點，梳理西方大眾文化的批判轉向。
一、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
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大眾文化主要是指20世紀30一6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一種新型文化現象。為了躲避納粹的迫害及其對國內學術界的禁錮，1935年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研究機構的“社會研究所”遷往美國加州。在當時許多歐洲學者的眼中，美國是文化自由生存的最好空間。然而隨著對美國大眾文化的深入，他們漸漸發現，歐洲法西斯的高壓統治，在美國以另外一種和緩的強求一致的方式進行著，這種高壓在文化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基于此，到了40年代中后期，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重心轉向對美國大眾文化的研究。
在早期法蘭克福學派中，阿多諾是最早將眼光投注到大眾文化的人，他“最早把大眾文化和高等文化同時納入到現代文化的理論研究視野”。1947年，他和霍克海默在阿姆斯特丹一起出版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經典著作《啟蒙時期辯證法》，其中“文化工業：作為欺騙受眾的啟蒙”一章是社會批評學派對大眾文化發出的第一記重炮，不僅奠定了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尤其是媒介文化批判的基調，而且“文化工業”一詞也成為傳播學批判學派在論戰中最廣泛使用的詞匯之一。
“文化工業”是阿多諾自創的，后來，在《文化工業再思考》一文中，他談到：“1947年，我們的原稿中用的是‘大眾文化’(popularculture)，后來我們決定用‘文化工業’取代它，因為大眾文化和它字面上鼓吹的涵義是有所區別的。大眾文化一詞總讓人誤解為文化是從‘大眾’中產生的，而事實上它只是在大眾中自發產生的類似文化的東西，是流行藝術的短期的表現形式。在這個意義上，必須用‘文化工業’一詞來與‘大眾文化’劃清界限。”
對于“文化工業”這個概念，法蘭克福學派從多個角度進行了解釋。
第一，“文化工業”時代是一個文化淪落為商品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文化工業”的產品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都是嚴格按照商品的操作模式運行的，“文化工業”的主控者揣摩大眾(即消費者)的心理，根據不同的消費需求對文化產品在生產環節上進行不同的設計加工。為了獲得最大利潤，借助于生產技術的不斷革新，文化產品的生產分工越來越細致，這就是“文化工業”中所謂的“管理”。文化產品的生產目的是為了與其他商品交換。文化產品的價值由其所能實現的價值即交換價值來決定，而不再取決于他們自身的特殊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工業生產體系中生產出來的文化產品，具備一切大批量生產和銷售產品的特點：商品性、標準型和批發性。“文化工業”里“工業”一詞指的就是文化本身的標準化。文化工業的整體運作將利益動機赤裸裸地編織到文化市場中，但卻假以“文化”的標簽在文化市場販賣。這些文化形式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為生產者謀取銀兩，具備了商品的一切品質。在阿多諾等人看來，這類文化產品偏離了正常的文化軌道，它以大眾消費為對象，以現代傳播媒介為手段，一步步趨向物化，直到淪為純粹的商品。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在“文化工業”時代，文化產品不是由“大眾”自發產生，而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在大眾文化的包裝下，大批量生產批發到人們生活中的精神麻醉劑。
第二，“文化工業”的文化產品具備隱蔽的欺騙性，這是一般商品所不具有的特質。“文化工業”利用新技術重新加工耳熟能詳的舊有的文化形式。它對大眾的需求體貼入微，根據大眾的消費小心翼翼地為他們量身定做適合口味的文化產品。盡管并不遮掩對“利益”的追求，但表現出溫情脈脈。阿多諾等人分析了“文化工業”欺騙大眾的手段：首先，它聲稱為了讓上億人平等地享受文化工業的產品，一定的重復是必須的。而數額有限的文化產品生產中心與為數眾多且需求不一的消費數額之間的矛盾使得有組織地計劃和管理文化的生產過程成為必然且合理的選擇。然后，它以貌似的自由代替不自由，以“快感”麻痹人們思考的神經。阿多諾說：“文化工業的面貌是一個混合體，一方面是流水作業，具有如照片一樣的精確和硬度，另一方面是個人主義的殘余，多愁善感和早已理性地安排好的浪漫主義。”
“文化工業”的生產原則是：制造最能打動人的，即使它是一個騙局。“文化工業”信奉的信念是：大眾社會不需要文化，只需要娛樂，娛樂行業提供消費品就是為了讓社會享用。“文化工業”表面的華麗與熱鬧掩飾了它的陰謀。它“用令人興高采烈的預購，來代替現實中禁欲的痛苦”。隱私是大眾文化的賣點，情感成為談論的話題。在大眾文化中，人最終被文化工業異化和同質化，成為一個個原子。植根西方文明發祥地歐洲，哲學思辨和社會批判的思想模式深深植入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中。他們始終站在思想精英的立場上對大眾文化進行鞭辟入里的批判：在“文化工業”時代，人們真正值得驕傲的理性被“技術理性”所取代，從而越來越脫離人類自然本質，而人們津津樂道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則是種種異化的集合體，人已經變成了缺乏內省和批判意識，缺乏創造力、進取欲望的“單向度的人”。
二、伯明翰學派：從“批判”到“理解”
20世紀50年代是西方大眾文化研究的轉折點。這個時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幾乎進入了高度發達的階段，市場高度完善、資本走向國際化，福利制度和物質生產的豐富在技術上消滅了饑餓和貧困，工業制造和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對物質世界的支配和利用達到了前所末有的地步，物質流通和信息傳播滲透到世界的每個角落，物質的豐富和制度的彌補消解了過去社會中的主要沖突形式。與這樣的時代相呼應，后現代文化形式誕生了。
20世紀5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后現代社會文化狀況使得討論“大眾文化”的歷史語境發生了根本轉變。這體現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面臨“批判”的尷尬。此時人們會發現，過去所說的“大眾文化”就是這個時代的文化，文化徹底走出了“象牙塔”。正是基于這種情況，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術界對“大眾文化”的研究視角發生了轉變，即從20世紀上半葉的“批判”視角轉向了“理解”的視角，從徹底的否定轉向了接受和融合。在理解和接受的立場中，頗有代表性的是以威廉姆斯、霍爾等人為代表的伯明翰學派。
伯明翰學派是指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以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圖爾特·霍爾為代表人物，他們主要從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方面展開研究，建議將傳播活動同文化現象聯系起來考察，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該中心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實踐和文化機構及其與社會和社會變遷的關系。”可以說，伯明翰學派引領了大眾文化研究的一代新風，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學術視野和研究范式。
伯明翰學派與法蘭克福學派著眼于大眾文化的“異化”不同，他們的研究更加關注文化與意義的關系，強調大眾文化的“能動”，認為在大眾文化活動中，大眾不只是在消費文化商品，也是在利用和改造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不只是大眾消費、接受的對象，更是大眾可以利用的文化資源和材料。大眾對文化資源的選擇、利用以及利用的程度，體現了大眾在文化活動中的積極能動性。
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伯明翰學派的代表人物霍爾引入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將“文化”的概念從威廉姆斯的“整體的生活方式”改造成“各種意識形態的斗爭領域”。霍爾把大眾文化看作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與工人階級意識形態對抗、談判的領域。并進一步指出，大眾對大眾文化的解碼、接受本身是一個復雜、多樣、異質的過程，其中既包含意識形態結構對大眾傳媒意義的編碼的介入和作用，也包含受眾在解碼過程中對結構的抵抗和解構。然而，大眾接受和欣賞大眾文化，其過程并不完全取決于大眾文化的經濟本質和政本．其結果也并不一定是大眾對大眾文化、對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完全認同，從而接受其意識形態的控制。
三、結語
兩方大眾文化研究視角從法蘭克福學派到伯明翰學派經歷了從“批判”到“理解”的轉換。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大眾文化缺乏精英文化的那種批判維度，也缺乏對現存社會秩序進行否定的維度，而且大眾文化在無聲無息中施行著一種全面的文化控制。他們認為大眾文化具有騙性、操縱性，大眾文化并不是大眾的文化，而是資本主義文化業的產物。
伯明翰學派最大的批判價值在于借助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強調大眾面對大眾文化時批判性接受的主體能力，從而扭轉了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主體性的偏見，這樣統治階級的意志不再自然延伸到文本生產領域，各種聲音可以在文本中進行平等的對話和交鋒。這正體現了伯明翰學派的民主與人本的思想：弱勢群體可以經過意識形態的斗爭發言，從而到達政治與社會實踐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伯明翰學派完成了對法蘭克福學派“無望的救贖”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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